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除债权融资似乎并不可能，而债务人各种形态的违约又是市场非常不愿意看到的，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本书认为，本来能做、应做而又没有去做的，是大幅调增股权融资的财务优势，降低债权融资的财务优势，以实现新的平衡。
股权融资的益处显而易见，但仍值得在此重申。第一，股权不同于债务，没有到期日，因此也不存在日益逼近的清偿截止日期。第二，股利的发放由发行人自行决定，可以与收入或利润挂钩，这是固息支付无法实现的。一些债务工具，如利率互换、通胀指数化债券，其支付在本质上也是可变的，但债务工具绝大多数还是固定票息支付债券。未按时支付票息即构成违约，但不支付股利并不构成违约。第三，债务固定付息形成的现金流本来可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但在债务危机爆发时，债务即使不违约，最多也就是一笔可疑资产。历史上反复出现债务违约与宏观经济动荡的相互交织。因此，即使对债权人而言，持有债权相对于持有股权的益处也并不明显。
目前，全球已积累了巨额债务，相比将巨额债务做股权转换，在未来新增融资中实施向股权融资的转变会更易于操作。当然，债转股已经在实践中用于改变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组合，如中国在这一方面已有过积极的探索。即使在未来，为机构设计债权融资向股权融资转换的方案，要比为家庭设计同类方案简单。或许最容易看到债权融资转向股权融资的领域是企业部门融资，这也是最重要的领域。但是，首先，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在居民部门融资和公共部门融资方面，可以采取什么行动呢？
如何鼓励家庭和住房抵押贷款机构转向股权融资模式呢？为了购买住房，家庭主要以固定利息的住房抵押贷款进行融资。这也可以转向更接近股权融资的形式。在预期房价上涨速度超过CPI（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增速时，金融机构或许会乐意在住房融资中融入股权元素，但借款人可能并不乐意。英格兰银行的贝内通等人（Benetton et al.，2019）的研究指出：
一些购房者并不使用英国政府提供的股权型住房融资工具，而是选择了贷款价值比很高的按揭贷款。对这一现象的反事实研究显示，由于预期房价将以每年7.7%的速度上涨，这样的融资选择就成了理性的选择。
但是，基于保护借款人的主要目标，监管者或许可以调整对贷款价值比的监管要求，从而在住房按揭贷款中增加股权融资相对于固定利息融资的优势。住房股权融资似乎需要房地产价格期货市场的发展，以帮助贷款机构对冲通胀风险敞口。通过购买房地产投资信托产品和资产支持证券（住房或商业地产作为基础抵押品），这一风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可以实现对冲。
在预期房价相对CPI下跌（即使只是暂时下跌）的时期，贷款机构将不愿续做此类股权融资。此时，公共部门或许必须为住房股权融资提供支持。
长期看，房屋建造的技术创新严重落后于其他大多数制造业领域的创新。而且，房价的大部分构成与土地价值相关，而土地的供给是固定的。因此，再加上其他因素的作用，共同导致了较长期内房屋价格一般会跑赢CPI。如果这一趋势在未来得以延续，那么从中期看，政府按英国已实施的“帮买计划”（“Help-to-Buy” scheme）模式提供的股权融资支持，实际上会成为公共部门未来的一个盈利机会。
在学生贷款领域也可做大体相似的论证。为支付高等教育的成本，学生主要基于固定利息借入学生贷款或债务，未来需要将更多此类学生贷款转为基于股权的融资模式，即贷款机构获得学生未来总的应税收入的一（小）部分。这甚至可以成为大学入学的一个强制要求，发挥类似于累进再分配税的功能（或将使一些富裕学生选择不上大学）。这一点，可参见古德哈特和赫德森（2018）的研究。
让我们简要讨论一下公共部门，公共部门也可以通过发行名义收入债券而非固定利息债券，实现更接近股权形式的融资。过去，各类研究不时呼吁公共部门发行此类债券，且近年来这样的倡议更加频繁地出现（Sheedy，2014；Benford et al.，以及英格兰银行2016年《金融稳定报告》及其参考文献），然而，名义收入债券仍未得到大规模发行。鉴于未来几十年在生产率和劳动人口可得性等方面的不确定性，或许正是重新考虑这一方式的良机。
正是在企业部门，从债权融资转向股权融资最具前景。若要在企业部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股权融资转向，需尽快解决两大问题：
其一，至少在企业部门，目前债权融资比股权融资享有较大的财务优势。如果要成功地转向股权融资，必须纠正这一问题，必须使股权融资享有和债权融资同等的优势。我们将在第12.2节做进一步的讨论。
其二，所有股权持有人的有限责任，叠加经理人与股权持有人激励机制的统一，导致了短期主义行为，并使投资处于较低水平。这一点在前文已有论述，古德哈特和拉斯特拉（Goodhart and Lastra，2020）以及胡尔塔斯（Huertas，2019）的论文有更深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