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衣的讲究

服饰之中隐藏着权利，自由来之不易。这一点，对大多数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朋友来说，可能已经比较难理解。年青一代关于服饰的典型吐槽是，“有一种冷叫作你妈觉得你冷”。这句话所表达的是，父母对子女的关心隐含控制，孩子被剥夺了自由感受冷暖并做出选择的权利。这个吐槽只涉及家庭之中的代际关系和教养方式。生于70年代的我，却有机会亲身观察、体验服饰中自由的来之不易。王小帅的电影《青红》中，校长、老师拿着剪刀在校门口“猎杀”喇叭裤、大鬓角的场面，年轻一些的朋友看了可能觉得荒唐可笑，而真正经历过的人却不免心生寒意。喇叭裤、大鬓角、蛤蟆镜（太阳眼镜）这些今天人们司空见惯，可以自由评判、自由选择的东西，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却被贴上“奇装异服”的标签，与道德败坏、不守规矩，甚至流氓联系在一起。即便如此，我和我的同辈仍然是最幸运的一代，我们经历了制度和文化对“奇装异服”最后的围剿，也目睹了着装自由的艰难降生。后来的观察者赞美喇叭裤“是一面自由的旗帜”：

1978年，“真理”这个词开始在中国的大地上变得神圣。人们在真理的襁褓中，察觉到日常生活的美好。真理给人以智慧，也给人以找寻“美”的勇气。这时，一种裤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它恰恰有一个张扬的名字，像大声朗诵给这个时代的青春宣言，像民众向往个性与自由的旗帜。它所向披靡，迅速横扫了神州大地。它的名字就叫“喇叭裤”。[1]

在喇叭裤横扫神州大地以前，服饰被进行了阶级分析和强烈禁锢，“西装是资产阶级的，布拉吉是修正主义的，旗袍是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着装必须“有利于革命，有利于劳动，有利于工作”。[2]军装、工作服、中山装、列宁装和红卫装，千篇一律，雌雄莫辨，毫无美感，遑论个性，以表面性的无差别掩盖实际上的不平等，压抑人性。那大概是中国服饰史上最为变态的一段插曲。

相比之下，在传统时期，个人虽然不拥有穿衣戴帽的全部自由，但是群体对美的追求却是持续不断的。在传统中国，穿衣戴帽从来都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社会秩序、社会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政权和礼法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规定，不同身份的人应该穿什么、戴什么，以及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之下该穿什么、戴什么。这就是服制——穿衣戴帽的制度，服制是明文规定了的。想象中的周代衣冠是服制正统性的源泉，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历法用夏朝的，车制用商朝的，服制用周朝的。实际上，夏商制度渺茫难知，周最晚出，吸收了夏商的好处，用南朝梁皇侃的话来说：“以周世比视于夏、殷，则周家文章最著明大备也。”“周既极备，为教所须”，故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3]当然，就实际发展而言，制度是随着时代的变换不断积累变化的；但是，传统时期任何一次制度调整打出的旗号都是“吾从周”——从先秦儒家经典所记载的周代制度中寻依据、找靠山，服饰制度也不例外。

帝制时期服制的正式确立，是在东汉明帝永平二年（59年）。秦汉之际，周代衣冠曾经短暂缺席，“久无祭天地冕服之制”[4]。从皇帝后妃到官员，穿得都比较简单。西汉张安世“尊为公侯，食邑万户，然身衣弋绨，夫人自纺绩”。张安世“身衣弋绨”，按唐代颜师古的解释：“弋，黑色也。绨，厚缯也。”[5]“弋绨”并非张安世的个人爱好，而是当时官员常服之色。张敞做官二十多年，自云：“敞备皂衣二十余年。”[6]这位张敞，就是勇于在皇帝面前承认为老婆画眉的那一位。西汉刘邦以布衣提三尺剑定天下，制度上承秦制而宽简，崇尚黄老无为，到武帝时才确立了儒家在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开启了儒家对帝制国家的全面改造。而东汉光武帝是儒生出身，学养深厚。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至明帝永平年间，始全面建立服制，其主要依据是儒家经典中的《周礼》、《礼记》和《尚书·皋陶篇》。

“永平服制”奠定了帝制时期的服制原则。第一，服制是整个社会等级制度的外在表现，它的覆盖面是社会全体，自皇帝以至庶民，“诸侯王以下至于士庶，嫁娶被服，各有秩品”[7]。普通老百姓被规范的部分主要在嫁娶等礼仪场合。《红楼梦》第十三回，秦可卿死了，贾珍存心大葬，乐得铺张；奈何亡人的丈夫贾蓉不过是个监生，没有官位，场面终归受限，贾珍心下甚不自在；幸得大太监戴权及时送货上门，助他花一千二百两银子替贾蓉买了一个五品的龙禁尉，这才把想摆的谱光明正大地摆出去了。

第二，服制讲究的是上下有序，必须“顺礼”。“礼”的核心是什么？对等级秩序的尊重与坚守，“尊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礼制下的服制讲究的是“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顺则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缛”[8]。服制下的服饰，以繁复、稀有、贵重为尊贵，位愈高而服愈繁。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种纹饰，合称“十二章”，是权力的象征。东汉制度，皇帝“备文”，十二章全绣；三公和诸侯只能绣山、龙以下九章；而九卿则只能使用华虫以下七章。作为“文儒者之服”的进贤冠，则以冠梁（帽子上突起的骨）的多少来标志尊卑等级，“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皆一梁”[9]。

第三，实践中的服制实行“上得通下，下不得僭上”[10]的原则，穿衣的自由与地位成正比，地位高的人享有更多的穿衣自由。比如宋画《听琴图》，不管是否为宋徽宗亲笔，但其中的人物关系一目了然：正在抚琴的宋徽宗穿道服，显得非常悠闲；而旁边侧耳倾听的两位臣子则穿朝服，坐姿端正，态度恭敬。

服制的倾向是保守的，以维护现存尊卑等级秩序为己任。因此，最能体现服制精神的礼服常常是过时的。服制发展史上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某些因各种原因被淘汰、日常生活中不再穿用的服饰，会进入礼服序列，保留在相对正式的场合，成为仪式性的服装。比如冠，“男子二十而冠”，冠在先秦、秦汉本来是成年士族男子的日常服饰，到了中古时期幞头出现，冠则退居到礼服序列。

俯首聆听的蔡京

仰首听琴的童贯与身旁童子

奇石

高脚几

图三一：北宋 赵佶（款）《听琴图》

《听琴图》，传为宋徽宗赵佶所作。绢本设色，工笔画，147.2厘米×51.3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图表现的是松下抚琴与听琴的情景。画中，宋徽宗正襟危坐，头戴黄冠，身着缁衣，作道士打扮，身后左侧有一株苍松，枝叶繁茂，树旁有稀朗的翠竹数竿。右侧立有一高脚几，上摆放一香炉。徽宗轻抹慢挑，略微垂首，显得沉静安宁。画面中另有二人坐于下方倾听，态度谦卑而恭谨，据说此二人即为童贯与蔡京。画面最上方，有蔡京所题绝句一首：“吟徵调商灶下桐，松间疑有入松风。仰窥低审含情客，似听无弦一弄中。”在古代，穿衣自由与地位成正比，地位高的人享有更多的穿衣自由。《听琴图》中抚琴的徽宗便着道服，而旁边侧耳倾听的童贯和蔡京则穿着朝服。

礼服来自过去，是传统在现实中的短暂演出，代表着现在对过去的尊重。现今中国人的一大憾事，大概就是没有属于华夏民族的礼服了。我的韩国师弟穿着韩服来给导师祝先生拜年，进门就跪在地上磕头，把祝先生磕得手足无措。我却只有羡慕的份儿。传统节日与传统服装一起营造了一种传统氛围，让学生可以跪拜在老师膝下，以最为传统的方式表达感激。

怀有此种遗憾的，当然不止我一人，华夏传统服饰在礼仪中的复兴因此一度成为热门议题。我虽然遗憾没有民族礼服可穿，却也并不看好复兴之议。以出土的服饰实物与传世图像、文字资料相配合，传统服饰的复原工作并非难事。比如，仅南宋福州黄昇墓，就出土了二百〇一件女性服饰和一百五十三件丝织品。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十六岁出嫁，十七岁夭折，她父亲做过掌管进出口事务的提举市舶司，家境优渥，陪葬的都是上乘好物。黄昇上身穿了九件，下身穿了十一件，是全套的盛装。[11]然而，即便可以制作出丝毫不爽的古代服饰，华夏礼服的复兴仍然面临着诸多实际困难——汉服与唐装不同，宋装与明装各异，即便是一个朝代内部，服饰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本身恒处于变化之中，回到传统，究竟该回到哪里？

现代人所感受的是礼服缺席的窘境，而古代人则感受着礼服繁复难穿的尴尬。南宋的朝服除重大祭祀外，难得有机会穿，朱熹诉苦说，朝服平时不穿，“到临祭时取用，却一齐都破损了，要整理又须大费一巡，只得恁地包在那里”[12]。元朝的大礼服称为“法服”，穿的场合同样稀少，可是层次却更为复杂，所以有人专门编写了歌诀，来说明穿戴的顺序，以免错穿，歌云：“袜履中单黄带先，裙袍蔽膝绅绶连；方心曲领蓝腰带，玉佩丁当冠笏全。”[13]

对服制构成挑战的，是外来的刺激、人们对美和新奇的追求，以及财富的积累。起而挑战服制的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来自统治集团内部，比如王孙公主，既爱美又有足够的财富追求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上元观灯，“延安公主衣裾宽大，即时斥归；驸马窦澣待罪。诏曰：‘公主入参，衣服逾制。从夫之义，过有所归。澣宜夺两月俸钱。’”公主“衣服逾制”，驸马夺俸，是因为皇帝“性节俭”[14]。大多数时候，逾制是必然发生而无可奈何的事。服制的另外一种挑战者来自统治集团之外，主要是商人和娱乐业从业者。

教坊与宫廷因而成为时髦的两大策源地。比如，女性缠足的先驱是宫中舞姬，“后主宫嫔窅娘，纤丽善舞。后主作金莲……令窅娘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云中，曲有凌云之态”。缠足风气初兴于宫中，又自宫中流播于外，至北宋晚期，遂为汴京一绝，时人戏称“京师妇人梳妆与脚，天下所不及”。[15]“至南渡后，妓女窄袜弓鞋如良人也”——北方上流社会的缠足习俗被南方的妓女所效仿，从而掀起一个新高潮。妓女与贵妇争奇斗艳，引领时尚。商人作为占有较多物质财富的庶人，是服制惯常的挑战者，他们虽然未必有挑战政治权威的自觉，却会触动统治者敏感的神经。南朝刘宋时，有人忧心忡忡地观察到“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贩之室，饰等王侯；佣卖之身，制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断为两；一裾之长，可分为二。见车马不辨贵贱，视冠服不知尊卑”。[16]平民穿得像王侯一样好，让人们看见车马分不出贵贱，看着服饰不知道这是尊贵的王侯，还是富有的商人。这实在是令人担忧啊！这说的哪里是衣服，分明是等级秩序。

图三二：宋 佚名 《宋仁宗后坐像》

仁宗曹皇后

皇后身边婢女

《宋仁宗后坐像》图轴，宋佚名绘。立轴，设色，172.1厘米×165.3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坐像为宋仁宗之曹皇后。我们看到，画中的曹皇后双手拢于胸前，正襟危坐，两位侍女分立皇后两侧，一执唾盂，一捧长巾。最醒目的，是她们翠绕珠围的服饰与妆容：曹后头戴九龙纹钗冠，面贴珠钿，身着翟衣；两位侍女头戴花冠，身穿碎花锦袍，额、鼻、颌以“三白法”敷之。画中人物珠光宝气，神态端庄肃穆、典雅精致，显示出宋代皇室的雍容华贵之气。但也不难想见，如此精细繁复的妆容，流程之复杂，穿戴实为不易。

还好，大多数中国人终于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并且享受着穿衣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是1978年以后才慢慢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