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秘密过往

我们对传统时期的城市充满了各种刻板印象，比如，你会觉得它一定有墙，一定热闹，一定“像个城市”。其实未必。

我家附近曾经有一处海淀区的文物保护单位——齐白石墓。一座坟墓，隔着十几米的距离与居民楼朝夕相对，老实说，这不是中国人习惯的阴阳相处方式——活人不舒服，死者恐怕也会被扰攘。那么，为什么居民区会建到齐白石墓前？真实情况是，齐白石墓在前，居民小区在后。1945年，齐白石就为自己选定了这块墓地，亲自篆额立碑。1957年逝世后便归葬于此。齐白石选择在此地安息的原因很简单——1945年齐白石为自己选定长眠之所时，这片地方正是湖南公墓。湖南人葬在湖南公墓，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落叶归根了。这样来看，直到1957年齐白石入土为安，我所住的这一片其实都是墓葬区。按当时的城市发展状况来看，此地在西直门外，远离喧嚣，正是死者可以含笑九泉的地方。2013年，齐白石墓迁往西山。从1945年到2013年，六十八年间，齐白石墓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见证了海淀区的发展，城市的生长也一点一点地挤占了死者的栖息之地。

类似的故事，在传统时期的城市中也曾上演。北宋淄州（今山东淄博）有一位隐士王樵，他也给自己修了一方墓，号称“茧室”。

二三十年之后，新任知州要表彰隐逸，想拜祭王樵墓，却发现那地方“已构屋为民居”[1]，已经盖上房子成为民居。幸好，王樵还有个外甥，把他的坟墓迁到了更偏远的地方。

严格说来，王樵构筑茧室的地方，跟齐白石所选择的墓地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齐白石的墓地选在了近代城市的公共墓地中，而王樵构筑茧室的地方是在淄州城里。也就是说，传统时期的城市之中，其实有很多“非都市化”的地块。

比王樵略晚，11世纪80年代，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筑“东坡雪堂”，自此从庙堂才子升华为中国人人格美的典范，成为“苏东坡”。苏轼在东坡，日子过得艰苦而乐观，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能够盖五间房子，还能种稻，种一百多棵桑、十多畦蔬果，“东坡”简直就是一个小型农庄了。那么这个小农庄在什么地方？黄州城中。同样是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苏轼谈道：“近于城中得荒地十数亩，躬耕其中。作草屋数间，谓之东坡雪堂。种蔬接果，聊以忘老。”[2]南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黄州·景物上》说“东坡在州治之东百余步”。距离知州衙门一百多步的地方，竟然能找出十多亩空地，这黄州城的城市面貌肯定不是我们平常想象的那样。传统的城市之中常有空地，都市之中亦有乡村或者说“非都市化”的地块，这是传统城市的第一个秘密。

这种状态与中国传统城市的性质密不可分。城市这个词由两部分组成：“城”指城堡，《墨子》说“城者，所以自守也”，城具有军事防卫功能，是政治控制的中心。“市者，买卖之所也”，是经济活动的中心。城市是“城”与“市”的结合，兼具政治控制、军事防卫与经济中心的功能，最核心的是政治控制功能。帝制时期的中国城市首先是政治和行政中心，行政区划决定了城市的层级和分布。比如北宋时期，东京开封为一国之首都，这是最高级别的城市；次一级是18个转运使司所在的州城，这是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对本路的其他州县具有辐射功能；再下一级是333个州城，这是本州的中心；最下一级是1234个县城，这是本县的中心。[3]这种政治与行政而非经济主导的城市特质，决定了有的城市经济生活发达，有的城市经济生活沉寂。像黄州那样有东坡可供耕作的城市，直到近代仍然存在。沈从文的小说《山道中》描写了这样一个县城——此地距离贵州有五天的路程，“本县城内共计一百卅二户，大小人口三百四十四人，还将县长本身算在这一个数目里面。”县长连个办公室也没有，住在一间小客栈中，“每天到一个旧庙中审点案，判断一些小生意人的争持，晚上就回到小店中的住处来吃饭睡觉……作县长的五日一场才有新鲜猪肉吃”[4]。这一类的小县城，在传统时期曾经更广泛地存在。

图四七：明 仇英 《清明上河图》（辛丑版）（局部）

古今奇观尽在台上

地头卖茶水的小摊

奶奶领着孙子来田间送饭

歇口气接着干

从仇英的《清明上河图》前半段，我们可看到这样的画面：在一处临河空地上，散落着几方农田，农田一侧的戏台上正热热闹闹地上演戏剧，台下观者甚众，点评者也不乏其人。其间还有抱小孩者，有卖凉茶者。或是台上戏剧颇为有趣，引得田里耙地的农人也忍不住停下来叉腰观戏。戏台旁还有专为达官贵人设的观戏雅座，这熙攘热闹的场景似是在城中才能看到，但旁边散落的农田又让人感到此地是在郊区。这便是传统城市的一个秘密——城市之中常有空地，都市之中亦有乡村或者说“非都市化”的地块。仇英所绘的这几垄散落在城中的田地，便是文中讲的“非都市化”地块的真实写照。

传统城市的第二个秘密是关于城墙的。通常认为，传统时期的城一定有墙，不但有墙，墙外面还要有护城河——被墙圈起来的地块儿才叫“城”。但是，近年来的学术研究却在不断地提醒人们，我们关于城和墙关系的传统认识可能只是一种靠不住的刻板印象。研究指出，“两汉时期南方的不少郡县治所并无城郭，至孙吴时期才开始大量筑城”，而在“宋、元以及明代前中期长达五百余年的历史中，主要以毁城和不修城的政策为主，城市没有城墙或者城墙处于颓圮状态，可能是城市城墙的常态”。[5]不同朝代，同一朝代中的不同时期，以及同一时期中的不同地域，城与墙的关系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在战时和边境地区，墙是必须的。比如北宋的河北诸州，在澶渊之盟以前，主要靠城墙防御，辽兵打过来，人员物资退入城里，坚壁清野，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又比如，“明初修筑了大量卫所城市以及与卫所同城的府州县城，永乐至天顺时期社会安定，筑城数量很少，成化以后内忧外患加剧，全国开始普遍筑城”。明代嘉靖时期的倭寇之乱则促使中央、地方与民间三方联合，共筑城防。边境需要城墙，内地则憎恨城墙。新政权削平群雄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拆除新并入州的城墙，以防再度形成割据势力。比如北宋打下太原、兼并北汉之后，就曾下令拆除当地的城墙。而蒙古人“在进攻高丽的战争中，就已经有意识地采取毁城政策来防止当地人民的反抗”，元朝建立之后，所采取的则是“毁城与长期禁止修城的政策”。在接纳了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之后，我们或者可以这样总结传统时期城与墙的关系：并非所有的城都有墙，当然，这一点并不妨碍我们继续保持对传统城市的经典印象。

传统城市的第三个秘密是关于坊市制的。唐长安是坊市制城市的典范，其特点首先是空间上的区隔有度，宫城和皇城（中央政府办公区）位于城市的北部中央，宫城南门的朱雀大街向南一直延伸到京城的明德门，将整个城市分为东西对称的两个区域。这两个区域被相对均匀地划分为一百零八个坊和两个市，东区有东市，西区有西市。其次是坊与市在功能上的严格分工：坊是居民区，仅供居住；市是商业区，所有的买卖交易活动都在市中进行。最后是整个城市在时间上的统一管理，坊和市都建有围墙，坊门与市门均按照统一的时间开合。《大唐令》规定，坊设坊正，“掌坊门管钥、督查奸非”。

通常认为，坊市制从北魏的平城和洛阳开始，以唐代的长安最为典型，坊市制的城市相对封闭，追求控制，具有中古时期的特征。而北宋开封的出现则标志着一种具有近代色彩的新型城市的出现。在开封，商业活动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区域，就像现在一样，任何客流量足够产生利润的地方，都可以进行买卖，各种店铺临街而设，京城最宽、级别最高的御街两旁的御廊，原本也是允许“市人买卖于其间”的，直到徽宗时才禁止。御街一直向南，过了州桥，两边都有住家，住家与店铺杂错分布。街东的名店包括车家炭、张家酒店、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过了州桥往街西去有一条大街，名叫“曲院街”。曲院街南有遇仙正店，装修豪华，前有楼子后有台，开封人叫它“台上”，店里的酒美而贵，银瓶酒七十二文一角，羊羔酒八十一文一角；曲院街北有薛家分茶、羊饭、熟羊肉铺；从这里再往西去就到了“院街”，也就是“红灯区”。这一段“北宋东京旅游指南”，出自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这种城市布局所带来的逛街的感觉，是现代人非常熟悉的。

同样让现代人感到亲切的，还有早市、夜市、鬼市。“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寻常四梢远静去处，夜市亦有燋酸豏、猪胰胡饼、和菜饼、獾儿野狐肉、果木翘羹、灌肠、香糖果子之类。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荣干，夜深方归也。”[6]北宋的开封与洛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首先有夜生活的城市。灯光已经成为酒楼正店招徕酒客的手段，白矾（樊）楼“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檐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7]。洛阳的花市也是要到天黑以后，在莹煌的灯烛之下，才渐入佳境，“列肆千灯争闪烁，长廊万蕊斗鲜妍”[8]。多少年以后，在临安的熏熏暖风之中，宋人仍然在怀念甜酣的东京夜色，“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9]。

图四八：北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局部）

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左段，我们可以看到一座气势雄伟的城门。通常我们认为，传统时期的城一定有墙，不但有墙，墙外还要有护城河——被墙圈起来的地块儿才叫“城”。但近年来的学术研究表明，我们对城和墙关系的传统认识或是一种刻板印象：其实并非所有的城都有墙。我们看到的这座城门两侧，直接就是护城河，护城河上有一座桥，桥上各色行人穿梭往来，络绎不绝。顺便说其中一个有趣的画面：桥上有两人与一只毛驴正奋力拉着一辆满载的独轮车往外运送货物，车上的货物被一块写满书法的布盖着。据说，这是当时因为党争被抄家，从官员家中抄出的财物。而这块布，很可能是从一块屏风上揭下来的绢。同时，我们还可看到桥上有一高一矮俩乞丐，正在向临河观景的人行乞。此段画面生动地反映了汴京城充满人间烟火气的街角一景。

车夫与毛驴正奋力将抄家抄出的财物往外运送

官人行行好，可怜可怜我，给点儿吧

图四九：北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局部）

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有一段类似北宋东京旅游指南的文字：……街东的名店包括车家炭、张家酒店、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过了州桥往街西去有一条大街，名叫“曲院街”。……从这里再往西去就到了“院街”，也就是“红灯区”。这段生动的文字所描述的街景，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有着具象化的体现：街面上开设有各类店铺——酒楼、食店、香铺、茶铺、肉铺，以及红灯区的青楼等。店铺鳞次栉比，行人熙来攘往，逛街的人中各色人等都有——骑马出远门的、挑担随行的、牵马开道的，站着交谈的书生与和尚，负经笈而行的苦行僧，赶着驴车的车夫等，隔过画面仿佛能听到熙攘鼎沸、高低起伏的街市声。汴京城的布局所带来的这种逛街的感觉，是我们现代人再熟悉不过的了。

在通常的历史讲述中，从唐长安到北宋东京，是中国城市革命性的进步，唐长安以控制为第一导向，实行具有中古色彩的坊市制，北宋东京呈现出具有近代特征的商业大都市的面貌。近年以来，随着历史研究越来越深入，这种说法也遭到了挑战。学者发现，第一，北宋东京所在地的汴州，在唐代作为州一级的城市，可能本来就不曾存在过像首都长安那样严格的坊市制度，所以，就北宋东京自身的历史发展而言，不存在一个“坊墙倒塌”的过程——既无坊墙，何来倒塌？第二，唐代长安，在东市和西市以外的地方，也并非完全不存在商业活动，比如，邸店可能一直都有，再比如，唐代后期已经出现了推倒坊墙、临街开市的做法，尽管政策并不鼓励。但是，不管汴州在唐代的城市形态如何，也不管长安的其他区域是否存在零星的商业活动，唐长安与北宋东京这两座城市在空间布局、功能区分和时间管控方面的差别是真实存在的。因此，在象征的意义上，我们仍然可以继续讲述“坊墙倒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