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政客及其平衡社会走向衰落的所有这些趋势都必然对从公众到大众的转变产生影响。相关结构性转变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公众工具的自愿联盟的衰落。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经济、军事和政治制度中的执行官地位的上升降低了所有这些自愿联盟的有效作用，它们本来是在国家和经济之间运行，也在家庭和初始组织中的个体之间起作用的。权力制度并不仅仅是变得规模更大和无法集中，它们同时还在政治上越来越弱，而管理性却越来越强，有组织的公众正是在这种框架巨变中衰落了。
从规模上看，从公众到大众的转向已得到加强，从规模（财产和教育以及性别和年龄）上受到明确限制的政治公众转移到只有公民身份和年龄条件限制的明显扩大的大众。
从组织上来看，这种转向因一种转变而得到加强，也就是从个体及其主要群落转变为作为有组织权力主要单位的自愿联盟和大众政党。
自愿联盟从所起作用的范围来看越来越宽，已无法接近个体。因此，这些联盟跟老旧制度一样丧失了对个体的掌控。随着更多人被卷入到政治舞台，这些联盟在规模上变得更大。并且随着个体权力变得更加依赖于这类大的联盟，他们对个体的影响越来越不可能实现。
大众民主意味着强大和大规模利益团体和自愿联盟之间的斗争，这妨碍了州、企业、军队所做的重大决策，以及个体公民作为公众一员的意愿。由于这些中间层联盟是公民与决策的主要环节，因此公民与这些联盟的关系就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公民只有通过这些联盟才能行使他可能有的权力。
大联盟的成员与领导人之间的隔阂正变得越来越大。一旦某个人成为一个规模足以产生重要影响力的联盟的领导人，那么他就容易失去作为该联盟的一个有效工具的角色。他这样做（1）是为了维持他在自己大联盟中的领导地位；并且他这样做（2）是因为他开始不把自己仅仅视为是他所代表的大联盟的一个代表，而是由他这样的人组成的“一个精英群体”的一员。这些事实反过来导致（3）这个精英群体成员之间在辩论和解决哪些问题以及他们应向各个大联盟的成员展示哪些问题时与公众联盟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因为他们所做的决策必须考虑那些重要的其他精英。
发言者与听众之间、权力与公众之间的隔阂更多的是导致了代言人法则，而不是任何寡头政治铁律：随着施压团体的扩张，它们的领导者开始整理他们所“代表”的意见。所以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选举成了两个巨大和难以驾驭的政党之间的竞争，而个人则真的感觉到自己无法影响到任何一个政党，并且两个政党都无法赢得在心理上令人敬佩或在政治上有决定性作用的大多数。政党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与其他公众联盟一样有相同的通用形式。
当我们说群体中的人没有任何政治归属感时，我们头脑中会有了一个政治事实，而不仅仅是一种感觉类型。我们考虑的是（1）某种归属方式（2）某种组织类型。
1．这里所指的归属方式依赖于对某个组织的目标和领导者的信任，从而让人们在组织中时能像在家一样自由。用这种方式让人感到归属就是让人们的联盟成为个人自我的一种心理中心，并有意和自由地将自己的道德心带到联盟的行为准则和目标中，从而可以让我们塑造这些准则和目标，并反过来被这些准则和目标所塑造。我们并不拥有对于任何政治组织的这种归属感。
2．我们考虑的这类组织是一种自愿联盟，它有三个决定性的特征：首先，它是形成合理意见的一种环境；其次，它是可以通过自身实现理智行为的机构；再次，与其他有权力的组织相比，它是足够强大的能产生影响的一个单位。
人们在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忠诚方面经常感到不安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找到能同时具有心理意义和历史作用的联盟。起作用的权力单位现在是大公司、难以接近的政府、冷酷的军事机构。一边是这些权力单位，另一边是家庭和小群落，而在两者之间，我们发现不存在中间组织，能让人们在其中感到安全，并让人们觉得强大。几乎不存在活生生的政治斗争，但在上面有行政机构，在下面则有政治真空。初始的公众现在要么是如此渺小从而被淹没了，因此就选择了放弃；要么就是如此强大，从而仅仅成为普遍冷漠的权力结构的另一个特征，因此变得不可接近。
当不是政府内的人们要求获得权力，从而能自由和公开地表达政治意见，以及这些意见能影响或决定自己政府的政策、人事和行动时，才存在舆论。从这种意义看，美国过去已经存在并且现在也存在舆论。但是，这种正式权力的现代发展并不意味着它仍有过去的意义。过去的志愿组织世界与大众组织世界的区别，就如同托马斯·潘恩（Tom Paine）小册子的世界与大众媒体世界的区别。
从法国大革命开始，保守派思想家就警觉地观察着公众的崛起，他们将公众称为是大众。“平民至上，野蛮潮流上升，”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写道，“群众的神授权利打算要取代国王的神授权利，”并且“国家的命运现在也已要由大众决定，而不再是王公理事会。”在20世纪中，自由主义思想家（甚至是社会主义思想家）也仿照这种说法，并且更加明确地指向我们所称的大众社会。从勒庞到埃米尔·莱德勒（Emil Lederer）和奥尔特加·加赛特（Ortegay Gasset），他们都认为大众的影响力都在不幸地增长。
但那些假定大众力量最强大或者至少能在他们的道路上取得成功的人肯定是错了。正如恰克霍廷（Chakhotin）了解的那样，在我们的时代中，自治集体在政治生活的影响力实际上正在减小。自治集体的确有这种影响力，但它是受到引导的。现在一定不能将自治集体视为是能自主行动的公众，而是要将其视为是在焦点问题上被操纵的示威的群众。因为随着公众变成大众，大众有时会变成群氓。随后群氓再次散开，成为恭顺的大众。
在所有的现代社会中，作为详细论述意见的手段以及合理利用政治意愿的工具，位于各个阶级和国家之间的自治联盟往往会丧失它们的有效性。这类联盟可以被刻意地分解，从而成为消极的统治工具，或者它们由于在面对集中式权力手段时没有被使用而更加缓慢地消亡。但不管它们是在一周内被毁灭还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消亡，这类联盟几乎在生活的所有领域中都在被集中式组织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