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归属感：身份认同的塑造

第九章
归属感：身份认同的塑造

卧室的角落里有一个旧衣柜，我在上面安了两个陶瓷把手，用来挂项链。一串串打磨过的石头、贝壳和金属珠子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一条条相扣的银环亮光闪闪，照射在上面的阳光似乎都变得柔和了。由半透明的珠子——如玻璃、塑料和切割过的石头——串成的项链更是自带魔力，它们把阳光打散成上千种颜色，透过小小的心形散发出五彩缤纷的光芒，把沉闷的衣柜变成了闪烁的彩虹瀑布。

孩子们痴痴地看着这一切。他们小心翼翼地拿起项链，让它们像缎带一样从手中倾泻而下。他们仔细检查每一颗珠子，好奇它们的不同之处，惊讶于它们在阳光下竟能如此清澈。他们对我说：“求你了妈妈，让我戴一会儿吧，一会儿就好。”我给他们一个一个戴上项链。他们高兴极了，昂首挺胸，踮着脚尖朝镜子走去。

我的项链大都物美价廉。只有一条可以称得上值钱，那是我祖母生前留给我的传家宝。一条镶嵌着一颗漂亮的黑珍珠吊坠的金项链，它虽和我的日常风格很不搭调，但我视它为珍宝，因为它意义非凡。这条项链是我亲爱的祖父送给祖母的，之后我的祖母又把它留给了我。它承载着记忆，是一条非同寻常、完美无瑕的项链。我偶尔会戴着这条项链参加一些令我紧张的活动，脖子上坚实的重量和它永恒的美让我感到安心。珍珠的形成象征着应对生活中的挑战：沙砾进入牡蛎的贝壳之后，牡蛎体内的外套膜受到刺激，便分泌珍珠质，将沙砾一层一层包裹起来，最后形成了珍珠。想要找到珍珠并不容易，人们经常需要在异国的深海中潜水寻找，尤其是我戴的这颗珍珠，它的尺寸更罕见，寻找起来可能更加危险。这条项链由不同材质组成，汇集了各个地方手艺人的智慧。设计项链的人一定想象力十足，才能构思出如何将各个部分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美妙、珍贵的整体。

我的其他项链是用玻璃、塑料、木头或陶瓷珠子、贝壳、纽扣和其他便宜的材质串成的，但它们对我来说价值连城。它们很漂亮，能把我衬托得更漂亮。有些项链是纪念品，看着它们就会让我想起过去的美好经历。我有一条由色彩斑斓的塑料珠子串成的项链，那是许多年前我在新奥尔良参加狂欢节时有人扔给我的。这串项链让我想起了自己在20岁出头时，第一次独自穿越美国的经历。透过珠子，我回想起那次激动人心的旅程，回想起街上喧嚣的人群、狂热的舞蹈和音乐，回想起一些刺激危险的时刻。扔项链是一种沿袭了上百年的传统，起源于法国殖民时期。一般都是男人向女人扔项链，女人们则以美味的啤酒、妖娆的舞姿和一闪而过的胴体作为回报。当年，一个赤裸着上身、在阳台上跳舞的帅气男人把这串项链扔给了我。我一把接住了项链，他朝我喊：“给我看看你的胸！”我吓坏了，沿着街道跑进了一个小酒吧。酒吧里，一支三人乐队狂热地弹奏着音乐，一群人配合着音乐有节奏地扭动着身体。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抓着那串珠子，沉浸在狂热的氛围中，音乐流淌过我的心田，我感觉自己不再是个未经世事的小女孩。现在，这条廉价的塑料项链是我与那时那地的那个自己的唯一联系。握着它，就仿佛握着我的过去。

我的项链是装饰品，只有我自己或与我非常亲近的人才懂得它们宝贵的象征意义，这才是它们的不寻常之处。珠宝通常还有另一种明显的象征意义——财富和身份。佩戴珠宝可以让人知道佩戴者很富有，也能让人了解佩戴者的身份，如佩戴十字架表示某人信奉基督教，戴在无名指上的戒指表明佩戴者已婚。对我而言，我佩戴的珠宝也传递着关于我的生活方式、年龄、背景、社会阶层、性别等微妙信息。

美好的事物会吸引我们停下脚步去打量它们。人们对美有一种情感上的反应，这也是一种生物学上的反应，人类文化利用和发展了这一点，让我们能够赋予装饰品意义和价值。我们以这种主观赋予的意义为媒介，通过文化认同的象征符号、社会准则和各类仪式，形成了有凝聚力的部落社会。社会和环境压力带来了社会准则的进化，这些准则对生物学和基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们重塑了人类和人类社会。

在没有遗传关联的人组成的庞大社区里，我们用美来表达归属感。美让人类创造出一系列人造表现型特征，这些特征影响着人类的进化。

人类对美的接受能力非常强。我们到处寻找美的足迹——人们的脸庞、完美对称的花朵、鸟儿清脆的叫声、自创的艺术作品——我们通过认出美来获得快乐。美具有安抚人心的力量：它赋予生活意义与目标，可以增强同理心，让人拥有团体归属感。美的事物能带来更多的美，因此，以花装点或种有鲜花的社区，能促使人们让社区变得更美。[1]我们可以欣赏我们发现的美，也有动力通过美术、音乐、建筑、文学和舞蹈，在物质世界中创造我们自己的美的表达。事实上，我们做的大部分事情或制作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出于对美的追求，我们设计制作的物品都是为美而生。我们吃饭时，遵守餐桌礼仪；说话时，音量适中，避免使用“丑陋”的词语；出门前，精心装扮。

人类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追求美，甚至可以为艺术献身。2015年，叙利亚考古学家哈立德·阿萨德因为拒绝透露巴尔米拉古代艺术品的位置而被武装分子斩首。对于这位81岁的老人来说，这个有着2 000余年历史的寺庙群里的美丽石像和石柱，值得他用生命来捍卫。

美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工具，然而它来源于主观构想，而非客观存在。我们对美的创造很可能源于生物学的性选择。孔雀和其他许多鸟类一样，会利用华丽的外表来展示自己健康的体魄。出于这个原因，雌性孔雀逐渐进化到喜欢羽尾最华丽的雄性孔雀。如果一种动物能在华而不实的事物上浪费能量，比如色彩斑斓酷似“眼睛”的羽尾，那就表明它有大量的能量可以浪费。人类与孔雀不同，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可以自己选择性伴侣。所以我们可以推测，人类在男性和女性的脸上都寻找美的标准，就像孔雀的标准是漂亮的羽毛一样，人类的脸是健康的标志，很难伪装。漂亮的脸要有高度对称的面部和完美的肤色。[2]其他灵长类动物也“以貌取人”，和人类一样，恒河猴也更喜欢面部对称的伴侣，因为这样可以让后代的质量更高。

科研人员曾根据诸多人脸数据合成了一张人脸，相比单个人脸，这张合成人脸对大众更有吸引力。[3]这种偏好的进化根源可能是优质的基因结合之后会提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在调查中，人们普遍认为“混血儿”[4]更有吸引力，而近亲繁殖生出的孩子吸引力较小。[5]生育信号也是吸引人的特征：男性的睾丸素水平越高，女性的雌激素水平越高，这些信号的表达就越明显。

因此，我们对美的感知不仅仅基于一时的审美冲动。人们更喜欢年轻、健康、生育能力强、没有疾病迹象的伴侣。这些特征组合在一起，会优先激发我们的求偶欲望，让我们认为有这些特征的人更漂亮。有些人擅长发现健康、生育能力强的伴侣，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自己的基因遗传给后代。经过了数千年，人类对美的认识不断提高，人类也确实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然而，人类的许多审美偏好都具有主观性，和客观的生物学上的健康并无太大关系。事实上，很多审美好像受时尚引领，源于一时的冲动。动物世界也有有趣的相似之处。20世纪80年代，研究斑胸草雀的进化生物学家南希·伯利用不同颜色的标志环区分实验室不同群组的斑胸草雀。让她感到惊奇的是，她发现[6]佩戴特定颜色标志环的斑胸草雀更容易找到配偶，也会花费更多的精力养育后代。雌性斑胸草雀更喜欢戴红色标志环的雄雀，而雄性斑胸草雀更喜欢戴黑色和粉色标志环的雌雀。实验室中的斑胸草雀在短时间内就“进化”出一套新的能吸引异性的方式，伯利亲眼见证了整个过程。标志环和健康毫无关系，这说明动物对美的认知具有随机性。也许有些特征或颜色在它们的大脑中根深蒂固，当这些特征或颜色出现时，它们更倾向于选择新的变化。很多自然界中的多样性和美好事物都源于动物自身对美的欣赏。

这些看似随机的偏好似乎也塑造了人类的外貌。几十万年来，人类生活在不同部落的小群体中，使文化和基因差异得以积累下来。数千年来，从亚洲的斯里兰卡到北欧的瑞典，人们的外貌出现了显著差异。在小群体中，外貌特征积累的速度正发生改变。因为群体中携带这些基因的人数不够，一些基因类型可能会完全消失；而因为某个群体碰巧有许多携带者，另一些基因可能会变得异常普遍。人类有不同的发色和眼形，而每一种颜色或形状一开始很可能只有一小部分人有。后来因为当地人喜欢这样的风格，他们按照这种喜好选择自己的性伴侣，从而让这种发色和眼形保留至今。

东亚人头发浓密、汗腺发达、门齿独特、胸部小，所有这些都与大约3.5万年前发生的EDAR（外异蛋白A受体）基因突变有关。专家们对这种基因迅速传播的原因的看法存在分歧：有人认为是炎热的气候让额外的汗腺变得十分有用，也有人认为是人们觉得这些特征更有吸引力。拥有白皙皮肤[7]和蓝色眼睛的人曾被认为具有异国情调，极具吸引力，更容易找到性伴侣，这使得这些特征在北欧迅速传播。在过去的2 000年里，英国人变得个头更高、头发更加金黄，拥有蓝色眼睛的概率更大。

漂亮的面孔会激活大脑视觉皮层各个独立的部分，这些部分专门负责处理面孔和物体。与此同时，即使我们不思考美，大脑的奖赏机制和愉快中枢也会被激活。在我们欣赏美的过程中，道德因素也起着作用，即使人们没有明确地思考美和“善”，对美和“善”进行审美判断的神经活动[8]也会发生重叠。这种反射性关联可能在生物学层面上激发了美的社会效应。有魅力的人在生活中会得到各种各样的好处。例如，人们会认为他们更聪明、更值得信赖，他们得到的报酬更高，受到的惩罚也更轻。[9]

脑部扫描研究[10]显示，与厌恶和疼痛有关的前脑岛对审美有重要作用。这个出人意料的结果或许能解释我们对美的感知是如何进化的：审美过程的关键是对客体价值的评估，判断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好”还是“坏”。这种评估是主观的，取决于个人当时的生理状态。俗话说，“饿了糠如蜜，饱了蜜不甜”。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大脑的审美系统可能是为了提高我们对生物层面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客体（包含食物和配偶）的价值判断能力而进化的。经过文化进化，这套审美系统会扩展到具有社会价值的事物上，比如绘画和音乐。大脑扫描结果显示，事实上，喜欢一块蛋糕和喜欢一段音乐时，大脑的反应十分相似。

审美能力也很有可能与我们寻求事物发展规律的神经冲动共同进化，作为指挥注意力的认知信号辅助大脑的预测系统工作，告诉大脑哪里有需要发现或破译的东西。美具有激励作用，推动我们产生想要进一步探索的情感反应，是一种非常有力、强烈的好奇心形式。艺术可以激发这种本能。比如我们在欣赏凡·高的作品时，大脑审美中枢欣赏到了画中的美，让我们觉得这幅画不只是色彩的旋涡，还有着深刻的内涵。科学家在一项大脑扫描研究中发现，人们听一段熟悉的贝多芬作品，在听到自己最喜欢的部分之前，尾状核（与好奇心有关的大脑区域）就开始活动了。研究人员说，这表示人们期待即将听到让人心情愉悦的音乐片段，“这可以让人期待兴奋等情绪的到来，产生一种想要满足自己和获得奖励的感觉”。[11]在这个过程中，让人感觉愉快的荷尔蒙多巴胺会激增。美以一种有力的方式帮助大脑感知哪些感觉值得感受，哪些感觉可以忽略。

所以，在生理上，人类对美有反应；在文化上，人类把美看作一种视觉语言。我们把美的东西变成有价值和意义的符号。人类随时随地都能发现美好的事物，而不仅仅只是具有性吸引力的异性身体。在审美中体验到的愉悦鼓励我们花费宝贵的时间专注于思考，关注那些没有实际效益或对生存没有益处的事物，并把时间、人力和资源投入我们自己对美的表达中。其他生物都做不到这一点，对于大型动物来说，任何对生存没有益处的活动代价都很大。就算我们把矛装饰得极其漂亮，它也不会帮助我们捕获到更多生存所需的食物。然而，所有人类群体都会在装饰上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物质资源，这说明装饰对生存有着重要作用。正是通过美的象征意义和其自身的意义，我们才在群体中团结一致，用共同的价值观、信仰、同情心和其他情感构建了合作型社会。

我们整个人类社会都是建立在思想和观念的符号化之上的，这是我们与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我们使用视觉符号表达我们创造的观念，并借此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然后代代相传。货币系统、善恶、政府这种抽象的概念要通过身体装饰、艺术、音乐、建筑、园艺或其他技能等美的载体进行表达。

与我们血缘关系最近的灵长类动物也使用象征符号。在乌干达的基巴莱国家公园，研究人员深入研究了一群野生黑猩猩，发现幼年黑猩猩赋予了捡来的木棍特殊的含义，它们经常把木棍当成“宝宝”，和它们一起玩耍。有记录显示，猩猩幼崽抱着木棍，并将其带入白天的巢穴，但是用木棍做其他活动时，它们就不会这样做。研究人员还发现，一只年轻的雄性猩猩会为它的“玩偶”另立巢穴，而一只雌猩猩在看到它的母亲照顾生病的其他小猩猩时，会像“拍打婴儿的背部”一样拍打木棍。[12]

大约20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也会照料捡来的物品。在南非远古人遗迹中，考古学家曾发现一块红碧玉岩卵石，上面有明显的“脸”的形状，这是经环境风化形成的。这块所谓的“多面卵石”[13]，很可能是从距离远古人住所几千米之外的地方带回来的，并被视为最早的艺术品。这块人脸石在很久之前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它有多大用处，而是因为它背后的含义。在直立人时代，人们会刻意美化自己的物品，考古学家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发现了装饰性的贝壳，其年代可以追溯到70万年前。[14]

当然，人们通过象征符号进行装饰和交流的欲望，始于我们的身体。任何一种当代文化都有身体彩绘的传统，例如给嘴唇涂上口红，或是其他更加夸张的传达方式，在许多史前遗迹中都发现了用于身体装饰的黄棕色矿物染料赭石。身体装饰是一种身份象征，是一种视觉语言，表达了个人对群体的忠诚。

生活在尼日利亚东南部的埃科伊人，在装饰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极其复杂的群体组织形式。按照传统，埃科伊女性的脸上和身体上，都有复杂的符号文身，包括用纳斯碧迪神圣语言书写的神秘记号。这些文身记录了爱情、战争或是神圣的元素，虽然每个人都能看到暴露在外面的文身，但只有狩猎豹子的克皮族群成员才能看懂，他们是殖民时期前的统治精英。复杂的文身费时费力，但像这样清晰的视觉信息只是不同文化中的人们改变身体的众多方式之一，他们以此重新塑造自己的外貌，以超越自然的性选择。我们的外貌由基因决定，但是文化用这种方式重塑了人们的外貌。

人类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文化实验之一就是发明了个人装饰品，这是向他人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从远古时代开始，项链就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项链一来可以彰显文化身份和社会地位，二来可以作为可穿戴的符号。装饰品虽小巧却影响巨大，它们可以激发人们的活力、生育能力和创造财富的能力。在西班牙发现的尼安德特人佩戴的彩色贝壳珠子，可以追溯到11.5万年前。目前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人类祖先项链是在南非南端的布隆伯斯洞穴中找到的。这条项链上至少有65个小泪滴状的扁虱贝壳，上面有人为的穿孔痕迹和赭色装饰图案。我们能看出，7.5万年前这条项链最后的主人和我们有着共同的偏好。如果把布隆伯斯洞穴的贝珠和我柜子上的其他项链挂在一起，它不会显得格格不入。珠宝的设计者从对称性和美学角度精心挑选珠子，这种做法得到了项链佩戴者的认可。

串珠饰品是装饰工艺的一类，通过穿戴者和其所在群体共有的视觉语言传达信息，通过广泛的社会网络，这些信息为更多的人所理解。象征文化依赖于集体信念。在我所处的文化中，人们理解并接受项链是用来装饰的这一概念，但是在其他文化中，对项链意义的解读可能会截然不同。有些文化认为珠子的颜色有自身的意义：肯尼亚北部的图尔卡纳游牧民将黄色的珠子赠予未来的结婚对象，当地的寡妇则佩戴白色珠子。人类学家将这些共同的信念定义为社会规范，它们会体现在一个群体对美的共同认知上，会体现在群体行为中，会体现在其他方方面面。

考古学家分析了在布隆博斯洞穴出土的许多贝壳珠子，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时尚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15]在洞穴地层较深的地方发现的贝珠上的磨损痕迹表明，这些贝珠是随意地串在绳子上的，它们扁平、发亮的一面靠在一起。然而，在地层较浅的地方发现的贝珠则是两两打结，发亮的一侧朝上。这个看似微乎其微的变化却是社会规范转变的最早证明。这是一种文化进化，等同于化石中的解剖学差异或手斧的改良，只是这一次证明的是新的社会适应性。通过这样的行为转变，人类发展成为种类繁多、特色鲜明并且结构复杂的小社会。

不过，布隆伯斯洞穴出土的项链的串珠方式发生变化，是因为洞穴的早期居民改变了时尚观念，还是因为他们被另一群喜欢其他串珠方式的早期人类所替代，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无论做何解释，这些珠子都像今天的珠宝一样，具有象征意义，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社会规范。

衣着也是如此。人类学家认为，由于人类是直立行走的动物，最初用无花果叶子遮挡性器官就是一种社会规范，否则性器官就会一直暴露在外面。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行为，却可以让很多毫无关联的人簇居一处，还能避免不断的冲突。我个人认为，无花果叶子这样的遮羞布最初是携带婴儿的吊兜或者妇女经期时使用的腰布。就像我们创造或使用的其他所有东西一样，遮羞布也会变得具有文化意义和一定的价值，具有装饰作用，被男女都接受并继续使用。有了具有象征意义的穿衣标准，人的地位、性别和其他重要的文化信息都会通过服饰衣着显示出来，例如忠于部落、忠于宗教信仰。这让“你”与“我”的差异变得明显，从而将不同的群体分开，也加剧了部落内部的社会分化。因此，衣着在推动文化发展和进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让每一种文化不断进步，运用各自的技术和专长彼此竞争。总的来说，装饰反映了社会规范，并用同样的故事将部落成员团结在一起，这就是装饰在文化适应性进化中的作用。

累积性文化具有模仿性，这意味着我们会复制自己的行为和偏好，因此，我们会制定和遵循社会规范。穿着风格的规范可以不切实际，可以荒诞不经，但是人们总会想方设法在规则之内巧妙地应付。例如日本曾禁止平民穿着装饰华丽的丝绸和服，为了避开这个规定，一些女性就将华丽的图案文在身上。装饰规范和其他社会规范相互交织，因此当女性权利得到保障，女性地位提高时，其服饰也变得更加实用。自行车的发明加速了女性解放，推动了女性穿的裤子的出现，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人类不仅美化自己，美化自己制造的物品，还美化社会，试图通过美让物质世界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变得井井有条，以满足人类的需求。社会规范不仅约束我们的服饰，也约束我们的行为，其目的是既要有视觉上的美感，又要风度翩翩。社会规范源自群体且由群体实施，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人类可以达到如此高的合作水平了。社会规范不断演变，统一人们的行为和价值观念，减少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渐发展，内部分化和等级制度开始出现，避免冲突的一个策略就是让社会规范来加强分化，消除其他选项。例如，按照“规矩”，猎人14岁的儿子“应该”成为猎人而不是去做陶工。如此一来，整个群体就会串通起来保持这种分化的明确性。在社会规范披上了毋庸置疑的超自然法则外衣时，这种情况尤甚。仪式通常将社会各行各业毫无关联的人联系在一起，并强化社会等级制度。人们共同经历艰苦且危险的入会仪式、测试和典礼，此后便紧密联系在一起。

社会规范还有助于解决人们在共享资源上的冲突。比如，大部分群体都有关于肉类的规定，包括肉的准备仪式、相关禁忌以及不同部位的肉与不同人群的对应。也就是说，当一群猎人带回了捕杀的猎物，根据规范，上等的肉要留给制作箭头的人和哺乳期的母亲等。这意味着肉不一定会被平均分配，但是每个人都能得到一些，分配的原则是确保符合整个群体的利益，从而保持群体的凝聚力并维护社会规范。

在宗族本位的狩猎采集部落中，“订单”和“交付”之间存在“延误”，通俗来讲就是生产食物付出的努力和最终得到的实际食物不一定等价，但严格的社会规范避免了两者之间的冲突。以巴拉圭的亚契部落为例，他们依靠森林养殖甲虫。首先，他们必须要通过砍树来准备育虫的场所，6个月后，他们才能从这些砍倒的树中收获甲虫。由于部落对财产有着严格的规范，因此，砍树的人会给砍倒的树系上专门的带子表明此树的归属。因纽特人捕鲸（一项危险但有利可图的活动）时也遵循类似的规范。被刺的鲸鱼不会立即死亡，几天或数周后才会被冲到岸边或浮到水面上，这段时间，另一个群体可能会占有它。同样地，根据规范，鲸鱼上岸时身上插的是谁的矛，鲸鱼就属于谁。

社会规范极其强大，不只规定我们在公共场合的行为表现，还对私人生活提出要求[16]，甚至对我们独处时的行为也有所规定。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是对自慰的大量规定证明了这一点。规范是一种约束，它阻止分歧，限制创新，还可能造成个人损失。尽管规范会带来不便，但我们通常都会遵守规范。因为背离社会规范不仅会玷污个人名誉，还会影响子孙后代，在许多社会群体中，后代会承担上一辈的社会惩罚和债务。

正如服装的时尚，社会规范和仪式其实没有实际价值。我所在的文化认为吃昆虫很恶心，但是其他文化却认为昆虫很美味。然而，正如我们将善良与视觉吸引力联系在一起，我们也将道德水平与社会吸引力联系在一起。人们认为遵循规范是生来就有的好行为，所以可以说，遵循规范的人天性良好。这样，社会规范通过创造共同的道德基础来增强社会凝聚力，它帮助我们理解人们做出某种行为的原因，从而更容易预测他人的行为。

社会规范约束着我们的生活，但它们并不作为世界的物理属性而存在。无论你认同与否，万有引力都永恒不变；在一种文化中，谋杀可能代表罪恶滔天，而在其他文化中，这也许是被推崇的行为。这看似显而易见，然而动机、策略和信仰约束着人类世界的大部分行为，这甚至让我们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三者均是被发明的社会规范。我们毫不犹豫地接受这些规范，将它们视作人类的特有属性。

相比男性，女性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十分有限。这并非因为男性和女性有巨大的认知差异[17]，我们都知道女性的智力水平并不比男性低，出现这样的情形是因为社会规范阻止女性扮演有声望的角色。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限制女性的条条框框无处不在，以至我们误认为这些条条框框自古以来就存在。而实际上，人类学和遗传学数据显示，在人类进化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性别平等才是常态。的确，当人类从灵长类祖先中分离出来之后，性别平等和配偶制成为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两个进化演变。[18]性别平等为人类提供了生存优势，因为我们可以利用父母双方的人际网络形成更广泛的社会网络，让无血缘关系的群体成员合作更为紧密，从而加速思想的交流和基因的传递。统治着原始族群的很有可能是母权社会规范。如今，性别平等在狩猎采集部落中依旧是常态，这虽然并不意味着男性和女性必须扮演相同的角色，但在这些部落中没有性别权力失衡现象，要知道这种现象在现代社会非常普遍。现代狩猎采集部落中，男性和女性对群体的贡献相同，并且都照看孩子。男性和女性也会对周围环境和身边的人产生相同的影响，这有助于与无血缘关系的个体加强合作。

人的性别由生理决定，而人的社会性别则是文化的产物，在很多情况下源于某种社会倾向。大多数艺术作品的设计都是为了满足男性的审美。[19]父权社会规范得到世界上主要宗教的支持和认可。大多数农耕社会都利用各种规范来控制和约束女性性行为，例如遮盖女性身体和杀掉让男性“蒙羞”的女性。宗教为这些做法授权，女性通常要为维护群体的荣誉而付出代价。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在印加帝国山脉的寒冰墓穴（今天秘鲁的库斯科附近）发现了女性祭品，为何妻子必须跳进丈夫的火葬柴堆殉葬，为何女儿在雅典要成为祭祀的祭品。这种对女性的文化压迫和控制深深影响着社会规范，女性要表现得十分谦卑，男性却可以嚣张跋扈。这种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从中国古代的女性裹足习俗，到两性在健康和财富方面机遇的失衡。

这种文化熏陶从人一出生就开始发挥作用，人们按照规范行事，就能够被社会所接纳。事实上，社会规范甚至在人出生前就开始发挥作用。研究显示，当告知孕妇胎儿性别后，她们描述胎动的方式会有所不同。[20]如果孕妇得知胎儿是女孩，那她往往把胎动形容为“安静”“非常温柔，在肚子里滚来滚去，很少用脚踢我”；若得知是男孩，则形容为“活力十足”“拳打脚踢”“动起来犹如天崩地裂”。但如果孕妇不知道胎儿性别，她们形容的胎动则没有区别。

许多我们认为普遍存在的观点都只不过是文化中的社会规范。自由、平等、博爱（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政治口号）在某些文化中是需要誓死捍卫的价值观，然而对许多社会来说，个人自由并不重要，它们追求的是心灵纯洁。再来谈一下责任感。在我所处的文化中，蓄意伤害他人或损害其财产是比意外伤害更严重的犯罪行为。然而在其他文化中[21]，因为人们的行为动机难以判断，所以人们不会根据动机对受惩罚的程度进行评判，而是根据他们的行为后果进行评判。

有些人把我们的行为归因于生物基础，而且不承认社会规范的本质，即在文化层面进化的可改变的动机和行为。这种想法很危险，它会让个人和群体在生活中无法获得平等的机会，而且还会受到伤害。（当然，你是否认为人应该被赋予平等的机会，部分归结于你所处的文化环境。）社会规范衍生出奴隶制度、种姓制度、“荣誉”杀戮以及许多其他的害人行为。然而，许多这类行为曾一度被认为是生物法则或是由上帝规定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观点有所改变，而且有时改变还极其迅速。

某些带有偏见的社会规范，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越来越平等，反之亦然。在美国，禁止通过肤色或性别来评判一个人的社会规范已经发生了转变，甚至总统都开始用肤色或性别来评判人。除了社会通过规范对人产生的影响之外，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表明人的肤色和性别会对其自身道德或智力产生影响。这点尤为重要，因为强加于个人或群体的社会规范能够改变他们的行为和生理机能。

不同的文化信仰不同的真理，遵守不同的规范，那么社会规范是如何产生的呢？有一种常见的误解是某位领导者提出了社会规范，或者依靠一个集中控制的媒体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实际上，规范是在社会中自然产生的。以给新生儿起名字为例，在一项在线实验中[22]，匿名玩家被随机配对，两位玩家就宝宝名字达成一致后，才可以再与其他玩家进行配对。最初，看起来根本不会有哪个名字胜出，因为与前一个搭档选好的名字很快就会被取代，因为玩家需要与新搭档达成一致，如此往复，想要达成共识实在困难重重。但仅仅几轮过后，所有玩家就对同一个名字达成了共识。通过随机配对，规范从无到有、自然而然地出现了，网络连通性的变化让一个名字脱颖而出，流行起来，这个概念在物理学中被称为对称性破缺。无论参与者是24人、48人还是96人，结果都不变。这表明这种对称性破缺可以无限扩大，并可以解释社会规范如何能够在一个类似国家的大型群体中自然形成。这个实验也表明，通过调整参与者间的交流方式，可以操纵达成共识的过程，这与前文公共物品博弈中合作者的行为类似。社交网络细微的改变会让人们更容易自发地就一种社会规范达成一致，因为人们都有从众心理。

但是，那些坚持个性、不愿随波逐流的人，又该怎么办呢？他们可能是感觉自己与主流文化格格不入的青少年，或者是想要标新立异的20多岁的年轻人，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的外貌打扮都与社会规范相悖，要么尝试夸张的妆容，要么做个花里胡哨的发型，甚至连胡子的造型都不放过。但在展示了与众不同之后，他们发现其实上百万的同龄人都和他们的做法一样，结果是他们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这就是所谓的潮人效应。数学模型显示这种同步性自发行为是多数人的属性。模型显示[23]，大多数人都会遵循现有的规范，但是少数不从众的人对当下的流行趋势的反应会有一个延迟期，在此期间他们会创造新的潮流，在经历一段过渡期后，人们开始追随这一小部分人创造的潮流，新的潮流由此产生。2019年3月，一本科技杂志报道了这项研究，选用了一张头戴无檐小便帽的“时髦”年轻人的照片。编辑之后收到了一位愤怒的读者的来信，这名读者指责杂志在未经他允许的情况下使用他的照片，而后来这名读者才发现照片中的人根本不是他，因为“潮人们看起来都很像，甚至他们本人都说不出自己和别人的不同之处”。[24]

在遵循同一社会规范的小圈子里，社会规范将我们联系在一起，即使成员之间毫无血缘关系，社会规范也能帮我们找到“家人”。群体之间会互相竞争，一旦个人的命运与所在群体的存亡息息相关，那么找到自己群体的成员就显得尤为重要。毕竟，服务那些与我们有共同利益的人，对我们最有好处。着装、装饰、行为、技能和实践等社会规范都成为展现群体归属感的重要途径，并确保我们能得到所需要的帮助和保护。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某些群体中的极端行为，例如非洲、欧洲和南美洲的某些部落曾盛行的扁头，当地人为了变成扁头，会将木板绑在婴儿头部数年。一个社会的规范越多，执行得越严格，成员之间就越可能识别彼此，排除异己。

这是部落主义的起源。我们越了解某些人所遵守的社会规范，就越能预测他们的行为，也更容易判断他们是否可以信任，能否与我们一起创造利益，这降低了人与人之间交流和互动的成本。从出生起，我们就有意识或是下意识地学习自己“部落”的规范。生活环境和长辈的教导让我们能轻而易举地对“部落文化”产生“归属感”。

为了掩盖身份而故意遵从另一种社会规范的人很容易就能够被发现，例如用工人阶级的“街头”口音隐藏自己特权背景的政治家，伪装成“暴发户”的趋炎附势者。语言与扁头这样的外貌特征一样，也是极好的部落标识，因为很难作假。我们的双耳能敏锐地察觉不同的口音、语法错误以及外来者在措辞上与我们的细小差异。即使精通某种外语的人可以流利地用这门语言进行交流，但是依旧瞒不过母语者。移民和那些跨越部落社会规范的人往往面临着巨大挑战，例如萧伯纳的《卖花女》和贾维斯·考克尔的歌曲《普通人》中描述的故事。在欧洲，当犹太人表现出自己与大部分人不同时，他们得不到社会的信任，而在他们试图接受和遵从主流文化规范时，更难获取信任。

个人身份与群体紧密相连的另一个结果是，如果一个人从一个群体到了另一个群体，他可能失去身份认同感，并感觉两个群体都在疏远自己，他的心理健康因此会受到影响（例如，移民患精神分裂症[25]的概率更高）。但是人们会继续尝试成为新群体中的一员，因为群体不仅能提供保护，而且会带来经济利益。[26]

部落主义意味着我们对待群体内部的人与外部的人会有所不同。这种情况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黑猩猩的群体观念强烈，它们敌视外来者，不同群体间冲突的死亡率高达13%。与黑猩猩不同，人类生活在更大的群体中，各种群体交融在一起，并非所有人之间都有血缘关系，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文化符号来确定并维护自己的群体身份，对群体忠诚。我们对外部群体的偏见从幼儿时期就形成了。对外部群体的敌意尽管不体现在对个体的抵触上，但会表现在对文化差异的抵触上，实际上这些都是根深蒂固的认知模式。通过辨别群体外人员，我们会明确自己群体的标准，并且巩固自己在群体内的地位。人们可以感觉到自己与群体中其他成员之间的联系，例如，人们的大脑会对其他成员的痛苦产生同情反应。然而，人们要是知道对方是群体外的一员，例如，敌队的粉丝，他们便会停止产生这种反应。[27]大脑扫描显示，在我们观察一个我们认为是外部群体的人时，大脑的神经放电模式类似于我们识别物体的模式，而不是识别人的模式，因为我们从认知上已经将那个人视为物体。其他研究显示，荷尔蒙催产素能促生利他主义行为，但仅仅是在与群体内成员的相互交流中才奏效；当与群体外成员交流时，就算是使用同样水平的荷尔蒙催产素，也没有这种推动作用。

一个部落社会合作的前提是我们可以信任无亲缘关系的人为我们谋求利益，对于群体而言，没有什么比相信一个不做实事、只知瓜分共同利益的人，或相信一个居心叵测的人更具威胁性了。人的长相越相似，所处的文化环境越相近，群体的识别符号和社会规范就越重要。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样貌和声音都很相似，就像卢旺达的胡图族和图西族一样，因此他们便只能依据仪式、禁忌、宗教或食物等社会规范上细小的差别，来判断一个人和自己是否属于同一个群体。在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中，我们通过故事将自己塑造成正义的一方，如英雄或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受害者，从而打造我们群体的身份。[28]这些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让看起来相似却属于敌对群体之间的人互相残杀。[29]

在群体受到威胁时，成员会联合起来护卫共同的利益，这个时候即使是5岁的孩子也会表现得更加团结和慷慨。[30]一起作战的群体更可能生存下来，打过仗的人都知道，当部队中的每个士兵都做好了为彼此牺牲的准备时，每个士兵就更有可能活下来。这可以解释竞争法则中激进的“忠诚证明”仪式的由来。通过和其他群体的竞争与冲突，这一仪式强化了亲社会的规范和制度，增强了社会凝聚力。这有助于解释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这种仪式的出现表明群体受到了威胁，而这作为一个反馈循环，又让一个民族确信他们正在遭受外来移民或相邻国家的威胁。然而，一个国家面临的大部分威胁来源不在外部，因为我们所处的年代十分和平。真正的威胁通常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裂和不平等。

群体间冲突一直是对生命的巨大威胁。大部分狩猎采集部落会发生反复不断的冲突，死亡率达到15%左右，与黑猩猩的死亡率相当。如今，在工业化世界中，冲突带来的死亡率很低，而过去冲突带来的死亡率一度很高，而且大部分冲突都涉及领土争端。胜利的群体以失败者的牺牲为代价进行扩张，寻求更多的经济利益，失败者的土地被占领，人民或被奴役，或流离失所，或移居他地。群体之间的竞争可能推动许多亲社会的规范，但只有最具合作能力和凝聚力的群体才能在冲突中获胜。群体内部的选择压力促使外交家出现，这些人能用语言和魅力化解冲突，促进合作。

每个群体所处的环境各不相同，为生存需要掌握的技能也不同，所以出现了践行不同社会规范的人类群体。践行的社会规范不同，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身体构造也有很大的不同。文化学习改变人的大脑。[31]任何技能的实践都离不开连通神经网络的硬性条件，包括对肌肉的控制和协调、平衡能力以及对速度和距离的判断等。发展到最后，我们对这些技能的掌握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身体自动就能做出反应。一旦我们能够熟练做出某种行为、某个动作或是进行思考，大脑的工作量就会显著减少，为工作记忆腾出更多的空间。那些熟练程度最高的人会成为人类中最优秀的一群人，他们在熟练实践的基础上，会对行为或过程的细节进行创新，从而突破人类的极限。无论是学习走路，还是成为钢琴家或是玩杂耍，这些过程无不体现了这一点。[32]从小玩《精灵宝可梦》游戏的人，大脑内会有一块专门识别游戏中人物的区域。[33]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也会影响身体构造。例如职业网球运动员惯用手一侧的身体骨骼密度会增加20%左右；居住在高海拔地区的人，为了应对氧气稀薄的生存环境，体内会产生更多的红细胞，肺也比一般人大。这里需要明确一点，上述情况中发生的不是基因变化，而是一个人一生中的生理变化。

有些群体利用社会规范和科技改善身体素质，提高经济收入，这样的群体更可能生存下来，并将其文化实践传给子孙后代。许多情况下，这种文化上的进化能改变人类的生理构造。比如，泰国西海岸有一个名为莫肯的海洋游牧民族，部落中的人发展出一种独特的能力，能让他们像海豚一样在水下看清东西。莫肯族的孩子大部分时间都会潜水寻找食物，为了适应水下的环境，他们的视力变得很好，是欧洲孩子的2倍。一般人在水下，视觉会很模糊，因为水对光线的折射率和眼角膜对光线的折射率相同，所以我们无法聚焦光线。而莫肯族的孩子拥有海豹和海豚一样的视觉，可以适应这种折射。他们的瞳孔缩小到了人类极限，因此增加了眼睛看到的景深，晶状体的形状也有所改变。这些改变可以被视为人类为了适应文化环境在生理层面做出的改变，但它们不是基因的变化。人们在后天无意间习得了这些能力，这意味着任何孩子都能拥有这项能力，科学家通过实验证明了这个结论。他们训练瑞典孩子潜入水下，观看卡片上的花纹，11个训练期后，这些孩子拥有了与莫肯族孩子一样敏锐的水下视力。[34]

然而，对另一个海洋游牧民族——印度尼西亚的巴瑶人来说，他们的生活方式在文化环境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让他们的基因也发生了改变。遗传学家在调查巴瑶人杰出的潜水技能时发现，巴瑶人的DNA中存在一些基因变体[35]，这些变体让他们的血液和器官中存有更多氧气，能控制二氧化碳含量，并将含氧血液的储存器——脾脏——增大了50%。这些基因似乎是从已经灭绝的人类近亲丹尼索瓦人处继承而来的，而后在文化进化的压力下，在诸多基因中得以保留。

文化环境深刻地改变了我们思考、行动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一项研究比较了西方人和东亚人的神经处理过程[36]，结果显示文化塑造了我们看人的方式[37]（西方人主要打量对方的眼睛和嘴巴，观察的区域呈三角形，而东亚人则集中在一点），也塑造了我们在背景下看事物的方式（西方人擅长将人和物与其背景分开来看，不擅长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观察，但在其他大部分文化中，情况却恰恰相反）。如果要求从“公交车”“火车”“轨道”中选出两个有联系的词语，西方人可能将交通工具放在一起，选出公交车和火车，而东亚人更可能选火车和轨道，因为它们相互依存。研究者[38]认为，东亚人和西方人处理信息的方式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社会规范。西方的社会规范主要为个人主义，擅长处理单个事物并将信息分类。相反，东亚的社会规范更倾向于集体主义，他们将自身视为整体的一部分，会优先将事物和其背景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文化环境造成了人类大脑通路的差异。不过，一个人在另一种文化中生存的时间越长，新旧两种文化的差异就会越小，最后变得可以忽略不计，到下一代时，这种差异会彻底消失。[39]

然而，社会规范可以对人类产生长期的遗传影响，因为它限定了人们与谁繁殖后代。例如，在泰国北部的多数群体中，新婚夫妇会搬去女方家居住，当然更常见的是住在男方家。遗传学家发现[40]，居住方式会对基因的多样性产生影响。若婚后居住在男方家庭，则家庭中女性数量增多，因此儿子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Y染色体几乎没有什么多样性。若婚后居住在女方家庭，虽然人们的Y染色体各不相同，但是从母亲那里遗传来的DNA线粒体几乎一样。

另一个鲜明的例子也能解释文化环境是如何造成生理和行为差异的。在经典的实验“走廊”实验中[41]，一组男学生需要填写一份调查问卷（这些学生一半来自美国北部，一半来自美国南部），然后将填好的问卷送到走廊尽头的一张桌子上。学生穿过狭窄走廊时，会经过一个在文件柜前工作的大块头男人，要想过去就需要大块头让路。他让路的时候，会故意撞到学生，然后低声骂学生“混蛋”。送问卷的学生要么怒气冲天，血皮质醇和睾丸素飙升，要么耸耸肩，一笑而过。学生反应的差异取决于他们来自哪个州：大部分北方学生会淡然一笑，而不是气愤万分；而90%的南方学生会愤怒不已，压力荷尔蒙上升。如果南方学生随后遇到一个目睹了这场“羞辱”的陌生人，他们会表现得很跋扈，蛮横用力地与陌生人握手，因为他们觉得在这个陌生人的眼中自己缺乏男子气概。

美国南部的荣誉文化要求并激励男性用暴力捍卫自己的财产、家庭或声誉。不是很严重的轻视行为，比如直呼一个人的名字，在美国南部都可能导致人们大打出手。在实验的第二个阶段，刚刚送问卷时受到侮辱的学生在返回狭窄的走廊时，会遇到迎面走来的另一个人，这些学生不得不让路。先前未受到侮辱的南方学生会表现得彬彬有礼，在两米开外停下，站到一侧，给陌生人让路；北方学生会在不到两米处停下。然而，在受到侮辱之后，北方学生会再多走一步；而南方学生则会在差一点就会撞上对方的地方（两人相距不到一米）才会让步。

我们对某一群体的刻板印象有一定的合理性。在美国，南方人被认为比北方人更友好，更懂礼貌，而北方人经常表现得很唐突粗鲁。然而，南方人比北方人更容易惩罚别人，他们会体罚孩子，并且赞成警察开枪杀人。所以从表面上来看，美国人讲着相同的语言，生活在相同的环境下，感受着相似的文化，但是人与人之间还是存在差异。这是生物差异而并非基因差异。文化环境不同，人们的大脑发育也会产生差异。“走廊”实验可以解释地区犯罪的统计数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显示，美国南方人在因受到侮辱而导致的打斗中，更有可能杀死朋友或熟人；南方腹地的谋杀率是全美其他地区的两倍。换句话说，一个人所处的文化环境会影响他的生存。

荣誉文化一般出现在资源匮乏和政府软弱的地方。这类地区对社会规范的选择压力来自权势而非威望。从世界范围来看，存在这种情况的都是一些地处偏隅的游牧群体，这些群体中偷牲畜的盗贼很多，人与人之间缺少合作，因而暴力的名声就成为保护自己财产的必要手段。攻击一个人引以为傲的东西，由此产生的羞耻或耻辱的感觉是大部分暴力行为出现的原因。相比之下，在农业社会中，人们定居相伴，必须要相互合作、分享土地、共建灌溉水渠等公共基础设施才可以生存，这就导致农业社会重视威望而非权势。偷农作物不如偷牛划算，农民可以依靠更强大的集体行动体系来惩罚违法者，不用出于自卫而使用暴力。阻止邻居攻击自己的办法不是用攻击性的行为来对抗他们（这种情况下自己可能会受伤），而是对邻居慷慨大方，并在必要时与之合作。

美国南部多是苏格兰和爱尔兰移民，在荒野和山地里放牧，他们实行自治，看重荣誉。尽管他们在很多地方定居，并融入当地农业和城市文化，但在他们的家乡——美国南方腹地的乡村地区——“人人为己”的荣誉文化仍然存在。相比之下，美国北部的情况恰恰相反，这里多是德国和荷兰移民，他们种植农作物，社区力量很强大。社会规范很难改变，因为人们觉得社会规范并不是发明出来的，而是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

归根到底，经济因素驱动大部分社会变革。欧洲贵族推崇的决斗荣誉文化随着中产阶层的兴起而消亡。一些解决争端的明智方式由此出现，让为荣誉而战的做法看起来很荒谬。随着社会制度变得更加强大，决斗者更容易被指控谋杀，而不是因捍卫自己的荣誉而受到赞扬。[42]雅兹迪部落曾严格遵守荣誉文化，但最近，在“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对伊拉克雅兹迪部落女子实施暴行之后，这种文化发生了转变。数千名被绑架和强奸的幸存者不敢回到村子，因为当地社会排斥失去贞操的女性。然而，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这些女性返回伤亡惨重的村庄，这样就带来了社会规范的变革。村里的人给这些女性举行了“净化”仪式后便重新接纳了她们，这意味着她们重获自由。暴行之后，这种方式不仅挽回了大家的面子，而且使村子重新走上正轨。纳迪娅·穆拉德就是被残害的女性之一，她在这场暴行中的勇气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并让她获得了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

荣誉文化正在逐渐消亡。恐吓会阻碍社会凝聚力的形成，因此倡导荣誉文化的社会往往会解体，逐渐转变为亲社会群体。像美国北部各州那样，倡导威望的文化成为主流。与此同时，随着人口变得更加多样化，人们可以接触到不同的社会规范，比如在城市里，人们更能容忍越轨者，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要表达自我。接触不同的社会规范让人的思想更加开放，如果从年纪较小的时候开始接触，这种效果会更显著。研究显示，当孩子所在的学校种族更加多元时，各种族之间会有更强的凝聚力。

部落共同的信仰形成了社会规范，并通过各类装饰来传递这些规范，这些规范反过来又影响部落的文化信仰和身份认同。例如，在北非和中东，一个人如果按照西方国家的文化规范公开同性恋身份，就会受到强烈排斥。这并不是因为两种文化中的同性恋伴侣有什么不同，而是社会表达方式完全不同。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有同性性行为的男性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者；而在西方，许多人都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者。有什么样的社会规范，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装饰，因为装饰是一种身份象征。

我们通过美创造了一种视觉语言。群体再大，这种语言也能让大家像一个小部落一样紧密合作在一起，拥有共同的身份、社会规范和集体信仰体系。大规模合作带来的能量、经济和生存优势，让我们与其他部落竞争资源。然而，人类文化的巨大悖论就是，尽管我们支持部落主义，但我们还是依靠部落间的合作关系网来交流想法、资源以及传递基因，下一章将继续探讨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