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的性格之“关”

“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行”的主体可以是人员，可以是物资，也可以是信息，比如一封信，一个消息。“行”的本质是在时间中实现空间距离的跨越，因此，速度是“行”的关键，它决定着“行”的实质效果和人们对“行”的心理感受。从北京到杭州近一千三百千米，高铁最快四个多小时到达，周末赶去西湖看看孤山的梅花，喝一杯茶，周一就可以赶回来上班；若按照唐宋时期官方规定的旅行速度，步行或骑马一天走五十里，需要五十二天才能到达。“从前慢”，是真的慢；“相见时难别亦难”，是真的难；“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是真的远隔。

影响速度的因素包括道路状况和交通技术的发展水平。工业革命以前，水路是最舒服的长途旅行方式和最便宜的大宗货物运输方式，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大江大河向东流，缺乏南北向的自然水道，开凿运河因而成为沟通南北、连接帝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重要手段。宋代，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为远洋航行创造了条件。陆路交通技术的进步主要体现在车和马方面，特别是马，公元前4世纪末，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从匈奴人那里学到了骑兵作战的技术，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机动作战能力；4到5世纪，马镫的推广使用标志着骑乘使用马具的完备，“在军事上，它使骑兵上下马迅速，人骑在马上不易坠地，控制战马也更自如，使复杂的战术动作和列阵的训练变得更容易。在日常生活中，使许多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人也能很方便地上下马和驾驭马，甚至妇女也能稳骑马上。骑马者的姿势也由以前的踞坐式改为挺身直腿”[1]。“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虢国夫人的马上英姿，便得益于马镫的使用。

西周以来的贵族居家食肉，出门坐车，孔子虽然极爱颜回，却拒绝卖车给颜回操办葬礼，因为车是他下大夫地位的标志。西晋的美男子潘安出门，道两旁围观的女子们纷纷往他的车上扔水果，潘安就这样被一路欢呼着、满载果香回了家。北朝经隋唐至北宋，官员骑马上朝。唐宪宗时，藩镇派人来刺杀主张削藩的政治家，宰相武元衡被杀，御史大夫裴度连中三剑，从马上摔下来，保住了一条命，继续坚持强硬路线，最终迎来刘禹锡所赞美的中兴局面：“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2]坐轿被王安石认为是非常“不道”的事情。王安石退休回金陵之后，出门骑驴，只一小童随侍，根本看不出来是做过宰相的人。他的老对头司马光晚年病重，得到太皇太后特许，可以乘轿子上下班，这是特例。坐轿成为官员出行的常态要到南宋以后，南方潮湿路滑是一方面的原因，还有一方面是越往南去，马也越不容易养了。大规模养马需要草场，也需要相应的人才，唐代前期会养马的官儿，多半是北方游牧民族出身。

《诗经·小雅·大东》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赞美周的道路平而直。其实那种土筑的路坚硬程度非常有限，而当时的车轮为木制，硬度较大。雨雪天里，不用太久车子就会在路中间形成两道辙印，如同凹陷的铁轨，轨制不同的车走在上面极易颠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发布“车同轨”的政令，为统一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秦汉帝国的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将首都与各大经济区联系起来，后世又不断地丰富发展。

图五一：五代 郭忠恕 《雪霁江行图》

《雪霁江行图》，五代郭忠恕绘。绢本墨笔，74.1厘米x 69.2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这幅画所绘的是大雪初霁，船夫们辛勤忙碌的场景。作品以界画方式精妙入微地勾勒了两艘大型漕船的轮廓，船上的舱室、窗格、物资、甲板、樯桅、纤绳等绘制得纤毫毕现，甚至可以看到船身上的雕花纹路。高耸的桅杆在过桥时可放倒，过桥后再竖起来。劳作的船夫们，有的奋力撑篙，有的搬运物资，有的袖手而行。我们看到船一侧吊着一捆竹竿（用来减缓靠船时的冲击力，类似今日船帮捆轮胎的作用），系着一艘小船，船尾还挂着用来操控船舶航向的升降式平衡舵，无须改变航向时，升舵以减少阻力；若要改变航向或风浪大时，降舵至最低，以保持航向并减轻船体的晃动幅度。由此看出，画家体察生活细节时的用心与精湛入微的画技。在古代，水路是最舒服的长途旅行方式和最便宜的大宗货物运输方式，西高东低的地势决定了大江大河向东流，而开凿运河与发展漕运，成为沟通南北、连接帝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重要手段。通过此图，我们可对此情景有更清晰的了解。

道路之上，存在着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交通制度——关与驿。关的目标是控制和管理，“所以限中外，隔华夷，设险作固，闲邪正暴者也”[3]，它代表着道路谨慎提防的一面，负责审查那些试图进入中原、靠近首都和中央的人，以保护“内核”的安全。

关往往设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的出入门户上。唐代“凡关二十有六，而为上中下之差。京城四面关有驿道者为上关，余关有驿道及四面关无驿道者为中关，他皆为下关焉”。[4]六个上关是京兆府蓝田关、华州潼关、同州蒲津关、岐州散关、陇州大震关、原州陇山关，这六个关所包围的，就是京城所在的关中地区。李白《蜀道难》诗云：“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一语道破关的奥秘。秦末大乱，南海尉赵佗下令横浦、阳山、湟溪三关“绝道聚兵自守！”[5]又发兵兼并了桂林、象郡，自立为王。三关“绝道”，切断中原乱兵南下的通道，是赵佗割据岭南的关键。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征贰师城取善马，李广利西征受挫，只得撤回敦煌，向武帝报告说道路遥远，军粮不继，请求暂时停止行动，增兵再战。武帝“闻之大怒，使使遮玉门关”，下令，“军有敢入，斩之”。[6]李广利无奈，只得滞留敦煌。一使者“遮玉门”便可阻挡千军万马，所凭借的当然是皇帝的权威，关的门禁作用也跃然纸上。

关的日常工作包括控制人员往来，查验违禁物品，以及缉拿罪犯。

图五二：明 唐寅 《关山行旅图》（局部）

《关山行旅图》，明代唐寅绘。纸本设色，129.2厘米x46.3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图主体是一城郭的关门。画中晨雾弥漫，虬枝枯树交错散落道旁，山路从关门蜿蜒向远方，四围静寂。在这萧瑟荒凉的关门前，一位风尘仆仆的赶路者肩负行李，行色匆匆，正欲过关。古代关城多设在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的出入门户上，正如图中所呈现。唐代“凡关二十有六，而为上中下之差。……”六个上关是京兆府蓝田关、华州潼关、同州蒲津关、岐州散关、陇州大震关、原州陇山关，这六个关所包围的，就是京城所在的关中地区。从画中，我们对明代拱券式关门与古代关隘的门禁作用有了进一步认知。

唐代规定：“凡关，呵而不征，司货贿之出入，其犯禁者举其货，罚其人。”[7]在汉代，严格控制出入关的物品包括马匹、金铜、弩机等，其中，对马的控制是最严格的。然而，走私在所难免。《后汉书·鲜卑传》载：“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走私的武器和偷渡的汉人，被认为是鲜卑武力和智力水平提振的重要原因。

大侠走到关门，迎面撞见捉拿自己的海捕公文。这样的状况是有可能实际发生的。汉代的金关发现了一则通缉令，原文如下：

诏所名捕平陵长雚里男子杜光，字长孙，故南阳杜衍□，多□，黑色、肥大、头少发，年可卌七八，□□□□五寸□□□杨伯初亡时，驾騩牡马，乘阑輂车，黄车茵，张白车篷，骑騩牡马。因坐役使流亡□户百廿三，擅置田监史，不法不道，丞相御史□执金吾家属所，二千石奉捕。[8]

这位违法犯禁的杜大侠，年纪已经不轻了，头发也掉得厉害。

需要过关的长途旅行，必须获得旅行证明。汉代平民常用的通关文书叫作“传”。《释名》这样解释传的含义：“传，转也。转移所在执以为信也，亦曰‘过所’，过所到关津以示之也。”过所一直沿用到唐朝。在唐代，旅行证分为以下几种：第一，过所，这是普通旅行者的旅行证，由户口所在地的州一级政府颁给，在外地旅居的，由旅居地州政府根据原籍所颁发的旅行证明给过所，“虽非所部，有来文者，所在给之”；第二，行牒，“出塞逾月者，给行牒”，出国旅行，所持的旅行证明叫作“行牒”；第三，长籍，“猎手所过，给长籍，三月一易”，猎手长期在外，因此需要特殊旅行证“长籍”。以上是平民的旅行证明，由于公务原因而引发的旅行，则有特殊证明：“驿使验符券，传送据递牒，军防丁夫有总历。”“蕃客往来，阅其装重，入一关者，余关不讥。”[9]外国客商在入境关检查登记、缴纳税费，其余的关就不再重复收费，这是一个很合理的规定。没有证件私自过关者，属于违法偷渡行为，“若无公文，私从关门过，合徒一年；越度者，谓关不由门，津不由济而度者，徒一年半”[10]。唐僧玄奘法师当年西行求法，就是私渡出去的。他取经归来之后，在洛阳宫仪鸾殿受到唐太宗的亲切接见，二人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既而坐讫，帝曰：“师去何不相报？”法师谢曰：“玄奘当去之时，已再三表奏，但诚愿微浅，不蒙允许。无任慕道之至，乃辄私行，专擅之罪，唯深惭惧。”帝曰：“师出家与俗殊隔，然能委命求法，惠利苍生，朕甚嘉焉，亦不烦为愧。但念彼山川阻远，方俗异心，怪师能达也。”[11]

古代没有照相技术，过所公文是怎样证明持证者即为本人？汉代的旅行公文上要标注持证者的个人身份、年龄、身体特征、居住地，以及随身所携重要物品的名称特征，过关之时，关吏不仅要对这些信息进行现场查验，而且还要抄录相关内容，以便旅行者返回时核对。比如，汉代肩水候官遗址出土的一枚简牍上面是这样写的：“书佐忠时年廿六，长七尺三寸，黑色，牛一车乘，第三百九十八，出。”[12]这是一则出关记录，编号三百九十八，出关人职业书佐，姓名忠时，年龄二十六岁，身高七尺三寸，肤色黑，驾着一头牛拉车出关。唐朝人唐益谦从西州去往福州，“路由玉门、金城、大震、乌兰、潼、蒲津等关”，他向西州都督府申请过所的牒文，详细记明他带有二奴、二婢、八匹马、四头驴，对马匹的毛色、齿岁、牝牡等也都一一详细声明。[13]传统中国的文书行政发育之早、之成熟，真是令人感叹。

图五三：元 佚名 《山溪水磨图》（局部）

《山溪水磨图》轴，元代佚名绘。绢本设色，界画。152.3厘米×96.3厘米，现藏辽宁省博物馆。陆路之关为“关”，水路之关为“津”。提及古代“津渡”，我们便想到《山溪水磨图》轴下半段车夫牵牛拉车涉水渡河的情景。我们看到，画中每辆车都由两头牛牵拉，为保证平稳渡河，几位光着膀子的车夫全力牵着往前冲的牛，前车已上岸远行，后面的才刚涉水。从他们奋力牵牛的姿态可看出行路之艰难。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以界画绘制的篷车，车辐清晰，木纹可辨，由此可见绘者精湛的绘画技艺。

陆路之关为“关”，水路之关为“津”。关津之官，在唐代的官员职业管理中是一个单独的类别，关津官员的最高评价标准是“讥察有方，行旅无壅”，又能防范奸宄，稽查非违，又能保障商旅的畅通，这实在是一个很高的标准。

走向首都的人，行至关前必须停下来接受检查，那一刻，他仰望关城感到的是政权的威严。对那些将要出关的远行人来说，关则意味着强烈的愁绪。王维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韩愈左迁潮州，行至蓝关，以诗示侄孙韩湘，追思被贬之由，语气尚且豪迈，遥想前路烟瘴，则不免心生悲凉：“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在道路上，除关之外还有一种制度设施，那便是驿。驿为行路人提供住宿、饮食、交通工具之便，为各级官府转运文书信息，代表着道路沟通、交流、开放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