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将当今创造性领域的现状与20—25年前的情况进行比较是件有趣的事。我想说的第一个是，已经积累的数据量——研究工作的绝对数量——已经远远超出了当时任何人的合理预期。
我的第二个印象是，与方法的大量积累、巧妙的测试技术和海量的信息相比，这个领域的理论并没有进展多少。我想提出一个理论问题，也就是这个研究领域的概念化困扰着我的是什么，以及这些令人不安的概念化带来的不良后果。
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我想传达一个印象，思考和研究领域的创新往往太单一、太特别了，它没有作为整体、机体或系统，但它本应如此。当然，我不想做任何愚蠢的二分法或极化争论。也就是说，我不想表达任何对整体论的虔诚或者对解析或原子论的反对。对我来说，问题是如何更好地整合它们，而不是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避免选择一方的方法是使用皮尔森以前对一般因素和特定或特殊因素的区分，其中不仅包括智力的构成，也包括创造性的构成。
当我阅读创造性的文献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发现它与精神健康或心理健康的关系是如此的重要，如此的深刻、明显，却没有被用来作为建立理论的基础。比如说在心理治疗领域和创造性研究之间，这些研究几乎没有联系。我的一个研究生，理查德·克雷格发表了一篇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文章，证明了这种关系的存在。托伦斯的著作《重要的创造性才能》中的表格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这本书中，他收集并总结了所有已被证明与创造性相关的人格特征的证据。有多于三十项特征被他认为有效，克雷格把这些特征记在一列中，然后在他们旁边列出用于描述自我实现者的特征（这些特征与其他许多人列出的用于描述心理健康的词语多处重叠，例如，罗杰斯所说的“充分发挥作用的人”，或荣格所说的“个性化的人”，或弗洛姆所说的“自主的人”，等等）。
这些重叠几乎是随处可见的。在三十或四十个人的项目名单中只有两三个特征没有被用来描述心理健康的人，它们是简单的中立词。没有一个特征是对立的，可以大致地说，有四十个特征或者三十七八个特征与心理健康的特征是相同的。这些加起来就是心理健康或自我实现的综合特征。
我引用这篇论文作为讨论的起点，因为它是我非常强烈的相信（始于很久以前），创造性的问题是创造性的人的问题（而不是创造性的产品、创造性的行为等的问题）。换句话说，他是一种特定的或特殊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老式的、普通的人，即便他现在获得了新的外在的东西，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滑冰技能，或者积累并“持有”了一些东西，这些外在的东西虽然属他所有，但不是他固有的，并不是他的基本性质。
如果你把这个人，这个有创造力的人，看作问题的本质，那么你面临的是人性的转变、性格的转变以及整个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这反过来必然会使我们涉及网络哲学、生活哲学、生活方式、道德规范、社会价值等价值观的问题。这与“临时性”形成了鲜明而直接的对比。我经常听到的理论、研究和训练的因果概括、原子论概念有“创造力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不要在课程中增加一门三个学分的创造性课程”。我想很快就能听到有人问：“它的本地化在哪里？”或尝试植入电极来开启或关闭它。在我对工业研发人员的咨询中，我还强烈地感觉到，他们一直在寻找某种可以按下的秘密按钮，如同灯的开关那样。
要想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可能有成百上千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任何能帮助一个人走向更健康的心理或更完整的人性的东西都等于改变了整个人。这个更完整、更健康的人会在行为、体验、感知、交流、教学、工作等方面产生和激发数十、数百，甚至数百万的不同，这些都会更有“创造力”。他就会变成另一种人，在各方面都有不同的表现。然后，与单一的开关或戏法或三学分课程相比，这些课程可能会产生更多的特定创造性，这种更全面、更有组织的观点会更可能提出这种问题：“为什么不是每一门课程都有助于产生创造性？”当然，这种对人的教育应该帮助创造更好的人，帮助一个人变得更好、更高、更聪明、更有洞察力——顺便说一句，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一个人当然也会更有创造力。
给你们举一个我突然想到的例子。我的同事迪克·琼斯写了一篇博士论文，我认为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篇论文非常重要，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他所做的是在高中高年级学生中开设了一种集体治疗课程，然后发现在学年结束时，种族和民族偏见有所下降，尽管事实上整整一年之中，他一直避免提及这些言论。偏见不是按下一个按钮就产生的。你无法训练人们去偏见，也不能直接训练他们去“消除偏见”。我们也做过尝试，但效果不太理想。但是这种“消除偏见”就像轮盘上的火花，像是一种偶发现象，一种副产品。它仅仅是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一部分，无论是通过心理治疗，还是通过其他改善者的影响。
大约25年前，我对创造性进行过调查研究，我的研究方法与传统的科学（原子论的）方法大不相同。我不得不发明一种整体论的交流技巧。也就是说，我试着去了解一个接一个的人，尽可能地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去深刻、深入和完整地挖掘，直到我觉得我把他们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理解为止。这就好像我得到了非常完整的案例——整个生命和完整的人的历史，而心中没有特定的问题或疑问，也就是说，没有抽出这个人的一个方面而摒弃另一个方面，而是进行整体研究。
然而，这就有可能是主观地提出特定的问题，做简单的统计，再得出一般的结论。我们可以把每个人看成一个无限的个体，然而无限可以被相加，可以被制成百分比，就像无穷数也可以被运算一样。
一旦你以这种方式深刻而深入地了解了人的样本，那么某些在典型传统实验中不可能的操作就会成为可能。我有一个大约120人的研究对象，我花了很多时间来了解他们每个人。然后，在这之后，我可以问一个问题，根据我的数据回答它，即使这120人都去世了也可以完成。在这种特殊实验中，修改一个变量，其他所有可能“保持不变”（当然我们很清楚，有数以千计的变量可能，而实际上受到控制的传统实验范式也无法保持不变）。
如果允许我直言不讳地提出质疑，我的坚定观点是：这种因果思维方式在无生命的世界中相当有效，而且我们已或多或少地学会用它来解决人类问题，但作为普遍的科学哲学它已经不复存在了。它不应该被更多地使用，因为它只会给我们带来特定的思维，也就是说，一个原因产生一个特定的效果，一个因素产生另一个因素，而不是让我们对系统和机体变化保持敏感。任何单一刺激的构思都会改变整个有机体，从而改变生物，产生的行为会改变生活的各个部分。（这也适用于所有规模的社会组织构架。）
例如，如果你想到身体健康，问了这个问题，“你如何让人们的牙齿变得更好？”“你是怎么让他们的脚好起来的？”或他们的肾脏、眼睛、头发等，任何医生都会告诉你最好的办法是改善全身的健康状况。也就是说，你应该试图改进一般因子（G）。如果你能改善饮食和生活方式等，那么这些程序就能一步到位地改善他们的牙齿、肾脏、头发、肝脏、肠道和其他一切；也就是说，整个系统将得到改进。同样，总体创造性和总体构思是从整个系统中产生的，也会总体得到改进。此外，任何能培养出更有创造力的人的因素，也会使一个人成为更好的父亲、更好的老师、更好的公民、更好的舞者，或更好的一切，至少在“G”因素得到加强的程度上是这样的。当然，还要加上一些特定（S）因素来区分好父亲、好舞蹈家或好作曲家。
格洛克与斯塔克有一本关于宗教社会学的好书(1)，我推荐这本书，认为它对这种原子论和特殊思维的描述相当高明。特定的思考者，S-R（刺激—反应）思考者，因果思考者，一因一果思考者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领域。首先他们当然必须给宗教下定义，他们必须这样定义：宗教是纯粹的，独立的，不是别的什么。然后他们继续分离它，切割它，把它从其他东西中分离出来，然后他们最终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A”与“非A”，“A”就是一个纯粹的“A”，而“非A”则是纯粹的其他事物，所以它们没有重叠、没有融合、没有合并、没有联系，等等。所有虔诚的宗教人士都非常认真地对待的原有的可能性，认为宗教态度能成为任何行为的一个方面或特征——的确是一切行为的特征之一——在这本书的第一页便消失了。这使他们能够继续前进，进入一个绝对的、完全的混乱，那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混乱。他们进入一个死巷，把宗教行为从所有其他的行为中分离，整本书都在处理外部行为，例如去教堂或不去教堂，节约或不节约小块木头，对这件事或那件事是否表示敬意，从而使整本书把我所谓的小“r”（宗教一词的英文字母）——也就是宗教完全排除在外。小“r”宗教是与制度、超自然现象或偶像崇拜没有任何关系的宗教人士行为，是原子论思维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证明一个人可以在生活的任何部分进行原子论思维。
如果我们愿意，我们也可以在创造性方面做同样的解释。我们也可以把创造性变成一种主日行为，它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房间，在一个特定的建筑里，比如教室，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比如周四。它只有在那个房间里，在那个时间才是创造性，而不是在别的地方和别的东西。只有某些领域与创造性有关，如绘画、作曲、写作，但烹饪、出租车驾驶或管道工程就与它无关。但我再次提出一个问题：创造性实际上是任何行为的一个方面，无论是知觉的、态度的、情感的、联想的、认知的，还是表达的。我认为，如果用这种方法来处理它，你会问各种各样有趣的问题，而如果你用另一种二分法来处理它，就不会想到这些问题。
这有点像你试图成为一名优秀舞者的不同方法。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会去亚瑟·默里学校，在那里你首先移动你的左脚，然后你的右脚三步走，你一点一点地经历很多外在的、有意做出的动作。但是我认为我们都同意，甚至可以说我们知道对舞蹈进行成功心理治疗的特点是让你知道会有成千上万的效果，其中很可能就会有优秀的舞蹈。比如更自由、更优雅地跳舞，不那么拘谨，不那么含蓄，不那么忸怩作态，不那么刻意等。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好的心理治疗（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糟糕的心理疗法）和成功的心理疗法可以增强一个人的创造力，哪怕你从没有提过这个词。
我还想提出我的学生所写的一篇论文，它包含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这原本是一项关于自然分娩的巅峰体验、母亲的喜悦等的研究。但它发生了相当大的转变，因为坦泽尔夫人已经发现，当分娩是一个良好或伟大的经历时，各种各样的其他奇迹般的变化都会发生。当这是一段良好的经历时，这位女性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会改变。它可能有一些宗教皈依体验的味道，或者巨大的启发效应，抑或巨大的成功体验，这些经历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位女性的自我形象，因此改变了她所有的行为。
我还想说的是，这种一般方法似乎是讨论“气氛”的更好、更富有成效的方法。我曾经试图确定非线性系统的组织设置和所有良好效果的原因。我所能说的是，整个场所构成了一种创造的氛围。我无法选择其中一个主要原因。那是一种普遍的、像大气一样的、整体的、全体性的自由，而不是你在周二做的一件小事——一件特别的、可分离的事情。合适的气氛，最好的促进创造性的气氛将是一个乌托邦，我更喜欢称之为精神理想国，一个专门为提高自我实现和所有人的心理健康而设计的社会。这就是我的一般说明，“G”说明。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使用一个特定的“轮廓”，用“S”特殊因素来使一个人成为优秀的木匠，使另一个人成为优秀数学家。但是如果没有一般的社会背景，在一个糟糕的社会中（这是一种一般制度论述），创造性的可能性就很低了。
我认为类似的治疗对我们也很有用。一方面，对这一研究和思考领域感兴趣的人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例如，我们必须面对他们的问题：身份意味着什么，什么是真正的自我，什么是治疗，什么是教育，怎样帮助人们走向自我等。另一方面，我们有的真实自我的模型在某种特征、某种程度上是生物学上构想出来的。它是一种体质、气质和“类似本能”的。我们是一个不同于其他的物种，如果是这样，如果你能接受这一模型而不是白板模型，不是将人作为纯黏土来塑造或强化成控制者想要的任何预先设计的形状，那么你也必须接受这种疗法的模式是揭露、释放，而不是塑造、创造和铸造。教育也是如此。这两种不同的人性概念所产生的基本模式是不同的——从教育到学习的一切都不同。
那么，创造力是人类普遍遗产的一部分吗？它确实经常丢失，或被掩盖，被扭曲，被抑制，诸如此类，然后我们的工作就是揭示所有婴儿原则上与生俱来的特征。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深刻、非常普遍的哲学问题，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非常基本的哲学立场。
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S”问题，不是“G”问题。我想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不需要创造性？有时，创造性可能令人生厌，令人恐惧。这可能是一件麻烦、危险、混乱的事情，我从一位“创造性”的研究助理那里了解到了这一点，她搞砸了一项我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研究。她变得很“有创造性”，在中途改变了整个事情，甚至没有告诉我。她把所有的资料都弄乱了，结果一年的工作都付诸东流，一团混乱。总的来说，我们希望火车准点运行，一般来说，我们也不希望牙医富有创意。我的一个朋友几年前做了手术，他仍然记得自己感到不安和害怕，直到他见到了他的外科医生。幸运的是，他是一个强迫症类型的男人，非常精致，十分整洁，留着一点络腮胡，头发整齐，一个完美的规矩、自控、冷静的男人。我的朋友松了一口气——他不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这个人只会做正常的、例行的、普通的操作，不玩任何花招，不尝试任何新奇的东西或实验，也不做任何新的缝合技术或类似的事情。我认为这很重要，不仅仅只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在我们的劳动分工中，我们应该能够接受命令，执行计划并且做出可预测的事。这对于我们每个人都同样重要，不仅对于有创造性的工作者，也对于有创造性的学习者。我们都倾向于崇拜创造的过程，崇拜热情、伟大的洞察力、灵感、好点子，强调半夜时分伟大灵感来袭，淡化的随后多年的艰苦劳动，那对于任何灵感要付诸实用都是必不可少的。
简单地说，获得优秀的想法的时间只占我们时间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艰苦的工作上。我觉得我们的学生不知道这一点。可能是因为我的学生经常认同我，因为我写过巅峰体验和灵感等，所以这些麻木的学生被带到了我的门口。他们觉得这是唯一的生活方式。没有每天或每小时巅峰体验的生活就不是生活，所以他们不能做无聊的工作。
有些学生告诉我：“不，我不想那样做，因为我不喜欢那样做。”然后我会满脸涨红，勃然大怒——“快去，你必须去做，否则我就开除你。”但他会认为我背叛了自己的原则。我还认为，在创造一个更加有分寸和平衡的创造力图景时，我们这些有创造力的工作者必须对我们给别人留下的印象负责。显然，我们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印象是，创造力像是由闪电在一个伟大的荣耀时刻击中你的头脑形成的。那些善于创造的人也是优秀的工作者，但这一点往往会被遗忘。
(1) Glock，C. Y. and Stark，R.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ension：Chicago，Rand McNally，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