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麻棉演义：从“小貂”说起

“小貂”是东北地方对貂皮大衣的爱称。2013年，我去美国开会，在飞机上聆听了邻座大姐与小貂的半生纠缠。20世纪90年代中期，小貂流行，但大姐的钱都拿来供儿子上学了，并未舍得为自己添置一件貂皮大衣。儿子毕业留美工作，钱不再是问题，但大姐还是没买小貂，可心里却放不下，她说：“在我们东北，人家都说只有两种女的，穿得起小貂的和穿不起小貂的。唉！”

这一声叹息，一直回荡在我的记忆里。东北寒冷，貂皮保暖性强，小貂是理想的御寒衣物，但也并非无可替代。大姐对小貂念念不忘，是因为在当地人的观念中，小貂象征着一个女人的体面，是女性展示其家庭财富、社会地位的符号——小貂越是昂贵，穿貂的女人就越是尊贵。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母亲对小貂的主动舍弃，就成了非常有分量的牺牲。

告别大姐之后，我曾尝试“狗尾续貂”，给“小貂”故事设想进一步的发展。如果儿子购买小貂作为礼物送给母亲，那么故事就会获得一个俗套而温暖的结局。可是儿子会这么做吗？不容易。这不是钱或爱的问题，而是价值观的问题——在儿子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小貂的意义与母亲记忆中的小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动物权益的伸张，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新的价值观。“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美无须建立在杀戮之上”，古驰、阿玛尼、范思哲、香奈儿……越来越多的顶尖大牌放弃使用皮草，小貂逐渐退出时尚前沿，沦为野蛮、残忍、落后的标志。因此，“小貂”故事最可能的结局恐怕是：母亲接受新观念，放弃对小貂的执念；她偶尔还会说起小貂，但是她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孙儿和孙女，单凭生活经验，将永远无法理解祖母为一件衣服所做出的牺牲。

在上面的故事中，小貂成功地展示了服饰多方面的功能。服饰的基础功能是遮蔽身体、保暖、防晒，使身体免受侵害。就像汉代刘熙在《释名·释衣服》中说的：“凡服，上曰‘衣’。衣，依也，人所依以庇寒暑也；下曰‘裳’，裳，障也，所以自障蔽也。”保暖、防晒、遮羞、修饰身体，这是服饰最基本的功能。

服饰的延伸功能是其符号功能。作为符号的服饰，主要有如下几个功能：

第一，可以标志财富、地位、权力等。比小貂更具标志性的，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陈桥兵变中加身的“黄袍”。这种特殊颜色的袍服是皇帝的禁脔，普通人一旦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黄袍”“加诸身”，就等同于公开谋反。“黄袍加身”的这类故事，只能发生在唐代以后，因为皇帝独占某种黄色是从唐代开始的。而且，唐代皇帝的袍子颜色也不是大家在电视剧里常见的明黄，而是一种更加偏红的赭色，陆龟蒙《开元杂题七首·杂伎》诗云：“六宫争近乘舆望，珠翠三千拥赭袍。”用官服的颜色来区分官员等级的制度也是在唐朝正式确立的。唐朝三品以上官服紫，四品、五品服朱，五品以上皆属于贵官，“朱紫盈门自称贵”[1]，朱紫就是用服饰的颜色来代指高官。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偶遇同样来自长安的过气歌女，闻琵琶声而伤身世，写下了千古名篇《琵琶行》，最后两句是：“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两句诗给后世学者出了一道难题：查《元和郡县图志》，江州属于上州；又查《旧唐书·职官志》，上州司马属于五品官，五品当服朱，白居易何以着青衫？“唐制，服色不视职事官，而视阶官之品”，唐代的职事官相当于职位，阶官之级别、品服颜色，依据的是阶官品位。白居易的职位江州司马虽然是五品，他的阶官却是最低级从九品下阶的将仕郎。[2]九品之官，当然是“青衫憔悴泪交流”。

第二，可以用来标志身份或者生活状态。各种制服是一目了然的身份标志。军服的颜色，汉代为赤色，东晋为黑色，南朝是绛红，隋朝是黄色，唐代是黑色。知道了唐代军服的颜色，才能明白薛仁贵在辽东战场穿白衣的良苦用心。他主动投军，为的就是建功立业，被皇帝看见。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载，南宋时候，“辰、沅、靖州蛮”（湘西少数民族）有一项特殊的风俗，“男未娶者，以金鸡羽插髻；女未嫁者，以海螺为数珠挂颈上”，金鸡羽毛、海螺串的作用就是昭告天下：来追吧，我单身！

第三，还可以标明个人在一定的社会等级秩序中的位置及相对关系。传统的丧服服饰就是一个严密的符号系统。郑玄《三礼目录》这样解释《仪礼·丧服》之义：“天子以下，死而相丧，衣服、年月，亲疏、隆杀之礼。不忍言死而言丧。丧者，弃亡之辞，若全存居于彼焉，已亡之耳。”衣服和年月就像是横纵坐标，标识出服丧者与死者之间关系的亲疏，从而展现出礼的隆杀等级。比如，先秦时期的丧服礼，最高级别的斩衰，皆服三年，适用于子为父，妻为夫，臣为君，以对应董仲舒所提倡的三纲。次一级的齐衰之服则可细分为四级：父卒为母，母为长子，服三年；父在为母，子为出母（母被父休弃者），夫为妻，服十五个月；为祖父母，为兄弟，出嫁女为父母，服十三个月；为曾祖父母，服三月。[3]

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东北到21世纪初的西方，作为服装材质的貂皮经历了从高贵到野蛮的陵谷变迁。起初，稀有珍贵的野生貂皮是上流社会追捧的御寒上品；之后，随着水貂人工饲养技术的发展，更多生活在寒冷地区、家境殷实的大姐也可以通过小貂一展体面了，貂皮的珍稀度在下降，但仍然是高级的；最后，在更为发达的西方，思想观念的变迁让动物皮毛遭到唾弃，貂皮变成了野蛮残忍的标志。

小貂地位的变迁，与人类服装材质的早期发展史遥相呼应。曹魏董巴的《大汉舆服志》言：“上古衣毛而冒皮，后世圣人易之以丝麻。”在亚当和夏娃的无花果树叶之后，动物皮毛成为人类最原始的服饰——“衣毛而冒皮”。随着文明的进步，皮毛逐渐为丝麻等人工制品取代，这就是所谓的“后世圣人易之以丝麻”。距今约一万八千年的旧石器时代的山顶洞遗址出土了一根骨针，通体磨光，针孔窄小，针头尖锐；缝线应当是用动物肠衣或者韧带纤维制成的。穿针引线，把动物的皮简单地连缀在一起，就是山顶洞人的衣服。1926年，在距今五千多年的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半个蚕茧。这半个蚕茧究竟是经古人驯化的家蚕，还是后世混入而并非五千年前的东西，这点曾饱受争议。1958年，距今约四千七百年的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了丝织品的残片，其丝线密度为每平方厘米四十八根。随着越来越多年代相近的丝织品残片、陶制蚕蛹、蚕纹纹饰及纺轮的发现，西阴村那半个蚕茧已经成为中国丝绸业发端的一个明证。有学者认为，中国人驯化、培育家蚕的历史可以上推到七千年前。丝绸是中国人奉献给世界的一件重要礼物。吴兴钱山漾遗址中还出土了麻布片。[4]

丝麻的出现将华夏民族的着装史从动物毛皮时代推进到纺织品时代。纺织品时代又可以分为两个小时代——丝麻时代和丝麻棉时代，这两个小时代的分界线在宋元。北宋的福建、广东、四川已开始种植木棉，到了南宋，木棉继续向两浙和江南推广。元代，棉花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都已经相当可观。当然，棉花取代丝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南宋晚期的夏税已经开始输纳棉布，但是至少从各地输纳给中央的税赋贡品来看，直到明代中期，丝、麻、棉在纤维作物中大体还是呈三足鼎立之势。

在棉花广泛种植以前，丝絮还是重要的保暖衣被的填充材料。春秋时期，漂洗丝絮是一种职业，《庄子·逍遥游》里说：“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絖即纩，就是丝絮。“洴澼者，漂絮于水上”，容易造成皮肤干裂，拥有护手霜秘方的家族，更有优势把漂絮事业世世代代经营下去。杜甫诗有“布衾多年冷似铁”的句子，布衾的表面材料是麻织物，填充材料是丝絮，而非棉花。孔子弟子闵子骞以孝道著称，南朝人所写的《孝子传》特别强调闵子骞的隐忍，说后妈给他做的棉袄“皆藁枲为絮”，给亲生儿子的“则绵纩重厚”，绵纩是丝絮，藁枲就是草和麻，草和麻填充的当然不暖和。这个故事后来就发展成了“二十四孝”故事之一的“鞭打芦花”。其实，孔子当初夸闵子骞孝顺的时候，根本就没提到后妈这茬儿，故事被添油加醋，越讲细节越丰富，这是民间传说的一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