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身份政治常常是各种暴力冲突和民主衰退的核心机制，另一方面，身份认同历史上又曾经是各种进步运动的助推力，如何理解这种矛盾？为什么有时候激烈的族群认同会孕育出纳粹主义或者卢旺达屠杀这样的洪水猛兽，有时候又成为反殖民主义和民权斗争的催化剂？在“好的身份政治”和“坏的身份政治”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区隔？
不妨观察一下塔利班这个组织的两面性。与今天我们心目中十恶不赦的形象不同，最初的塔利班是个抵抗苏军占领的组织。也就是说，在其先天的政治基因中，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它所争取的是“阿富汗的独立与自由”。但是，众所周知，上台后的塔利班成为一个残酷的压迫性政权，以其狭隘的原教旨主义教义作为执政方针，剥夺女性权利、打击宗教异己、禁止政治自由，并使阿富汗成为恐怖组织的避难所。
“进步的”塔利班和“反动的”塔利班，根本差异在哪？或许在于，前者所追求的集体自由，是个体权利的必要通道，而后者则以统一教义去压制个体权利。如果不驱逐侵略性的苏军，阿富汗的政治选项会被极大限制，公民权利被极大压缩，在这个意义上，解放阿富汗是解放每一个阿富汗人的前提，族群动员成为个体解放的必要通道。但是，驱逐苏军之后，塔利班根据极端教义制定法令，压制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其自身成为个体权利最大的禁锢。换言之，身份政治具有天然的集体性，当这种集体性成为个体权利的辅助性力量，它往往呈现出“进步性”，而当这种集体性成为个体权利的压迫力量，它常常变得“反动”。
何以个体权利成为集体认同的尺度？根本而言，原因或许还是在于我们如何理解人的尊严：人到底应该通过什么获得“承认”？固然，如前所述，每个人都携带着特定身份来到人世间，这些身份给每个人提供一个作为初始设置的情感圈层结构和意义诠释系统。但是，人之为人的价值，到底是来自于某些固定不变的集体性特征，还是一个人突破“初始设置”、进行自我塑造的能力？如果我们认可人的价值之所以高于植物动物，恰恰在于人类自我塑造的能力，那么或许就不应把人的价值锚定在其“初始设置”之上。
这也是正是激进身份政治的问题所在。它过度强调每个人的初始设置，即一个人的种族、性别、民族、宗教或者性取向等特征，以至于将每个人视为特定集体属性的囚徒。当然，自我塑造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摆脱其先天身份，成为一个抽象的、漂浮的个体——这就像摆脱历史一样不可能，自我塑造的含义并非抹去与生俱来的身份印记，而恰恰是在既有的身份属性之间取舍、排序、糅合，同时选择性地融入不同的“他者”，从中创造一个独特的自我。先天印记是形塑“自我”的材料之一，但也仅仅是“之一”而已。
这并不是说，身份认同仅仅具有服务于个体权利的“工具价值”。毋庸置疑，由认同所凝聚的每一个社群，其内部的友爱与责任感具有“内在价值”，人们甚至可能为了这种友爱与责任“让渡”部分权利（比如通过交税实现财富再分配），但是，“让渡我的权利”与“剥夺他人的权利”不同，前者基于自主选择，后者基于强制暴力。当一个人基于自主选择而让渡“个体权利”以实现“社群责任”时，他本质上还是在进行一种个体权利的实践，尽管其实践目的是他所珍爱的集体价值。
以对个体权利的尊重程度去衡量身份政治的利弊，使我们发现隐藏在“多”背后的“一”。近年，“多元文化主义”越来越成为多族群国家解决族群冲突的政治理念——人们越来越相信，文化融合或同化是不必要的，各个族群各美其美不但可能，而且多样性是力量的源泉。但是，“多”之所以能够和谐共存，是因为背后有个“一”，即，允许不同观念、文化和宗教并存的自由空间。没有这个“一”，“多”就成为撕裂性力量。塔利班不可能与基督徒共建“多元文化主义”，正如纳粹不会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旗帜下与犹太人和谐共处。无视这个“一”，“多元文化主义”将蜕变为“文化相对主义”。
这种“文化相对主义”正是福山在书末所警惕的。相比“多元文化主义”这种方案，他更认可的是“信条国家”方案。在他看来，“自由民主国家有充足的理由不围绕一系列不断繁殖、外人无法进入的身份共同体来管理自己”，更好的策略是培育“信条身份”，即，“基于对宪政主义原则、法治、民主责任制以及人人生而平等的信条”来构建“我们”。换言之，“一”是“多”的前提，“多”是“一”的后果。
强调“信条身份”而不是“族群身份”，在这个时代似乎不合时宜，因为它看上去是在用某种文化霸权取消各种文化的独特性。这种看法低估了“多元主义”对自由空间的依赖程度——没有唱歌的自由，不会有摇滚、民谣、爵士、歌剧、流行歌曲等风格的多元；没有打球的自由，也不会有篮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橄榄球的多元。但是，自由从来不是一种“自然状态”，弱肉强食原则下的强权原则才是人类的“自然状态”，自由需要人为的力量去创设、去维护、去哺育、去教化。换言之，“信条身份”之所以比“族群身份”更值得强调，未必是因为对于每个个体它更重要，而是因为它的习得更加艰难。族群认同是在“人性的处境”中顺流而下，“信条身份”则是逆水行舟。
这或许才是“历史难以终结”的秘密所在。“信条身份”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因为它在持续地与“人性”作战——排他的天性、党同伐异的天性、信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天性。遗憾的是，使我们爱的力量也常常使我们陷入恨，降低我们与同类交易成本的机制，可能会提高我们与“他者”的交易成本，当我们把同胞称为兄弟时，可能会情不自禁将“他者”称为“蛮夷”。
当然，即使今天身份政治所点燃的政治冲突令人应接不暇，过度的悲观则或许仍是过虑。纵观人类文明史，四百年前的宗教改革引发了血腥的宗教战争，三百年前奴隶制还在诸多国家盛行，两百年前女性几乎没有受教育权和就业权，一百年前人们还对同性恋讳莫如深……今天，这一切却都在急剧改观。这些蔚为壮观的进步或许说明，人类具有突破初始设置进行自我塑造的能力。穿过漫长的血与火的洗礼，人类终于慢慢意识到，在各种肤色、民族、语言、宗教的“我们”之下，还有一个更大的“我们”，由人之为人的理性与同情心融合为一个一望无际的整体。自启蒙时代以来，这个“我们”已经走了很远，或许可以心怀忐忑地期待，它还将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