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匆匆行者谁？

让我们把目光从道路、关卡、驿站转向行人。我们的历史教育特别强调中国人的安土重迁。传统中国是农业文明，“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1]这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对传统中国社会特征的总结。《乡土中国》初版于1947年，是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社会学家对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中国社会进行的学术性观察。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现代化过程之后，1947年的“乡土中国”早已不复存在。费孝通说乡土中国“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这个总结，适用于大多数普通农民，的确，他们像庄稼一样长在地里，除非万不得已，否则绝不会离开家乡。现代历史学的研究还告诉我们，农业的推广是政策选择的结果——商鞅变法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推广农业，因为农业既能提供稳定的粮食供应，又能把劳动力固定在土地上。

即便如此，华夏大地的道路上仍然是人流不息、物流不息。倘若我们以延时摄影的方式，把摄像机架在古道旁，拍摄一千年、两千年，然后再把这一两千年的影像浓缩到一两个小时里去放映，我们看到的应该是一条有时稠密、有时稀疏，却从未断绝的人流。那么，那些在路上匆匆前行的人究竟是谁？《诗经·召南》有一首《小星》，这样写道：

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维参与昴。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寔命不犹。

大意是这样的：“小小星儿泛微光，三三五五在东方。匆匆忙忙连夜行，早早晚晚为公忙。命运与人不一样。小小星儿泛微光，参星昴星在东方。匆匆忙忙连夜行，抱着被子与床帐。命运与人不一样。”[2]

《小星》里“肃肃宵征，夙夜在公”“肃肃宵征，抱衾与裯”的主人公，应当就是当时国家的低级官员。宋代的洪迈说：“此诗本是咏使者远适，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3]“君命”固然“不敢慢”，用“寔命不同”来做结，到底还是有抱怨的。奔波在路上似乎是这位官员生活的常态。他甚至还得自带行李，“抱衾与裯”。而这包床上用品的存在，却造成过极大的误解。汉代的毛公把这首《小星》解释成妻子不妒忌，“贱妾进御于君”，贱妾得以抱着被窝去侍奉主君；唐代的孔颖达则更进一步，赞美妻妾双方都懂事“尽心”，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甚至把“小星”作为“妾”的别称。可怜的召南小官只是发了发牢骚，竟然被误解成贱妾，也可以说是一桩千古奇冤了。

传统时期的官员在衙门的工作量，绝对没有现代这么大，但是，部分官员出差的频率和在外奔波的绝对时间却也不低。江苏连云港出土的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是东海郡功曹师饶的工作日记，根据这份日记可以发现，在一年的三百五十四天中，师饶坐曹理事的时间不过八十七天，除去休假外，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出行状态，这或许反映了部分郡县属吏的日常工作情况。[4]《元延二年日记》与传世史料中的记载是可以互相印证的。《后汉书·应奉传》载，应奉为郡决曹史，“行部四十二县，录囚徒数百千人。及还，太守备问之”。这种为了履行职责在辖区范围内进行的公务旅行，是后世负有监察督导责任的地方官员的工作常态，比如汉代的刺史，唐代的观察使，宋代的转运使、提点刑狱使，等等。中央定期或不定期派出的各种巡视组，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履职的，比如唐代的监察御史和明代的巡按御史。

隋代实行官吏分途，官员的任免权力全数收归中央，选任集权加强。从理论上讲，此后直至帝制终结，所有官员都必须到首都来通过一定的考试获取任官资格，然后从首都的选任部门获得职位任命，再奔赴全国各地履职，任满之后，又须回到首都通过任职资历的认证，获取新的任命。由此，诸位可以想象隋以后帝制时期官员生活的常态：从取得官员资格起到退休止，他们一直都在帝国范围之内奔波往返，通常是在一个地方工作三或四年，然后便得回到首都，再从首都奔向下一个岗位。这就是宦游。

科举时代还催生了另外一种旅行——赶考，从隋唐到北宋前期，都是一年一考，北宋中期以后改成每三年一考。考试分级进行，先在本地考，取得资格之后再到首都去考，路途虽然遥远，举人心中却充满了希望，“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5]，这样的黄粱美梦，在去程之中不知多少人做过。然而终究还是名落孙山的多，归途之中是怎样地黯然神伤，又是如何去克服沮丧，很少有人会提到。我们看到的旅行，往往是金榜题名者的记录。1099年冬，二十三岁的衢州解元卢襄第一次踏上了前往开封赶考的路，他抵达开封的时候，宋哲宗刚刚驾崩。但是科举考试照常举行，只是取消了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环节。所以，国丧并未影响这位年轻人的心情。二月初一日，在某个客栈之中，即将下场的卢襄完成了自己的旅行日记，题为《西征记》。第二天，宋徽宗开始“听政”。三月二十三日，科举放榜，一共录取五百六十一人，卢襄也应该在其中。在北宋历史上最黑暗的靖康年间，他正在江宁知府的任上。从文学角度看，卢襄的赶考游记水平并不高，但正因如此，才显得非常典型，体现了普通举人的旅行状态。他走得很悠闲，每到一地的主要事宜就是探访古迹，追昔抚今，赋诗抒怀，歌颂本朝。比如他看到运河，就联想到隋炀帝：“遂念隋大业间炀帝所以浚辟，使达于扬州者，不过事游幸尔。今则东南岁漕上给于京师者，数千百艘，舳舻相衔，朝暮不绝。盖有害于一时而利于千百载之下者，天以隋为吾宋王业之资也。”[6]隋和宋之间还隔着唐五代，这一点卢举人是不加理会的。

图五六：南宋 陈清波 《湖山春晓图》

《湖山春晓图》，南宋陈清波绘，绢本团扇，水墨淡设色，26.7厘米×25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这是一幅淡雅的西湖小景图，所绘为西湖早春时节的景象。全图中心部分为一处绿树掩映下的廊檐翻飞的层楼，楼后有阡陌水田纵横交错，远山接天，近水横卧，意境清雅幽远。而在最下面的长堤上，散落着瘦松数株，赶路人三两位，其中一骑马者，一抱琴者，一挑担者，他们一边赶路，一边似在品评身后的无限风光。此画面像极了进京赶考者在路上追昔抚今、赋诗抒怀的情形，侧面展现了普通举人的旅行状态。

图五七：清 石涛 《山水册》十二开之九（局部）

《山水册》，清代石涛绘。纸本，共十二开，现藏上海美术家协会。石涛善画花果，兼工人物与山水，用笔洒脱淋漓，笔意淡雅幽远，从这幅行舟图即有所体现。画中一叶扁舟溯流而上，船篷内坐一人，似在低头观书，船首尾各有一撑篙者，正奋力划船。两岸山石势如斧劈，上有几株倔强的虬枝从石壁间扎出。笔势雄宏不乏恬淡，苍劲不乏细腻。舟中埋首者恰似一进京赶考的士子，颇有“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之意境。

卢襄对运河本身的评价是积极正面的，对开凿运河的隋炀帝的评价则是负面的，他批评隋炀帝疏通运河的目的是满足个人私欲。这个评价非常典型，今天的民间记忆仍然认为隋炀帝到扬州主要是为了看琼花。总体来说，华夏文化对皇帝的出行持负面态度，比如对喜欢出游的秦始皇、隋炀帝的评价都相当负面。正德十四年（1519年）正月，明武宗“手敕礼部，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朱寿，令往南北两直隶、山东泰安州等处，尊奉圣像，供献香帛，祈福安民”。[7]这个“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朱寿”其实就是他本人。为了能出游，正德皇帝制订了豪华的旅行计划，想要从北京出发到山东泰山，然后经徐州、扬州到南京，再由南京下苏州、杭州，而后溯江而上到湖广各地，登武当山，遍观中原。这个旅行计划遭到了文武大臣的强烈反对。批评者拿来吓唬皇帝的历史教训，就包括隋炀帝：“故八骏游而周替，骊山幸而秦亡。夏之太康，隋之炀帝皆以弃离宫阙，远事巡行，卒致祸败。兴亡之迹，可为殷鉴。”隋炀帝的确是在扬州被叛军杀死的。快意事做不得，这让武宗很恼火。明朝的皇帝发起脾气来是要打人的，为了南巡，武宗一共廷杖大臣一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然而他也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南巡计划。最终，武宗还是如愿以偿了。就在这一年的六月，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发动了叛乱。文武双全的大儒王守仁很快就控制了局面。这么好的借口，武宗哪肯放过——他压下了王守仁胜利的消息，亲自南下。结果在回程中不幸落水，疾病缠身，直至驾崩。

这为皇帝出巡增加了一个反例。

儒家政治文化反对皇帝出巡的理由主要是费钱、折腾。封禅被认为是“天下太平功成”的标志。宋真宗是最后一个封禅的皇帝。真宗治下，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华夏正宗与北方夷狄称兄道弟，平起平坐，到底意难平。于是便大搞封禅，想要在文化建设上宣示正统与高明。开工之前，真宗先用一壶珍珠贿赂了宰相王旦；封禅完毕，刹不住车，又去祭祀后土，认神仙祖宗，大搞神圣崇拜运动，把两朝积累的国库都掏空了。王旦因未能阻拦皇帝的折腾而愧疚追悔，临终遗嘱，要“削发披缁以殓”。（苏辙《龙川别志》卷上）儒家反对皇帝出巡，还有一个物质条件，那便是传统中国很早就发展出发达的赋税收集、转运能力，因此，皇帝端坐首都就可以安享天下供养。相比之下，欧洲中世纪的君主，则不得不花费时间在各个领地上巡行，目的就是要接近物资的供给地。当然，随着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隋唐以后的皇帝也出现过从长安到洛阳“就食”的现象，“就食”即去吃饭，政治中心庞大的附属人群到物资转运更方便的洛阳去吃饭。而到宋代，则干脆把首都安到了运河上的城市——开封。

其实，皇帝的出巡绝不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秦始皇的五次出巡，隋炀帝、康熙和乾隆的下江南，其实都蕴含着强烈的政治目的，要对新征服的土地宣示主权，宣扬本朝统治的合法性，笼络人心，压服潜在的反对者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皇帝出巡还带有本民族的色彩。比如辽的“四时捺钵”，金的“春山秋水”，元朝皇帝的上都之行，以及清朝皇帝的“木兰秋狝”。

图五八：清 徐扬 《乾隆南巡图》之阅示黄淮河工卷

《乾隆南巡图》，清代徐扬绘。有绢本与纸本设色两种，全套均为12卷，总长154.17米，绢本已佚。《乾隆南巡图》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一组长卷画，上图所展现的《阅示黄淮河工卷》，68.6厘米×11.6厘米。通常我们认为皇帝出巡皆为游山玩水，实则不然。皇帝出巡绝不只为满足个人私欲。秦始皇的五次出巡，隋炀帝、康熙和乾隆的下江南，都蕴含着强烈的政治目的：对新征服的土地宣示主权，宣扬本朝统治的合法性，笼络人心，压服潜在反对者等。乾隆十六年（1751年）的这次南巡，即为仿康熙南巡旧例，从北京起驾，自绍兴回銮，历时112天，作诗500多首，后从中选12首，命画家徐扬分卷描绘。从画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沿途经济文化、风物人情、社会生活等景象。巡游队伍声势浩荡，壮观雄宏。

今有人说，旅行就是花钱买罪受，古有诗云：“出门不如在家好。”[8]在路上的人，无论皇帝、官员还是小民，倘若主动上路，多半还是心中有所追求的。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国利民、利他利己，都是利。正当的利益追求符合人性，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