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错误的地址”又情有可原。
毋庸置疑，身份认同是“人性的处境”。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并非以抽象的“个人”身份到来，而是与生俱来携带有一个国家、一个种族、一个民族、一个性别、一种语言，还常常有一个宗教……的印记，这些身份网络构成每个人自我塑造的基础。某种意义上，具有亲疏远近属性的认同圈层不但是“自然的”，甚至是“好的”，因为它“扩大信任的半径”，用经济学语言来说，它“降低交易成本”，用社会学家的语言来说，它“增加社会资本”，而用文学家的语言来说，它为过度理性的世界涂抹上一层友爱与温情。
现代化和全球化则进一步强化这种“人性的处境”。现代化意味着传统、稳定的社区纽带被打散，现代人的生活成为一场漫长的“流浪”，人们不断被抛入陌生的地点、陌生的群体、陌生的关系，“独自承受”一切挑战。这种原子化状态驱动着弗洛姆所说的“逃避自由”心理——人们试图在不断分崩离析的世界中抓住一点什么，哪怕抓住的仅仅是“想象的共同体”。全球化的加速，则不断延长“流浪”的距离，并通过更加辽阔的可能性增加自由的重量。于是，对自由的逃避成为一场竞赛，族群冲突成为这场竞赛中的踩踏事件。
当然，政治永远是塑造身份政治的核心力量。纳粹的兴起不仅源自欧洲历史上由来已久的反犹主义，而且源自希特勒集团有组织的仇恨煽动。前南地区的战争不仅仅是因为该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敌意，也是因为政治领袖有意识地动员民族主义以争取选票。在殖民者已经离开几十年之后，津巴布韦黑人对白人的仇恨也不完全是自发情绪，穆加贝不断升温的仇恨教育才是核心动力。一百年前，世上并没有印度、坦桑尼亚、新加坡或印度尼西亚之类的国家，但是，新生的“国家”始终在通过教育、经济、官僚系统乃至暴力在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人之间揉捏出国族认同。因此，当我们使用“想象的共同体”来描述族群认同时，或许始终应当追问：谁的“想象”？通过什么在“想象”？强烈的身份认同是人性的处境，更是政治的后果。
身份认同也不总是产生消极后果。历史上，在各种反殖民和反霸权的斗争中，民族主义往往是集体抗争最好的催化剂。拿破仑作为“马背上的启蒙者”能够一度在欧洲取得节节胜利，正是因为他唤醒了欧洲各民族的民族主义。20世纪印度的独立运动、中国的抗日斗争、非洲的反殖民主义、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等，无不借助于各种形式的身份认同。到了20世纪后半期，以身份认同为动力的政治斗争，进一步深化为各种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同性恋平权运动、移民难民的权利抗争等，无不彰显身份认同所能激发的政治爆发力。这些运动的成果显示，身份政治不但可能与自由、平等、博爱等启蒙价值相互兼容，而且是达至这些目标极其有效的动员加速器。
身份认同的价值不仅在于政治动员，也在于责任伦理的培育。诸多研究显示，在族群高度同质性的社会，人们对福利供给和公共服务往往更具热情，而在族群高度分裂的社会，人们则对财富转移更加保留。这一点不难理解——通常人们会对自己眼中的“同胞手足”更加慷慨，而对“非我族类”更加戒备。北欧各国的高税收、高福利之所以多年通行，或许正与其社会的高度同质性有关，而近年波及整个欧洲的难民危机，不但影响了北欧的政治生态，也可能会冲击这些国家的经济模式。进步主义者抱怨欧美底层民众对非法移民和难民的疑虑，然而，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根据情感纽带的差序格局安排资源分配，不但是人性无奈的处境，也合乎先来后到的“排队”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