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心理学领域进行的探索涉及不同方向，其中有一部分已经超越了传统心理学的范畴——至少就我个人所知而言确实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我开始对某些心理学问题产生兴趣，并发现当时的经典科学结构（行为主义、实证主义、“科学”、价值中立说、机械形态心理学）无法很好地回答或解决这些问题。我提出了合理的问题，便必须为解决问题创造方法。这种方法逐渐成为心理学、一般科学、宗教、工作、管理乃至生物学的普遍哲学。事实上，它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观。
当代心理学是割裂的，可以说有三种甚至更多独立存在、互不相关的科学种类或科学家群体。首先是行为主义、客观主义、机械主义及实证主义的群体；其次是源自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的一整套心理学；第三则是人本主义心理学，也被称为“第三力量”，它是由心理学中各种分裂的学说组成的统一哲学。我在此要讲的就是第三种心理学。我认为其涵盖前两种心理学，并创造了“外显行为主义”和“外显弗洛伊德主义”两个名词。同时，这也有助于避免简单粗暴的绝对论和二分法取向，例如亲弗洛伊德主义或反弗洛伊德主义二者只能选其一。我既是弗洛伊德主义者，也是行为主义者和人本主义者，事实上，我还在发展也许可以被称为第四种心理学的——超越心理学。
在此我仅代表自己阐述个人观点。即使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中，也有一些人倾向于将自己视为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的对立面，而非将这些心理学纳入更大的上级结构之中。我认为其中一部分人对于“体验”的热情过于高涨，已经徘徊在反科学甚至是反理性的边缘。然而，由于我认为体验只是知识的开端（必要但不充分），同时也相信知识的发展——即更广泛的科学——是我们唯一的最终希望，所以我最好只代表自己的个人观点。
我个人选择的任务是“自由推测”，创建理论，发挥预感，调动知觉，总的来说是尝试推断未来。这是一种对于开拓、探索和发明的着意专攻，而不是应用、验证、检查与核实的活动。当然，后者才是科学的支柱。但我认为，如果科学家认为自己只是验证者，那便大错特错了。
先驱者、创造者和探索者通常是孤独的一个人，而不是某个群体。他独自与内心的冲突和恐惧斗争，并与傲慢和狂妄，甚至是偏执交战。他必须是一个勇敢的人，勇于冒险，不怕犯错。他心知肚明，正如波兰尼(2)所强调的那样，他们是一类赌徒，在缺乏事实的情况下得出了初步结论，然后花上几年时间试图弄清楚自己的直觉是否准确。如果他还有一丝理智，就必然会害怕自己的想法，害怕自己的鲁莽，并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试图证明连自己也无法证明的东西。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提出的是个人的预感、直觉和推断。
我认为标准生物学的问题是无法被回避或避免的，即使这对西方科学的整个历史和哲学提出了质疑。我相信，我们从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中继承了自由价值取向、价值取向中立，以及规避价值取向的科学模式是可取的，但这并不适合对于生命科学进行的研究。甚至，这种自由价值取向的科学哲学也并不适用于人类的问题。因为个人价值观、目的和目标、意图和计划对于理解一个人而言，甚至对于达到科学、预测和控制的传统目标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知道，在进化论领域，关于方向、目标、目的论、活力论以及目的因等理论曾炙手可热、红极一时——我必须说，在我自己的印象中，这场争论实在混乱不堪——但我也必须提出我的印象，我认为从人类心理学层面讨论这些同样的问题，可以以一种不可回避的方法，使议题看起来更加清晰。
关于进化方向到底是自发形成，抑或纯粹的偶然配置，可能仍会有反复的争论。但当我们研究人类个体时，那样的奢谈便一去不复返了。比如说，一个人凭着偶然性成了优秀的医生，这种情况是绝不可能的。现在，该是我们严肃抵制任何这种观念的时候了。于我而言，我早就已经拒绝加入这种关于机械决定论的辩论，不愿劳心争论。
优秀样本和“生长尖端统计学”我建议使用选定的优秀样本（优质样本）来做出人类最优能力的生物学分析的研究。在此我想举几个例子：在一次探索性调查中，我发现自我实现的人——心理健康，心理上处于“优越”地位的人是更好的认知者和感知者，即使在感觉水平上也是如此。如果他们在区分细微色调差异等方面表现得更加敏锐，也并不会令我意外。我曾经组织过的一项未完成的实验，可以作为此类“生物学实验”的模型。我计划对布兰迪斯大学所有即将入学的新生班级进行测试，使用当时可用的最优技术——精神病学访谈，投射测试及表现测试等，从中筛选出2%最健康者，2%中等健康者及2%最不健康者，让这三组人借助一组约十二种感觉、知觉和认知工具的量表来测试先前的临床人格学的发现，即健康者能够更好地感知现实。我预计这些发现将会得到证实。当时，我的计划是不仅在大学的四年之中，而是之后也要继续跟进这些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初始测试等级与大学生活各方面的实际表现，所获得的成就和成功联系起来。我还认为，可以建立纵向组织的研究团队来持续进行纵向研究，那么即使我们的生命终结，研究也不会停止。其目的是通过对整个群体完整生命周期的追踪以对我们所提出的健康概念做出最终验证。其中有些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寿命对身心疾病的抵抗力、对感染的抵抗力等。我们还期望后续随访也能揭示一些不可预测的特征。这项研究的精神与刘易斯·特曼的研究有相似之处。大概40年前，他在加利福尼亚州选出了一批高智商儿童，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间对他们进行了多方面测试，直至今天仍在继续。他的总体发现是，那些因为智力超群而被选中的儿童，在其他方面也都很出众。他得出的结论是，人类所有的理想品质都呈正相关。
这种研究设计的意义在于改变我们对于统计学，尤其是抽样理论的设计。我在此明确支持的是我一直以来所称的“生长尖端统计学”，这一得名来源于以下事实：最大的遗传作用发生在植物的生长尖端。就像年轻人所说的那样：“那里是发生作用的地方。”
如果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能够做什么？”我想要询问的是小范围经过挑选的优秀人群，而非全人类。我认为享乐主义价值论和伦理学理论在历史上一败涂地的主要原因是，哲学家们将病态动机带来的愉悦感与健康动机带来的愉悦感捆绑在一起，将疾病与健康、优秀样本与低劣样本、善于选择者与不善选择者以及生物学上健全与不健全的样本全部混为一谈，并得出平均值。
如果我们想知道人类可以长到多高，显然，最好是选出那些已知的最高者并对他们进行研究。如果我们想知道人类可以跑多快，那么无须从总体人口中挑选出“优秀样本”，并对他们的速度加以平均，直接对奥运会金牌得主的成绩进行统计会好得多。如果我们想知道人类精神成长、价值成长或道德发展的可能性，那么我认为可以对道德伦理上最有建树，或是最圣洁的人进行研究。
总体而言，我认为可以这样说：人类的历史是以人性被轻视的方式记录的。人性的最高可能性实际上一直被低估了。即使有历史上的圣人、圣贤和伟大领袖等“优秀样本”可供研究，人们也常常将其视为拥有超自然的天赋，而非普通人类。
人本主义生物学和良好社会非常清楚的是，只有在“良好条件”下，才有可能（在人口大基数的基础上）实现人类的最大潜能。或者更直接地说，优秀的人类通常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来成长。反过来说，我认为应该清楚地指出，生物学的规范性哲学必须涉及良好社会的理论，其定义为“良好社会可以促进人类潜能充分发展，并达到最大限度”。我认为这一表述对于熟悉传统描述的生物学家而言，乍看会有些惊人，因为避免使用“好”或者“坏”之类的字眼已经在他们心目中根深蒂固，但他们稍加思索便能够想通，因为此类词汇已经进入了传统生物学领域，并被视为理所当然。例如，基因可以被理所当然地称为“潜能”，而这些潜能的实现与否取决于基因本身、细胞质、有机体以及生物体所处的地理环境等直接环境的作用影响。
以一个实验为例：我们可以说，对于白鼠、猴子和人类而言，个体的早期生活环境的刺激作用会使大脑皮层发育，产生特定影响。哈洛(3)的灵长类动物实验室进行的行为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结论。当被隔离的动物会丧失各种能力，并超过一定限度后，这种能力丧失就无法再被逆转。位于巴尔港的杰克逊实验室研究人员发现，如果让狗在野外流浪生活，不与人类接触，它们会失去被驯化的可能性，无法再成为宠物。
最后，如果正如目前所报道的，印度的儿童由于饮食中缺乏蛋白质而遭受了不可逆的脑损伤。如果说印度的政治制度、历史、经济和文化都与这种匮乏有关，那么很明显，人类需要良好社会来使自己成为优秀样本的观点也很明确。
一种生物学哲学可能在社会隔离中发展，在政治上完全中立，不需要成为乌托邦、尤赛琴、改良主义或革命主义吗？我并不是说生物学家的任务需要转向社会行动。我认为这是个人喜好问题，也知道一些生物学家出于对自己的知识未被使用的愤怒，会让他们转投政治道路来达到目的。但是我想对生物学家给出的建议却大相径庭：我认为他们应该认识到，一旦他们认可了对人类或其他物种的规范研究，换句话说，也就是一旦他们把发展优秀样本视为自己的责任，那么研究一切关于促进和抑制优秀样本发展的条件也就同样成为他们的科学责任了。显然，这意味着从实验室走向社会。
优秀样本可作为全物种的选择者自20世纪30年代起，我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性研究，得出的经验是，最健康的人（或最具创造力、最强壮、最聪明、最圣洁的人）可以成为生物学意义上的试金者，也可以被称为先遣侦察者或敏锐感知者，而他们可以告诉我们这些比较不敏感的人群应该重视什么。例如，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挑选出对颜色和款式具有美学敏感性的人，然后试着听从或遵从他们对于颜色、款式、材质、家具等的判断。我的经验是，如果我不加以干扰，不干涉优秀感知者，那么我可以自信地预测，我会在一到两个月之后逐渐喜欢上他们立即喜欢的东西。他们仿佛是更敏感的我，又或者是没有那么多疑问、困惑和不确定性的我。可以这样说，我能够把他们作为专家角色来使用，就像艺术品收藏家会雇用艺术专家来协助他们购买艺术品一样。（这一观点在查尔德的作品中也得到了印证，他指出经验丰富的艺术家和专业艺术家品位相似，这种相似性甚至跨越了文化。）此外，我还假设这些敏感性强的感知者比一般人更不容易受到时尚和潮流的影响。
用同样的方法，我发现如果选择心理健康者，他们的喜好就是人类的喜好。亚里士多德曾说过这样中肯的话：“优秀者认为是好的，那便真是好的。”
例如，自我实现者的经验性特点是他们对于是非的怀疑远远少于一般人。他们不会因为95%的人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就感到困惑。我可以说的是，至少在我所研究的组别中，他们倾向于在是非对错上达成一致，好像他们是在感知真实的、独立于个人之外的事物，而不是在比较可能与个体有关的喜好。总之，我用他们来作为价值评估者，或者也许应该说，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是最终价值。换句话说，我了解到伟大人物的价值观最终会得到我的认同，我会珍视并重视其价值观，这些观念独立于个人之外，最终会受到“数据”的支持。
我的超越性动机理论最终基于此操作。即，选择那些不仅对事实，同时也对价值具有高级感知能力的优秀者，然后将他们对终极价值的选择作为全物种终极价值可能的选择。
这几乎是在故意引发争论。如果我愿意，本可以用简单的方式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你选择了心理健康者，他们会倾向于什么？受什么原因驱动？会为什么而奋斗或努力？他们会看重什么？”但我确实希望最好不要引起误解。我是在有意地向生物学家（以及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提出有关规范和价值的问题的。
也许从另一个角度来阐述会有所帮助。正如我认为已经得到充分证明的那样，如果人类是一种正在做出选择、决定和寻找的物种，那么做出选择和决定的问题必然会在定义人类物种的努力中被提及。但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一个关于智慧、效力和效率的问题。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谁是优秀的选择者？他来自何处？有怎样的人生？这个技能能够被教授吗？有哪些因素会制约或促进这个技能？
当然，这些只是古老哲学问题的新想法：谁是智者？什么是智者？除此之外，也是古老的价值论问题的新提法：什么是善？什么是值得拥有的？什么应该是值得期望的？
必须重申的是，我们已经到了生物学史上的关键时刻：我们现在要为自己的进化负责。我们已经成为自我进化者。进化意味着做出选择和决定，而这意味着需要做出评价。
身心关系在我看来，我们正处于把主观生活与外部客观指标联系起来的新飞跃边缘。由于有了这些新的表现，我期待神经系统研究实现巨大飞跃。
有两个例子足以证明为未来研究所做好的准备。奥尔兹(4)的研究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他通过在嗅脑的中隔区植入电极发现那里实际上是一个“快乐中枢”。实验设计使白鼠能够通过植入的电极来刺激自己的大脑，当电极被植入这个特殊的快乐中枢时，它会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种自我刺激。当然，也发现了产生不愉快及疼痛的区域，而在得到机会时，动物会拒绝做出刺激举动。对于动物而言，刺激快乐中枢显然是“有价值的”（或者说是可欲的、有益的、奖励性的、产生愉悦感的，或者任何我们用来描述这种情况的词语），以至于它会放弃任何其他的外界快乐，例如食物或性等。现在，我们有了足够的、类似的依据来推论人的情况，说明人以这种方式也可以产生的愉悦体验。此类研究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已经对不同的中枢进行了区分，如睡眠中枢、饱足中枢、性刺激中枢和性饱足中枢等。
如果我们把这种实验与另一种实验结合起来，例如卡米亚所做的实验，就会开辟新的可能性。卡米亚运用脑电图和操作性条件反射技术来进行实验，当他自己脑电图中的阿尔法波频率达到某个点时，便向受试者提供了可见的反馈。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将外部事件或信号与主观感受的事件状态关联起来。卡米亚的受试者可能会建立对自己脑电图的自愿控制。也就是说，他证明了一个人有可能控制自己的阿尔法波频率达到特定水平。
这项研究的重大意义和令人兴奋之处在于卡米亚偶然发现，将阿尔法波提升到特定水平，可以使受试者进入宁静、沉思，甚至幸福的状态。一些对学习了东方冥想和冥想技巧的人进行的后续研究表明，他们会自发地发出类似卡米亚的受试者所进入的那种“宁静”的脑电图。这也就是说，存在着教会人们如何感受到快乐和宁静的可能性。这不仅对人类的福祉，而且对生物学和心理学理论也有着革命性的影响。其中有着大量的研究项目，足以使众多的科学家在21世纪忙碌不堪。一直被认为是无法解决的身心关系问题似乎可以开始研究了。
这些数据对于规范生物学的问题至关重要。现在我们显然可以说，健康的有机体本身会发出清晰响亮的信号，表明它自己的倾向或选择，或是认为满足需要的事物。如果将这些称为“价值”是否恰当？生物内在的价值？类似于本能的价值取向？如果我们做出描述性声明：“如果让实验所用的老鼠在按下两个自动产生刺激的按钮之间进行选择，它们几乎100%都会按下刺激快乐中枢的按钮，而不会按下产生其他刺激或自我刺激的按钮。”这种表述与“老鼠倾向于对快乐中枢进行自我刺激”有显著区别吗？
我必须说，无论是否使用“价值”一词，对我而言都没有太大的区别。当然，也可以不使用这个词来描述我所描述的全部内容。也许从科学策略的角度来看，或者至少从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交流策略来看，如果我们不通过谈论价值来混淆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具策略性。我想这其实并不重要，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非常重视心理学以及生物学在选择、偏好、强化、奖励等方面的新发展。
我还要指出的是，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这种研究和理论化所固有的某种循环性的困境。这种困境对于人类的研究而言最为明显，但我想其他物种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优秀样本或健康物种选择或偏好的事物”这一说法之中隐含着循环性。我们该如何处理施虐狂、性变态、受虐狂、同性恋、神经病、精神病、自杀者与“健康人类”做出的不同选择？将这种困境与在实验室中进行了肾上腺切除术的动物与所谓的“正常”动物做出不同选择的行为相提并论是否公平？我应该明确指出，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这只是一个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而不是回避和忽视它。对于人类受试者而言，可以很容易通过精神病学和心理测试技术（例如在罗夏测验或智力测验中）选出“健康”者，然后得出在其中得到特定分数的人也会是在自选（食品）实验中做出优秀选择的人。选择标准与行为标准截然不同。同样很合理的是，而且事实上在我看来很有可能的是，我们认为有可能通过神经学刺激来证明所谓的“性变态”“杀人犯”“施虐狂”或“恋物癖”的“快乐”与奥尔兹和卡米亚的实验中的完全不同。当然，这是我们从主观精神病学技术中主观了解到的。任何经验丰富的心理治疗师迟早都会认识到，在神经性“快乐”和性变态的背后，实际上是极大的烦恼、痛苦和恐惧。在主观领域本身，我们从那些经历过不健康以及健康的快乐的人身上了解到了这一点。实际上，他们基本上都会表示偏爱后者，而对前者感到不安。科林·威尔逊已经清楚地证明，性罪犯的性反应并不强烈，而是非常微弱的。柯肯德尔也证明了有爱的性相对于无爱的性具有主观优越感。
现在，我正在研究一组由如上所述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观点。它也许有助于显示生物学的人本主义哲学的根本后果和启示。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数据是站在有机体的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自我选择的一方。与一个世纪前的观点相比，有机体倾向于选择健康，生长与生物学上的成功。总的来说，这是反专制、反控制的。对我而言，它使我重新关注整个道家观点，在当代生态学和伦理学研究中，我们学会了不加以干扰和控制，但对于人类而言，这也意味着更多地信任孩子本身对于成长和自我实现的冲动。这代表着更加注重自发性和自律性，而不是预测和外部控制。在此引用我的《科学心理学》中的一篇主要论文片段：
“根据这些事实，我们还能继续严肃地将科学的目标定义为预测和控制吗？几乎可以说是恰恰相反——至少对人类来说是这样。我们自身是否希望被预测和可预测？受控且可控？我不会言过其实，说自由意志的问题必然包含在它古老、经典的哲学形式之中。但我要说的是，在此出现的疑问与要求治疗的疾呼确实与主观感觉有关，这种感觉是自由的，而不是被决定的；是自己选择的，而不是受到外部控制的，诸如此类。无论如何，我都可以肯定地说，被我们定义为健康的人类不喜欢被控制，他们更喜欢感到自由，并作为自由的人存在。”
该思维方式的另一个非常普遍的“气氛”后果是，它必然会改变科学家的形象，不仅是在他自己的眼中，而且在普通人的眼中也是如此。已经有数据表明了这一点。例如，高中女生认为科学家是怪物，是恶魔，并且害怕他们；她们不认为科学家是好丈夫人选。我必须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不仅仅是好莱坞那些“疯狂科学家”电影带来的后果；虽然被夸大了，在这些画面中还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事实是，传统科学概念是由控制者、负责者决定的，是对人、对动物或对事物的主宰，是研究对象的主人。在对“医生形象”的调查中，这幅画面更加清晰。在半意识或无意识的情况下，他通常被视为主人、控制者、切割者、没有痛苦的商人等。他绝对是老板、权威、专家、掌管一切并发号施令的人，我认为这种“形象”对于心理学家来说是最糟糕的，因为现在，大学生经常将他们视为操纵者、说谎者、隐藏者和控制者。
如果有机体被视为具有“生物智慧”会怎样？如果我们学会给予信任，认为它是自主的、自治的和自我选择的，那么显然我们作为科学家而不是医生，老师甚至父母，必须将我们的形象转变为更为道家的形象。这是我能想到的一个词语，它概括了更加人本主义的科学家形象的许多要素。道家意味着问而非说，意味着不干预、不控制。它强调无干扰的观察，而不是控制性的操纵。它是接受和被动的，而不是主动和强迫的。这就像是说，如果你想了解鸭子，那么最好去询问鸭子而不是告诉鸭子。人类的孩子也是如此。在规定“什么对他们最好”时，似乎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告诉我们什么对他们是最好的。
事实上，优秀的心理治疗师已经使用了这样的模式。这便是他的运作方式。他有意识地努力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患者，而是帮助患者——不明确的、无意识的、半意识的患者发掘内心。心理治疗师帮助他发现自己想要的东西，什么对他自身有益，而不是什么对治疗师有益。这与旧意义上的控制、宣传、塑造与教学恰恰相反。它绝对建立在我在上文已经提及的影响和假设之上，尽管我必须说，它们很少被采用，例如，信任大多数个体的健康发展方向，期望他们更倾向于健康而不是疾病；相信主观幸福的状态是“对其最好”的向导。这种态度意味着对自发性的信任胜过对控制的信任，对有机体的信任而不是怀疑。它假设人想要成为完满者，而不想生病、痛苦或死亡。在心理治疗中，当我们确实发现死亡愿望、受虐愿望、自我挫败行为，自我施加痛苦等，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病态，如果这些人经历过更健康的状态，会宁愿选择那种状态，而不是痛苦。事实上，有些人甚至认为受虐狂、自杀冲动、自我惩罚等行为是对健康愚蠢的、无效的、笨拙的探索。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教师、父母、朋友、爱人之间的道家新模式之中，最后还有更具道家风格的科学家。
道家客观与传统客观(5)关于客观性的传统概念来自早期科学对于物体和无生命研究对象的处理。当我们自己的愿望、恐惧和希望被排除在观察之外时，当所谓的超自然神灵的愿望和设计也被排除在外时，我们是客观的。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处理非人类物体或事物时也应如此。在这里，这种客观性和超然性非常有效，甚至也适用于低等生物。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足够超然，不参与，因此我们可以成为相对无干扰的旁观者。对我们而言，变形虫怎样移动，水螅蛇喜食什么，这些都对我们无关紧要。
但随着种系的爬升，这种超然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非常了解，当我们研究狗或猫时，很容易将人类的愿望、恐惧、希望和偏见投射到动物身上，研究猴子或猿类时更加容易这样了。因此当我们开始研究人类时，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无法成为冷静、镇定、超然、不介入、不干涉的旁观者。堆积如山的心理学数据已经证明了几乎没有人还可以继续坚持这一立场。
任何老练的社会科学家都知道，在与任何社会或亚文化群体合作之前，他必须审视自己的偏见和成见。这是避免预判的方法——事先找出它们。
但是我认为，还有另一条通向客观性的道路，即在我们自身和观察者之外对现实进行更敏锐、更准确地感知。它最初来自这样一种观察，即爱的感知，无论是情人之间的爱，还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都产生了非相爱者无法获取的知识。在我看来，这也适用于习性学。我敢肯定，我对于猴子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会更为真实与准确，也更加客观。事实是我对它们很着迷。我非常喜爱其中的个别猴子，而这不会发生在老鼠身上。我相信洛伦兹、丁伯根、古道尔和夏勒所报告的工作既有教育意义，又有启发性，而且如此真实，是因为这些研究人员“喜爱”他们正在研究的动物。那种爱会产生兴趣，甚至使他们着迷，因此可以进行耐心的长期观察。母亲着迷于婴儿，她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详细检查婴儿的每一寸肌肤，那么从最真实的意义上讲，肯定会比对那个婴儿不感兴趣的人产生更多地了解。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况也存在于恋人之间，他们对彼此倾心着迷，以至于对对方的观察、注目、倾听和探索成了迷人的活动，他们可以为此花费大量的时间。对于不爱的人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会很快产生无聊感。
但是，“爱的知识”（如果我可以这么称呼它的话）还有其他好处。对一个人的爱使他得以舒展、开放、卸下防御，让自己不仅在身体上而且在心理和精神上都赤裸相见。换句话说，也就是让别人看见了自己，而没有刻意隐藏。在普通的人际关系中，我们彼此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不可理解的。但在爱情中，我们变得“可以理解”了。
但是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为之热爱、着迷或深感兴趣，就很少会加以干预、控制、改变或改善。我发现对于所爱的人，我们会听之任之。在浪漫爱情和祖辈爱情的极端情况下，被爱的人甚至可能被视为完美，因此任何改变，都会被认为是不可能的，甚至是无礼的，更不用说改善了。
换句话说，我们满足于听之任之。我们对他们没有要求，也不希望他们与现在不同。在他们面前，我们可以是被动的和接受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更真实地看到他们的本质，而不是我们喜欢他们成为的样子，害怕他们成为的样子，或希望他们成为的样子。我们认可他们的存在，也认可他们存在的方式。事实上，他们使我们成为不干涉、不操纵、不抽象、不打扰的感知者。我们能够做到不干涉、不操纵、不抽象、不打扰的程度意味着我们实现了这种特殊客观性的程度。
我认为，这是一种方法，是一条通向某种真理的特殊途径，通过这种途径，真理可以更好地被实现。我不认为这是唯一的途径，这种方式也不能获得所有真理。从同样的情况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热爱、兴趣、迷恋与专注也可能扭曲关于研究对象的某些其他真相。我只想表述以下观点：在科学方法的完整体系中，出于特定目的，且在特定情况下，“爱的知识”或“道家客观性”具有其特殊优势。
如果我们现实地意识到，对研究对象的热爱会导致某种盲目性和提升某种洞察力，那么我们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预先警告。
对于“有问题的爱”，我甚至会这样说：“从一方面来说，很明显，你必须对精神分裂症很感兴趣，或者至少有兴趣，才能坚持下去。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一个完全沉迷于精神分裂症的人会在其他问题上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衡。”
大问题的问题在此我引用的是阿尔文·温伯格的优秀著作《大科学沉思》中的章节标题，该书包含了许多我想阐明的观点。引用他的术语，我可以更生动地阐明我的备忘录的主旨。我认为曼哈顿计划正在攻击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大问题，不仅针对心理学，而且针对所有具有历史紧迫感的人类（这是一项研究的“重要性”标准，我现在将其添加到传统标准中）。
第一个重中之重的大问题是要造就优秀人类。我们必须成为更好的人类，否则很可能会全部灭绝。即使没有灭绝，也肯定会成为生活在紧张和焦虑中的物种。当然，这里的先决条件是定义优秀人类，我在备忘录中都已经做了各种陈述。我必须强调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初步数据和指标，或许与曼哈顿计划所得到的数据一样多。我本人相信这个伟大的计划是可行的，也相信自己可以列出一百个、两百个甚至上千个部分问题或附属问题，这些问题足以使大量参与者陷入忙碌。这样的优秀人类可以被称为自我进化的人，对自己和自身发展负责的人，被充分启蒙或觉醒或有见识的人，有完全人性的人，自我实现的人，等等。很明显，在任何情况下，除非人们足够健康、足够进化、足够强大、足以理解并希望将其以正确的方式付诸实施，否则任何社会改革，美好的宪法、纲领或法律都毫无意义。
与我在上文中提到的同样紧迫的大问题是建立良好社会。良好社会与优秀人类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既彼此需要，也是彼此存在的必要条件。显然，它们是齐头并进，同时发展的。在任何情况下，如果缺少一项，另一项都不可能实现。我所说的优秀社会归根结底是一个物种所处的一个世界。关于自治社会的可能性，也就是非心理安排的可能性，我们也有了初步信息（见第14章）。我想明确一下，现在很清楚的一点是，在人的美德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有可能做出的社会安排会迫使他们做出坏事或好事，重点是必须将社会制度安排与精神内部健康区分开来，在某种程度上，一个人的优缺点取决于他所处的社会制度。
社会协同作用的关键概念是，在某些原始文化以及大型工业文化中，有一些社会趋势超越了自私与无私之间的对立。也就是说，有一些社会安排必然使人们相互对立。另一些社会制度使一个人在寻求个人私利时有必要帮助他人，不论他是否希望如此；反过来说，利他主义和助人者必然会获得利益。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所得税这种经济措施，会从一个人的好运中获取给普通民众的利益。与此相反的是，营业税从穷人那里获得的要比从富人那里更多，并且具有鲁斯·本尼迪克特所称的汇集效应，而不是分流效应。
我必须郑重严肃地强调，这是终极的大问题，比任何其他问题都要重要。温伯格的著作以及其他人谈到的大多数技术产品和技术进步在本质上可以被认为是实现这些目的的基本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这意味着，除非我们将技术和生物学的进步交给优秀人类，否则这些进步会是无用的或危险的。我在此所说的甚至包括征服疾病，增加寿命，减轻痛苦、悲伤和消除苦难。重点是：又有谁想让恶人更长寿？或者更强大？例如原子能的使用和在纳粹之前实现其军事用途的竞赛。原子能如果掌握在希特勒手中——如今有许多国家都由“希特勒”领导——绝对不是好事，而是个巨大的危险。但是其他任何技术改进也是如此。人们总是可以问这个标准的问题：这对希特勒而言是好还是坏？
技术进步的副产品是：恶人可能，或者说很有可能比人类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更具威胁性，这仅仅是因为先进技术赋予了他们力量。残酷的社会所支持的残酷者很可能不会被击败。
因此，我谨敦促所有生物学家，正如我敦促所有其他善良的人一样，把他们的才能用在解决这两个大问题上。
上述考虑有力地支持了我的观点，即将古典科学哲学作为道德中立、无价值取向、价值中立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是极其危险的。它不仅是非道德的；也可能是反道德的。这可能使我们陷入极大的危险之中。因此，我再次强调，正如波兰尼提出的出色论点那样，科学本身就是来自人类，以及人类的激情和利益。也正如布罗诺夫斯基令人信服的观点，科学本身必须是一种道德准则，因为如果人们承认真理的内在价值，那么通过自己为这一内在价值的服务，会产生各种后果。我要补充的第三点是，科学可以寻求价值，并可以在人性之中发现它们。事实上，虽然尚未得到充分和最终的证明，我想声明它已经这样做了，而且至少达到了使这一声明合理的水平。现在可以使用技术来找出对人类有益的东西，即人类的内在价值。已经使用了不同的操作来指示这些内在的人性价值。我想在此重申，无论是在生存价值上还是在成长价值上，这就是使人能更健康、更明智、更善良、更幸福、更满足的实现自身潜能。
这便引出了我可以称之为生物学家未来研究的策略。其中之一就是在追求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之间存在协同反馈。现在，大多数精神病学家，许多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都只是简单地假设，绝大多数疾病，甚至所有疾病都可以无一例外地被称为身心或机体疾病。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对任何身体疾病追求得足够深入，他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现心理、个人和社会变量也是决定因素。这绝对不是为了使肺结核或骨折变得虚无缥缈，仅仅意味着在结核病研究中，人们发现贫困也是因素之一。至于骨折，邓巴曾经以骨折病例作为对照组，假设其中肯定没有掺杂心理因素，但令她惊讶的是确实有心理因素掺杂其中。因此，我们现在对容易发生事故的性格以及“事故孕育环境”非常有经验了。这也就是说，即使是骨折也是身心的和“社会—躯体”（我创造了sociosomatic一词来作为术语）的。这一切都说明，即使是那些传统生物学家、医生或医学研究者，在寻求减轻人类病痛、苦难和疾病时，也应该比他之前所研究的疾病心理和社会决定因素考虑得更加全面。例如，如今已经有足够的数据表明，对癌症有效的广谱攻击还应该包括所谓的“身心因素”。
换句话说，有迹象表明（主要是推断，而不是数据确凿），通过例如精神病疗法来增进心理健康，同时可能也可以使优秀人类长寿，并降低其疾病感染性。
低级需求的剥夺不仅可能产生传统意义上称为“缺乏症”的疾病，而且对于第23章中提及的“超越性变态”似乎也是如此，这里指的是被称为精神、哲学或存在主义的失调，这些也可以被称为缺乏病。
简言之，安全与保护、归属感、爱、尊重、自尊、身份认同和自我实现等基本需求满足的缺失会导致疾病和缺失。这两种症状合在一起就叫作神经症和精神病。但是，从本质上讲，基本需要获得满足的人，自我实现的人，具有真善美、正义、秩序、法律、统一等超越性动机的人，也可能会在超越性动机层面上遭受损失。缺乏超越性动机的满足感或这些价值的缺乏会产生我所说的一般和特定的超越性病态。我将这些疾病与坏血病、糙皮病、情感渴求等保持在同一连续体上。在此应补充说明，传统上证明维生素、矿物质、碱性氨基酸等是人体机体需求时，首先是要对抗未知原因的疾病，然后再寻找病因。就是说，如果对某种事物的剥夺产生疾病，就认为它是必要的。正是在同样的意义上，我坚持我所描述的基本需求、超越性需求也是严格意义上的生物学需求。也就是说，对它们的剥夺会导致疾病。出于这个原因，我使用了自创的术语“类似本能”来表明我坚定的信念，即这些数据已经充分证明这些需求与人体本身的基本结构有关，存在一定的遗传基础，无论这关联有多微弱。这也使我对终有一天生物化学、神经学、内分泌学基质或人体机制会产生的发现充满信心，这些发现将在生物学层面解释这些需求和这些疾病。
预测未来在过去的几年中，关于21世纪的世界的讨论会议、书籍、座谈会泛滥成灾，更不用说报纸文章和周日杂志的版面了。我浏览了那些文献——如果它们可以被称为文献的话——比它所显示的字面意义更多的是感到震惊。其中有95%的内容关于纯粹的技术变革，完全没有考虑好与坏、对与错的问题。有时，整个企业似乎毫无道德可言。关于新机器、假体器官、新型汽车或火车或飞机的讨论很多，事实上可能是更大、更好的冰箱和洗衣机。当然，有时这些文献也会让我感到恐惧，因为它们在不经意间谈到了大规模破坏力的增强，甚至谈到了整个人类物种被消灭的可能性。
这本身就是对所涉及的真实问题视而不见的迹象，所有参加会议的大部分人都不是研究人的科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地质学家占很大比例，生物学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分子生物学领域，他们不是描述性的，而是还原性的生物学工作者。偶尔被选中谈论这个问题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也都是典型的技术专家，是致力于无价值观的科学家。
无论如何，很清楚的是，“改进”问题完全是一种手段的改进问题，而没有考虑目的，也没有考虑到愚蠢或邪恶的人手中会拥有更强大武器的明显事实会带来更大的愚蠢与邪恶。也就是说，这些技术上的“改进”实际上可能是有害而非有益。
另一件令我不安的事是，关于2000年的许多讨论大多限于物质层面，例如工业化、现代化以及富裕程度的增加，拥有更多物资，通过开发海洋来提高生产粮食的能力，或者如何通过使城市更高效来应对人口爆炸等问题。
另一种描述许多预测言论的幼稚本质的方式是：其中很大一部分只是从现今情况出发进行无可奈何的推断，是从我们所处位置曲线的简单预测。就好像我们无法掌握或计划自己的未来一样，仿佛如果我们不认同当前趋势时，也无法扭转这种趋势。例如，我坚持认为，对未来的规划应该减少目前的世界人口。如果人类希望这样做，世上没有理由，或者至少没有生物学上的理由来解释为何不能这样做。对于城市结构，汽车结构或航空旅行等也是如此。我怀疑，这种基于今天情况的预测，本身就是无价值的、纯粹描述性的科学构想所产生的副产品。
(1) 摘录自1968年3月至4月，本人应索尔克生物研究所所长之邀撰写的一系列报告。报告的初衷是希望使价值中立说思想能够逐渐向人本主义生物学哲学转变。在这些报告中，我将生物学中所有突出的前沿问题都暂时搁置，仅将研究限于自己认为被遗漏、忽视或曲解的领域——一切都是从我作为心理学家的特殊立场出发的。
(2) 卡尔·波兰尼（1886—1964）：匈牙利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
(3) 哈利·哈洛（1905—1981）：英国比较心理学家。
(4) 詹姆斯·奥尔兹（1922－1976）：美国心理学家。
(5) 有关此主题的完整内容，请参阅《科学心理学：一种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