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政治”（或者说“认同政治”）的崛起，是后冷战时代的新现象，令很多人措手不及。此前，全球政治斗争的主线是“左右之争”。1989年苏东阵营解体，宣告冷战的结束，人们似乎有理由欢庆一个“理性时代”的到来。也正是在这个时刻，福山写下了著名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后文简称为《历史的终结》）。在其乐观主义的论述中，历史正在走向终结——这当然不是说制度竞争已经消失，而是指制度竞争背后的观念竞争正在消失——全世界所有的制度都声称自己是民主制度，这一话语策略本身，正是这一观念竞争终结的表现。。
然而，此后，历史并没有终结，它只是切换了一个跑道而已——确切地说，政治斗争的主线从意识形态上的“左右”变成了身份认同上的“族群”。有时候，这种高涨的族群意识体现为民族主义或种族认同，有时候则体现为宗教情感，还有时候体现为性别或性取向意识，等等。人们惊异地发现，即使摆脱了意识形态教条，人类社会也并没有走向一种普遍的理性主义，而是陷入了一种碎片化的、易燃易爆的“新部落主义”。
只有理解了这种“新部落主义”，才能理解上述“非理性”的政治现象。尽管穆斯林后裔在欧洲衣食无忧，但或许是由于“边缘身份”所产生的怨恨，或许是西方原子化生活方式带来的失落，其中一些极端分子试图寻找“更温暖的集体”、加入“更宏大的斗争”，而“伊斯兰国”恰恰以其狂热的团体性和清晰的意义感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去处。同样，就美国的许多蓝领工人而言，尽管他们更可能从民主党的政策上获利，但是大量移民对其文化认同的威胁，以及某些进步主义话语对他们的妖魔化（“白人垃圾”），使其宁愿倒向共和党来捍卫其身份认同。
显然，体现后冷战时代“新部落主义”兴起的，不仅仅是上述两个现象。放眼望去，无数国家的族群冲突都在死灰复燃。在印度，国大党独大时期的政治世俗主义日渐受到挑战，印度人民党所煽动的印度教认同重新点燃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在印度尼西亚，“各大宗教平等原则”逐渐被侵蚀，宗教保守派向司法系统施压，使印度尼西亚的宗教信仰环境变得更加逼仄；在南非，曼德拉和德克勒克所达成的妥协曾经是种族和解的传奇，但是近年，逆向种族主义政党不但开始壮大，也推动了非国大政府的民粹化趋势……总之，似乎各国民众都从一场“理性的昏迷”中苏醒，重新拥抱自身的族群身份，甚至将其开发为一种政治武器。
某种意义上，《身份政治》是《历史的终结》一书的“续集”。《历史的终结》收篇于“承认”这个概念，而《身份政治》恰恰从这里开始。尽管福山主要是个经验研究型学者，但其政治价值观始终在经验研究背后若隐若现。如果说这个价值观有一个核心概念，那就是“承认”。在黑格尔史观的影响下，福山始终认为，寻求相互的、对等的“承认”是政治制度演化的根本动力。根据这一观念，政治现代化就是在“承认的失衡”中寻找“承认的均衡”。宗教改革唤醒了个体的“内在自我”，启蒙运动则要求对这一“内在自我”给予外在承认，法国大革命进一步通过军事力量去落实这种承认。
这种为承认而展开的斗争，历史上曾有过各种形式。自由主义路径强调对“个人权利”的争取，因为在近代化的早期，“承认”的敌人是王权，所以“人权”是对“王权”的抵抗。社会主义路径则强调“无产阶级夺权”，因为当传统的王权隐退，有产者成为“无冕之王”，于是，将“无冕之王”拉下马来，成为新的政治目标。到了21世纪，通向“承认”的斗争则聚焦于身份认同，这时候的敌人不再是王权或资本，而是“他者”或“想象的他者”。
这看似是一种政治上的“返祖现象”，仔细想来却并不奇怪。冷战结束以来，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空前的“超级全球化”阶段。某种意义上，身份政治的崛起是对“超级全球化”的文化反弹。固然，这种反弹在各国以不同的形式展开，但无论是欧美的右翼民粹主义、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印度的印度教复兴、匈牙利的基督教回归，或是土耳其的保守主义回潮等，都是在与“他者”遭遇的过程中，人们重新穿上“传统”的盔甲，抵御“自我的流失”。只不过，与启蒙时代作为个体的自我不同，这个时代的“自我”越来越具有集体的面目。
因此，为承认而斗争之所以无比艰难，未必是因为这场斗争遇上了什么坚不可摧的敌人，而是因为每一轮斗争的胜利都引入另一种形式的失败。自由主义的斗争打倒了王权，但是它引入了高度不平等的社会权力；社会主义的斗争能够“打倒资本”，但它又可能引入高高在上的官僚权力；过度强调个人权利消解人的“归属感”，过度强调“归属感”又可能抑制个体自由。承认难以达至均衡，最终未必是因为反动力量的傲慢，而是因为一种形式的承认和另一种形式的承认可能相互格斗、相互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