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 引言：传统分析的缺陷
为什么没有发生在日本？ 9.1 引言：传统分析的缺陷
“为什么没有发生在日本？”这个问题经常被用来简单有力地反驳我们的经济预测，即老龄化将加剧通胀，甚至可能提高实际利率。毕竟，日本人口同时面临老龄化和萎缩两大问题，是人口结构变化的先行者。因此，对许多人来说，日本是一个实验性大熔炉，为老龄化世界提供了一份权威的经济样板。
乍一看，日本发生的事情似乎与我们的观点相矛盾。日本的资产泡沫破灭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80年代暴涨的土地、住房和股票价格随之暴跌，劳动力的迅速减少伴随着企业去杠杆、投资和增长的崩溃以及工资和价格的停滞甚至通缩。与我们认为的老龄化世界将要发生的景象几乎完全相反。
然而，上文所述的日本经验有两个不足之处。
首先，如果你仔细阅读对日本发展的传统分析（见专栏9.1），就会发现这是对一个封闭经济体的分析，在这一分析中，世界其他经济体并不存在。因此，几乎不得不只用国内驱动因素（资产泡沫破灭、本国人口结构）来解释本地经济结果（通缩、投资和增长疲软等）。
或许下面这个类比会有所帮助。假设纽约第六大道正在施工，导致交通完全堵塞。这是一个局部冲击，应该不会妨碍人们在上城区其他道路或在跨城区的街道上驾车行驶。这意味着在中心地带之外是可以寻求到缓解方式的。交通很快就会转移到这些替代路线上，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下，第六大道几乎不会出现拥堵。然而，高峰时期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上城区的每条路线都同样繁忙。这是一场全局冲击，交通拥堵无法缓解。第一种情景就是日本过去几十年的状况。面对国内劳动力的不利变化，在世界其他地区劳动力充裕的情况下，日本在国外寻求缓解手段，并引进了全球充裕的劳动力。第二种，也是更令人沮丧的情景，就是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情况，没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方法可以摆脱人口结构的僵局。喝着晨间咖啡的读者或许会建议改乘地铁，但纽约人都知道，尽管有地铁网络，上下班高峰期的交通状况还是一样糟糕。甚至将我们这一类比继续扩展，还能适用于我们在第10章中提出的有关技术能否抵消人口压力的观点。
传统观点认为，日本的人口结构推动了经济增速、通胀和利率的下降。该论点很简单，足以令人信服。劳动力供给减少的影响只能通过更快的资本积累来抵消，从而推动生产率的提升。然而，房地产泡沫破灭加上日本经济崛起期间积累的巨额债务的去杠杆，使企业部门陷入瘫痪。投资下降使信贷需求下降，从而导致利率下降。经济增速下降造成了持续的通缩压力，导致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下降。
日本经济增速下滑、通缩以及利率下降都是事实。然而，这些事实背后的因果解释存在严重缺陷，因为它未能考虑全球力量的重大影响。同样，它也无法解释与这种不严谨的叙事相矛盾的其他事实，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生产率达到了不俗的水平，工资实现了相当不错的增长。
本章旨在修正这些缺陷，并提供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资产泡沫破灭后经济发展的修正史。
然而，很难想象有任何经济体，特别是像日本这样的开放经济体，能够摆脱我们看到的势不可挡的全球化力量。如果一个时代明确包含全球性因素，且全球性因素占主导地位，那么，对日本发展的诠释本身也必须与时俱进。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难道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崛起几乎改变了世界的方方面面，却在日本变迁中未起到任何作用？
为了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我们的研究方向是追踪日本在全球的足迹。简言之，我们以这一原假设[1]为研究起点：日本之所以能以这种方式发展，正是因为日本本国的劳动力供给减少的时候，恰逢世界其他地区的劳动力过剩。日本企业采取行动，利用全球的人口红利来抵消本国的人口不利因素。研究日本企业对这些冲突因素的理性反应，帮助我们形成了真正基于全球视角的日本发展修正史。
其次，日本过去30年的发展，受到资产泡沫破灭后十年的影响。1991—1999年确实是“失去的十年”。1991年应对资产崩溃的政策措施有几个严重失误，导致危机持续蔓延，并在1995年左右达到第二次高峰，当年数家日本银行倒闭。此后不久，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因此在这几年里，日本的失业率上升、工资下降、产出停滞。
但是，把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视为一个单一时期是错误的。
从2000年起，日本的情况有所好转，并至今保持着良好的态势。尽管劳动力每年减少1%，但总产出仍以每年1%左右的速度增长。两者的反差源于生产率。人均产出以平均2%的速度增长，而如果过去20年里能达到平均2%的生产率增长，那么几乎所有其他发达经济体都会欢欣雀跃。由于劳动力萎缩，工资增长基本停滞，通胀率平均为0.5%。与此同时，失业率一直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考虑到当地劳动力的减少，日本自2000年以来的成果确实不错。
那么日本的问题是什么呢？存在三个主要问题。
首先，产出增速在过去和现在都很糟糕。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在总产出增长方面确实显得较差。虽然人均产出一直较低，但以劳均产出衡量的生产率，自2000年以来几乎比所有发达经济体都要好。
其次，通胀仍处于低位。尽管将通胀率保持在0.5%左右有无本质的错误还有待商榷，但日本央行的通胀目标一直是2%，但未能达到这一目标。
再次，或许我们的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日本的失业率虽然从未高过，已经降到了按照西方标准来说非常低的水平，但其工资水平却没有提高。因此，近20年来，日本的菲利普斯曲线似乎一直非常平坦。这就是标准分析现在对西方的预测。那么我们如何解释菲利普斯曲线呢？在这方面，为什么西方的未来情况不会与日本类似呢？
我们将在下文中进一步讨论关于日本菲利普斯曲线的最后两个问题。关键问题在于，菲利普斯曲线是否真的保持了平坦，还是日本劳动力市场的疲软程度比失业率指标显示的要更严重？在我们的分析中，考虑到日本劳动力市场的特性后，稳健的整体失业率确实掩盖了日本劳动力市场的疲软程度。
但首先我们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即日本的生产率概况，这不仅是研究这个问题本身，也是为了理解日本菲利普斯曲线的本质。
9.1.1 日本生产率的飙升及其对外直接投资中蕴含的全球线索日本1%的总产出增长率与其劳动力平均1%的降幅之间的反差，就是靠生产率的贡献。图9.1显示，在劳均产出方面，日本的表现几乎超过了所有发达经济体。
图9.1 日本的劳均GDP远超其他国家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事实上，企业生产率提升是解释日本走出“失去的十年”的两种有冲突的假说之一。另一种解释是，2000年出口激增及其在之后十年对GDP增长的贡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人员（Ogawa et al.，IMF，2012）将出口函数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取决于日本贸易伙伴的收入流，另一部分取决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投入成本。他们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解释出口增长变化的50%左右，而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收入仅能解释20%左右。他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日本企业在重组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可能是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
这正是我们从面临结构性逆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身上应该看到的，但实际上如何做到这一点，则可以看全球各地日本企业在生产率变化上的经验数据。
日本发展的全球印迹的第一个线索是，日本公司在其境外而非境内的大量投资，即对外直接投资（outbound FDI）。日本企业在海外投资方面表现出活力，这与日本国内不尽如人意的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对外直接投资似乎是一种安全阀，旨在避开来自国内需求和昂贵劳动力的逆风，转而利用强劲的海外增长以及全球人口红利带来的廉价劳动力的双重利好。即使在“失去的十年”期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也表现强劲，并在此后一直保持着这一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