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掌控大众社会的制度趋势是一种非个人的漂移，但剩余的公众也会显露更加“个人化”和有意的力量。随着民主决策政治基础的扩宽，以及可用的大众说服方式的增加，代表民意的公众已经成为被集中控制、管理、操纵以及不断被恐吓的对象。
在政治、军事、经济领域中，权力在大众的质疑面前都在不同程度上变得不稳定，因此，提意见就变成一种可被接受的谋求权力的手段。有财产者和受过教育的人组成的少数选民被全体选举权和不断加强的投票竞选活动所取代。18世纪的小规模职业军队被应征士兵组成的大众军队以及民族主义情感所取代。小商店被大批量生产工业以及全国性的广告所取代。
在制度的规模变得更大和更集中的过程中，意见领袖的努力范围和强度也变得更大更集中。实际上，提供意见的方法在范围和效率上都是与抚育现代大众社会的其他规模更大的机构旗鼓相当的。因此，除了他们不断扩大和集中的行政管理、剥夺和暴力手段外，现代精英加入了他们控制的、历史上独特的心灵管理和操控工具，其中就包括普及义务教育和大众传播媒体。
早期的观察者们相信，正式传播手段在范围和量上的增加将能够扩大和推动主要大众。在这种乐观主义观点中（存在于出现无线电、电视和电影前的书写时代），正式媒体仅仅被理解成是增加了个人讨论的范围和速度。查尔斯·库利（Charles Cooley）曾写到，现代条件“无限地扩大了观念之间的竞争，那些曾因缺乏对比而持久存在的任何事物都有可能消失，因为对做出选择的人来说，真正令人舒畅的事情就会得到进一步的珍视与强化”。他还对本地群落传统共识的解体而感到高兴。他认为新的传播方式能促进经典民主的对话动态，并且通过它促进理性和自由个性的成长。
没有人能真正知道大众媒体的所有功能，因为从整体上看，这些功能可能很普遍和微妙，使它们无法被现在可用的社会研究方式捕捉到。但我们现在的确有理由相信，在一个近似大众的社会中，这些媒体更多的是有助于将主要大众改造成媒体市场，而不是帮助扩大和推动主要大众的讨论。我指的不仅是发布意见者与接收者的比率，以及不断降低的回复机会；我也不是仅仅指我们的感觉器官在这些媒体现在为吸引谁的“注意力”而竞争方面所表现出的平庸化和墨守成规。我指的是媒体造成的某种心理无知，它有多种表达方式：
1．在我们认为自己所知道的世界社会现实中，只有很少的内容是我们直接发现的。“我们头脑中的画面”大部分都是从这些媒体中获得的，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们经常并不真正相信我们看到的东西，直到我们在报纸上读到它，或者在广播中听到它。媒体不仅给我们提供信息，它们还操纵我们。我们关于盲从的标准、我们关于真实的标准都往往是由这些媒体设定的，而不是源自我们自己零碎的经历。
因此，即便个体对事件有直接和亲身的经历，这种经历也不是真正直接和主要的：它是在成规中整理出来的。要想根除这些成规，从而让个体能用一种非成规的方式对事物有全新认识，就需要较长和熟练的训练。例如，有人可能假设，如果所有人都经历过一次萧条，那么他们就都有“体验”，因此就这个经历来说，人们就都能揭穿、拒绝或至少反思媒体关于萧条的内容。但如果它想在观点形成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那么就必须对关于这种结构性转换的经历进行整理和解读。
简言之，可以作为抵抗大众媒体的一个基础的体验，它并不是关于原始事件的一种体验，而是对事件意义的体验。如果我们想认真地使用体验这个词的话，就必须对体验进行解读。并且这种体验的能力是通过社会植入的。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个体不会相信自己的体验，直到别人或媒体对它进行了确认。通常，如果这种直接接触破坏了个体已有的忠诚和信仰的话，那么它就是不能被接受的。
关于忠诚的看法构成特定象征和标志的信念和感觉的基础，它们是人们认识社会世界的方法，也是人们构建对于事件的具体意见和观点的依据。它们是以前经历的产物，它们会影响现在和将来的体验。不用说，人们常常不会意识到这些忠诚，并且人们也常常无法明确地将它们表达出来。但这些普遍的成见能让具体意见根据它们的情感亲密度以及它们缓解焦虑的方式而被接受或拒绝，而不是根据逻辑一致性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接受观点就是在无须思考的情况下获得关于自身正确性的良好的可靠感觉。当思想成规与具体意见用这种方式连接到一起时，忠诚度和信念不一致时所产生的那种焦虑就会降低。这种观念会使人愿意接受一个给定的底线，无须从情绪上或理性上克服对给定原则的抵触。
这些更深处的信念和情感是某种透镜，人们通过它们能体验自己的世界。它们有力地决定了人们对具体意见是接受还是拒绝，并且它们决定了人们对占主导地位的权威的态度。30年前，沃尔特·李普曼将这种先入为主的信念视为偏见：它们让人无法用适当的方式定义现实。它们现在仍然是偏见。但它们当今经常被视为“好偏见”。虽然它们经常是不充分和有误导性的，但它们在这些方面的程度比不上高层权威和意见制造者们不切实际的现实主义。它们是低层次的常识，并且也是一种抵抗因素。但我们必须承认（尤其是当变化的步伐是如此深入和快速时），这种常识更多是“常见”，而不是“认识”。并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孩子们的“常识”并不是牢固的社会传统的产物，而更多是来自孩子们现在如此充分地接触大众媒体所带来的成规。
2．只要媒体未被完全垄断，个体就可以用一个媒体来对抗另一个媒体。个体可以拿它们进行对比，从而能抵抗其中任何一个媒体所说的内容。媒体之间存在越多真正竞争，个体就越能抵抗控制。但现在情况如何呢？人们是否会对比关于公共事件或政策的报道，从而用一个媒体的内容对抗另一个媒体呢？
答案是：一般没有，很少有人这样做：（1）我们知道，人们会极力倾向于选择那些带有他们已经认同的内容的媒体。这就是根据先入为主的意见来选择新意见。看起来没有人会去搜寻那些可能在其他媒体中找到的反对语句。电台节目、杂志经常有相当始终如一的受众，因此就在这些公众的心里强化了它们的信息。（2）用一个媒体对抗另一个媒体的概念所做的假设是媒体实际上有各种各样的内容。这个概念假设存在真正竞争，但从广泛情况来看这是不真实的。媒体展示出一种明显的多样性和竞争。但近距离看就会发现，它们看起来更多是在一些标准化的议题上进行竞争，而不是在有冲突的问题上。有效提出问题的自由似乎越来越仅限于那些已经有权持续使用这些媒体的少数利益方手中。
3．媒体不仅渗入到我们对外部现实的体验中，它们还进入我们对自我的体验中。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应当是什么以及我们应当看起来是什么的新的身份和新的渴望。在媒体给我们的行为模范中，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组新的、更大的和更灵活的自我评估标准。根据现代的自我理论，我们可能会说，媒体将读者、听众和观众带入了一个更大、更高的参照群体中，其中包括真实的或想象的、近距离的或间接的、自己知道的或随便一瞥到的群体，它们是人们自我印象的镜子。媒体将这些群体成倍增加，而我们则希望根据它们来确认自己的自我形象。
此外，（1）媒体还告诉大众中的人们自己是谁—媒体给人身份；（2）媒体告诉人们自己想要成为什么—媒体给人志向；（3）媒体告诉人们如何实现志向—媒体给人技巧；以及（4）媒体告诉人们如何在自己不是的情况下仍然觉得自己是—媒体给人逃避。身份与志向之间的差距导致技巧和/或逃避。这可能是当今大众媒体的基本心理公式。但作为一个公式，它并不能适应人类的发展。它是关于媒体发明和维持的一个虚假世界的公式。
4．由于它们现在普遍都处于支配地位，所以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经常会蚕食小规模的讨论，并破坏进行理性、从容的人类意见交换的机会。它们是破坏全人类隐私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不仅未能成为一种成功的有教育意义的力量，而且变成了一个有害的力量：它们没有向观众或听众清楚地说明他们个人的紧张和焦虑、难以言表的愤恨以及未完成的希望的广泛来源。媒体既不能使个体超越自己狭隘的环境，也不能澄清自己私下的意图。
媒体提供了很多关于世界动态的信息和新闻，但它们通常并未能使听众或观众真正地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与这些更大的现实联系起来。媒体并未将它们提供的关于公共事务的信息与个体感受到的困难联系起来。它们并未增加对个体紧张问题或者反映在个体身上的社会紧张问题的理性观察。相反，它们通过将个体的注意力固定在那些人造冲突上面，这些冲突是通过暴力行动或所谓幽默的方式而在程序框架中得到解决，从而转移个体的注意力，并掩盖了个体了解自己或个体世界的机会。简言之，对观众来说，问题根本未得到真正的解决。媒体用来分散注意力的主要冲突是想要商品以及未拥有商品之间的矛盾，或者是女性想要美貌以及未拥有美貌之间的矛盾。它们几乎是动画广告和暂缓焦虑的普遍腔调。但它们并未解决任何问题，而且它们也不想解决任何问题。
但现在被组织和操控的媒体并不只是美国转变为大众社会的一个主要原因。它们还是财富和权力精英群体现在控制的、不断增多的权力手段中最重要的一个手段。此外，这些媒体的一些高级代理人要么自身就属于这些精英群体，要么自身是精英群体的重要差役。
在精英旁边或紧靠精英下面，存在宣传者、宣传专家、公共关系人士，他们控制民意的形成，从而使它在计算有效权力、提高声望、增强财富安全的过程中成为一个更加平和的因素。在过去25年中，这些操纵者对他们任务的态度经历了某种辩证过程：
在开始时，存在对大众媒体工作能力的巨大信心。文字能赢得战争或者卖出肥皂，它们能感动人，它们能约束人。20年代的广告人士声称，“对任何话题的任何取向的民意构成限制的只有成本。”意见制造者对媒体作为大众说服者的信任就像相信魔法一样—但只有当公众容易相信他人的时候他们才能认为大众传播是无所不能的。但公众已经不再继续容易相信他人。大众媒体说了如此多和如此言过其实的事情。它们让自己的信息变得庸俗，并且信息之间相互抵消。作为对战时谎言和战后觉醒的一种反应，“宣传恐惧症”并不能有助于解决问题，虽然记忆是短暂的，而且会受到官方失真宣传的影响。对媒体魔力的不信任转变成了意见管理者之间的一句口号。他们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大众说服是不足够的。”
感到挫败时，他们会进行说服；而说服的时候，他们就接受了社会环境原则。为了改变观点和活动，他们告知彼此：我们必须密切关注被管理的人所处的完整环境和生活。除了大众说服，我们必须使用某种个人影响力。我们必须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中以及通过他人、他们的日常同伴、他们信赖的人同他们进行接触：我们必须通过某种“个人”说服来接触他们。我们不能直接出手。我们必须进行操控，而不仅仅是建议或命令。
人们生活的以及对人们施加一种稳定预期的这种生动的、直接的社会环境当然就是我们所说的主要公众。任何了解广告代理商或公关办公室内部情况的人都知道，主要公众仍然是意见制造者们未解决的大问题。从消极方面讲，他们承认社会环境对意见和公众活动产生的影响，这意味着能言善辩的公众会抵制和反射大众媒体的传播。从积极方面讲，这种承认意味着公众并不是由隔绝的个体组成的，相反，组成公众的人不仅有必须要应对的先入为主的观点，而且会以复杂而密切、直接而持续的方式不断影响彼此。
在尝试压制或者转向自己利用那些能言善辩的公众时，意见制造者们会设法让这个公众变为他们观点的一个中继网络。如果意见制造者们有如此多的权力，以至于他们能直接和公开地对主要公众起作用，那么他们就可能变得具备权威。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这种权力，从而不得不采取间接和隐蔽的操作方式，那么他们就将采用操纵者的立场。
权威指的是明确的和多少使人“自愿”服从的权力。操纵是指在不让被影响的人知道的情况下“秘密”地行使权力。在经典民主社会的模型中，操纵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正式权威就存在于公众自身中以及由公众产生或撤销的代表中。在完全独裁的社会中，操纵也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权威被公认为等同于统治机构和他们的代理，并且他们会明确和赤裸裸地使用权威。在极端情况下，他们并不需要通过隐蔽行使权力来获得或保持权力。
当人们拥有集中和任性的权力但又没有权威时，或者他们由于任何原因而不希望公开使用自己的权力时，操纵就成了一个问题。这时候有权力的人会设法在不展示自己强大力量的情况下进行统治。他们其实就是想在没有公开合法性的情况下秘密地进行统治。正是在这种混杂的情况下，以及在当今美国的媒介现实中，操纵成为行使权力的一种主要方式。小圈子中的人在制定决策时，他们需要至少获得那些他们未施加明确权威的无关紧要的人或拒不服从决策的人的批准。所以，这个小圈子就试图操纵这些人，让他们变得乐意接受或很高兴支持做出的决策或意见—或者至少是拒绝可能的反对意见。
权威在形式上存在于“人民之中”，但启动权威的权力实际上则由小圈子中的人把持。这就是为什么标准的操纵策略就是要看起来是人民（或至少是一大群人）“实际上在做决策”。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当存在权威时，能获得权威的人仍然更喜欢秘密和更安静的操纵方式。
但现在的人难道不是受过更多教育吗？为什么不强调教育普及而强调大众媒体增加的影响呢？答案简单来说就是：大众教育在很多方面都已成为另一种大众媒介。
正如这个国家中人们的普遍理解一样，公共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政治性的：就是让公民更加有知识，从而能更好地思考以及判断公共事务。教育功能适时地从政治转到经济：就是培训人们获得薪水更高的工作，从而能取得成功。中学运动尤其是如此，它满足了企业对蓝领技能工人的需求，但付出代价的却是公众。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仅仅是职业教育。至于它的政治任务，在很多学校中，这个任务已经沦为民族主义忠诚度的例行培训。
对在职业生涯中差不多会直接用到的技能进行培训是应该进行的一个重要任务，但这不应被误认为是自由教育：不管在任何层级上，工作进步并不等同于自我发展，但这两者现在却被系统性地混淆了。在各种“技能”中，一些技能与自由教育（即解放教育）的目标的相关性更大些，而一些则更小些。我们不可能像臆想的中立的学术研究让我们假设的那样，轻松地将技能和价值分隔开。并且当我们严肃地谈论自由教育时，它们更是如此。当然，存在一个天平，一头是技能，另一头是价值。但与经典公众最相关的是这个天平的中间范围，人们可能称之为识别力（sensibilities）。
培训某个人如何操作机床或者阅读和书写，这差不多就是技能教育。而唤起人们对自己生命真正愿望的理解，或者与他们讨论禁欲主义（基督徒和人文主义者的生活方式），这些差不多就是一种明显的价值观教育。但是如果要帮助一群人具备能让他们成为真正自由公众中的真正一员所需的这些文化、政治和技术识别力，那么教育就同时是一种技能培训和一种价值观教育。它包括某种在过去用来阐明个人对自我认识的疗法；它包括传授与自我进行争论（我们称之为思考）以及与他人进行争论（我们称之为辩论）的所有技能。并且这种识别力自由教育的最终成果仅仅是一些自我教育、自我培养的男性或女性。
真正公众中有知识的人能够将自己的烦恼转变成为社会问题，从而能了解这些问题与自己群落的相关性以及群落与这些问题的相关性。这些人知道，自己思考或感到的那些个人烦恼常常并不只是自己的烦恼，而是其他人也共同面对的问题，并且它们不是任何一个个体能够解决的，而是只有通过改变自己生活的群组的结构以及有时改变整个社会的结构才能得到解决。
大众中的人被个人烦恼所困扰，但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些问题的真正意义和来源。公众中的人会面对问题，并且他们会意识到问题的意义。自由机构以及接受过自由教育的人需要不断将烦恼转变成问题，并将问题转变为它们对于个体的人类意义。在缺乏深入而广泛的政治辩论的情况下，成人和青少年学校可能就成为只面向这类辩论的舒适框架。在一个公众群落中，自由教育的任务是：保持公众不被压倒；帮助建立不会被压倒的、受过训练的和明智的头脑；帮助形成不会被大众生活负担毁灭的、大胆和明智的个体。但教育实践并未让知识同20世纪处于困难中的人们的人类需要或者公民的社会实践建立直接的关联性。这种公民现在无法看到自身偏见和挫败的根源，也无法对自己以及任何其他事情有清晰的认识。他们并未通过现有社会组织看到想法和才智的失败，并且他们无法胜任现在“智能公民”面对的任务。
教育机构并未完成这些事情，而且除了极个别情况外，它们现在也并未在做这些事情。这些机构仅仅成为职业和社会地位提升的升降机，并且在各个层级上，它们都变得在政治方面非常胆小。此外，在“专业教育家”的手中，很多学校已经开始在按照一种“生活适应”的思想理念运行，这种理念鼓励人们愉快地接受大众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为个人和公众的进步而奋斗。
人们并不怀疑退化的现代教育家们已经调整他们的教育内容和实践的概念以适应大众理念。他们并未有效地宣扬文化水平和智力严谨程度的标准，相反，他们经常要处理职业技巧和“适应生活”的琐事，而这些就是大众的懒散生活。“民主学校”常常意味着智力平庸、职业培训、民族主义忠诚和其他琐事的进一步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