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梦华”的月亮背面

中西比较是我们认识历史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比较，我们希望在他者的映照之下，把自己看得更加清楚。能够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或者奋起直追精神的，也是“比较”。比如说，谈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学者，常常会拿宋代东京与同一时期欧洲中世纪的城市相比较。按照最保守的估计，11—12世纪，北宋东京的人口在一百二十万以上；而欧洲的中心城市巴黎在13世纪的时候，人口才刚刚达到二十四万；僻处一隅的伦敦12世纪的人口是三万，13世纪达到了四万五千人。就城市面貌而言，欧洲城市更是无法与北宋东京相比。欧洲人记忆中的伦敦，“街道非常窄小，大部分都未铺上石板，整天都挤满了人、狗、马和猪。街道两旁排满房屋和店铺，大多数都是木结构的，在缝隙处填着稻草。火一直是个安全隐患”[1]，拥挤、肮脏，给人的感觉实在谈不上愉悦。而宋朝人记忆中的东京却富庶华丽得如同天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不惜笔墨，用绮词丽句来赞美东京的繁华：“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空气里飘荡着美妙的音乐，街道上绿柳繁花，茶坊酒肆里，男男女女衣着体面，季节流转，风雅变幻，夜色阑珊，意兴不减。“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所有器具皆为银制，全部加起来“即银近百两矣”。近百两银子的家什，就这样随随便便摆出来招待普通客人，这是何等的富足与文明自信。宋太宗的女婿柴宗庆写过一句俗诗，“曾观大海难为水，除去梁园总是村”，梁园指的是开封，开封以外皆农村，这是柴驸马的自傲。相比开封，同时期的伦敦就气派而言，的确是个村儿。

以数字来看，就人口和物流规模而言，北宋东京的确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富足的城市。但是，一个城市怎么可能只有鲜花、音乐和美食？百万人口的城市，饮用水源的问题怎么解决？燃料从哪里来？生活垃圾、粪便和污水怎么处理？同样是木结构的房子，伦敦存在火灾隐患，规模更大的东京又怎么可能不着火？这些“月亮背面”的问题，在《东京梦华录》的记载中是不可能看见的。

《东京梦华录》是北宋人南渡之后，对故都旧日美好的追忆，它在本质上是一场甜酣旧梦，不太可能触及东京城市发展中所遭遇的问题。即便是谈到问题，它所采取的也是一种积极正面的叙述方式。比如关于火灾，《东京梦华录》的叙述重点是防火的制度：在每一个坊巷之中，隔三百来步就设有军巡铺屋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这是地面的火警和治安巡逻系统。在地势较高的地方，还有砖砌的望火楼，楼上有人守望，这是空中立体监测报警系统。望火楼下是潜火队的营房，潜火队规模达百余人，所配备的救火家什包括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索、铁猫儿（铁钩）等等。潜火队由军人组成，每当有火灾发生，全由军人扑灭，“不劳百姓”。望火楼不仅都城有，其他大城市也有。南宋末年的诗人、乐师汪元量的组诗《湖州歌》记录了一群宫廷表演艺术家被元人掳往北方的悲惨经历，其中的第四十二首这样写道：“丞相催人急放舟，舟中儿女泪交流。淮南渐远波声小，犹见扬州望火楼。”扬州的望火楼是亡国奴眼中对江南的最后一瞥。这是后话。

以北宋东京为代表的这套包括地面巡逻、高台瞭望和消防扑救在内的救火制度，的确是非常先进的。那么，开封是否真的就由此避免或者减轻了火灾对城市生活的巨大伤害？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四月，三鼓时分，也就是深夜十一点，大火从荣王元俨的府邸烧起，一直烧到“翌日亭午”，也就是次日中午十二点，宋朝的左藏库、皇帝直接支配的内藏库和国家图书馆都遭到了惨烈破坏，“祖宗所积……一朝殆尽”。研究表明，“宋代城市火灾之普遍，破坏之惨烈，对城市民生影响之大，则是前所未有的”[2]。烧毁民舍超过万家的火灾，据史料所见，唐代仅有两次，而南宋仅临安府在建都的一百五十余年间，就遭遇了七次；烧毁十万家的超大火灾，在宋朝也不是没有的。火灾如此频发，以至于寓居在临安邸舍之中的候选官员只得把官员身份的认证文件——诰命和敕书随身携带，生怕被一把火烧了，前程无着。宋朝火灾比前代多发且破坏惨烈的原因，大致有三点：第一，随着城市人口增加，建筑的密度更高了；第二，大部分城市平民的居所仍然是茅草房，防火性能差；第三，与唐宋城市形制的变化有关——夯土筑成的坊墙本来兼具防火墙功能，最起码可以把火灾控制在一坊之内；而宋代城市普遍没有坊墙，万一扑救不及时，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它蔓延。

火灾给城市生活所带来的痛苦，《东京梦华录》是不会记载的，而主要依靠这类书籍所建立的东京意象或者说宋代城市繁华意象，也像是那些著名旅游景点的“某某印象”演出一样，华丽喧腾，不落实地。按照常识推断，现代城市化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在宋朝肯定有不同程度的存在。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东京梦华”的月亮背面越来越多地展露在我们眼前。想要通过史料钩沉看到宋代城市发展的种种问题，可以读一读包伟民教授的《宋代城市研究》，它让我们对宋代城市的认识终于从“梦华”落到了地上。

城市化过程中，另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是生活污水的处理。尽管考古学家从南宋临安太庙两侧挖出了砖砌的排水沟，但总体而言，宋朝的城市尚未建立覆盖整个城区的地下排水系统。城市生活污水的处理方式是直接排入河道，没有河道，则用渗井。开封新城和旧城的排水沟共计二百五十三条，污水直接排入黄河，为了防止居民倾倒灰土等生活垃圾填塞排水沟，1026年，开封府开始派专人巡逻守护。这些排水沟，还要定期淘泥维护，以保障畅通。淘渠在每年春天进行，这给沿渠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一时不便，梅尧臣就曾经写诗抱怨说：“开春沟，畎春泥。五步掘一堑，当途如坏堤。车无行辙马无蹊，遮截门户鸡犬迷。屈曲措足高复低，芒鞋苔滑雨凄凄。老翁夜行无子携，眼昏失脚非有挤。明日寻者尔瘦妻，手提幼女哭嘶嘶。金吾司街务欲齐，不管人死兽颠啼。”[3]尽管如此，淘肯定还是比不淘好。

“盖今沟渠不通，致病之一源也。”生活污水淤积是导致瘟疫发生的重要原因，这是文天祥的老师欧阳守道总结出来的。欧阳守道是江西吉州人，他从吉州的教训中发现了地方长官作为、城市污水治理与本地瘟疫发生率之间的关系。欧阳守道清楚地记得，端平二三年间，福州人林长官治理吉州，最重视下水沟渠的问题，“疏通浚导之后，民无疫者数年”。后来，豫章（南昌）人李知州、于潜（浙江）人徐知州相继担任吉州知州，欧阳守道每年都提醒他们沟渠疏通的事情，这两位也做，但是不如林知州做得彻底，即便如此，“病者亦少”。自从徐知州之后，“郡政不复及此”，州政府不再疏通城市下水道，其危害有目共睹：“沟渠不通，处处秽恶，家家湿润，人之血气，触此则壅，气不行，病于是乎生。今通逵广路，犹无洁净之所，而偏街曲巷，使人掩鼻疾趋。如此，则安得不病？”[4]欧阳守道对此感到痛心疾首，于是，当新到任的王知州请求他为本地发展献计献策的时候，欧阳守道就写了一封极长的信，我们也因此得知了吉州知州与下水道和瘟疫之间的关系。

读此长信，令人颇多感慨。第一，福州人林知州（三山林侯）、南昌人李知州（豫章李侯）、于潜人徐知州（于潜徐侯），以及后来在下水道问题上不作为的长官们，都已经离开了吉州，他们和吉州这块土地及土地上的人民相处的时间都很短暂，但是做得好不好，吉州人民自会记得。欧阳修说，做地方长官，关键是要老百姓满意，这实在了不起。第二，各位长官在吉州是来做官的，他们关注的重点是让中央满意以便获得升迁；吉州百姓却要在这里把日子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过下去。然而，吉州的城市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长官决定的。第三，疏通全城的下水道，不是一两家土豪就能完成的，即便像欧阳守道这样有影响力的地方士人也无法凭一己之力完成；土豪能做的是逃往更干净的地方，吉州“十数年间城郭富家往往徙去”。第四，下水道所导致的城市卫生问题，汉代的郡太守是不会遇到的，当时的城市，人口规模、房屋密度都还不足以引发此类问题。吉州的各位长官遇到的，是城市发展中的新问题。宋代的中国城市的确获得了不同以往的新发展，当然，也出现了新问题。问题的存在，并不减损中国传统城市建设的成就；了解古代城市所面临的问题，只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今天城市发展与环境、居民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

不知道欧阳守道有没有读过梅尧臣那首抱怨淘渠的诗，倘若读过，他一定会羡慕北宋的东京人，淘渠只得一时不便，不淘渠却是有可能要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