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开始研究创造力的问题时，它完全是一个学术和教授的问题。我一直惊讶自己被调到大工业或者美国陆军工程设计院这样的地方。我完全不了解他们的工作，所以局促不安。像我的许多同事一样，在这里我不确定自己所做的工作和得出的结论，以及我们今天已知的关于创造力的东西在大型组织中是否可用。所有我能呈现的本质上都是悖论、问题和谜语。此时此刻，我不知道它们将如何被解决。
我认为创新人才的管理问题既困难又重要。我不太清楚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因为，从本质上说，我所说的那些人都是“孤狼”般的不合群者。与我共事过的那些有创造力的人，往往会容易在组织中与人发生冲突，他们害怕这种事，因此通常会在一个角落或阁楼上独自工作。大型组织中的“孤狼”恐怕是组织的问题，而不是我的问题。
这有点像试图调和革命者和稳定的社会。因为我所研究的人本质上是革命者，他们背弃了已经存在的事物，并对其不满，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认为自己所做的只是扮演研究人员、临床医生和心理学家的角色，把我学到的东西和我能提供的东西都拿出来，希望能对人们有用。
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尖端领域，你们都必须深入研究的——一个新的心理学领域。如果我能简单做个总结，我想说：我们在过去十年左右时间里所发现的主要是我们真正感兴趣的创造性的来源，也就是真正新思想是在人类本性的深处产生的。我们甚至还没有专门的词汇来描述它。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形容，也就是说“无意识”。或者用另一种心理学派的观点来说，你可能更喜欢谈论“真实的自我”。但无论如何，它是一个更深层次的自我。在心理学家或心理治疗师看来，它是一种可操作的方式，但更加深入，也就是说你需要去挖掘它。它像矿石般深埋在地下。你必须努力挖开表层来获取它。
这是一个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新领域，也是一个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特殊领域。这不仅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也是我们害怕知道的事情。也就是说，人们不愿意去了解它。这是我想弄清楚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始发创造性，而不是次级创造性，始发创造性来自潜意识，它是新发现的来源，真正的新事物、新思想的来源，这些思想与目前存在的完全不同。这与次级创造是不同的。心理学家安妮·罗伊最近的一些研究证明了这种生产力，她在许多知名人士中发现了这种生产力——在有能力、有成果、有作用的名人中。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她研究了美国科学院所有的明星生物学家，在另一项研究中，她研究了国家的每一位古生物学家。她展示了一个必须处理的特殊矛盾，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许多优秀的科学家也是心理病学家或治疗师所说的严格的人、狭隘的人、害怕无意识的人，像我在上文中提到的那样。然后，你可能会得出一个我得出的奇特结论。我现在习惯于思考两类科学，两类技术。如果你愿意，可以把科学定义为一种科技，没有创造力的人可以通过它来创造和发现，通过与许多其他人一起工作，通过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通过谨慎和小心等。现在，这被称为“次级创造性”和“次级科学”。
然而，我认为我可以揭示出来自无意识的始发创造性，我在自己挑选出来仔细研究的特别有创造力的人身上发现了这一点。这种原始的创造力很可能是每个人的遗传。这是一种普遍的情况。当然，所有健康的孩子都有这种创造力，但随着他们长大，大多数人都失去了这种创造性。如果你从心理治疗的角度挖掘，它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普遍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深入一个人的无意识层面，你会发现它就在那里。我给你们举一个你们可能都亲身经历过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在梦里，我们可能比在现实生活中更有创造力。我们可以更聪明、更诙谐、更大胆、更有创意，等等。当盖子被打开，控制被取消，压抑和防御都被卸下时，我们通常会发现比表面看到的更多的创造力。最近，我探访了一些精神分析学家朋友，试图从他们那里获得关于释放创造力的经验。而精神分析学家的普遍结论——我相信所有其他的精神治疗学家也一样——就是一般的心理治疗通常会释放出在心理治疗之前没有出现的创造性。要证明这一点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这就是他们所有人的印象。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专家意见。这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的印象，例如，对于那些想要写作但有障碍的人，心理疗法可以帮助他们释放自己，克服障碍，让他们重新开始写作。因此，一般的经验是心理疗法，或者深入通常被压抑的深层之后，将会释放一种共同的遗传因素——那是我们曾经都拥有，但已经失去了的东西。
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一种神经官能症中学到很多，而且它是很容易理解的。我想先谈谈这种病症，强迫症。
强迫症患者都是死板的人，无法纵情玩乐。这些人试图控制自己的情绪，因此在极端情况下看起来相当冷漠。他们时时刻刻都感到紧张、局促。这些人在正常状态下（当然，发展到极端时这是一种病症，必须接受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治疗）通常非常整洁有序，非常守时，非常具有系统性和控制性，可以成为优秀的簿记员等。这些人可以被简单地用心理动力学术语描述为“尖锐分裂”，他们的分裂可能比其他人更明显，比如他们意识到的，他们对自己的了解和隐藏在自己面前的，无意识的或被压抑的分裂。我们对这些人了解得越多，对这些压抑的原因了解得越多，也会了解到这些原因对我们所有人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我们从极端的例子中学到了一些关于更平均、更正常的东西。这些人必须这样做，他们别无选择。这是他们实现安全、有序、无威胁、无焦虑生活的唯一途径，也就是说，通过有序、可预测性、控制和掌握来做到。这些理想的目标都是通过这些特殊办法来为他实现的。“新事物”对这样的人来说是有威胁的，但如果他能根据过去的经验来安排，如果他能冻结这个变化的世界，也就是说，如果他能假装什么都没有改变，就不会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如果他能在过去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习惯和调整模式的基础上进入未来，他就会感到安全，也不会感到焦虑。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害怕什么？动力心理学家的回答是——用非常一般的术语来说——他害怕自己的情绪，害怕最深层的本能冲动，或者害怕最深层的自我，这些他拼命压抑的东西。他不得不这样做，否则他会觉得自己要疯了。这种恐惧和防御的内在戏剧只存在于一个人的体内，但它往往被这个人概括起来，投射到整个世界上，于是他就倾向于这样看待整个世界。他真正要对抗的是自己内心的危险，但任何让他想起或类似于自己内心危险的东西，他都会在外部世界中进行对抗。他通过变得格外有序来对抗自己想要混乱无序的冲动。他受到世界混乱的威胁，因为它提醒了他来自被压抑的内心的革命，这对他产生了威胁。任何危及他自我控制的东西，任何加强危险的隐藏冲动，或削弱防御围墙的东西，都会吓到并威胁到这类人。
在这一过程中，很多东西丢失了。当然，他可以获得一种平衡。这样的人可以一辈子不垮掉，因为他能控制住事态。这是一种拼命控制的努力。他的大量精力都被它占用了，所以他很容易因为控制自己而感到疲倦。控制是疲劳的根源。但是他可以通过保护自己不受他无意识中危险的部分，或他无意识的自我，或他被教导认为危险的真实自我的伤害，来继续管理和生存下去。他必须把一切无意识的东西隔离起来。有一则寓言，讲的是古代有个暴君在追捕一个侮辱他的人。他知道这个人躲在某个城镇里，所以他下令杀死那个城镇的所有人，只是为了确保那个人不会跑掉。强迫症的人也会做出这样的事。他杀死并隔离所有无意识的东西，以确保危险的部分不会被释放出来。
对于无意识的、更深层次的自我，我们通常会感到害怕，因此试图控制，而这一能力发挥也会为我们带来享受——幻想、欢笑、喜悦等。而创造力是一种智力游戏，它允许自己幻想、放松，并暗自疯狂（起初，每一个真正的新想法看起来都很疯狂）。强迫症患者放弃了他的始发创造力，放弃了成为艺术家的可能性，放弃了诗歌，放弃了想象力。他把自己健康的童心完全淹没了。此外，这也适用于我们所说的“良好适应”，也就是能够很好地适应合适的工作，很会为人处世，很现实，很有常识，很成熟，善于承担责任。我担心这些调整的某些方面涉及对那些威胁到良好适应因素的放任。也就是说，这些努力是为了世界和平与常识的需要，物质的、生物的和社会现实的需要，这通常是以我们放弃一部分深层自我为代价的。它在我们身上不像我所描述的那样戏剧化，但我担心它会变得更加明显。我们所谓的正常成年人的适应包括摒弃可能威胁我们的事物。但威胁我们的是柔软、幻想、情感和童心。有一件事我还没有提到，但是最近我对此很感兴趣。在我对创造性的人所进行的研究中发现，对于所谓的“女人气”“女性化”，我们会对直接称为“同性恋”的任何事物感到极端畏惧。如果他是在艰苦的环境中长大的，“女性化”实际上意味着一切创造性的东西：想象、幻想、色彩、诗歌、音乐、柔情、伤感、浪漫。一般来说，这些都会被隔离开来，因为这会危及男子气概。在正常的男性成年适应中，所有被他们称为“柔弱”的东西都趋于被压抑。但我们在学习许多被称为“柔弱”的东西，它们一点也不柔弱。
现在我认为，通过讨论这些无意识过程，也就是精神分析学家所说的“始发过程”和“次级过程”，我的观点可以在这个领域有所帮助。对无序保持有序，对非理性保持理性，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我们必须这样做。以下是我写的一些评论。
这些始发过程，这些认知的无意识过程，也就是我们感兴趣的感知世界和思考的过程，与常识的法则、良好的逻辑，和精神分析学家所说的“次级过程”非常不同，在这些过程中我们是有逻辑的、明智的、现实的。当“次级过程”与始发过程隔离时，二者都会受到影响。极端情况下，把逻辑、常识和理性深层的人格分隔开来后，会造成强迫症，即强制理性的人，他们不能活在情感的世界，不知道自己是否坠入爱河，因为爱是不合逻辑的；甚至不能允许自己经常发笑，因为笑不是合乎逻辑、理性和明智的。当这种隔离发生，人被分裂开来，你就会有病态的理性和病态的始发过程。这些次级过程被隔离和二分化，可以认为是一个由恐惧和挫折产生的结构，一个防御、压抑、控制的系统，为了进行安抚，与一个令人沮丧的、危险的物质和社会世界进行狡猾的秘密谈判。它是满足我们需求的唯一源泉，会让我们为从中得到的满足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样一个病态的意识，或病态的自我，或有意识的自我被意识到，然后仅仅依靠它所感知到的自然和社会的法则来生活。这意味着一种盲目性。强迫症的人不仅失去了很多生活的乐趣，而且对自己、对他人，甚至对自然的许多方面都失去了认知。即使作为一个科学家，自然界也有许多东西是他看不见的。这样的人确实能办好很多事情，但我们首先必须问，正如心理学家经常问的那样，他自己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因为他不是一个快乐的人），其次，我们也会问这个问题，关于把事情做好的事情——哪些事情？它们值得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吗？
我遇到过的最好的强迫症患者是一位老教授。他是一个非常爱惜东西的人。他把他读过的所有报纸都按星期装订好。每个星期都是用一根小红绳捆扎起来，然后把每月的报纸放在一起，用一根黄绳捆扎起来。他的妻子告诉我他每天早餐都有规律。星期一是橙汁，星期二是燕麦片，星期三是梅子干等，如果星期一有梅子干，他就会大发雷霆。他留着他的旧刀片，把他所有的旧刀片都存了起来，并精心包装好，贴上标签。当他第一次来到他的实验室时，我记得他给每样东西都贴上了标签，就像这类人通常会做的那样。他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然后把小贴纸贴在上面。我记得他花了几个小时试图在一个根本没有空间放标签的小探针上贴标签。有一次我把他实验室里那架钢琴的盖子打开，上面有一个标签写着“钢琴”。这种人可真是很麻烦，而且他自己也非常不快乐。他所做的事情和上面提到的问题有关。他们能完成一些事情，但是他们能完成哪些事情呢？是有价值的事情吗？有时是，有时不是。不幸的是，我们知道很多科学家都是这类人。在这种工作中，这样的角色是非常有用的。比如，一个这样的人可以花12年时间来研究单细胞动物细胞核的显微解剖，这需要耐心、坚持和固执。很少有人拥有这种特质，但社会上经常用得上这种人。
在这种两分法的、隔离的、恐惧的眼光下看待始发过程，这就是病态的，但它不必成为疾病。在内心深处，我们用愿望、恐惧和满足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如果你思考一个真正年幼的孩子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他人，也许会对你有所帮助。它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它没有否定，没有矛盾，没有独立的身份，没有对立，没有相互排斥。亚里士多德的存在不是为了始发过程。它独立于控制、禁忌、纪律、禁忌、延迟、计划、对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的计算之外，与时间、空间、顺序、因果关系、秩序或物理世界的法则无关。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物理世界的世界。当始发过程被置于必须伪装自己的意识状态下，使事情不那么具有威胁性时，它可以像在梦中一样，把几个物体压缩成一个；它可以把情感从真实的对象转移到其他无害的对象；它可以通过符号化来模糊事物；它可以是万能的，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的。（请回想一下梦境，现在。我所说的一切都在梦中可以发生。）始发过程与行动无关，因为它可以使事情实现，而不需要做或不做，只需通过幻想就可以达到。对大多数人来说，它是前语言的，非常具体的，更接近于原始的体验，而且通常是视觉的。始发过程是有价值的、有道德的、有伦理的、有文化的，它先于善与恶。现在，对大多数文明人来说，仅仅因为它被这种二分法所隔离，它就变得幼稚、不成熟、疯狂、危险、可怕。记住，我曾给出了一个人完全压制始发过程的例子，并完全隔离了无意识。按照我所描述的特殊方式来看，这样的人其实是一个病人。
如果一个人的次级控制过程——理性、秩序、逻辑过程完全崩溃了，那么他是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我认为人们可以看到这将导致什么后果。在健康的人身上，特别是可以做出创造的健康人身上，我发现他会以某种方式将始发过程和次级过程结合起来，既有意识又无意识，既有深层的自我也有有意识的自我。他的做法成功且富有成效。我当然可以报告这种可能性，尽管这不是很常见，也当然可以通过心理治疗来协助这个过程，更深入、更长久的心理治疗效果会更好。在这种融合过程中，始发过程和次级过程相互参与，然后在性质上发生变化。无意识不再显得可怕了，这会是一个能与无意识共存的人，与他的稚气、他的幻想、他的想象、他愿望的实现、他的女性气质、他的诗意、他的疯狂共同生活。他是那样一个人，正如一位精神分析学家的一句妙语：“发生倒退来为自我服务。”这是自愿的倒退。这就是那种随时可以发挥创造力的人，我想我们会对此深感兴趣。
在极端情况下，提到的那种强迫症患者是无法玩乐的。他不能放松自己。例如，这种人往往避免参加聚会，因为他很明智，不想在聚会上表现丑态。这样的人害怕醉酒，因为这样他会失去控制，而这对他来说是很大的危险。他必须时刻控制自己。他们可能无法被催眠，因为他可能会对被麻醉或完全失去意识而感到害怕。这些人试图在一个聚会上表现得有尊严、有秩序、有意识、有理性。这就是当我说一个人对他的无意识感到足够自在的时候，他无论如何都能释放自己的意思——在这个聚会疯狂一下，做一个傻瓜，玩一个恶作剧并享受其中，无论如何，也可以享受一段时间的疯狂——正如精神分析学家所说的“为自我服务”。这就像一种有意识的、自愿的倒退——而不是试图时刻保持尊严和受控。（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这是一个被描述为“有模有样”的人，即使他坐在椅子上。）
也许我现在能多说一些关于这种对无意识的开放态度。整个心理治疗、自我治疗、自我认识的过程很困难，因为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意识和无意识是相互隔离的。你如何让这两个世界，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彼此感到舒适？一般来说，心理治疗的过程是一个缓慢对抗的过程，一点一点地在技术人员的帮助下接触到最上层的无意识。他们被暴露、被容忍、被同化，结果证明他们并不那么危险，也不那么可怕。接着是下一层，再下一层，让一个人去面对他非常害怕的东西也是同样的过程，然后他会发现面对它时，并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他一直害怕它，因为他通过自己过去孩提时代的眼光来看待它。这是幼稚的误解。孩子害怕并因此受到压抑的东西，被推到了常识学习、经验和成长的范围之外，它一直待在那里，直到被一些特殊的过程拖出来。意识必须变得足够强大，敢于与敌人友好相处。
纵观历史，在男女之间的关系中也可以找到相似的类比。男人一直害怕女人，因此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她们，我相信这和他们害怕她们的始发过程的原因是一样的。记住，动力心理学家倾向于认为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样一个事实决定的，女人会提醒男人他们自己的潜意识，也就是他们自己女性的一面，他们的温和与柔弱等。因此，与女性斗争或试图控制她们，贬低她们是控制我们每个人内心潜意识力量的努力。惊恐的主人和愤愤不平的奴隶之间不可能有真爱。只有当男人变得足够强大，足够自信，足够融合，他们才能容忍并最终欣赏自我实现的女人，真正有着完满人性的女人。但理论原则上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女人作为伴侣，任何一个男人都无法成功实现他自己。因此，坚强的男人和坚强的女人是互为条件的，否则二者都无法生存。他们同时也互为因果，因为女人成长为男人，男人也成长为女人。最后，当然，他们也是彼此的回报。如果你是个足够好的男人，你会得到这样的女人，这样的女人你值得拥有。因此，回到我们作为类比的健康始发过程和健康次级过程中来，或是健康的幻想和健康的理性，需要彼此的帮助才能融合成一个真正的整体。
按时间顺序，我们对始发过程的认识首先来自对梦、幻想和神经过程的研究，然后是对精神病和疯狂过程的研究。这种知识一点一点地才摆脱其病理学上非理性、不成熟和原始不良意义的污点。直到最近，我们才从对健康人的研究中充分意识到每个人的创造性过程，意识到娱乐、审美观、健康爱情的含义、健康成长和形成以及健康的教育。每个人都既存在心理世界，也存在自然世界中；既是男性又是女性；既是成人又是孩子；既理性又非理性；既是诗人又是工程师。如果每天都着力于尝试达到唯一的、纯粹的理性，认为只有“科学的”，只有合乎逻辑的，只有理智的，只有实践的负责的才是正确的，我们会慢慢受到损失。一个完全的人，一个成熟的人必须同时在这两个层面上对他自己起作用。现在将人性的这种潜意识污名化为病态而非健康的观点已经过时了。这就是弗洛伊德最初的想法，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并非如此。我们了解到，全面的健康意味着在各个层面都可以发生作用。我们不能再把这一面说成是“恶”而不是“善”，说成是“低级”而不是“高级”，说成是“自私”而不是“无私”，说成是“兽性”而不是“人性”。纵观人类历史，尤其是西方文明史之中基督教的历史，总是存在这样一种两分法。我们不再需要将自己二分为洞穴人和文明人，魔鬼和圣贤。我们可以看到二分法并不合理，这种“非此即彼”的二歧的和分裂的过程使得我们创建了病态的“此”和“彼”，也就是病态的意识和病态的无意识，病态的理性和病态的冲动。（正如你在电视上能看到的，在所有的智力竞赛节目中，理性是一种病态。我听说有个可怜的家伙，是个赚了很多钱的古代史专家，他告诉别人，他之所以成为古代史教授，仅仅是因为他熟背了整部剑桥古代史。他从第一页开始，一直读到最后，现在他对里面的每一个日期和名字耳熟能详了。可怜的家伙！欧·亨利(1)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人认为既然百科全书包含了所有的知识，他就不用去上学了，只要记住百科全书就行了。于是他从A开始背诵，一直到B、C，等等。这就是病态的理性。）
一旦我们超越和解决这种二分法，一旦我们可以做到统一，例如健康的孩子、健康的成年人，或者特别有创造力的人，我们就可以认识到，二分法或分裂本身就是一种病理过程。然后，你的内战就有可能结束。这正是发生在自我实现者身上的事情，对他们最简单的描述就是心理健康的人。这正是我们在这些人身上发现的。当我们从总体挑出来最健康的1%或更少来作为参考时，发现这些人在他们的一生中，有时从治疗中受益，有时没有，却能够把这两个世界合并，生活在舒适的融合体之中。我把健康的人描述为拥有健康的儿童形象。这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因为“稚气”这个词在习惯上是成熟的反义词。如果说人生中最成熟的人也是孩子气的，这听起来有点矛盾，但其实不然。也许我可以用我刚才提到的聚会的例子来说明，最成熟的人是最能享受乐趣的人，我认为这是一种更容易接受的说法。这些人也会自愿进行倒退，会变得幼稚，和孩子们一起玩耍，亲近他们。我认为孩子们通常会喜欢他们并与他们和睦相处，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可以回到那个水平。非自愿退化当然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是自愿退化显然是非常健康的人的特征。
至于实现这种融合的实际建议，我不太清楚该如何表达。我知道在日常实践中实现这种融合唯一真正可行的方法是心理疗法。这当然不是一个可行的建议，甚至也不受欢迎。当然，自我分析和自我治疗也是有可能的。任何能够加深自我认识的技术，原则上都应该可以增加一个人的创造力，通过使自己能够利用这些幻想的来源，与这些想法玩耍，能够超越这个世界和地球。要脱离常识的束缚，因为常识意味着活在今天的世界里，但有创造力的人不希望世界是今天的样子，而是想创造另一个世界。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能够离开地球表面航行，去想象，去幻想，甚至去疯狂，去胡闹。我想说的是，对于那些管理创造性人才的人来说，最实际的建议是注意那些已经拥有创造性的人，然后把他们选出来，紧紧抓住不要放松。
我认为我可以通过提出这个建议来为一家公司服务。我试着向他们描述这些具有基本创造力的人是什么样的。通常，他们正是在组织中制造麻烦的人。我写下了他们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肯定会引起麻烦。他们往往是非常规的，往往有点奇怪，有点不现实；他们经常会被称为无纪律，有时不准确、不科学。他们的同事往往会说他们幼稚，不负责任、疯狂、胡闹、投机、无挑剔、无规则、情绪化等，听起来像是对流浪汉、波希米亚人或怪人的描述。值得强调的是，我假设在创造力的早期阶段，你必须是一个游民，必须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一个疯狂的人。“头脑风暴”是可以帮助我们走向具有创造力的秘诀，因为这来自那些已经成功地具有创造性的人，在思考的早期阶段，他们让自己变成了这种人，让自己完全不挑剔，允许各种疯狂的想法进入他们的头脑，在巨大的情感和热情爆发中，他们可能会写下诗歌或公式或数学解决方案，或制定理论，或设计实验。然后，也只有到那时，它们才会进入次级过程，变得更加理性，更加可控，更加具有批判性。如果你试图在这个过程的初始阶段就保持理性、可控和有序，你将永远无法实现它。我印象中的头脑风暴正是如此——无批判性，信马由缰的想法，自由的联想——把这些都摆在桌面上，五彩缤纷，然后再抛掉那些不好的想法，或无用的思路，取其精华。如果你害怕犯下疯狂的错误，那么你也永远不会得到任何好的想法。
当然，这种波希米亚式的活动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也不一定会延续下去。我说的是当他们想要成为那样的人（倒退来为自我服务；自愿倒退；自愿疯狂；自愿进入无意识）。这些人后来可以戴上帽子，穿上长袍，变得成熟、理性、明智、有序，并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他们在一股巨大的热情和创造激情中所产出的东西。然后他们有时会说，“它诞生的时候感觉很棒，但它本身很糟糕”。然后把它扔掉。一个真正完整的人可以是次级的，也可以是始发的，他可以既幼稚又成熟，可以倒退再回到现实，在他的回应中变得更有控制力和批判性。
我在上文中提到，这对一个公司或者至少对公司里负责创意人员的人很有用，因为他非常重视服从命令，以及很好地适应组织。
我不知道一个组织管理者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不知道士气会受到什么影响。这不是我的问题。我不知道怎样在一个必须做有序工作的组织中使用这样的人。一个想法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过程的开始。我想，在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在美国要解决的问题比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多。我们必须面对这一问题。现在大量的资金正投入到研究和开发中。创新人才的管理成为一个新的问题。
然而，我毫不怀疑，那些在大型组织中运作良好的实践标准绝对需要某种形式的修改和修订。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允许人们在组织中表现出个人主义。我不知道它将如何完成。我认为这必须是一种实践的计算，尝试不同方法，最后得到一个经验的结论。我想说的是，如果发现这些特征不是疯狂的，而且是创造性的，那将是有帮助的。（顺便说一句，我不想对这样做的每个人都做出良好的定义，因为有些人真的很疯狂。）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学会区分。要学会尊重或至少以开放的眼光看待这种人，并试图以某种方式使他们适应社会。如今，这些人通常都是独行侠。我认为，你会在学术环境中找到他们，而不是在大组织或大公司中。他们在那里更自在，因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疯狂。不管怎样，就算每个人都认为教授很疯狂，这其实对任何人都没有多大影响。他们不需要任何人的肯定，除非授课。但是教授通常有足够的时间去他的阁楼或地下室幻想各种各样的东西，无论它们是否实际。但是在一个组织中，你通常需要付出。这就像我最近听到的一个故事：两个精神分析学家在一个聚会上相遇。一个分析师走到另一个分析师面前，没有任何警告就给了他一记耳光。那位被打了一巴掌的分析师愣了一会儿，然后耸了耸肩说：“那是他的问题。”
(1) 欧·亨利（1862—1910）：美国现代短篇小说创始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