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量化宽松是核心国家转嫁危机成本的一种手段，那么，美联储退市、再度进入加息周期，对于非核心国家而言将造成外资回流美国，引发本币贬值、恶性通胀乃至资本市场崩盘等后果。
此外，由于与霸权国家结盟的半核心地区——欧盟及日本，随后也被允许采用量化宽松政策来缓解金融危机，因此，西方世界短期流动性过剩将会因美联储政策的转变而转化为流动性短缺。于是，在经历了金融海啸导致全球危机的教训之后，西方主要金融资本国家形成了新的币缘战略同盟。
众所周知，“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内容是美元以黄金为基础，形成固定汇率，其他货币之间不存在竞争，以避免重演“二战”前各国货币贬值的恶性竞争。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重构之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混乱时代，主要特征是美元与黄金“脱钩”、浮动汇率、美元以外货币之间的无序竞争、缺乏协调性的全球金融调节机制。在后布雷顿时代，美联储大量增加美元供应，美国开始全面朝向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跃升。与此同时，1972—2012年，世界各国大量爆发货币和金融危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经历了无序的40年。从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来看，这是核心国向金融资本主义进阶的一个过程。
经过40年的磨合，当全球化进程引爆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又蔓延至欧美核心地区时，迫使既是盟友又是竞争对手的核心国进行制度调整。2013年10月31日，以美联储为核心的全球主要六家中央银行达成长期货币互换协议，构建核心国之间的流动性互换协作网络。
将此事件与前后关联事件联系起来：2013年6月，美国传出即将退出量化宽松的报道，随即引发新兴国家的金融危机，大量外国资本流出，导致新兴国家本币币值和国内股市迅速下跌，同时，其国内融资成本随通胀率提高而上涨。这个向新兴国家转嫁金融资本扩张危机的成功试验，促使2013年10月30日这一具有排他性的货币联盟正式形成；并且在其运行一年之后，美联储于2014年10月31日宣布量化宽松政策正式停止。
这是金融资本主义的一次重大制度调整，也标志着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又进入一个新阶段。
国际金融战略研究专家徐以升等指出：过往某国爆发危机，要么像俄罗斯和阿根廷那样违约，要么被迫接受苛刻的条件以获得IMF的救助，只有极少数像墨西哥那样和美国关系密切的国家，才可以得到美国的直接救助。但2008—2011年的美欧危机，美联储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央行进行货币互换，避免了西方金融体系的崩溃，这种货币互换操作在过去牵涉核心国的利益时也曾发生，但现在的规模更庞大，而且2013年10月达成的协议，使这种货币互换长期化，并且不设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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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方央行货币互换操作
这一新体系的主要内容是：以美联储为首，美国与欧盟、英国、加拿大、日本和瑞士的央行进行货币互换，形成一个无上限的流动性互换协作网络。具体操作机制如下。
·当某国需要美元流动性时，该国央行与美联储互换货币，由该央行把互换额度下的美元借给其管辖范围内的金融机构。
·美联储并不是贷款的对手方，外国央行承担其发放给管辖范围内机构贷款的信用风险。
·该货币互换交易是结构化的，美联储不承担任何汇率风险。
·美联储不必为换入的资金支付利息，但承诺将这些外币资金存放在外国央行，而不是用于放贷或者进行投资。该央行根据协议日后归还美元。
·在交易的结算日，外国央行向美联储支付利息，这笔利息等于央行将美元借给本国金融机构的利息。
实际上，与美联储签订货币互换，如果规模提高，甚至到无上限，那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实际上并不需要积存巨额外汇储备；即便保有外汇储备，在出现危机时，也没有必要出卖资产变现，来应付国内市场的美元需求。
参考资料：
徐以升、郭荣、单景辉：《透视美联储与各国央行之流动性互换》，第一财经研究院（内部报告）2013年。
徐以升：《从“牙买加体系”进入“大西洋体系”》，《第一财经日报》2013-12-03。
徐以升：《新兴市场应测试美联储货币互换》，《第一财经日报》2013-07-08。
这种机制的好处是该国可以用低成本、低风险获得美元流动性，以注入本国金融体系，同时维持本国货币汇率的稳定。货币互换意味着货币互换联网内的货币流动性可以随时相互调动，并且以其国内的资金价格结算，不受国际价格的影响，同时以那些不发生流动性短缺的国家的资金价格决定流动性调度的价格。更关键的是，当一方发生金融危机，出现临时流动性短缺时，不必让任何一方资金离开，就可以在货币互换网络内当即化解——当然，这些只限于在金融资本的核心区。
如此一来，全球货币体系便形成类似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所揭示的中心—边缘关系。可以发现，一个新的“核心—半边缘—边缘”格局正在形成：美元依然处于最中心位置，是核心中的核心，与围绕它的欧元、英镑、日元、加元、瑞士法郎组成核心货币体系；其余意识形态兼容的经济体因可以和这六方央行进行较大规模的货币互换，具有次中心属性；而其他依附于核心国、可以和核心央行进行有限度货币互换的国家，例如墨西哥、巴西（依附于美国）和东盟（依附于日本）等，成为半边缘；至于被排斥在外，未能和核心货币央行进行互换操作的其他经济体，则处于边缘地位。[227]
这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按意识形态来划分的全球货币层级，意识形态化“等级”越低的央行，未来应付危机的能力就越低，或者说抵御风险的成本就愈高。这也是大多数国家的金融当局往往比其他部门更亲美、更认同美联储为“全球央行”而主动跟从的客观原因。由此可知，西方模式的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势必具有更多排他性，因为其所形成的游戏规则本身就具有“竞劣机制”特征。
IMF近期的一篇研究统计了自1980年以来近150个国家的资本流动情况，得出一个结论：资本流动不管在先进经济体还是发展中国家，抑或在任何时期，都同样是反复无常的。[228]作者的弦外之音是：世界就是如此，大家只能接受。但研究同时也有另一个发现：尽管先进经济体资本流动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波动性同样大，但由于先进经济体具有更多的资本流入，可以局部抵销资本流出，降低净资金流入的波动性。IMF的作者将此归因于先进经济体的金融灵活性及创新能力。但我们不能忽略：核心区金融创新的灵活性，往往是以外围地区的被动性为代价的。
过去20多年，发展中国家为了防御可能的金融危机，努力累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但它们辛辛苦苦并且以极高成本（压抑国民福利、损耗环境资源等）所构建的外汇储备防御体系，其对危机的防御效力，实际上不如五家央行与美联储签订的长期货币互换协议。处于外围的被动角色的新兴国家，日后将继续承受国际金融无序波动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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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流动性缺乏监控管理
六国央行货币互换凸显了当前全球体系的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国际货币体系的严重不对称；第二，全球流动性缺乏良好的监控和管理。
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各国都需要美元流动性。因此，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立的美元超级地位至今仍不受挑战。而且，美国国内经济情况和宏观经济政策不仅主导了美元海外流动性的供给，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他国家货币的流动性，有很强的“溢出效应”。
虽然美联储成为事实上的“全球中央银行”，美国享受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好处，包括部分美元滞留在国外形成的铸币税，但美国却并不承担“全球中央银行”的责任和义务。其他国家，虽然各自对本国流动性环境可以监测，但是全球范围内缺乏协调监测。过去的经验说明，各国央行（特别是美联储）各自为政，很可能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或者紧缩。
参考资料：
徐以升、郭荣、单景辉：《透视美联储与各国央行之流动性互换》，第一财经研究院（内部报告）2013年。
上述货币同盟与全球流动性问题的讨论，本来应该形成的结论是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形成调控全球流动性的“总阀门”。可是，核心国六方货币联盟明显不是着眼于稳定全球流动性的大局，而是服务于集团利益，否则，很难想象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新兴国家的中国，以及全球第五大经济体、第二大人口国家印度，竟然都被排斥在外，而且这种排他性的西方金融资本联盟已经深刻影响到了地区稳定。
支持这个判断的材料有很多。
例如，中日韩在2008年年底签署扩大货币互换协议，其后，2012年5月，东盟与中日韩（10+3）协商，把《清迈协议》的区内货币互换基金规模增至2400亿美元，建立预防性紧急贷款制度。本来，按这个方向发展下去，完善10+3的多边货币互换机制，对于稳定区内经济秩序具有莫大好处，也符合日本利益。但随后便先有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太，要在区内推行“再平衡战略”，并明确表明美国要做主导太平洋地区的力量。紧接着，日本提出“国有化”钓鱼岛，右翼政治势力抬头。此后，日本全面调整其亚太外交策略，以至于中日关系跌落低谷。
同期发生的是，日韩也因为独岛问题关系日趋恶化。日本政府以中断货币互换协议作为报复手段。何况，两国部分货币互换协议在2012年9月到期后自动解除，700亿美元互换额度缩减到2008年危机前的130亿美元。2013年7月，日韩双方30亿美元互换协议终止，至此双边互换规模清零，仅剩在东亚外汇储备库合作机制中的100亿美元。[229]
也就是说，东亚现在的形势转变为中日韩各自在区内进行双边货币互换的竞争。如果日本的右翼势力不是恃着有美国为首的六方货币联盟作为后盾，恐怕东亚区内的局势不会演变成当前的僵局。
如今，全球金融核心区形成具有排他性的货币联盟，再一次重蹈与冷战同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覆辙。本来是为了避免恶性无序竞争导致悲剧性恶果而共同形成的国际货币稳定机制，现在却变成某些金融资本强国为了巩固自身利益而以邻为壑，这当然会加重核心区对边缘国家的成本转嫁，恶化全球的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