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认为人口和结构性因素是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关键背景，尤其是在现在这样的转折点上，但是大多数的经济预测（预测区间不超过两年）并未提及它们。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人口和结构性因素通常可以假设为常量。所以，不管各种预测使用的数学模型多么新潮高级，它们通常都体现出两点：当下结果的延续（动量）和部分回调到估计的均衡水平（恢复常态）。但是如果均衡水平本身在发生变化，模型的常态水平又如何确定？在大逆转发生时，传统的预测方法可能存在缺陷。
幸好有一小群但正在逐渐壮大的经济学家关注人口变量并做更长期的预测。但是这些人（Papetti，2019）
预测的名义变量和实际利率开始回升的时间也比我们的预测更加延后。
在该领域，我们的方法至少在三个重要的问题上和主流有所不同：
第一，我们对未来个人储蓄的趋势不如主流观点乐观。主流模型对消费的假设与老龄化社会将出现的消费格局完全不符。
第二，我们对劳动力总量收缩条件下的企业投资更加乐观。我们同意安德鲁·史密瑟斯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治理问题阻碍了投资，尤其是在美国。
最后，主流观点认为，债务和人口因素都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压低增长、通胀和利率。我们却认为这两个因素将起相反作用，债务就像巨大的路障，但不可抵抗的人口趋势终将绕过它。这也意味着货币和财政当局将出现冲突。
主流观点认为，人们的消费具有完美的前瞻性，因此消费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将保持平稳。我们并不认同。这种假设的理论意义大于实践。当然消费确有平滑的趋势，但不能完全保证整个生命周期的平稳。比如，中国的个人储蓄率从过去很高的水平降至如今的水平；而按照主流观点，中国的储蓄率本该大幅上升。
因为未来人均实际产出会继续上升，生命周期的平滑理论意味着相对消费将随着年龄的上升而下降。但这样的情况在发达国家并不会发生，发达国家的人们在生命的最后10年消费会上升，这主要是因为医疗支出的上升集中于生命终点附近。这些医疗和护理成本的负担会不断上升，除非医疗领域出现奇迹，而这样的奇迹还遥遥无期。因为抚养需求，尤其是出现痴呆的情况时，会随着年龄的上升而指数性地上升，而且现在痴呆方面的护理资金严重匮乏。我们不仅考虑到这一因素，而且考虑到家庭在持续延后生育第一个孩子这一因素（据我们所知，其他论文均未探讨过后者的经济影响）。
就算不考虑抚养需求给老龄化社会带来的额外负担，随着实际增长放缓，政府征税能力下降，养老金和医疗护理的负担也必将上升。所以，主流观点一般认为，退休年龄会提高，甚至比预期寿命提高得更快，而且养老金的相对给付水平将下降。但迄今为止，大多数经济体正快速地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我们认同各国面临巨大的压力，最终将不得不采取主流观点预测的走向，但是这在政治上将遇到巨大的阻力。我们还认为，退休年龄的提高和养老金给付水平的下降都将是缓慢而有限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对这一点肯定能感同身受！
大多数主流模型假设所有的投资发生在企业部门，忽略了住房投资。老年人安土重迁，不愿搬家，而且他们已经还清了抵押贷款，无须搬家。所以，老龄化社会将出现住房数量增加、空间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当下，住房的总数量是稳定的，因为更多老年人分开居住导致住房总量增加的同时，更多年轻人因为独自居住的成本太高而选择和父母同住，两者之间相互抵消。父母的这种支持也导致子女减少为退休而储蓄，第5章和第6章对此也有阐述。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主流观点对未来的个人储蓄率太过乐观。
在企业部门，我们认为主要问题在于理解为什么发达国家的企业投资近些年持续低迷。毕竟只有了解了过去才能预测未来。在过去几年高利润率和极低资金成本的环境中，按理说投资应该远远高于现在的实际水平。
发达国家投资低迷的部分原因是，投资像生产一样，被外包到新兴的亚洲国家（见第9章中谈及日本的部分）。如果真的如此，全球化受阻将对发达国家国内投资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再者，劳工议价能力的下降使得不可贸易的服务业部门的雇主通过雇用零工、降低工资的方式而不是更艰难地提高员工生产率的方式（主要通过加大投资，见第5—7章和第9章）提高利润。如果这点成立，劳工议价能力的恢复、最低工资的上升（见第7章专栏7.1）可能起到鼓励国内投资和提升生产率的效果。所以，我们并不像主流观点那么悲观，认为劳动力总量的潜在收缩将造成企业投资同等程度的下降。
但是我们同意安德鲁·史密瑟斯精妙阐述的观点，即投资率停滞的另一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美国，存在的治理问题。当企业高管成功提升短期股市估值就可以获得极度丰厚的奖金时，他们就更有可能加大企业杠杆，发债回购股票，利用闲置资金派发红利，而不是进行长期（有风险的）投资。在大环境好的时候想自肥的心思是自然而强烈的。结果就是企业债务率的大幅上升，尤其是在亚洲，虽然亚洲企业债务率上升的原因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原因有显著不同。但不管如何，目前世界各地的非金融企业债务率均比2008—2009年的水平高得多。
债务将扮演重要角色，但具体的途径不像主流观点想的那样。如果名义利率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保持极低水平，那就没有什么理由担心企业债务，因为偿债率会继续保持低水平。公共部门债务也是如此，也许压力更低。居民部门持续保持盈余，现在企业部门也很难出现盈余，公共部门为了保持宏观经济平衡必须积累赤字（第3章、第5章、第6章和第11章）。这一点在英、美等有经常项目逆差的国家尤其如此；对德国和中国这样有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必要性稍微低一些。除了德国极端反常的情况，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的公共部门债务率过去数十年上升的速度比任何和平时期都要快（见第1章、第3章、第5章、第6章和第11章）。
再者，老龄化同时意味着对公共支出的需求会快速上升。但同时通过实际收入的上升提高政府税收以满足该需求的能力在下降。近几十年来，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被名义利率的下降掩盖了，因为偿债率保持在稳定水平。但是基于现有政策对这些债务率的预测（包括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和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所做的预测）让人恐惧（见第1章和第11章）。债务是否已经膨胀到央行稍稍提高名义利率就可能引发金融市场崩溃的水平？我们是否已经陷入债务陷阱：低利率加上资本主义的结构问题，使得债务上升的同时，利率上升受到限制，从而鼓励进一步的债务积累？
主流观点不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出现了很大变化，这主要是因为对未来长期低通胀和低名义利率的预测意味着债务再融资和赤字积累几乎不会引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冲突。
我们在第11章和第12章中总结了逃离债务陷阱的办法，包括降低债权融资相对于股权融资的财务优势，防止企业通过避税天堂逃税等。也许还需要加征其他种类的税收，比如，对土地价值而非财富课税，对空气污染物征收诸如碳税之类的税收（见第12章和第13章）。企业高管（尤其是CEO）的薪酬标准也需要重新审视。
如果我们的预测正确，即工资成本和通胀未来会大幅上升，决策明显会变得更加困难。但我们的预测也面临各种论点的驳斥。第一，菲利普斯曲线已经变得非常平坦（第8章）。第二，这样的情况并未在日本发生（第9章）。第三，中国为世界大规模生产可贸易的廉价商品，使其他地区保持低水平通胀和低工资成本，这样的角色未来可能由印度和非洲这些人口条件仍十分有利的国家和地区继承（第10章）。第10章还讨论了提高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和使用自动化、机器人及人工智能等手段弥补劳动力增长放缓的可能性（第3章也有谈及）。
那么，最终我们的预测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第13章）以及实际利率（第6和第13章）意味着什么呢？
政策制定总是困难的。而且如果我们的预测正确，它将变得更加困难。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养老金支出和医疗护理成本上升，从而推高总公共支出。但是同时实际收入和政府税收的增长都在放缓。第13章探讨了提高税收收入的可能方式。
近几十年来，各国央行对国家财政鼎力相助，通过降息减少财政负担并稳定偿债率。但是如果通胀压力高企（我们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之前的和谐便会变为针锋相对，因为央行想要捍卫通胀目标，但政客要追求高增长和低偿债水平。两者之间谁能更胜一筹？如果后者如愿以偿（这是我们的预测），实际利率会保持低水平，因为通胀上升速度将高于名义利率。如果央行更加强势，结果则相反。但就算是政客笑到最后，我们并不认为央行会轻易放弃它们致力于实现的通胀目标。这必将带来一段时期的政策不确定和动荡。
主流观点想当然地认为债务和老龄化将使通胀率以及名义和实际利率保持在低位。这很大程度上是从日本的经历中得出的错误结论，这个错误我们在第9章中有所探讨。
我们认为人口和债务是相互冲突而不是相互调和的两个因素。随着通胀率和利率在人口因素的作用下上升，债务水平不可持续的经济体或经济部门将一个个地倒下。债务冲击毫无疑问将引发一定时期的低增长，甚至衰退和危机，正如2018年土耳其和阿根廷的遭遇，同时还有周期性的低通胀和低利率。但是，在周期性放缓背后，通胀和利率仍会结构性地上升，突破债务的压制。这些挑战什么时候会出现，我们能否成功应对，都很难说，我们需要十足的运气才能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