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饰品和珍宝：被创造的价值

第十章
饰品和珍宝：被创造的价值

1492年1月，一名男子骑着骡子，独自离开了西班牙科尔多瓦。他身后的这座城市曾是欧洲最繁荣的地方，而如今，繁华已如过眼云烟，消失殆尽，正如他现在的境遇：壮年不再，希望渺茫。他将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10年拿来追求一个疯狂的梦想，却又一次碰了壁，未能筹集到资金，这个已经年至不惑的水手只好向命运低头。

这个人就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出生在意大利热那亚一个纺织工人家庭。热那亚是一个国际化港口城市，周围群山环绕，远处是一望无尽的大海。当时，前往远一些的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要比去近处的意大利米兰或瑞士日内瓦等地更加便捷。哥伦布成年后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船上度过的，穿梭于葡萄牙和西非地区之间的大西洋上，做些小生意。在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商品就是香料。它们来自神秘的东方，价格高昂，供不应求，催生出利润丰厚的欧洲香料市场。但当时通向东方的道路都在奥斯曼帝国把控下，香料的价格和贸易的风险都越来越高。

因此，人们开始寻求一条前往东方的海上航线。1488年，一名葡萄牙水手首次成功绕过非洲的最南端，到达印度洋地区，但这条线路危机四伏。对此，哥伦布有另一个想法，那就是从欧洲向西航行，直达亚洲，这样就可以避开危险的好望角。在哥伦布小时候，欧洲就已经有了印刷机，他得以博览群书。通过阅读研究，他认为地球的周长要比人们普遍认为的长度短20%左右。然而，哥伦布辗转多个国家，包括葡萄牙、热那亚、威尼斯、英国，最后到西班牙，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都不相信他关于地球周长的观点，拒绝给他提供探险基金。几年后，似乎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二世和女王伊莎贝尔一世改变了主意，派遣了一支皇家卫队，三艘帆船，追随这个骑着骡子的人开始航行。女王给哥伦布发放年度津贴，并且许诺，如果事情成功的话，他还能得到许多其他的奖赏，不过要取得成功似乎不太可能。

1492年10月，哥伦布登上了新大陆，这意味着美洲人民结束了长达一万年的与世隔绝状态（在当时，美洲地区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1/3），也意味着全球化进程的开始。这种相互依存将改变我们的世界。哥伦布大交换把金、银、各种矿产、新的食材、烟草、梅毒和火鸡带到了欧洲，进而传播到亚洲和非洲地区。而对美洲来说，哥伦布的航行带来了疾病、奴役、灭绝、基督教、牲畜、枪支和人，带来的影响如疾风一般，迅速到达美洲的每一个角落。美洲曾经先进的文明在几十年内被迅速摧毁，90%的原住民死于麻疹、天花和流感。在哥伦布的残酷统治下，仅仅在伊斯帕尼奥拉岛[1]，就有超过300万人死去。

对于欧洲人来说，这次航行带来的资源交易和美非两洲的奴隶交易降低了创新的能源成本，并为创意、技术、建筑、艺术和贸易的文化爆炸提供了资金支持。仅玻利维亚的赛罗里科山就出产了7万吨白银[2]，这一产量足够支持西班牙超过两个世纪的花销。欧洲的精英阶层利用从美洲涌入的新财富重塑并巩固了社会阶层，使得基督教取代了伊斯兰教在欧洲的位置，还在当时已知的世界范围内加快了探索，促进了贸易、殖民和私营企业的发展。这其中，荷兰和英国受益颇多。两国通过控制东印度群岛[3]，特别是通过控制其中香料群岛的香料贸易谋取了大量利益，因为这里是肉豆蔻和丁香的唯一产地。自此，世界爆发了诸多战争，出现了大规模的殖民行为，但同时也创造了大量的财富。

新大陆的发现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西方经济的发达、工业的繁荣和前所未有的扩张，都以扼杀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代价。这些地区深陷贫困，资源匮乏，当地文化也因此被破坏或者说是被刻意破坏。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几代人积累的文化知识消失了。部落或四分五裂，或迁移变动，或被迫停止进行自己的社会仪式。有的地方，新移民取代了原住民，新的文化和语言也取代了原来的文化和语言。有的地方，人们因为疾病、冲突或饥荒死亡。时至今日，西方殖民主义早已在一代人之前就分崩瓦解了，现代全球化经济也已发展了几十年，但殖民时代产生的文化和经济影响依然根深蒂固，让人无法忽视。

哥伦布于1506年在西班牙去世。他因为掠夺来的黄金而腰缠万贯，但他永远都无从知晓自己到底发现了什么，因为他一直以为自己发现的只是亚洲的一些偏远地区。

这种全球范围的文化、环境和基因交换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对香料的渴望。正是这种渴望，帮助欧洲的殖民帝国仅凭一己之力创造了政治、军事和商业网络。然而，香料的价值完全是随意虚构的。香料一词在英语中是“spice”，词源是拉丁语的“spec”，意为“外表”。香料正是因其美丽的外表才受人们追捧。香料虽然不能提供营养，但它色彩缤纷，芳香诱人，滋味独特，充满异域风情。它作为防腐剂的任何所谓好处都会被一个事实抵消，那就是新鲜肉类比香料更便宜、更容易买到。换句话说，胡椒、丁香、肉桂和肉豆蔻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我们赋予了它们文化价值。一旦这种价值被社会大众接受，购买香料就成为一种炫耀性的消费，香料就成为精英阶层的标配，并且开始在全球各地进行交易。因为人们对美的追求狂热至极，香料贸易在当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全球性活动。

美不仅是部落归属感的象征，还在人类文化中扮演着另一个重要的角色——赋予事物意义，即社会价值，而不考虑它们的存在是否有意义。我们重视各种各样的美：香料味等稀有的味道，紫色等难以染出的颜色，丝绸、宝石和金属等有光泽的材料。虽然装饰无用，但我们以此为乐。早在哥伦布大交换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利用人类天生对于美丽的渴望降低贸易成本，建立起了能够增加文化复杂性和改善生存条件的网络。贸易在过去是一种文化杠杆，它让人类这一物种通过合作进行竞争。这种模式在全球范围内通过资源、基因和技术的交换实现传播。可以说，美促进了贸易。

最早的人类社群就像现在的小型社会一样，在以物易物的基础上进行交易。尽管每个群体的强大依靠的是对自己的群体的热爱和对外人的敌视，但其实群体与群体之间相互依存，就像群体内部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一样。部落与部落为资源而合作，为共同抵抗其他部落而合作，为交换技术和材料而合作。贸易确实十分重要，基于这一点，一些人类学家甚至认为可能正是贸易驱动了语言的产生，因为如果没有语言，哪怕最简单的物物交换也十分困难。人与人之间的贸易都是出于自愿，因为大家都认为他们在交换中获得的收益要多于全部自己投资生产的所得，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诚如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所言，正如专业化在一个部落中意义重大一样，一个部落自身实现专业化也具有经济意义。

李嘉图提出过这样一个假设：有两个国家，一个国家擅长生产食品，更擅长生产服装；另一个国家则不太擅长生产食品，更不擅长生产服装。此时你可能会想，既然第一个国家两件事情都做得很好，那就应该让它既生产食品又生产服装，从而忽略了另一个国家。事实上，李嘉图运用数学方法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最高效的方法是只生产各自最擅长的产品，然后通过和另一个国家进行交易来获得其他产品。比较优势比绝对优势更重要。[4]我们进行交易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生存概率。专业化是最节省自身能量的策略[5]，所以从蚂蚁到人类的脑细胞，整个生物系统中随处可见这一策略。如制作矛头和捕杀鲸鱼这样的专业技能的提升依赖群体之间的以物易物，这也使得文化实践和技术种类更加繁多，内容更加复杂。

如果一个群体不会捕杀鲸鱼，但可以制作矛头，那他们就可以和一个需要长矛的捕鲸族群进行交易。但是如果捕鲸群体在进行交易时还没有鲸鱼肉，需要先获得矛头才能捕获鲸鱼进行交易，这又如何是好呢？这种情况就是延迟的互惠，它需要贸易双方对彼此信任，制作矛头的群体在交付自己制作的矛头时，肯定希望最终能收到鲸鱼肉。虽然技术在专业化分工的影响下会发展得更加迅速，摆脱群体内部社会规范和声誉因素的影响，但是技术对彼此的依赖性会更强。交易的复杂化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制作矛头的群体附近不是捕鲸的群体，而是采集红薯的群体呢？采集红薯的人不需要长矛，但是制作矛头的人仍然需要吃饭，此时又该何去何从呢？

以物易物需要交换双方在供应、技术、偏好和时间上的一致。在小规模群体中，这些条件容易满足，但在大规模群体中，以物易物就困难了。所以当群体的规模变大，各种网络变得更加复杂时，依赖陌生人彼此信任的多方交易就会出现，但是这样一来，不仅跟踪商品动态和推进后续服务很困难，还会产生十分高昂的成本。无论是大自然还是贸易伙伴“欠”下的货物，如果只靠声誉和社会规范进行约束，延期交货的风险都会很高。声誉可能会误导我们对他人行为的看法和评价，而且在交易过程中，我们会不停地计算交易成本和风险，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心理负担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会阻碍双方之间的交易，甚至可能导致冲突。

以令人向往的事物的形式存在的美，解决了这个问题。人类有收集的欲望，就像园丁鸟和喜鹊一样，人类也有收集的本能。[6]从孩提时代开始，人类就开始收集东西，原因不过就是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好看，而我们的文化进化操控着这种冲动。到3岁左右的时候，儿童就有了强烈的占有欲[7]，他们会抗拒别人替换自己的物品，哪怕是拿一模一样的东西换也不可以。[8]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物品私有化规范帮助人类从装饰自己的人变成拥有装饰品的人。收藏品的转让和交换取代了声誉，推动着部落之间的交易。贸易从此欣欣向荣，蓬勃发展。

以非洲南部的布隆伯斯洞穴中的古代贝壳项链为例。它们为什么如此特别？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们是收藏品。当人类处于生存边缘时，制作项链需要大量时间和许多技巧。正是因为制作如此耗时费力，所以寻找贝壳和制作项链一定有一个重要的选择优势。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就是，这些漂亮的小饰品不仅能提升一个部落的地位，还可以用于交换和收藏，这就是最初的货币形式。

从非洲北部的阿尔及利亚到非洲最南端，再到以色列的诸多遗址，都发现了布隆伯斯洞穴中的那种穿孔贝壳项链。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2万年前[9]，这说明制作和佩戴这种贝壳项链是数千年里诸多部落共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一些发现海洋贝壳的遗址位于大陆腹地，所以一定是有人把贝壳带到了这些地方。由此可以看出，早在那个时候，沿海和内陆地区间的贸易网络已经十分活跃和广泛，而贝壳项链很可能是创造这些网络的契机和维系网络运行的动力。这些贸易网络有益于基因和文化的交流，进而加速了人类的文化进化。人类个体的生存依靠部落，同理，一个部落的生存也需要依靠其他部落。贸易网络对人类的非洲祖先至关重要，同样，对离我们近一些的冰河时代的澳大利亚人也同样重要。（虽然在生物系统中存在群体选择，但群体选择对生物生存影响力的大小仍充满争议[10]，然而在文化进化中，群体选择通过声誉和社会规范对社会进化产生驱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这就是文化进化和基因进化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

收藏品不菲的价值推动了制造工艺和技术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资源贸易和开发。美成为一种重要的可交易资源，满足了文化上的需求，同时也降低了资源（食物和领土）交易成本，从而填补了我们身体上的饥饿。贵重物品可以在存在延期补偿的交易中充当抵押品，可以作为彩礼，补偿给嫁女儿的一方，或是作为战利品安抚敌对部落。一些收藏品还赋予社会角色以权威，比如王冠是首领的象征，这类收藏品一般会传给下一任接班人，但是它们象征的权力不变，而且篡权者可以通过在冲突中夺取这些收藏品以获得它们所象征的权力。拥有者死后，其收藏品可以是分配给继承人的财富（人类是唯一有“财富”概念的动物），也可以是被赋予特权和责任的头衔。这意味着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的不仅有生物遗传基因，还有社会文化。这两者都会影响我们的基因（和文化知识）延续的概率。

当有人刻意美化某样东西时，这样东西就会被赋予重要的意义，哪怕我们无法解释其中的深意，也依然会承认且重视它。在大英博物馆的收藏品中，有一枚镀金的凯尔特人十字架胸针，发掘于爱尔兰的贝利卡登沼泽地区。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8—9世纪，其特别之处在于它中间镶嵌着一颗小小的玻璃一般的宝石，上面用阿拉伯语刻着“以真主的名义”。当时，爱尔兰西部附近的港口是重要的贸易中心，很可能是某位穆斯林在这里遗落了这颗宝石。12个世纪前，发现它的人根本不可能识字，更别说读懂阿拉伯语了，但他下意识地认为这颗宝石象征着什么，有一定的意义，因而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所以就把它镶嵌在另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中。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居无定所，四处打猎、采集或放牧，所以随身携带的生活必需品要尽可能地少。这些少数个人物品通常是珠宝或是地毯、衣服等装饰性纺织品，它们往往都有经济价值和收藏意义。如今，图尔卡纳牧民会珍藏他们的串珠项链，蒙古牧民可能会保留纺织品和精心装饰过的蒙古包的门，因为用这些物品进行交易可以帮助他们四处迁徙，在无法预测的生活中应对突发的变化，以备不时之需。我们在交易中用有价值的收藏品作保，是因为它们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这反过来又促进了装饰物质文化的发展。

在多瑙河畔的德国巴伐利亚州乌尔姆地区，坐落着一个小博物馆，那里收藏着一尊精美的小雕像，名为“史前狮子人”。它的原料是一块猛犸象牙，雕刻者于4万年前雕刻将其完成。这座雕像有着穴狮的头颅（穴狮是雕刻者最惧怕的食肉动物）和人类的身体，是已知最古老的超自然生物形象。狮子人雕像虽然只有30厘米高，却使用了极为精湛的雕刻技艺。它的姿态和面孔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眼睛炯炯有神、目光如炬。这样一个小小的物件散发着强大的力量，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试验表明[11]，一个技术熟练的人要花400多个小时才能完成这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这尊雕像身上的磨损表明，在雕刻过程中，工匠曾反反复复进行修改。狮子人雕像是一件很漂亮的装饰品，所以在制造它的时代里，这尊雕像一定有着重要的精神意义，可能代表一位连通人类世界和动物世界的神明。

这个冰河时代的作品之所以有价值，并不是因为它满足了生物需求，而是像那些串成项链的贝壳珠子一样，通过美化，也就是给装饰品赋予意义而获得了价值。制作这个小雕像的群体重视创造开发能力，并乐于投入时间和人力来学习和实践这些能力。他们还制作了许多其他的装饰品，比如穿成串的北极狐牙齿和驯鹿鹿角，这些物品和狮子人雕像一起，被小心地存放在洞穴群的一个房间里。狮子人雕像的嘴里有一些有机物残留，考古学家认为是血液。对关系复杂的远古社会来说，狮子人雕像这个人造符号在集体叙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组成强大的部落，让他们在冰河时代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在穴狮和人类竞争者的威胁下，求得一线生机。这些第一批欧洲人留下的装饰品和引人回味的画作刻画了一个富有创意、足智多谋的民族。他们不仅在人类历史上最严酷的环境中[12]存活下来，还利用强大的贸易网络，实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知识、技术、资源和基因的交流，超越了他们的近亲尼安德特人，实现了繁荣兴盛。

在现代人类取代尼安德特人后，地球上的人口密度至少增加了10倍。[13]为了提高土地承载力，人们很可能进行了财富转移，而利用收藏品进行财富转移效率更高，成功率也更高。尼安德特人也制作过一些装饰品，但我们并不清楚他们是否利用这些装饰品进行过大规模的交易。我们的祖先跨越千里，收集、购买原材料，用这些材料制造乐器[14]、雕像、珠宝和其他具有附加价值的装饰品，并利用它们开展贸易。贸易让我们建立起更广泛的社会网络，规模更大的团体，数量更多的文化机构，增强了我们对严酷环境的适应能力。这使得我们的祖先能够跨越大陆，占据大片土地，而尼安德特人却从未冒险走出过欧亚大陆。

狩猎采集部落通常在狩猎季节分成几个团队打猎。他们会每年聚在一起举办几次盛大的庆祝活动，每次活动持续一周左右。在这些活动中，不同部落和文化的手工艺品制作者和专业猎人会相互交流，并借此机会交换肉类、分享故事和其他资源，还会交流想法，分享技术和各种工具，检验舞蹈、音乐和制作装饰品的成果，逐渐发展成贸易往来关系。在准备活动的过程中，如今的狩猎采集部落，比如西卡拉哈里沙漠的昆族，会花费大量时间来准备和制作可以交易的收藏品，比如鸵鸟蛋壳珠宝。这是对群体时间和精力的宝贵投资。昆族人用这些收藏品购买的东西之一就是进入另一个群体领地狩猎和采集食物的权利。收藏品就是昆族人的未雨绸缪之举，它们就像是昆族人为自己购买的一份保险，帮助他们度过困难时期，求得生存。

非洲部落的祖先用收藏品来扩张领地或迁移。贸易推动远古部落进行迁移，因为它可以转移环境风险。如果一个部落领地内的水源干涸导致猎物匮乏，那该部落就有可能与另一个远一些的部落进行贸易以获取食物。迁移是一种适应手段，让人类在不断变化的环境和社会条件中得以生存。但是，在迁移过程中，贸然进入另一个部落的领地是很危险的事情。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祖先的行为与其他灵长类动物有着天壤之别。例如，黑猩猩对自己群体之外的所有同类都怀有敌意，它们会攻击任何入侵自己领地的动物，并且主要通过攻击和杀戮邻居实现领地的扩张。人类也会武力抢夺领地，但是人类通常使用外交等手段，让整个部落安全地穿过其他部落，或者和别人共享领地，或通过贸易购得领地。当人类部落被武力征服时，失败的一方并不一定总是被屠杀，他们可能会被迫进贡，也可能沦为奴隶，被迫效忠于胜利方，遵循胜利者的规则，而胜利者则从中获得劳动力和资源。

人类群体间的互动往往是合作而非敌对，其原因之一是人类之间的亲缘关系，这使得相邻群体之间更容易开展贸易或移民。我们包含姻亲的大家庭经常跨越群体界限。人类通常不会攻击和消灭邻居，主要是因为和邻居做生意可以获得很多好处。因此，我们制定了群体间互动交流的社会策略。通过友好的语言、提供代表通行权的收藏品和其他表示善意的信号，我们可以接近一个陌生的群体，而且不会受到伤害。大多数群体都有欢迎陌生人的社会规范。如果来访者受到热情款待，他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慷慨大方、举止礼貌、富足的部落，这样就能确保部落拥有良好的声誉，部落领导者拥有一定的威望。这为往来贸易铺平了道路，也为思想传播打下了基础。这样做的好处在贸易集团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像欧盟这样的贸易集团就让竞争性冲突的成本与和平合作相比显得毫无吸引力。

当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活动都还局限于热带森林时，人类的贸易网络却跨越了部落之间的障碍，使得人类自身和人类思想的流动不再受地理因素的限制，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发展，也改变了环境和基因。通过绘制现代人类基因标记的出现和频率，我们能够绘制出古代人类走出非洲后在世界各地迁徙的时间和路线图。最可能的路径是从现在的吉布提穿越曼德海峡到达也门附近。其中一些人沿着海岸迅速到达印度，并在大约65 000年前到达了东南亚和澳大利亚。[15]与此同时，另一群人从阿拉伯半岛出发，穿过中东，横跨亚洲中南部，向亚洲内陆迁移。从那里开始，人类各部落开始在北半球进行殖民活动，在大约8万年前到达中国[16]，大约4万年前到达欧洲地区。最终，在末次冰盛期，也就是大约2万年前，当时海平面比现在低90米左右，一小群亚洲猎人走进了冰封的东亚北极区，通过一座冰川大陆桥[17]来到了美洲。他们又花了5 000年到达了北美洲南部没有冰封的地区，不到1 000年之后，他们到达了南美洲的最南端。这样一来，原本居住在热带地区的类人猿就占领了地球上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

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中，人类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更新世时期，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人类种群的数量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还限制了分散群体之间的贸易往来。群体规模较小的非洲探险者的后代之间存在的差异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当藏族人的祖先首次在高原上定居时，他们就已经克服了大多数胎盘哺乳动物基因中的海拔限制，他们体内有一种基因，能够帮助孕妇应对血氧较低的情况。在藏区，如果女性携有这一基因，那她们存活下来的孩子数量是没有这一基因的女性的孩子数量的两倍多，这表现出一种很强的自然选择性。在大约11 000年前，第一次有人定居在安第斯山脉的高海拔地区，这里的人们经历了不同的基因适应[18]，血液中的血红蛋白浓度升高，改善了其浓缩氧气的方式。人类的皮肤颜色由几个不同的基因控制，通常随纬度的变化而变化（纬度越低，黑色素的流失越少），因为不同纬度的太阳光照强度不同。不同的皮肤颜色[19]是人类祖先迁移行为的外在证据。黑色素可以抵御紫外线，但也限制了人体必需的维生素D（可通过皮肤与阳光反应产生）的数量。不过，我们熟悉的浅肤色欧洲人出现的时间比较晚。[20]根据对西班牙狩猎采集者[21]基因的分析可知，7 000年前的欧洲人还是深色皮肤和头发。[22]

欧洲人除了皮肤白皙、有诸多语言外，还拥有许多其他特质，这些都归功于一个非凡的民族，那就是颜那亚人。颜那亚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横跨大陆的贸易网。大约5 500年前，颜那亚人作为第一批牧民，沿着欧亚大草原上的黑海和里海向北迁徙，随行带着优质的商品，还有他们自己的商品运输系统。颜那亚人的转变始于由捕猎野马转向驯养野马，马可以帮助他们驮东西，还可以拉战车。随后，车轮[23]的发明使他们在运送货物时走得更远、更快。当他们所生活的草原遭遇干旱时，他们就出发去寻找更好的牧场和新的贸易机会，其中一些人搭上马车前往中欧和北欧，另一些人则冒险向东进入亚洲。

对于当时的欧洲农民来说，颜那亚人是一道不同寻常的风景线，因为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人：深色的瞳孔，白皙的皮肤，戴着青铜首饰，像战士一样骑着马，拉着轮式马车。颜那亚人所说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他们还拥有先进的金属加工技术，能够制作用于收藏和装饰的珠宝，以及图案复杂的钟形陶器，被称为比克陶器。这些艺术品因其时尚的造型而拥有广泛的市场，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摩纳哥，多地的考古发掘都出土过这类艺术品。根据最近的一项分析报告[24]显示，颜那亚人会吸食大麻，并且完成了欧亚大陆上的第一桩大麻贸易。[25]

颜那亚人在畜牧业方面非常成功，他们会驯养一些野生动物，比如野牛、山羊和绵羊，让它们成为温顺的牲畜，为人类提供食物、皮革、血液和奶制品。许多牧民都会从动物身上采集血液，因为活体动物的血液能够有效提供热量和蛋白质，但是颜那亚人可能是第一个从牲畜身上挤奶的族群。许多比克陶器罐里都能检测到牛奶残留，这是当时人们制作酸奶、凝乳和奶酪的证据，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至今也有这种习惯。这种文化改变了他们的基因。

虽然哺乳动物在婴儿时期依赖乳汁生存，但他们在断奶之后，身体就会停止产生能够消化乳制品中的乳糖[26]的基因，所以在远祖时，哺乳动物成年之后就不能再喝乳制品了。[27]酸奶和硬奶酪的乳糖含量很少，所以它们不难消化。但是颜那亚人用未经加工的牛奶进行了试验，他们的基因对此做出了反应。大约9 000年前，颜那亚人的基因出现了突变，自此，颜那亚年龄较大的儿童和成年人也能消化牛奶。那些遗传了乳糖耐受基因的人可以从牛奶里的糖分、蛋白质、脂肪和其他营养物质中受益，而没有这种基因的人则会因为喝牛奶而变得十分虚弱。像乳糖耐受基因这类可以改善人体营养状况的基因变化会在人群中快速传播。因为这些基因，一部分人的身体会更加健康，生育能力更强，他们的孩子更有可能存活。这样一来，这些变化后的有利基因更有可能传递下去。人们捕捉到一头野牛，引导它进化，最终将它驯化为家养的奶牛。人类开始喝牛奶，人体基因逐渐适应牛奶。这就是一种文化—环境—基因三位一体的进化。

在短短几个世纪中，颜那亚人就彻底变革了欧洲的社会、文化和基因，带领农民迅速从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时代。乳糖耐受能力对以往营养不良和发育不良的农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生存优势。如今，欧洲西北部有大约98%的成年人可以正常饮用牛奶。[28]浅色的皮肤也是当时农民的优势之一，因为他们很难获取动物肝脏或其他能提供维生素D的食物[29]，而浅色皮肤能促进身体产生维生素D。在人口较少的群体中，无论多么微小的基因优势都能帮助基因不断扩散。同样，颜那亚这个先进部落的社会规范、制度和技术也会被其他群体模仿和采用。这就是先进部落的信仰体系、珠宝、艺术、技术和制度大范围传播的方式。每一个部落在这些方面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最后融合成了一个皮肤白皙、乳糖耐受的民族。他们的语言是一种全新的原始日耳曼语（即包含农业用语的印欧语系语言）。他们会种植作物、驯养牲畜、生产奶制品，还发明了石器时代新的陶器工艺——绳纹陶器。这种陶器的风格让人们回想起颜那亚人装饰的木棺，多由女陶工制作，主要用来喝啤酒。[30]

颜那亚人之所以对人类社会具有如此巨大的变革意义，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形成了一个由移动群体组成的网络，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拥有强大的贸易能力。颜那亚人利用这个网络在各个大陆之间进行交流，而且他们还用马车这种更快捷的交通工具运输食物和水。他们踏上欧洲大陆可谓是占尽了“天时”，当时瘟疫肆虐，生灵涂炭。[31]这群带着狗牙和狼牙项链[32]的颜那亚男性[33]，纵马如暴风般横扫欧洲大陆，四处殖民。原住民中的男性被俘虏、屠杀或驱逐——DNA证据显示，这些农民最后逃到了现在意大利的撒丁岛[34]——而女性则或是被强奸，或是成为这些高大健壮的外来者的伴侣。最终，欧洲大陆原始基因库中大约90%的部分被颜那亚人消灭[35]，包括如今西班牙和葡萄牙地区的所有男性。

颜那亚人作为青铜器时代的牧民，可以算是全球化的先驱。他们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交换食物，交流知识、金属加工技术和文化技能。其中一些物品具有实用价值，例如金属工具，但是更多的只是纯粹的装饰品。这些精美的装饰品流通广泛，推动了规模更大、效率更高的经济体系的产生。颜那亚人和他们临近的部落[36]共同创造的贸易路线在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诸如琥珀、丝绸和香料等价格不菲的收藏品的交换中更是如此。几千年后，这条贸易之路成为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在全球人口只有500万的时候，颜那亚人就实现了基因和文化的革命。在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全球共有3.6亿人口，人口越多，就越具有文化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各条贸易之路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不再仅仅是简单地输出和引进文化，而是相互传播新思想、新技术和新信仰，从而加速了文化进化。

可以说，丝绸之路的雏形早在欧亚大草原上的人发明捕捉和驯养野马的方法前就出现了。大约7 500年前，中国的工匠们就开始饲养一种非常小的动物：桑蚕。几个世纪后，他们培育出了一种体积更大、繁殖更快、产卵更多、产丝量更高的桑蚕品种。人工培育的蚕蛾无法飞翔，它们完全依靠人类喂养桑叶进行繁殖。这种蚕蛾在幼虫和成虫阶段都是可食用的，但真正价值连城的是无比美丽的蚕丝，也就是成虫蜕变过程中形成的茧。蚕丝可以纺成丝绸，丝绸以光亮美丽、强韧耐用、质量上乘而著称，当然也价格不菲[37]，曾经一度和货币地位相当。一匹丝绸可以是部落之间用于交换的和平礼物，也可以用来支付士兵和其他工人的工资。人类引导野生物种实现的进化是一种人为的生态变化，这种变化并没有产生直接的生物效益，但是我们赋予了它们一种文化价值。

由一只不起眼的虫子“演变”而来的丝绸，是当时中国最有价值的商品。不仅如此，丝绸还改变了全世界。从埃及到罗马，人们都十分渴望这种精美的布料，于是他们派遣间谍，试图破解这种布料的制作秘密。到公元2世纪时，颜那亚人古老的贸易之路已经扩展成为连接太平洋和地中海的一个巨大网络，覆盖方圆6 000多千米的地区，其影响延绵几个世纪。这条贸易之路连接着不同文化之间的经济和智慧，连接着曾经与世隔绝的人群，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到香料、宝石、金属和陶瓷的交易，都紧紧围绕着丝绸之路，但丝绸之路也传播了可怕的黑死病。由于干旱，中亚地区的旱獭和沙鼠四窜，它们身上的跳蚤带有鼠疫杆菌，沿途经过的商队感染了这种细菌。到1345年，鼠疫已经蔓延到了黑海的港口，并从这里向君士坦丁堡、中东、埃及和地中海地区传播。当时的惨状简直无法想象，欧洲有将近2/3的人丧生，其中伦敦有一半的人口死亡，英国东安格利亚部分地区7/10的人口因此命丧黄泉，从诺维奇到佛罗伦萨，昔日繁华的城市陷入一片荒芜，宛如世界末日。

这无疑是过往世界秩序的终结。传染病和战争会破坏交流网络，迫使人们摆脱“安全”的做事方式，建立新的联系。不同以往的人、思想和技术都会被优先考虑，从而形成新的网络。黑死病之后，社会的重组推动了奥斯曼帝国的崛起。这样一来，欧洲商人通过丝绸之路进行贸易的成本和风险都明显提高，但也正如前文所说，这催生了美洲大陆的发现。

最终，丝绸的秘密还是被泄露了。但究竟是一位嫁给于阗国的中国公主把桑蚕和桑树种藏在头巾里偷带了出来，还是两个拜占庭僧侣用竹竿把蚕卵偷运了出来，我们就无从得知了。从此以后，虽然中国仍然保持着丝绸主要出口国的身份，但失去了丝绸生产的垄断地位。丝绸促进了相距千里、隔山望海的部落之间的文化和基因交流。

如今，基因、人群、文化和技术都在进行规模巨大的融合，其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即人类为物品创造价值的偏好。这种价值并不是生活必需品的价值，而是我们内心渴望的价值。贸易带来的利益促使我们与拥有不同社会规范、基因和技术的部落进行合作。如此一来，贸易扩大了人们的交流网络，提升了集体智慧，鼓励人们探索自然环境以寻找有价值的原材料。一个部落选择和发展的技术和行为会受到其他群体带来的新选择压力的影响，所以贸易推动了文化进化。这是一个元选择的过程，它会增加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时候，新的思想和技术跟随资源和收藏品进行传播和交流。有时候，人类自身通过迁移或其他方式成为交流沟通过程的一分子，文化也由此产生变化。我们可以用种群遗传学来观察文化中的差异，但是无论如何，历史证明，增加群体和社会交流沟通网络的数量能增加文化的复杂性。

社交网络带来了协同效应，使那些已经形成内部组织关系的群体能够做到临时聚集起来的群体无法做到的事情。哥伦布之所以能促成影响深远的文化交流，是因为他本身就处在一个有组织的国际贸易网络中。纵观人类历史，先进的技术往往出现在贸易网络强大且广泛，以及气候条件适宜的地方。而在不满足这一条件时，文化就会失去其复杂性，有时甚至会消失上千年。[38]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同一区域考古发现中会存在文化差异，而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并不在于物品保存得是否良好。[39]

在族群相互孤立的地区，文化（和基因）的复杂性会不断降低，最终导致整个族群濒临灭绝，或是在生存线上挣扎。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原住民部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欧洲人到达塔斯马尼亚岛时，这里已经与澳大利亚大陆分离了至少一万年。岛上的族群规模较小，彼此孤立，生活十分困苦。他们掌握的技术已经非常简化，只有24种不同的工具，包括工艺粗糙、漏水严重的小船。他们不再捕鱼。而且，据说因为文化和经济的孤立，他们还失去了生火的能力。塔斯马尼亚人的工具甚至比4万年前欧洲人使用的还要粗糙，当然，更无法与他们离开澳大利亚大陆之前使用的工具相提并论。与之相比，生活在塔斯马尼亚岛对面巴斯海峡另一边的原住民就完全不同。他们说着帕马-恩永甘语系的语言，拥有数百种复杂且部件繁多的工具、船只、专业服装，还有各种各样用来捕鱼、捕鸟和捕捉其他动物的网和长矛。塔斯马尼亚人的孤立状态深刻影响了他们的集体智慧，也就是说，他们的文化“被”简化了。

加拿大的爱斯基摩人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们作为一个已经适应了北极环境的部落，足智多谋，拥有高超的捕猎驯鹿的技能，工具的专业程度令人惊叹。大约6 000年前，部落中的一小部分人克服了恶劣环境的影响，跨越冰雪和海洋，从西伯利亚来到了北美洲。[40]之后的4 000年里，他们在加拿大南部避寒，气候温暖的时候就向更远的地方迁移，成功度过了导致人口大量减少的寒冷期，最终在北极的气候变化中幸存。这些古爱斯基摩人的部落规模小，整体人口可能从未超过3 000人。尽管他们和社会高度复杂的美洲印第安原住民一起生活在加拿大南部，但爱斯基摩人利用社会规范，刻意在文化和基因上自我孤立。所以，在美洲原住民中并没有发现古爱斯基摩人的DNA。随着时间的推移，爱斯基摩人的生存遇到了危机。由于近亲繁殖，他们的身体日益虚弱，文化形式也趋于简单，社会和技术的复杂性已不复存在。可以说，生活在加拿大南部的爱斯基摩人已经退化了。后来新的一群爱斯基摩人——所谓的极北人，又名新爱斯基摩人，从西伯利亚来到加拿大南部。虽然从基因层面来说，他们和古爱斯基摩人是相同的人，但是文化之间的差异已经十分明显。会捕鲸的极北人生活在组织严密的大村庄里，并且为拥有狗拉的雪橇和带筋的弓这样先进的技术而自豪。但是，古爱斯基摩人则生活在规模为20—30人左右的小村庄里，用不规整的石刀狩猎。没有证据表明这两个族群之间存在冲突，但是古爱斯基摩人很快就灭绝了。他们也许是在资源争夺中被淘汰，被迫退到了北极地区的边缘，又或许是因为疾病而灭绝。不管怎样，事实是因为缺乏与其他族群的贸易，古爱斯基摩人永远消失了。

虽说生活在地理位置偏僻地区的人更加脆弱，但仅仅一个对外联系的网络就能够为当地文化的存续提供一线生机。19世纪20年代，生活在遥远的格陵兰岛极地地区的因纽特人（时间上离我们更近的族群）遭遇了一场传染病。疾病夺去了很多知识渊博的高龄猎人的生命，整个族群由此失去了制造重要且复杂工具的能力。没有专业的捕鱼长矛（鱼叉）、弓和箭，也不会制造冰屋和皮艇，这里的因纽特人被困在了格陵兰岛上，孤立无援，无法获取必需的食物。在这种情况下，格陵兰岛上因纽特人的人口持续减少。1862年，一群从巴芬岛来的因纽特人到达格陵兰岛，解救了这里的因纽特人。双方在一次狩猎中相遇，巴芬岛因纽特人还教授格陵兰岛因纽特人基本的文化知识。格陵兰岛因纽特人学会了巴芬岛因纽特人的所有技术，重获狩猎和迁移的能力。从那时起，格陵兰岛因纽特人利用新学习的知识，制作船体更宽的巴芬岛风格皮艇。几十年之后，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岛上其他因纽特族群之间联系频率的增加，他们制作的皮艇风格开始回归格陵兰岛因纽特人线条更流畅、造型更美观的风格。

文化进化并不总是推动文化进步，这个观点可能有点奇怪，但是生物进化也是如此。比如，据达尔文观察，即使大部分藤壶都进化得越来越复杂，但一些藤壶还是在基因上进化出了相对简单的形式。对于人类的文化进化来说，人口规模和连通程度是重中之重。人类学家的调查显示，一个群体的人口越多，它拥有的技术种类就越多，技术也更复杂。一项研究比较了太平洋各个岛屿的人口规模、连通程度、捕鱼工具数量和工具精密程度。[41]马勒库拉岛上约有1 000人，拥有12种不同的捕鱼工具；夏威夷岛上居住着超过100万相互联系的居民，有超过70种精密的捕鱼工具。

放眼世界，存活下来的族群都拥有足够多样的基因，保证身体健康，同时还都有一个规模足够庞大的社会网络，保证文化学习的复杂性。[42]一个族群的规模越大，就越有集体智慧，因为族群内会有更多思想的碰撞，“不经意间”就会形成更多的创新。以羽毛箭的发明为例[43]，假设一个人只靠自己，要活1 000次才会有一次想出给箭装上羽毛的主意。那么，10人小组中的一个人在一生中想出这个发明的概率是1%。也就是说，一个10人小组要经历100代（2 500年）才能想出这个主意。当小组里有1 000个人时，他们在一代人之内创造出这个发明的概率是63%，平均花费40年时间。对于10 000人的小组来说，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会有人想出这个发明。更为重要的是，从文化学习角度来说，人口越多，意味着教师就越多。约瑟夫·亨里奇设计了一项试验，让一位学生向5位不同的教师学习图像编辑或打结，让另一些学生只向一位教师学习，然后让他们把学到的技能传授给下一位参与者，如此往复。在这两项任务中，和5位教师学习的人在总共10代被试的试验过程中提高了他们的技能，然而，只和一位老师学习的学生在此过程中却失去了已学到的技能。[44]通过观察群组的规模，其他科学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即小规模的群组无法长时间保留完成复杂任务或改进简单任务的能力，而大型群组却可以随着时间推移同时推动这两种能力的发展。[45]

除了群体规模的大小，影响资源可用性和群体流动性（人们是否可以轻松迁移到更好的环境）的环境因素对文化复杂程度的发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干旱歉收、火山爆发和海啸都会导致文化被破坏、人口减少，有时还会带来黑暗时代。但是这些情况也会改变人们的联系方式，推动人口流动和技术发展，从而引发社会变革，加速文化进化。现代人类是一个会模仿的物种，而不是从零开始创新的物种，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失去了文化的复杂性，那我们只要接触拥有先进技术的人，就可以相对快速地恢复文化的复杂性（就像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通过技术交流，通过代代向其他部落学习，文化可以从中迅速受益。比如，美国原住民平原印第安人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习得了驯马技术，由此改变了他们的水牛狩猎文明。

贸易网络以及在其中传播的资源、基因和文化都受到运输技术发展的影响。颜那亚人的成功是因为他们驯养了马匹、建造了马车，就好像哥伦布拥有帆船一样。当罗马人在帝国内建立起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时，他们的贸易和创新立即实现了飞速发展，直至2 000年后的今天，交通网络产生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见，建在罗马道路沿线的城镇依旧富裕，当地人掌握着更加精密复杂的技术。[46]在贸易集散地，文化总是更多样、更复杂。

随着交际网络和社群规模不断扩大，而且越来越复杂，贸易也在不断发展，黄金、丝绸和贝壳等收藏品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人们用这些东西记录债务。随着生意规模的扩大，人们需要跟别人借贷，这样一来债务就增加了。在北美地区，当地原住民的货币叫作贝壳串珠，就是串成项链的贝壳珠。当荷兰殖民者来到北美占领了新英格兰时，他们接受了这种贝壳货币，并从当地的英美银行里贷了一大笔贝壳珠串。1637—1661年，贝壳串珠成为新英格兰的法定货币，贸易也因此蓬勃发展。欧洲商人还以不法手段获得贝壳货币，并操纵殖民地市场，比如，他们将数十亿货贝投入西非的贝宁共和国，以换取大量的奴隶劳工。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东和欧洲地区的国家制定了贝壳货币[47]的制式规范，货币的标准尺寸比美观性更为重要，硬币的诞生也经历了同样的步骤。

对于拥有国际化贸易网络的复杂经济体而言，这种货币形式存在一些问题。很多国家曾将黄金或其他贵金属作为货币，购买商品和服务时，需计算出与其价值相等的金属量用以支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随身携带真金白银和一些贵金属碎块。再考虑到金属的纯度问题，用贵金属作为货币就更不方便了。黄金在其自然状态下，经常和银子以及其他金属混在一起，很容易被看作有意为之的掺假。阿基米德著名的浮力原理，即计算物体的密度，成功解决了贵金属的纯度问题。但是如果将其应用于交易，则既耗时又复杂。所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铸造用作交易货币的硬币，国家以官方名义发行硬币，并保证硬币的价值。硬币的出现加速了贸易发展，简化了贸易过程。历史上的第一批硬币大约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土耳其和中国。硬币一经发明，便大获成功，带来了大笔的财富。土耳其吕底亚王国的克洛伊索斯国王设定了世界上第一个黄金纯度标准。当时，炼金术师克服了难题，成功地把黄金中的银子分离出来。黄金被制成硬币，并且上面压印了一头狮子的形象。硬币不仅很快成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批量生产的商品，并且给使用硬币的国家带来了转型。

继硬币之后，货币的下一步发展确实具有革命意义。它将人类对金本位的信任延伸到了本来毫无价值的东西上。使用纸币需要人们的观念和信仰实现巨大飞跃，并且要接受一个事实，即虽然纸张本身没有价值，也不美观，但国家财政赋予了它相当于黄金的价值。这就要求举国上下不仅要对纸币的价值深信不疑，还要相信保持货币价值不变的相关执行机构具有稳定性。世界上第一张纸币由桑树皮制成，在中国发行。尽管它在中国及其附近地区传播迅速，但是在此之后的1 000年间，纸币都没有传到欧洲地区。纸币的问题之一是容易被伪造，更严重的问题是使用纸币带来的通货膨胀。在古代中国，官府承诺纸币可以在任何时候兑换成等价的硬币，即圆形方孔钱，也就是当时的“现金”，所以人们能够保持对纸币的信任。但是到15世纪时，明朝统治者发行过多纸币，导致纸币价值暴跌，通货膨胀极其严重。之后，纸币在中国被淘汰，几百年后才恢复使用。不过，纸币着实是好东西，不可能被永远抛弃，我们也无法想象没有纸币的现代经济会是什么样子。[48]

我有一只漂亮的玻璃碗，用来存放出国旅行剩下的各国货币。以前每次出国前，我都会翻看自己的收藏，看看有没有用得上的硬币。我的藏品里有法国的法郎、南斯拉夫的第纳尔、厄瓜多尔的苏克雷、德国的马克等。但目前来看，这些大部分硬币和纸币都已成为陈旧的纪念品，毫无用处和价值。当国家解体，政权更迭，货币就会消失或被替代。不过，在过去15年里，我没有再翻动那只布满灰尘的碗，主要原因是，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硬币和纸币已经被新兴技术所取代，货币完全丧失了民族性和物质性。信用卡、电子转账和加密数字货币的出现，使得人们仅仅按一个按钮或刷一张卡就能实现国际转账。贸易不再需要面对面交换漂亮的收藏品，而是要依靠通信和声誉。如今，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和从未谋面的大型跨国企业或是陌生人进行交易。

1996年，皮埃尔·奥米迪亚厌倦了自己解决拍卖网站Auction Web上的买卖纠纷，所以他引入了一个公开的反馈评分系统——用户可以给出+1，–1和0（中立）的评价，还可以留下评论。这种在线信誉系统一经推出便取得成功。当年的这个拍卖网站就是如今每年收益超过20亿美元的eBay（美国线上拍卖及购物网站）。在线信誉评分系统被各类经营者广泛使用，为陌生的交易者架起信任的桥梁。电子转账和信用卡交易可以追踪，且有担保和保险的支持，这些成为不同国家和文化间陌生人顺利交易的“润滑剂”。如今，我们能在世界范围内从几乎任何人手中买到需要的东西，但我们依然像自己远古的祖先一样，依赖声誉和我们赋予收藏品的价值来进行交易。

“求合作、不争斗”的决定使得人类开始与亲友之外的群体进行合作。一开始，是以物易物的交换，后来演变成了通过有形的藏品交换债务。现在，我们已经把许多和金融债务相关的工作外包给了社会机构，让它们帮我们记录谁欠了谁什么东西，帮我们分辨谁是可以放心交易的对象。现如今，贸易简单了许多，但是交易使用的货币不再具有内在价值，我们需要一种新的集体信念来引导贸易往来。然而，用收藏品对生物上无用（即不能养活我们）的材料进行估价、完成交易，可能是人类在观念和信仰上实现的最大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