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
要理解《身份政治》一书的出发点，不妨从两个现象说起。
一个是“‘伊斯兰国’的欧洲志愿者”现象。根据国际反恐中心2016年的一个报告，欧盟成员国中有四千人左右奔赴中东参加“圣战”，其中英国七百多个，法国超过九百个，比利时五百个左右……在此，尤值一提的恐怕是丹麦——在其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福山曾提及，由于丹麦的政治典范意义，政治现代化的问题可以被表述为“如何到达丹麦”的问题。在这个“典范国家”，2011年以来，有一百二十五个志愿者奔赴中东参与战斗，其中大部分是加入“伊斯兰国”，已有二十七人死于自杀袭击。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志愿者大多是生于长于欧洲的穆斯林移民后裔。
另一个现象，则是“共和党的蓝领工人支持者”现象。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62%的白人蓝领工人把选票投给了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成为他胜选的决定性力量。不过，特朗普并非那个“为共和党赢得蓝领工人”的领袖。1980年以来，里根、布什父子、麦凯恩、罗姆尼等共和党候选人都曾赢得多数蓝领工人的选票。换言之，工人阶层从民主党倒向共和党，是过去四十年左右的趋势，而非源于特朗普的个人魅力。
为什么把这两个现象放到一起？表面而言，欧洲的“圣战”志愿者和美国的蓝领工人，二者风牛马不相及，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其政治选择似乎都与其直接“利益”背道而驰。就那些“圣战志愿者”而言，这些年轻人在欧洲可以说衣食无忧，至少物质生活水平远远好于战火纷飞的中东，但他们义无反顾地“弃明投暗”。事实上，有研究显示，就每万人的“圣战”输出者而言，发达国家居然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就那些“共和党的蓝领支持者”而言，纯粹从利益角度来看，他们的投票方向也令人费解：民主党才是那个更支持工会、更主张提高最低工资、更主张扩大政府医保、更支持扶贫济弱的政党，也就是更合乎蓝领工人的利益。但是，近年，他们中的多数却摒弃了利益考虑，“非理性”地给共和党投票。
为什么？为什么这两个群体会选择如此“非理性”的行为？这个问题，以及无数与此类似的问题，或许正是福山写作《身份政治》一书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