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市场竞争环境与客户行为变化

第三节 市场竞争环境与客户行为变化

除面临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改革方面的变化外，我国商业银行还面临着市场竞争环境与客户行为方面的若干重大变化，包括金融科技浪潮下互联网金融异业竞争加剧、客户融资行为多元化、金融脱媒有加速迹象等。这些变化让商业银行同时面对机遇与挑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挑战大于机遇，导致其资产端与负债端面临双重分流压力。

一、金融科技浪潮下异业竞争加剧 （一）异业竞争是商业银行的真正威胁

商业银行内部的领跑者是否对同业构成致命威胁？就目前银行业的业务结构和竞争格局来看，商业银行之间的差异性虽然有所增加，但总体同质化仍然较强。领跑的商业银行虽然拥有竞争优势，但还不足以威胁到其他银行的生存根本。

商业银行真正的威胁是来自互联网巨头的异业竞争，因为互联网巨头基于消费、社交积累起海量的用户基础后，以雷霆万钧之势向金融板块扩张。在移动通信和金融科技的助力下，互联网巨头在金融领域开疆拓土，因此商业银行的基础业务面临着釜底抽薪式的挑战。这些挑战覆盖了支付结算、多元金融服务、存款和基础客群等几乎所有重要领域。互联网巨头携巨大的流量优势，以极致化的便捷金融服务对线上用户进行心智培养和渗透，越来越把商业银行与长尾客户隔离开来，使银行在金融服务的链条中逐渐游离核心地位，不断管道化并且仅作为单纯的资金提供方。

（二）异业竞争的若干重要挑战

首先，海量用户流量变现，通过极致便捷的金融服务分流银行客户需求，冲击存款稳定性。“用户”与“客户”一词之别，背后的流量体量不可比拟。以支付宝为例，2020年6月支付宝月活用户达到7.11亿，总支付交易规模为118万亿元。2019年腾讯公司微信App（应用程序）的海内外合并用户数突破11.6亿，并且微信还在通过小程序不断扩展应用场景，推动用户持续增长。在海量用户数据基础上，互联网巨头将日常消费、社交等生活场景向金融服务引流，从而攫取高额回报。此外，互联网巨头提供便捷金融服务还体现在发行具有支付功能[1]的货币基金（余额宝等）上，使商业银行的存款业务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若迎战而发行类似产品，则活期存款将不可逆地转变为表外理财；若不迎战则眼看着自营存款流失，极大地冲击着商业银行存款稳定性。

其次，互联网巨头发力第三方移动支付业务，银行作为支付中介的霸主地位受到极大挑战。传统上，商业银行在履行支付中介作用过程中形成的活期存款是其低成本存款的最重要来源，支付结算规模和份额对商业银行至关重要。然而，由于第三方支付的使用越来越便捷、越来越广泛，作为商业银行最重要的金融功能之一——支付结算，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披露的历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以第三方支付为代表的非银行网络支付近年来快速增长，2019年支付金额已经达到银行电子支付的10%左右（见图1-12），交易笔数已经达到银行电子支付的3.2倍以上，并且其增长速度远远高于银行电子支付，这表明互联网巨头主导的第三方支付在长尾、零星支付业务领域日益占据主导位置。在此背景下，商业银行的支付结算份额将逐渐被蚕食，被迫以成本更高的市场化融入来弥补资金缺口。

注：银行电子支付是客户通过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ATM（自动取款机）、POS（销售终端）机和其他电子渠道，从结算类账户发起的账务变动类业务笔数和金额，包括网上支付、电话支付、移动支付、ATM业务、POS业务和其他电子支付这六种业务类型。非银行支付机构处理网络支付的业务量不包含红包类等娱乐性产品。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历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整理。

最后，互联网巨头以第三方支付为支点，快速切入理财和贷款场景，对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和净利息收入（NII）形成分流效应，使银行收入增长面临直接压力。在第三方支付的三大板块（个人应用、移动金融和移动消费）中，虽然转账、信用卡还款等个人应用类支付占比依然最大（50%以上），但以理财、贷款场景为主的移动金融类支付已进入快速增长赛道。随着线上理财便捷性和关注度的提升，以及个人线上消费信贷产品的普惠下沉，移动金融支付成为驱动第三方支付增长的新引擎，其在第三方移动支付规模中的占比已从2018年第二季度的17.2%提升至2020年年中的23.7%。由于互联网巨头牢牢占据第三方移动支付的主导地位，移动金融规模和占比的快速提升背后，是商业银行不断被蚕食的财富管理和贷款利息收入。例如，截至2020年6月，蚂蚁金服通过微贷科技平台促成的信贷余额达2.15万亿元，三年复合增速76.4%，增速远超同期商业银行（复合增速不到13%）。

（三）异业竞争的现状与未来

目前来看，值得庆幸的是客户结构重合度低为商业银行与互联网巨头在资产端的竞争提供了一定的缓冲带。互联网巨头利用平台数据优势发展小额贷款、小微贷款，虽然在业务结构上与商业银行有所重叠，但客户结构的重合度仍然很低，在资产端对商业银行的冲击还较为有限。

针对商业银行线上支付日益管道化的窘境，近年来商业银行大力发展手机银行，积极开拓适应线上生活的年轻客群，提供稳定的技术环境和极致的客户体验，期望挽回部分失地。从实际效果上看，依靠优惠补贴和一定的渠道资源，商业银行大力扩展线上支付场景，虽然已获取可观的边际增量，但还是难以扭转在线上支付赛道中被日益边缘化的趋势。如果没有革命性的颠覆手段，商业银行在移动消费支付、智能生活以及长尾端市场难有竞争优势。

互联网巨头在金融领域高歌猛进、跑马圈地的同时，其野蛮生长和无序扩张背后的潜在风险逐渐被宏观管理部门所关注。其中，将蚂蚁集团纳入监管范围成为一个典型案例。2020年11月以来，在补齐监管漏洞的导向下，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对蚂蚁集团进行密集约谈，同时出台系列措施对其经营模式进行全方位规范。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披露，蚂蚁集团经营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法律意识淡薄，藐视监管合规要求，存在违规监管套利行为；利用市场优势地位排斥同业经营者；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引发消费者投诉等。同时，宏观管理部门密集出台了《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等文件，快速补齐制度短板。

展望未来，商业银行和互联网巨头或将扬长避短，互有攻守。基本方向上，商业银行会加大金融科技投入和支付场景投入，夺回部分用户和客户流量；互联网巨头则通过深挖数据流量优势，借助场景优势引流部分容易标准化的投融资需求。然而，无论怎样拉锯，商业银行在高端市场中提供更安全、个性化、复杂的金融服务方面的角色很难被互联网巨头完全取代；而互联网巨头在成本端、服务端、支付场景和长尾客户市场中也有其优势，值得商业银行学习借鉴。随着金融监管制度和框架的完善，互联网巨头的野蛮生长将受到较大约束，其与商业银行将在统一的监管框架下进行良性竞争和相互学习。从长远看，这种转变既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又有利于培育互联网巨头与商业银行之间有序、良性的竞合关系。

二、融资行为多元化下的金融脱媒 （一）间接融资依然占主导，债券融资替代效应显现

据统计，2007—2019年，以银行为主导的贷款余额从27.1万亿元上升至177.8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也由100.5%上升至179.5%（见表1-3），显示间接融资依然在我国融资方式中占据主导地位；借助证券市场的直接融资总规模由45.1万亿元上升至140.4万亿元，占GDP的比重由166.9%下降至141.7%，显示我国直接融资发展相对滞后。从直接融资结构来看，主要由于股票融资发展缓慢，债券融资增长较快，余额从2007年的12.6万亿元大幅上涨至2019年的99.1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从46.8%快速上行至100.0%。2019年末，我国债券市场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二，超越日本，仅次于美国。在体量和增长态势上，债券市场初步显现出对银行贷款的替代功能。

数据来源：在易纲的《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2020年4月）基础上更新、整理。部分数据来源于Wind。

（二）企业发债融资优势增加，融资脱媒有加速迹象

随着转型期经济增长压力增大，企业盈利承压，引导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逐渐成为货币政策的重中之重。2018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从债券、信贷、股权三个融资渠道，采取“三支箭”的政策组合，支持民营企业拓宽融资途径，并综合运用定向降准降息、再贷款以及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考核的方式引导实际融资成本下行。在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支持下，企业发债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发债利率水平整体下行，优质企业的信用利差更是呈快速缩窄态势。相比之下，由于贷款并未完全实现市场化定价，所以优质客户表内贷款的利率下行相对市场发债利率滞后，客观上增强了企业通过发债替换表内贷款的动力。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给企业带来巨大经营压力的同时，也给企业直接融资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契机。2020年上半年，非金融企业发债余额新增3.3万亿元，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的两倍。从增速来看，2020年上半年非金融企业发债余额同比增长21.50%（见表1-4），显著快于同期广义贷款增速（同比增长10.70%）。这主要得益于中央大力推动企业债券融资发展，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要求，2020年信用债净融资规模要比2019年增加1万亿元。中国人民银行等监管部门也通过货币信贷政策引导、支持大型企业更多开展发债融资，释放信贷资源用于支持小微企业，可见债券融资对银行贷款的替代效应越发明显。同时，随着科创板扩容、创业板注册制推进，股票市场融资预计也将有实质性突破。

数据来源：Wind。

总体来看，直接融资的发展态势将进入快速通道，这种势头将使银行贷款投放形成较大分流，资金供给绕开商业银行体系，直接输送给需求方和融资者，加速金融脱媒，推动银行业务转型。可以预见，与银行贷款相比，非金融企业发债融资的优势还会有所强化，尽管将对商业银行的净息差稳定性形成重要挑战，但也会给商业银行投商行一体化发展带来重大机遇。

三、存款规模增长承压且分流加剧

近年来，商业银行存款增长动力减弱，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一是经济增速下行，居民收入增长乏力，国民总储蓄率下降；二是居民投资多元化分流银行存款；三是居民杠杆率快速增长，对银行体系的资金净供给能力减弱。

（一）国民总储蓄率持续下降拖累存款增长

银行存款增长将受国民总储蓄率下降拖累。从图1-13可以看出，商业银行的存款增长与国民总储蓄率息息相关，整体保持着稳定的同步关系。2010年，我国国民储蓄率达到51.79%，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速也在2009年达到峰值28.21%。根据IMF的预测，2020—2024年我国国民总储蓄率将分别为43.45%、42.69%、41.97%、41.18%、40.40%，对应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速预计为8.6%、7.8%、7.1%、6.3%、5.6%，商业银行存款增长将面临整体乏力的宏观背景。

数据来源：Wind。

（二）居民投资多元化分流银行存款

随着资产管理业务迅速发展，投资渠道的多元化使居民资产配置不再高度集中于银行存款。据统计，2018年末，存款占居民部门[2]资金运用总额比重为54.4%，虽然仍占一半以上，但较2007年末降低了5.8个百分点。同期，居民部门持有的理财、信托、基金等资产规模快速增长，2007—2018年，上述非存款投资规模年均增长27.6%，2018年末占资金运用总额的比重达17.2%，较2007年末上升11.9个百分点。由于股票资产增长较慢，2018年末居民部门持有股票占资金运用总额的比重较2007年末降低5.9个百分点，但从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趋势看，股票资产作为一种投资方式对存款的替代效应会不断上升。

（三）居民杠杆率快速攀升减弱资金净供给能力

在居民金融资产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居民部门金融负债上升较快。2007—2018年，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口径下居民部门的贷款余额由5.1万亿元升至55.3万亿元，年均增长22.0%，主要是由于个人住房贷款增长较快。与贷款快速上升相对应，近年来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也出现较快上升的趋势，由2007年末的18.8%上升至2020年上半年的59.7%，上升幅度超过两倍（见图1-14）。

数据来源：Wind。

2018年，居民部门资金流出和流入总额分别为144.5万亿元和54.7万亿元，资金净供给为89.8万亿元，是唯一的金融资金净供给部门。但需要关注的是，2007—2018年居民部门资金流入规模增长快于资金流出规模，年均分别增长24.3%和14.7%，居民部门资金净供给的增长总体上呈放缓趋势。同时，随着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未来居民收入增长将面临压力，叠加上述居民杠杆的抬升态势，未来商业银行储蓄存款的增长不容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