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1 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的阶段性战略调整
自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以后，美国为了纾解国内的结构性危机，实行了三轮量化宽松措施，制造了大量流动性进入投机市场，引发了国际主要商品（石油、粮食、有色金属及煤铁等）价格大幅上涨。其客观结果是，把源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通过国际金融货币制度体系转嫁给发展中国家。
具体来说，量化宽松的主要效用是解决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处置与降低资本成本，缓解流通中的资金紧张，避免更深层次的金融系统性危机爆发。但美联储增加的巨额流动性并未形成大量有效信贷进入实体经济，对实体经济作用有限。[213]实际上，增发的美元更多进入粮食、能源和原材料市场，造成价格陡然上升，一方面向“大进大出”的实体经济国家，尤其是向未能改出单一经济的殖民化国家转嫁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美国2008年以来推高能源价格，使价格上涨了3倍以上，恰好给美国页岩气留下了利润空间。而页岩气的大规模开发在2015年达到了自给自足，为替代进口的海外能源创造了条件，降低了美国的工业成本，促进了美国实体经济的复苏。
进而，美国又在2014年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能源价格大幅度下降之际，重创了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等地缘战略对手；更为美元与石油“脱锚”、把中东乱局甩给思想陈旧的老欧洲、一劳永逸地打败欧元奠定了基本条件。
这种借用自身流动性过剩导致油价大起大落实现“一石三鸟”的重大战略调整，表明美国确实是金融资本阶段不容挑战的主导国家，其在金融资本与政治强权紧密结合的体制下的制度与话语创新能力，以及战略调整的自主条件，是维护其全球单极霸权地位的内生力量。
反观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连产业资本阶段都还没有条件进入，却在美国的软实力控制下，急于加入跨国资本集团要求以“去国家化”为核心内容的TPP。正如中国民间一句俗话所说：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要在上述风云变幻中准确把脉当前世界的发展局势，首先需要做些正本清源的工作，理解当代全球化的实质乃是“二战”后西方霸权国家美国向金融资本阶段跃升并获取收益，带动全球跟从发生变迁的过程。
一、当代全球化是全球被动卷入美国向金融资本跃升的阶段性过程
核心国家的金融深化，是当前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而金融深化又是货币供应膨胀的必然结果。自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全球迈入美元流动性急剧增长的时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运用各种地缘影响力，使石油输出国组织规定石油贸易以美元交易结算，美元变相从金本位转为准石油本位，接着便发生中东战争和石油危机，原油价格急升。任何国家需要石油，便需要美元。而本身蕴藏丰富石油资源的美国，也同时限制国内石油开采及石油出口，继而主要从中东地区大量进口石油。
今天回看，很难判断这一连串事件究竟是偶然，还是美国精心计划的紧凑地缘战略部署。但客观上，环环相扣的一连串事件效果是，美元供应急速膨胀，向全球大量输出流动性。
如图1.1所示，自美元脱离金本位后，美元供应一直呈指数式膨胀，而且增长的指数级不断加快。
来源：http：//www.todaysbetterman.com。
图1.1 美元历年真实货币供应
美元流动性泛滥全球，使世界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再次进入迄今长达40余年的金融不稳定年代。经济及金融基础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外汇储备作为本国货币秩序的最后保障，而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自然是美元——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一直占全球贸易总量的大份额，且美国是政治稳定的发达国家令各国对美元有信心（在非金本位下，货币的价值基础主要依靠主权国国力背书），最重要的是因为美国是全球第一大军事强权，也是唯一有能力控制全球贸易主要航运通道的海权大国，是过去数十年全球贸易秩序的主要维系者；因此，全球进入货币自由浮动年代后，各国对外汇储备的需求并未如当时某些主流经济学理论家所预测的那样下降，反而急速增加。
当然，自布雷顿体系建立以来，作为全球资本主义核心国中核心之美国一直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才维持全球贸易秩序，并且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而不断塑造和改变这个体系。核心和边缘，当然是不平等的关系，不仅是起跑点不一样，即使表面话语上是“平等竞争”，但两边的游戏规则和条件也存在巨大差异。
比如，按照一般经济自由主义的话语来表述，人们最普遍接受的一个观点就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全球化进程开始加剧，尤其是中国这个劳动力大国全面出口导向日益融入全球化，其显著特征是美国（尤其是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急速上升，美国出现局部的“去第二产业化”的情况，第二产业在总产出中的占比加速下降。这个判断“有图有真相”（图1.2和图1.3），故被视为一个客观的经验归纳，被中美两国的学者广泛使用。两国在同一现象的解释上各取所需：中国学者用来力证“加入全球化”的好处，美国也有一些政客以此大做文章，称美国是全球化自由贸易的受害者。
但这其实不过是美国内部进行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转型、加速金融深化的过程的产物。美国实际的情况是：1996—2010年美国累计产生6.98万亿美元经常账户逆差，占全球逆差的60%，但同期其对外净债务却只增长了2.3万亿美元，亦即在表面严重失衡的贸易赤字下，美国通过金融效应获得的收益高达4.68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为2001—2007年获得，为3.86万亿美元，占同期美国GDP总额的4%。这被国际学界称为“暗物质”的国家间财富关系，其实在本质意义上表征了在当今国际经济金融体系里不同国家的不对称地位。这是新兴市场十年繁荣、表面贸易失衡背后的真正失衡。[214]
来源：https：//www.minnpost.com/macro-micro-minnesota/2012/02/history-lessons-understanding-decline-manufacturing。
图1.2 美国历年不同部门产出值占总比
来源：美联储经济数据。
图1.3 美国商品及服务净出口额
可以说，这4.68万亿美元差额的收益，就是美国1996—2010年对全球征收的铸币税（seignorage）。更何况，美国对于那2.3万亿美元债务的履行义务有多少约束性，以什么方式来履行，都还是未知的问题。退一步讲，也不过是印更多的美钞来支付利息而已。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要求美国让渡重要资产权益来偿还债务，不像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所强调债权国对债务国的绝对主宰权那样。
如果考虑美国是地球上唯一可以靠印钞票进行国际贸易的国家，那么可以断言，1996—2010年累计6.98万亿美元的经常账户逆差，全是美国对全球征收的实际铸币税。
因为，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实质上是金融资本主导下的成本转嫁与成本承担二者互相紧扣的双重过程。一边是发达国家的核心国及其跟从国朝金融深化发展，向全球输出流动性。这些发达国家之间又有优劣之别：日本曾经一度有挑战美国霸权的鸿鹄之志，但金融泡沫爆破后在漫长停滞中挣扎，已经全面附庸于美国的太平洋战略；欧洲曾被美国战略性打压，正在艰难处理内部矛盾，面临各种危机；而作为核心国的美国，凭借其军事强权支撑货币霸权之优势，始终是最近四十多年来金融资本主义发展的先锋。另一边，在全球流动性膨胀的条件下，某些后发国家借着生产要素低廉或资源丰富的便利，在付出了重大的社会及生态代价的条件下，参与全球化贸易，经济规模得以发展起来，被泛称为“新兴国家”。
在这样的全球格局中，美国之所以能够依赖债务（维持高杠杆比）来扩充其经济及政治军事强权，其基本条件仍然是以E7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纳入全球化体系，积累巨额美元储备向美国贡献铸币税，以及贸易盈余回流美国，并且只能用于购买回报率较低的美债。而为了维持实体经济国家贸易盈余、资本持续流入美国资本市场，美国必须维护美元作为世界主要结算和储备货币的地位。（见图1.4）
来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Reserve currency。
图1.4 世界储备货币占比及其变化
须知，同样1美元，发展中国家和美国投资人能获得的收益差异巨大。从图1.5的数据看，如果在19世纪初持有1美元，200多年之后会丢掉95%的价值。即使持有美债，200年后的收益也只有1500多美元。亦即，任何国家大量持有美元、美债都没有获得利润的可能。而美国投资人主要是在股票市场获得巨大收益的。19世纪初的1美元股票，除掉通货膨胀因素之后在200年里升值近100万倍，今天的价值是93万多美元。表面看，这是通货膨胀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作用，实际上这与美联储的制度建构权直接相关。[215]
由此可知，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国家与美国所谓“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实质，一方面等于向美国“进贡”廉价资金，使美国长期成为外部资金流入最高的国家；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国家却要为此承担极高的国内融资成本，造成国内的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严重受阻。例如，直到2015年1月，中国一直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但就在向美国大量输出资本仅仅获得极低的回报率的同一时期，中国国内却出现因融资难及贷款利率高而使中小型制造业企业大批倒闭的现象。
来源：http：//www.aaii.com/files/images/articles/9298-figure-1.jpg。
图1.5 1802—2013年美国大类资产的回报表现
而即便在美国内部，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也主要是为金融资本服务，一般美国中下层群众只搭了个没有未来的便车。高度金融化及低利率的环境，让经济增长的收益分配严重不均，普通人和政府都依赖借贷度日。有研究显示，美国的工资中位数经通胀率调整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便再无显著增长。美联储的一项调查显示，40%的美国家庭表示他们仅仅是“刚刚温饱”，60%的家庭甚至没有足够的储蓄来支付3个月的生活费用。美联社和NORC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则显示，有2/3的美国家庭表示难以拿出1000美元应付意外支出。事实上，美联储20年来的政策鼓励投机活动令金融和经济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美国发展成一个金融业“赢家通吃”的经济体。[216]
因此，当代全球化的本质乃是占据全球体系核心位置的欧美先进经济体仍然借着无限度的信贷膨胀，在全球金融化体系里进行制度寻租：一方面把成本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则榨取全球自然资源及实体经济国家/部门的人民之劳动成果。这就是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进入高级阶段的历史过程。
二、美国金融化长期走势
金融危机之下，美国采取所谓零利率的超级量化宽松政策，是以零成本的流动性直接注入金融市场，防止资产价格崩盘，并把不良资产转移给公众来承担，使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避免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Balance-sheet insolvency）。某种意义上，这是政府公开支持代表私人金融家的美联储以量化宽松政策来转移银行家因贪婪而制造的坏账泡沫，即把之前创造出来的虚拟价值泡沫转移到大幅膨胀的央行资产负债表里。
事实上，期望已进入金融资本高度发展阶段的欧美经济大幅去杠杆化，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除了作为金融海啸罪魁祸首的金融与地产的投机资本之外，欧美的总体负债比率一直处于历史最高水平（见图1.6和图1.7），这才是西方连续出现金融危机的主要内因之一。
以美国为例，其高杠杆率可以从经济的三个主要部分反映出来。
第一，美国的家庭负债率虽然从次贷危机前的高位回落，但仍然超过100%。如图1.8所示，次贷危机后，世界上大部分先进经济体，除了少数如德国、法国和日本[217]以外，平均家庭负债率都超过100%。这说明发达国家的不少家庭继续以举债来维持其高消费、高耗能的生活水平。
来源：http：//www.allianzgi.com/en/Market-Insights/Pages/CIO-Perspective-Oct-2013-%28by-N——Dwane，-CIO-Equity-Europe%29.aspx。
图1.6 欧美非金融负债与GDP比（1950—2013年）
来源：http：//www.gordontlong.com/2013/Tipping Points-2013-03-17.htm。
注：金融部门债务与GDP的比率在2009年以后稍微下降，非金融部门持续加杠杆。
图1.7 美国、欧洲、日本的债务占GDP比例
来源：http：//trueeconomics.blogspot.hk/2015 03 01 archive.html。
图1.8 爱尔兰、新西兰、英国、西班牙和美国家庭负债与可支配收入比
第二，美国企业的债务增长率自2010年以来一直呈上升势头。华尔街金融海啸后，美国企业的负债率在短期大幅回落之后，于2010年再度高升，而且创下了历史新高。这要拜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下的低融资成本所赐。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的资本市场在企业大量负债的条件下能维持如此低利率，形成对美国企业低成本的资金供给，一个重要的基础条件恰恰是发展中国家中以中国为首的贸易顺差国大量向美国廉价出口制造业产品，客观上帮助美国维持了极低的通胀率。
美国整体私人债务虽然自2009年的峰值稍微下降，但仍然维持在高水平（见图1.9）。但与此同时，美国公债却大幅增长，2016年两者加起来达美国GDP的300%多。
第三，美国政府债务大幅上涨。金融危机前，美国非金融债务约占GDP的227%，2016年已达到了创纪录的250%。2007年次贷危机后，美国的政府公债急速上升，目前已达GDP的106.1%，如图1-11所示。2008年金融海啸后，美国的非金融债务整体增加了约9万亿美元。扣除美国社保信托基金（Social Security Trust Fund）所持有的债务，美国联邦债务在金融海啸后6年间上升了大约7.3万亿美元，增长了140%。[218]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
图1.9 美国私债与GDP比
来源：美联储。
图1.10 美国非金融企业负债创历史新高
量化宽松需要一个阶段性结束，以便美国开展下一轮的战略部署。虽然，量化宽松创造出来的流动性拯救了美国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它使得债项从私人金融部门转移到央行的资产负债表里。但这个庞氏骗局的游戏不能一直玩下去，否则总会迎来资产负债表爆破的那一刻（明斯基时刻[219]），而且已经创造出来还未爆破的虚拟金融价值需要像吸血鬼一样从外部榨取实体价值来支撑。实施的关键环节一是有秩序结束量化宽松，二是重返加息周期，引导资金回流美国市场。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美国公共债务局。
图1.11 美国公债与GDP之比
美联储掌控的利率周期，一直是笼罩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阴霾。而这一片阴霾恰是西方金融资本的主力——那些大型投资银行竭力做空新兴国家的机会。一旦有机会，金融大鳄就会扑进来洗劫这些国家几十年发展实体经济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而且，我们还看到：配合着投机资本做空的经济手段，在新兴国家内部及其周边连续发生了以各种冠冕堂皇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借口制造出来的不利政治环境。
三、当前美国的战略性调整：从急速膨胀到策略性相对收缩
长期来看，美国的金融深化趋势不可逆，但也必须理解美国金融运作的规律。无论是启动量化宽松还是结束，都只是核心国家环环相扣的宏观币缘-地缘战略中的一环。
1.货币及财政急速膨胀
踏入21世纪，尤其是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以后数年中，美国进入货币及财政急速膨胀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贸易赤字持续扩大。经过2000年IT泡沫崩溃及2001年“9·11”引发的短暂衰退后，美国经济其后全面复苏，在美联储主导的低利率环境下，金融愈加深化，房贷等债务膨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与此同步的是贸易赤字急速上升至历史高峰。
第二，财政赤字迅速膨胀。与美国货币供应急升同步的是美国经济加深金融化及联邦赤字膨胀，如图1.12所示。尤其是次贷危机后，量化宽松的一个操作环节是联邦赤字相应急遽膨胀，在2009年达到1.4万亿美元的历史高峰值（约占GDP的14%）。
第三，军事支出急增。美国的全球实力主要靠强大的军力维持，其军事开支自然是美国政府的主要支出。如图1.13和图1.14所示，“二战”后，美国的联邦政府债务与国防开支是同步增长的。
从其阶段性波动来看，自冷战结束后，美国军费曾持续下降近10年。1999年欧元通行，美国为打击欧元的主权基础稳定性而介入科索沃战争，军费开始回升。自“9·11”事件后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以来，军费急速膨胀，达“二战”后最高水平。为了使美元继续在全球称霸通用，美国历届政府必然全力打击任何可能威胁到美元霸权之货币，近期例子为欧元与人民币，既不容许任何国家挑战美元独大的局面，也严禁任何国家试图改变以美元为首的国际货币与贸易政策。这就是美国所谓的维护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实质，也是其必须维持强大军事力量的原因。
来源：The Wall Street Journal 10/15/2015。
图1.12 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1995—2015年）
来源：http：//www.nwtrcc.org/mtap13/mtap0213.php。
图1.13 美国联邦债务与国防开支（1950—2011年）
来源：https：//www.sdvfp.org/us-military-spending/？doing wp cron=1439541912.5893280506134033203125。
图1.14 经通胀调整后的美国军费开支（以2005年美元为基准）
如图1.15所示，2014年美国军费支出超过全球的一半，位列第一，较紧跟其后的10个国家的总和还要高，拥有压倒性的全球军事优势。
来源：国际战略研究所。
图1.15 2014年全球军费支出
美国军费支出在美国财政中的比重也证明了，美国是一个以军事强权来维持货币霸权的国家。以2013年为例，仅以实际开支而言，美国的财政支出第一位是社会福利（约34%），第二位是医疗保健（约24%），第三位是军费（约18%）。但前两项为刚性开支，并且有独立的税项及财政账目，并不属于联邦税收支出。扣除这两项后，实际军费是联邦政府的最主要支出（2013年约占57%），如图1.16所示。
来源：https：//www.sdvfp.org/us-military-spending/？doing wp cron=1439541912.5893280506134033203125。
图1.16 2013年及2015年美国联邦政府可支配预算支出
把上述美国的财政及军费支出和过去20年的全球化贸易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画面：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撑其全球货币霸权及话语权，塑造一个有利于其自身的全球贸易秩序；美国输出美元流动性，换取其所需的全球资源及劳动力成果；以贸易赤字形式流出的美元，又以国债的形式大量回流美国，维持国内低廉资金成本，支持美国企业获得廉价资金在全球进行竞争，并收购新兴经济体有价值的资产，并加速其金融化；而国债又支持政府的财政支出，继续维持其绝对的军事优势。
2.从大幅扩张到货币及财政的相对性收缩
本书认为，美国正在从过去十多年的绝对扩张转向相对收缩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联邦预算赤字在2009年触及1.4万亿美元的历史高位后开始财政收缩，至2014年大幅缩减至4833.5亿美元。
第二，美联储在2013年年底开始减少量化宽松规模，收缩货币供应，2014年10月正式结束量化宽松，并在2015年12月正式重新启动加息周期。
第三，2016年12月15日，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准利率提高至0.5%—0.75%，并预计2017年加息三次。值得指出的是，本次利率决议获得一致通过。利率决议公布之后，美元指数扭转跌势开始上扬，非美货币与现货黄金则纷纷回落。2017年加息步伐预期将更快，特朗普承诺将通过减税、增加开支和减少监控来促进经济增长。[220]
但本书同时强调，这些调整不应被解读为美国的战略性收缩。具备庞大粮食生产力和丰富自然及能源资源的美国，本来是最具备自给自足条件的富裕国家，但无论当前美国如何进行战略性调整收缩，它也不会退回为一个以正常方式参与世界贸易的国家，更永远不可能走回昔日孤立主义的路线。美国的问题并非在于它在可见的未来仍然是世界第一大强权，而是其霸权地位不容挑战的特殊性。奥巴马多次提醒世人美国的“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即意味着它不受一般的国际规范约束。[221]美国所谓的特殊性，直接来说，就是其作为全球的单极军事强权及金融霸主，是唯一有能力利用货币及金融在全球进行制度寻租的国家。
所以，即便某些学者很敏锐地注意到美国近年的相对收缩态势，并归纳为美国的战略性调整和转向，但本书认为，分析美国当前的调整时，不能忽略其强大的金融利益集团。美国的金融部门这几年有一定的去杠杆化，但也只是为下一阶段的再扩张做准备的策略性调整。次贷危机后，美联储为救市所做的努力，实际上使得美国的金融部门比危机前更强大。
因此，我们认为不宜过分评价美国再工业化的努力，更不能忽略美国始终站在金融资本主义的顶峰，并且始终是全球金融深化的先锋。在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到最终发生“内爆”之前，金融资本总有急速扩张的冲动，这是金融的本质。无论是美国的“再工业化”，还是当前的相对收缩，都只会为下一阶段的美国金融再扩张铺路。美国的货币及金融利益，决定美国始终会是扩张性的，而美国接下来数十年利益的关键，就是怎样对主要新兴经济体进行“美元化”。
四、美国页岩气能源革命的影响
注：美国主要金融集团（如摩根大通、美国银行）2013年的资产问题大都比2008年显著增加；同期，美国金融资产无论从绝对资产值还是占GDP的份额来看，实际上都比2008年危机前更庞大。
图1.17 美国主要金融部门的资产总量
这几年影响全球地缘及贸易格局的一项因素，是美国本土的页岩气能源革命。美国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但迫于环境保护的压力，或是为了本土石油储备，又或者是为了扩张货币供应向全球输出流动性，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限制国内石油的开采及出口。近年美国的能源政策全面扭转，从依赖进口转为能源独立。美国对本土、离岸及北极圈地区的石油钻探限制渐渐放宽。美国及加拿大推动Keystone管道计划，把加拿大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美国并加以提炼。尽管这些沥青砂（tar sand）的提炼比一般原油会多释放17%的温室气体，可谓污染性的燃料，在美国国内也有反对声音，但美国的战略需要势将压倒一切。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的《2012年能源展望》，美国2010年的能源自给率已达78%。[222]《BP2035世界能源展望》的数据显示，2015年北美从能源净进口区域转为净出口区域，美国将在2021年实现能源自给自足。[223]美国将实现“能源独立”，因此比欧洲、日本、中国等其他主要经济体享有更大的能源安全优势。
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将在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主要分为全球经济及地缘政治两大层面。
第一，改善美国贸易赤字。如图1.18所示，能源进口是美国贸易赤字的重要部分。美国未来不仅可以大幅减少能源进口，甚至将成为主要的天然气输出国。这将大大改善其庞大的贸易赤字。
来源：http：//www.eia.gov/todayinenergy/detail.cfm？id=17191。
图1.18 石油进出口对美国商品贸易赤字的影响（1989—2013年）
第二，创造就业及带动本土制造业复兴。自2005年以来，由于大规模开采页岩天然气，美国的天然气成本下降了50%。目前，中国、法国和德国的天然气成本超过美国的3倍，日本更是达到美国的4倍。这使得美国的电价成本低于其他主要出口国，使其能源密集产业成本产生优势。据估计，美国的综合制造业成本已低于巴西，并与俄罗斯、东欧基本持平，而中国相对美国的制造业成本优势已经下降到5%以下。[224]
据估计，2012—2015年，页岩气将为美国经济创造1180亿美元的收益，并提供87万个工作岗位。[225]美国未来的能源价格优势将助力本土的制造业复兴。一方面减少了美国的进口依赖，另一方面，美国有望重新成为制造业大国，甚至增加出口。两者结合将改善美国的贸易赤字。
第三，从中东战略性撤离。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世界各地主要是中近东地区大量输入石油，构建了全球83个军事基地大部分位于石油主产区和运输通道的地缘战略，由此，石油贸易结算主要使用美元，形成美元锚定石油贸易的金融资本扩张战略。这个战略延续到新世纪美国高调重返亚太的新战略之际，发生了美元对石油的“脱锚”。
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从中国等新兴国家输入大量商品，目的是向全球输出更大量的美元流动性。整个东亚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共同构成“西太平洋美元湖”，并将美元作为贸易盈余再回流美国的国债市场，因此成为美国前几大债权国。这才是美国必须保证对亚太战略控制的根源。
如今美国已经实现能源独立，摆脱了中东地区的石油依赖。于是，中东对于美国的战略重要性显著下降。这个阶段中，美国一方面把主要军事力量向亚太转移；另一方面以反恐之名强行推进军事单边主义，造成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等国分崩离析，连带发生沙特与伊朗的对立冲突……把中东地区推进永无止境的军事冲突的深渊。[226]只要能够以硝烟弥漫的中东沼泽地拖住思想陈旧、缺乏统合意志的老欧洲，也就压住了欧元崛起的势头。
第四，巩固战略性同盟。美国因为页岩气革命带来的石油资源出口能力，将有助于巩固其与日本及欧洲等盟友的战略性同盟关系。日本和欧洲期待从美国得到稳定的能源供应，这将把美日欧绑定在稳固的战略性同盟关系之中。美国近年所巩固的战略性同盟主要有两种：一是在货币秩序层面的六方央行货币同盟；二是贸易同盟。
美国从中东战略性军事撤离（但政治上却不断挑起冲突制造混乱），并且减少从中东输入石油，逐步实现能源自给；将来有可能影响其对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亚等石油输出国的影响力，美元有可能主动改变20世纪70年代确立的锚定石油的战略，导致该地区石油贸易的“去美元化”。
美国要维持美元霸权，就必须确保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货币及金融秩序。为此，美国需要一方面汲取2007年的教训，防患于未然，预防美元系统出现流动性危机，其相应制度安排是六方央行货币同盟；另一方面，美国必须强化太平洋及大西洋两大区域的“美元湖”，其相应制度安排本应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及《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之类的贸易协议。
然而特朗普在2017年当选美国总统，并于上任后宣布美国退出TPP，阻断了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化进程。靠打着民粹主义旗号上台的特朗普是美国政治精英集团的圈外人。所以，原有的精英阶层对特朗普口诛笔伐，并试图弹劾推翻他。而商人出身的特朗普试图以重商主义来维护美国的利益，这未必符合美国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特朗普和传统精英集团经过一番磨合后达成某种共识，还是最后屈服，有待日后局势发展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