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 我们可以逃离债务陷阱吗？

11.3 我们可以逃离债务陷阱吗？

那么，我们如何摆脱这种债务陷阱呢？最好的也是最具吸引力的方法是实现更快的实际增长。如果实际增长率高于实际利率，那么在公共部门新增赤字为零的情况下，债务率将不可避免地下降。事实上，如果实际增长率相对于实际利率足够高，那么各部门赤字可以更高，同时债务率仍会下降。

11.3.1 增长

全球特别是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面临的问题是，当前基本不可能使经济增长（如果有的话）大幅超过实际利率。如前所述，这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

• 随着预期寿命的提高，并且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对公共部门提供养老金、医疗保健支出的需求将强劲增长，同时对经济中占比不断上升的老年人口的支持也会增加。未来几十年里，这种额外公共支出的前景令人担忧 (OBR，2018, 第75—85页，特别是专栏3.3）。同时，劳动人口的纳税能力有限（参见Heer et al.，2018；Papetti，2019，第30页）。

• 人口结构不仅导致增长率下降，而且如前所述，在许多国家，例如欧洲和中国，出现了工人数量的绝对下降。即使生产率恢复到2008年之前几十年更有利的增速水平，劳动人口的下降也意味着总的实际产出将继续以缓慢的速度增长。日本劳均产出的增长速度比大多数其他发达经济体要快得多（见第3章和第9章），尽管如此，由于近年来日本劳动力的减少，日本实际总产出的增长一直很缓慢，每年增长约1%。在未来几十年中，类似的问题也将给许多欧洲国家带来沉重负担，不过，美国和英国的处境稍微好点，部分是由于最近几十年的外来移民。

• 实际利率已经变得非常低，部分原因是人口压力，特别是中国，导致储蓄“过剩”，而如前所述，中国以外的投资率一直维持在极低水平，部分是受全球可用的额外廉价劳动力的影响。这两个因素都在逆转。随着抚养比上升，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可能会下降，除非政府有意识地限制未来对老年人的养老金和医疗救助的慷慨程度，不过这在政治上具有挑战性。与此同时，劳动力变得稀缺会恢复工人的议价能力，为满足公共部门的额外支出会增加税收，这都将导致实际单位劳动成本上升。为了抵消这一影响，企业可能会增加它们的投资需求。因此，投资和储蓄之间的平衡，即可贷资金的供给和需求，很可能会导致实际利率回升。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实际利率上升的同时，即将来临的压力可能会降低经济增长率，这使得简单地通过增长来摆脱目前的高债务率变得越来越困难。

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增长来摆脱目前的高债务，那么债务人可以通过尽可能不偿还最初隐性承诺的那部分债务来减轻债务负担，也许有三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

11.3.2 预期外的通胀

减轻实际债务负担的第一种，也是最简单的方法是（预期外的）通胀；请注意，目前通胀预期处在良好的控制中，并维持在2%左右的较低水平。这种通胀预期的锚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者对央行在可预见的未来维持通胀目标的信心。但它们会吗？自通胀目标制被普遍采用以来，在过去的25年里，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都呈下降趋势。这使得央行成为负债累累的财政部长及其上司（总理）最好的朋友。各国央行一直非常渴望将通胀的下降归因于自己成功实施的通胀目标制，而且评论员和政界人士也没有合适的理由反驳这一说法。如果现在名义利率再次处于上升轨道，即使逐渐上升，也将使它们与财政部长和其他政客的眼前愿望和利益相冲突，这在某些国家已经非常明显，例如美国、印度和土耳其。几乎每个国家，央行的独立性都是由立法机关的法案来实现的；欧洲是例外，欧洲央行的独立性体现在一份共同条约中。尽管欧洲央行的独立性很难撤销，但其他央行的独立性可以由修订法案或颁布新法案来改变。如果政客们发现，央行稳定物价的政策阻碍了他们实现更快增长和降低税收的目标，那么他们可能会寻求终止或大幅降低央行的独立性。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对防止未来更高的通胀而言，这种自夸的独立性可能最终会被证明有点像脆弱的芦苇。

11.3.3 重新协商

但是，欧洲央行的独立性更为坚实。欧洲的情况是，包括成员国政府在内的债务人都无法以通胀的方式摆脱债务。在央行拥有坚实独立性的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当偿债压力变得太大时，下一个可能的选择是重新协商承诺的现金流，以便减轻偿债负担。这种重新协商通常被归入“债务展期，假装没事”的范畴，凭借这种方式，定期支付利息的现金流要么减少，要么进一步推迟（有可能二者都发生），从而减轻债务人的即时现金流负担。通常情况下，它的实现方式是，尽管债务人未来现金流的现值减少，但会计人员能够使这些债务在债权人账簿上的面值不变。这样，对债务人的减免不一定伴随着债权人表面财务实力的下降。当然这就是一种“障眼法”，但由于许多金融依赖于信心和信任，“障眼法”也可能是一种有益的手段。

11.3.4 违约

最后一种债务减免的方式是直接违约，分为部分违约和全部违约两类，即减记应付给债权人的名义现金流量。当然，这类违约会在一段时间内阻止相关债务人进入信贷市场。但是，历史表明人的记忆通常是短暂的，比如主权债务违约，因此违约债务人的预期复苏情况不会长时间阻止其重返金融市场。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明确违约，相关债权人必须对自己的资产负债表采取减记。因此，违约可能会比重新协商产生更大的系统性影响，银行和主权国家之间的“厄运循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由于违约会对借款人造成代价高昂的影响，对债权人造成不断扩大的系统性影响，所以，借款人违约是对过度债务负担的一种不愉快的极端应对方式，可能比重新协商或略高的通胀率带来的影响更为严重。然而无论怎样，所有这三种选择，即预期外的通胀、重新协商和债务违约都是代价高昂和有害的。

最后，出于对问题研究的完备性考虑，而不是作为当前条件下的可行方法，还有另外一种可以消除沉重债务的方法，即债权人大赦欠他们的部分或全部债务。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2018）证明了这是古代帝国，如巴比伦、亚述等帝国常见的做法，并在早期的犹太教和基督教文化中具有明显的寓意。被免除的债务是家庭债务而不是商业债务，并且主要是欠国王和皇室的债务。国王不仅免除了欠自己的债务，而且有权要求其他富有的债权人也这样做。这些债务大赦强化了帝国的社会结构和公共义务，例如在军队中服役，有助于延长帝国的存在，在新国王登基或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都会有这种债务大赦。

随着更多的富有债权人的权力相对于中央统治者的权力上升，债务大赦的可行性下降。事实上，那些强大到足以蔑视其他债权人并重新实施这种赦免的统治者通常被称为“暴君”，这个词的确切含义具有一些有趣的阶级内涵。现在，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通常由金融机构进行调解，因此债务减免可能会使它们破产。此外，如今的债权人类别已经扩大，比如通过半强制性的养老金安排，以至于对哪些债权人免除哪些债务的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债务减免只能毫无区别地并入债务重新协商的过程，这一问题在第11.3节中讨论过，关于这些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古德哈特和赫德森（2018）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