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的性格之“驿”

驿站是古代传递公文的官员中途换马、休息之处，“站”这个词到元代才出现。通常认为，“站”是蒙古语jam（札木）的音译，它更原始的来源是突厥语“yam”。类似的语言文物还有“胡同”——蒙古语“水井”的音译。北京市海淀区的魏公村是元朝维吾尔族人到大都之后聚族而居的地方。

驿与关代表道路的两种品格，关代表着审查、排拒与隔绝，而驿则代表着服务、沟通与交流。驿主要提供两种服务：第一，它向过往官员、使节提供食宿、交通之便利；第二，它传递文书，主要是各级官府的上下行公文，从宋代开始也传递官员的家书，这就更像是现代的邮政系统了。在不同历史时期，驿有着不同的名称和制度。

《周礼·地官·遗人》说：“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每十里设有迎宾之庐，供应饮食；每三十里则提供住宿。汉代负责接待过往官员、使节，提供食宿和交通工具的设施称为“传”。汉初，田横割据海岛，汉高祖召之，“田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洛阳。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遂自刭”。“秦世旧有厩置、乘传、副车、食厨。汉初承秦不改。”[1]“厩置，置马以传驿也”[2]，是有能力提供马匹脚力的驿站。

秦汉“十里一亭”，主要交通线上每隔十里设一个邮亭，有房舍，负责为官员旅行提供方便和传递信息。亭有“亭长”“亭侯”。刘邦起事之前就做过亭长，他肯定是不怎么着家的，这个工作符合他的性格。邮亭的密度与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成正比。湖南郴州一带，在汉代属于桂阳郡，桂阳境内的含洭、浈阳、曲江三个县地处偏远，距离郡治远的甚至近一千里，到东汉还没有邮亭设置。官员公务出差，必须临时征发老百姓和民船提供交通饮食服务，这叫作“传役”。“传役”临时征发，没有一定之规，不法官员趁机勒索，老百姓苦不堪言，甚而至于抛家舍业逃往深山。卫飒担任桂阳太守的时候，“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开通官道，设置邮亭系统，建立官员出差接待制度，“于是役省劳息，奸吏杜绝”，“流民稍还，渐成聚邑，使输租赋，同之平民”。[3]

唐代三十里一驿，相比汉代十里一亭，密度反而变小了。而宋代的官路，“二十里置马铺，有歇马亭”，“六十里有驿，驿有饩给”。[4]宋驿比唐驿的分布更为稀疏。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因为马镫的应用让官员的旅行方式从坐车变成了骑马，旅行速度加快；二是汉代的亭兼有维护地方治安、招待所和公文速递三项功能，唐代的驿剩下了招待所和公文速递两项功能，而宋代的驿不再有公文速递功能，完全沦为仅供公差人员食宿和领取出差补给之所。

唐代的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若地势险阻，及须依水草，不必三十里”。官员旅行可以乘驿，这是做官的好处，王梵志诗说：“仕人作官职，人中第一好。行即食天厨，坐时请月料。”[5]“行即食天厨”指的就是官员出差乘驿的权利。但既然是出差，就不能随心所欲，一方面要遵循相应的制度规定，不同级别待遇不同，另一方面，旅行速度也是有要求的：“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6]这些规定唐之前就应该有，唐之后也继续存在。

图五四：北宋 燕文贵（传） 《扬鞭催马送粮忙》（局部）

这饭菜味道挺可口，有壶烧酒更好

边喂娃边看看热闹

这么多送粮食的人啊

《扬鞭催马送粮忙》，传为北宋燕文贵所绘，纸本设色，水墨卷，953.8厘米×51.4厘米，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此画为巨幅长卷，描绘的是秋收后，农人运送官粮的情景。狭长蜿蜒的山道上，一行推着独轮车的农人，翻山涉水过桥，向坐落于山涧中的一处驿站走来。车上满载官粮，至驿站，农人皆停车歇脚，三两人围坐一桌，简单补充给养，而后继续上路。驿站虽为简陋的茅草屋，但为行脚人准备的饭菜、茶水等基本给养尚且充足。除驿馆外，周边还有房舍、长廊，以及远处的水磨。从驿馆后房舍开着的窗户望去，可看到一妇人正一边哺乳一边观看驿站的热闹场景，驿站城门右侧的一处栈道廊檐下，一位手持书卷的观书人正与身后的书童愣神地望着远道而来的运粮人。临水栈道上，有人抬担，有人观水，有人发呆……此水墨画卷，颇为细腻地再现了古代驿站生动逼真的场景。

在旅行速度不变的前提下，提高公文递送速度的办法只有一个——接力。汉武帝时，酷吏王温舒治河内郡，他九月到任，立即让人准备了五十匹骏马，“为驿自河内至长安”，建立了河内与长安之间的专属信息传递系统。然后，他就开始抓捕郡中的豪强，连坐者达一千多家。抓捕之后，他随即上书长安，请皇帝批示，“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两三天之后，就得到了武帝的批准，“天子可其奏而论决之”，“至流血十余里”。汉代的河内郡治所在今河南武陟西南，从河内到长安，一千多里地，皇帝的批示竟然这么快就下来了。河内人“皆怪其奏，以为神速”。[7]酷吏往往高效，能在短时间内达到“道不拾遗”的治理效果，只是不能长久。

同样高效的，还有理财之臣。唐代后期的刘晏是理财名臣，他担任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时，为了及时了解各地物价，创立了“度支递”。“自诸道巡院距京师，重价募疾足，置递相望”，出大价钱雇用脚力好的人，分段设置递铺，接力快跑，将各地的信息迅速传递到首都。因此，他可以做到“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故食货之重轻，尽权在掌握”。[8]谁在第一时间掌握了信息，谁就掌握了财富，掌握了开合敛散之权。政府如此重视物价，表明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已经在向商业领域倾斜，到宋代，商业税在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第一次超过了农业税。刘晏所创立的度支递后来成为唐代国家的专业文书传递系统。穆宗长庆二年（822年）诏：“自今以后……除事关急切须遣专使外，其余诏书文牒，一切分付度支入递发遣。”[9]宋代延续了这一新制度，驿负责人员接待，递负责文书传递。递铺分布比驿更为广泛，“以县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诸县不通驿路”的地方也有“递传之路”。[10]

图五五：明 仇英 《清明上河图》（辛丑版）（局部）

钦命大学士

在明代仇英的《清明上河图》中段，我们可看到这样一个场景：在河中，有一艘颇为豪华的官船，从船舱打开的窗户望去，里面坐着一位身着红色朝服的官员，从船上阁楼前竖立的红色牌子上可看到“钦命大学士”的字样，据说此人即为大学士王鏊。他正端坐船舱中观书，船前有两艘敲锣吹唢呐的开道小船，虎头船船头的甲板上，有四人正撑篙划船，阁楼上还有两人也在吹唢呐，阁楼后的顶篷上有一把赏风景时坐的虎皮交椅，岸边还有六个纤夫在拉纤。古代官员旅行可乘驿，这是做官的好处，但旅行速度是有规定的，“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此规定唐之前既有，唐之后继续存在。王鏊出行便是一个真实写照。

说到“递”，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就是宋高宗的“十二道金牌”。所谓“金牌”应该是指金字牌，朱漆金字，按规定日行五百里，这是最高级的速递，金字牌创立于王安石变法时期，沈括说它“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有军前机速处分，则自御前发下，三省、枢密院莫得与也”[11]。下金字牌一等为“急脚递”，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再下是“马递”，日行三百里；最慢是“步递”，日行二百里。

有美国学者曾比较过各大帝国的邮传最快速度：北宋日行五百里，等于一百五十五点三四英里；印加帝国一百五十五英里；罗马帝国一百英里。中国跑第一。[12]

但实际上的邮递速度恐怕要慢得多。宋孝宗时发布大赦，用金字牌，自临安“至襄阳府三千一百里，合行六日二时，稽十日方至；荆南二千六百四十里，合行五日三时，稽九日方至”[13]。快递为什么会变成慢递？跟今天双十一期间物流速度减缓的道理是一样的，“率与常递混淆，故行移稽缓”。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递马是劣等马。宋朝的马分为十五等，大致前十三等充战马，递铺所用的属于最末二等，“低弱不被甲”的马。

宋代以前，私人书信是不能走官府邮递路线的。东汉袁安在县里当功曹，有公务拜访州的从事。从事就请袁安带封信给县令。袁安拒绝说：“公事自有邮驿，私请则非功曹所持。”[14]袁安公私分明，从事只好作罢。如果没有其他隐情的话，这实在是很不通情理的做法。

允许家书附递，是宋朝开始的事情。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五月下诏：“中外臣僚许以家书附递，明告中外。”这是一项非常体贴的德政。官员宦游，远离故乡亲人，若不是达官贵人，谁有能力派专人传书？“此制一颁，则小官下位受赐者多。”[15]当然，官员的家信也加重了邮递系统的负担，拉低了邮递速度。南宋中期创立“摆铺”，专营成都与临安之间的信息传递，“率一月而达”。“自后私书丛委，每递至百数，由是往来稍逾期，自成都而东，犹不过月，自行在而西，或三十五六日云。”[16]

靠人力、畜力，哪怕是接力快跑，速度也是有限的。所以，古人对距离所造成的隔离感要比今人敏感得多，陆游在四川幕府遥想绍兴老家，作《渔家傲·寄仲高》，词云：“东望山阴何处是？往来一万三千里。写得家书空满纸。流清泪，书回已是明年事。寄语红桥桥下水，扁舟何日寻兄弟？行遍天涯真老矣。愁无寐，鬓丝几缕茶烟里。”“写得家书空满纸。流清泪，书回已是明年事。”跟今日的即时沟通相比，古时的情况令人何其沮丧；然而，那种因空间暌隔、时间迟滞带来的强烈思念，今天的人恐怕也很难体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