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主要判断是：经济中实际趋势的演变，即实际产出持续上升以及同时存在的通缩压力是人口因素和全球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再加上劳动节约型技术，造成了劳动力供给面临迄今为止最大的上行冲击。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与资本互补的高技能劳动力之外，其他劳动力的实际回报几乎不可避免地下降，而资本回报，即利润率，得以上升。在外包和移民的威胁下，劳动力不断失去议价能力。自然失业率u*悄然持续下降。
也许除了认为自然失业率u*的变化不仅更大而且在重要性上能和实际自然利率r*或增长率g相匹敌（见第8章），我们对过去30年的长期趋势的分析是相对主流的。本书和主流观点不同的地方在于视野更加全球化，尤其是将世界宏观经济事件发生的根源追溯到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我们在第2章中记录了中国在这方面的高度重要性。大多数经济学家主要关注他们自己身处的国家或地区，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来自北美或欧洲。他们的分析只是象征性地谈及全球性因素，对中国的讨论也仅限于只言片语，国内事件在分析中占主导地位。但这样的分析框架如今看来太过狭隘，无法反映宏观经济走势的大局。
在第3章和之后的章节中，我们谈到了未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包括东亚和欧洲在内的世界增长最快的地区曾经拥有十分有利的人口红利，这一情况正在急速逆转。由于过去人口结构的变化，各种各样被时代抛弃、深感前途渺茫的工人开始支持右翼的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政客。这些政客宣扬的限制移民与保护本土产业的政策与这些大失所望的工人产生了共鸣（第7章）。工人们也许失去了议价能力，但是他们仍然握有政治权力。这就是我们书名中所谓的“大逆转”。
虽然全球化退潮进行到了哪个阶段是个见仁见智的话题，但这个“大逆转”的基本趋势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我们所说的，有利的人口结构和迅猛的全球化是过去30年快速增长以及低通胀与低利率背后的主要（非全部）原因，那么预测未来30年增长放缓、通胀和名义利率上升就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