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理论一般基于人类行为理论。我们从周围世界接收大量实证信息，理论从这些信息中梳理出人类行为的规律性，有望得出这些行为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因果关联。理论化能力是人类物种进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许多人重实践，轻视理论、理论化，但他们行事也是遵照未言明的理论，只是他们不承认。
现代经济学基于这样的一个理论——人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他们是运用了不起的认知能力增进自身利益的个体。这个理论内含多个进一步的预设。一是论述单位是个体，不是家庭、部落、民族或其他某类社会群体。照此推理，人与人合作，是因为他们推测合作比单干更符合个体的自身利益。
第二个预设涉及“效用”的性质。个体偏好（对汽车、性满足、愉快的休假等）组成经济学家所说的个体的“效用函数”。很多经济学家会说，他们的学问不考虑人最终选择哪个偏好、哪种效用，那是个体自己的事。经济学只讨论偏好得到理性满足的方式。一家对冲基金的经理想再赚十个亿，士兵扑向手榴弹舍身救战友，都是在最大化各自的偏好。照此推理，21世纪政治版图上不幸出现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只是在最大化他们将在天堂遇到的处女的数量。
问题在于，如果不把偏好局限于物质上的自利，如追求收入或财富，经济学理论就没有多少预测价值。如果拓宽效用概念，把利己、利他两个方向的极端行为都包括进来，那又相当于在说车轱辘话：人会追求他追求的任何东西。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是，为什么有人追求金钱和安全，有人选择献身某项事业，有人花费时间和金钱帮助他人。说特蕾莎修女和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都是在追求效用最大化，那就忽视了他们各自动机中某些重要的东西。
实践中，大多数经济学家真的认为效用是基于某些物质上的自利，这种自利胜过其他的动机。当代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和古典马克思主义者都认同这种观点，后者还认为，历史是由社会阶级对经济自利的追求塑造的。经济学如今已成社会显学，因为人在很多时候的行为确实符合经济学家们对人类动机的有限理解。物质刺激确实管用。在一些共产主义国家的集体农场，因为农民不能保留他们生产的剩余产品，导致生产率低下；他们会耍滑，干活不卖力。以前共产主义世界有个说法：“他们假装付我们工资，我们假装干活。”20世纪70年代后期，刺激措施变了，允许农民保留剩余产品，农业产量在四年里翻了个番。2008年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是，投资银行家在短期盈利中尝到甜头，几年后他们的风险投资打了水漂，却没有受到惩罚。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改变那些刺激措施。
标准经济模型虽能解释大量人类行为，但是也有许多薄弱之处。过去几十年，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等行为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对这个模型的基本预设提出了质疑。他们指出，实践中的人并不理性，比如，他们会选择默认行为而不是最佳策略，他们会复制周围其他人的行为，省得自己费劲思考。[1]
行为经济学指出了理性选择范式的弱点，却没有确定一个替代的人类行为模型。特别是，它没怎么谈到人的基本偏好的性质。士兵扑向手榴弹、自杀式炸弹袭击，对于一大堆明显有非物质利益在起作用的情况，经济学理论给不出让人满意的解释。很难说我们会“欲求”那些危险、昂贵或让自己痛苦的东西，像我们欲求食物和银行里的钱一样。所以我们要超越主导当下的经济学解释，寻找人类行为的其他解释。这种更宽广的理解一直存在，问题是我们常常忘记我们一度知道的东西。
人类行为理论基于人性理论，也就是从人类普遍共有的生物性中产生的规律，这些规律有异于那些根植于人们所属不同社群的规范或习俗中的规律。今天，人们对先天和后天的界限有着颇多异议，但很少有人否认这个二分法的两极确实存在。好在无须精确划界，也能形成理论，帮我们有效理解人类动机。
早期现代的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卢梭，提出了大量理论论述“自然状态”，即人类社会出现之前的原始时期。不过，自然状态只是一种对人性的比喻；也就是说，人性是人最基本的特征，独立于具体的社会或文化而存在。在西方哲学传统里，这样的人性讨论可追溯至更早的时候，至少早至柏拉图的《理想国》。
《理想国》里有一段哲学家苏格拉底与两位雅典贵族青年——阿得曼托斯、格劳孔两兄弟的对话，谈的是正义城邦的性质。苏格拉底先是推翻了几种已有的正义理论，如色拉叙马霍斯所说的“正义无非是强者的自身利益”，然后基于对灵魂性质的探究，构建了一个“言辞中”的正义城邦。灵魂（希腊语是心灵，psyche）一词现在不怎么用了，但是正如词源所示，心理学（psychology）这门学科本质上研究的就是这个主题。
有关灵魂性质的关键讨论出现在《理想国》第四卷。苏格拉底指出，灵魂里欲望的部分会去寻求比如说食物和水，但有时口渴的人有水也不喝，因为他知道水被污染了，喝了会得病。苏格拉底问道：“是不是他们灵魂里有种东西让他想喝，又有另外一种力量禁止他们喝，这种不同的力量掌控了让他们喝的欲望？”[2]格劳孔*和苏格拉底都认为，这个灵魂中不同的第二部分，就是理性部分，它可以在与灵魂中非理性的欲望部分相反的目的下起作用。
在这一点上，苏格拉底和格劳孔道出了现代经济的模型：欲望部分对应个体偏好，理性部分就是理性最大化。弗洛伊德虽已不像以前那样受待见，但这种区分大致对应着他的产生欲望的本我和控制欲望的自我——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压力的结果。但苏格拉底还指出另一种行为，用的是雅典人莱昂提乌斯路过刑场死尸堆的故事。莱昂提乌斯想去看死尸，同时又想避免这样做；经过一番内心挣扎，他去看了，一边看一边说：“看吧，混账东西，把这美景看个饱吧！”[3]莱昂提乌斯一面纵容自己看死尸的欲望，同时又知道这样做可鄙；他屈从于贪欲，这激发了他的愤怒和自我厌恶。苏格拉底问道：
在许多其他的情形里，我们不是也观察到，当一个人的欲望胜过他的理性的时候，他会责怪自己，他的激情会激发起来，去对抗他体内强迫他的东西；而且，就好像有两派在对立，这个人的激情会成为话语（speech）的盟友？[4]
我们可以换个当代的例子。瘾君子、嗜酒者知道再来一口对他／她不好，尽管如此，还是再来了一口，然后痛恨自己如此软弱。苏格拉底用了一个新词——激情（Spirit），来指灵魂里自己对自己生气的这个部分。“激情”这个词是勉强翻译过来的，原本的希腊语是thymos。
苏格拉底又问格劳孔，灵魂里想不看死尸的那个部分，仅仅是另一个欲望，还是理性部分的一个方面，毕竟它和理性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认为只是另一种欲望，就是当代经济学的视角，即一个欲望之所以受到限制，只是因为理性让另一个更重要的欲望取代了它。苏格拉底问，灵魂有第三个部分吗？
我们现在对这个激情的理解与刚才的说法相反。刚才我们说它与灵魂的欲望部分有关；现在我们又说，在灵魂的分歧中，它站在理性部分那一边。
确实如此，格劳孔说。
那么，它是与理性部分也不同，还是仅仅是一种特定的理性？如果它仅仅是一种特定的理性，那灵魂里就没有三个部分，而只有两个：理性部分和欲望部分。还是说，就像城邦有生意人、辅助者、谋划者三个阶级把它结成一体，灵魂也有这第三个激情的部分？如果没被糟糕的教养腐化掉，它天生便是理性的辅佐？[5]
格劳孔立即对苏格拉底表示赞同，认为激情既不是另一个欲望，也不是理性的一个方面，而是灵魂里一个独立的部分。激情是愤怒与骄傲之所在：莱昂提乌斯是骄傲的，他相信他有一个更好的自我，能抵挡诱惑不去看死尸，当他对欲望屈服时，便会因未能达到那个标准而愤怒。
在现代经济学问世的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和格劳孔就已经理解了现代经济学不承认的一些东西。欲望和理性是人类心灵（灵魂）的组成部分，但是还有一个第三部分激情，完全独立于前两者在发挥作用。激情是价值评判之所在：莱昂提乌斯相信自己不至于去看死尸，像瘾君子也想成为出色员工、爱心妈妈一样。人类渴望的不只是外在于自己的东西，如食物、饮料、兰博基尼、“再吸一口”，他们也渴望自己的价值和尊严得到肯定的评价。这些评价可以来自内在世界，莱昂提乌斯就是这样，但大多往往是周围社会里承认他们价值的人给的。得到肯定的评价，他们会感到骄傲；得不到，他们要么生气（当他们认为自己被低估时），要么觉得羞耻（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没有达到他人的标准时）。
这个灵魂的第三部分，激情，就是今天身份政治之所在。政治行为者确实为经济议题而斗争：该减税还是该增税，或者在民主国家，政府收入的蛋糕该如何在不同的索取者之间分配。但是政治生活的很多内容与经济资源只是弱相关。
举个例子，21世纪第一个十年，发达国家的同性婚姻运动如野火燎原。这里面确实有经济议题，涉及同性结合关系中的未亡人权利、继承权等。不过，许多这类的经济议题本来就可以，且事实上也已经通过公民婚姻制度中有关财产的新规则得到解决。可是公民结合关系的地位低于婚姻，社会会说，同性恋可以合法地在一起，但他们的结合不同于男女结合。这样的结果对数百万希望政治制度明确承认同性恋平等尊严的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能结婚正是尊严平等的一个标志。反对的那一方要求的东西正相反：明确肯定异性结合以及传统家庭的尊严更高。这些为同性婚姻议题倾注的情感更关乎对尊严的维护而不是经济因素。
同样，在好莱坞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丑行曝光引发的“米兔”运动（#MeToo）中，大量女性表现出的愤怒根本上关乎的是尊重。强势男性确实借助了经济手段胁迫弱势女性，但是，依靠性感、外表而非能力、性格来评价女性的错误做法，同样存在于财富和权力均等的男性和女性之间。
不过，现在讲激情和身份的故事还有点早。苏格拉底在《理想国》里没说激情是人所共有的特征，也没说激情有多样的表现形式。在他想象的城邦里，激情似乎是与一种特定阶层的人相关的东西：负责护城御敌的护卫者或辅助者。他们是战士，与开店铺的人不同，后者的首要特征是欲望和满足欲望；他们也不同于谋划阶层的领导者，那些人运用理性去决定什么对城邦最有利。苏格拉底认为，充满激情的护卫者通常是愤怒的，他把他们比作猛犬，对陌生人凶狠，对主人忠心耿耿。身为战士，他们必须勇敢，愿意冒生命危险，愿意忍受商人阶层和谋划阶层无法忍受的艰苦。愤怒和骄傲，而不是理性或欲望，驱使他们如此不惧风险，勇于担当。
苏格拉底的这些表述反映了古典世界的现实，全世界大多数有贵族阶层的文明的现实。贵族阶层声称自己社会地位更高，依据的事实是，他们或者他们祖上是战士。希腊语的“绅士”是kaloskagathos，意思是“美且善”，而贵族（aristocracy）一词是“由最好的人统治”的希腊语表述衍生而来。人们认为，战士在道德上不同于店铺商贩，因为他们有美德：他们愿意献身公益。荣誉只属于主动拒绝理性效用最大化的人（套用现代经济学模型），荣誉青睐的人甘愿牺牲最重要的效用：他们的生命。
如今，我们对贵族颇多冷嘲热讽，说得好听点儿是自命不凡的寄生虫，说得难听点儿是祸害社会的暴力掠夺者。贵族后人更糟糕，因为家族地位不是他们亲手挣得，而是凭出身偶得。但我们还是得承认，贵族社会深信荣誉或尊敬并非人人应得，只有甘愿赴死的阶级应得。这种情感在今天仍然存在：我们这些现代民主社会的公民都会向为国捐躯的士兵、警察、消防员致敬。尊严和尊敬不是人人应得，尤其不应为那些以自身福利最大化为主要目标的商人和工人所得。贵族自视高人一等，他们拥有我们可以称之为优越激情的东西，即被承认为高人一等的欲望。在民主时代以前，各个社会以社会等级为基础，所以，某一阶级的人对自身内在优越性的信念，是社会秩序得以维系的根基。
优越激情的问题在于，每有一个人被视为高等，就有更多人被视为低等，他们作为人的价值就得不到任何公开承认。苏格拉底和格劳孔认为激情主要和护卫者阶级有关，可他们似乎同时也认为所有人都具备灵魂所有的三个部分。不是护卫者的人也有自己的骄傲，被贵族打耳光责令让路，妻女被强迫沦为“更好”的社会阶层的性玩物，他们的骄傲就会受伤。有团体总想被视作高人一等，也有人因得不到尊重而心生强烈的怨恨。而且，我们的确愿意赞美某类成就显赫者，比如伟大的运动员、音乐家，可是许多社会荣誉并非源自真的出类拔萃，而是出于社会习俗。我们容易怨恨那些因为不对的东西而得到承认的人，比如那些好似暴露癖的社会名流，或者真人秀明星，他们并不比我们好。
因此，另一个同样强大的人类动力，是希望自己被视为和别人“一样好”，我们不妨称之为“平等激情”。[6]优越激情，被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说成是一种“位置商品”（positional good），其性质决定了它无法共有，因为它基于人相对于他人的位置。[7]现代民主的兴起，就是优越激情逐渐被平等激情取代的历史：只承认少数精英的社会被承认人人生而平等的社会取代。在欧洲，层级化的阶级社会开始承认普通人的权利，埋没在伟大帝国里的民族纷纷寻求独立且平等的身份。美国政治史上的伟大斗争——推翻奴隶制和种族隔离、捍卫工人权利、主张性别平等——说到底是要求政治制度扩展其承认拥有平等权利的个体的范围。
当然，故事远非如此简单。驱动当代身份政治的，是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对平等承认的追求。但是，对平等承认的渴求，很容易滑向要求承认其所属群体高人一等。民族主义、民族身份以及现在某些形式的极端主义宗教政治大多如此。
平等激情的另一个问题是，某些人类活动不可避免地比其他活动更能赢得尊重。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出类拔萃的可能性。我不会弹钢琴，就不能假装我在这方面与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或阿图尔·鲁宾斯坦（Arthur Rubinstein）平起平坐。没有哪个社群会不尊敬因公殉职的士兵警察，反而景仰临阵脱逃的懦夫、出卖社群的奸人。承认人人价值平等，就意味着不能承认在某种意义上确实高人一等的人的价值。
平等激情要求我们承认人类同胞基本上价值平等。我们民主社会借美国《独立宣言》肯定地说出“人人生而平等。”但是，在历史上，“人人”是何人，我们并无定论。《独立宣言》签署时，它的范围不包括没有财产的白人、黑人奴隶、美国原住民、女性。此外，既然人们的才华和能力如此迥异，我们就需要理解，我们出于政治目的愿意在什么意义上承认他们平等。《独立宣言》说人人平等“不言自明”，却没有指导我们该如何理解平等。
激情是灵魂里渴望承认的那个部分。《理想国》里只有一个狭隘阶级的人要求尊严得到承认，理由是他们身为战士甘愿赴死。但是，对承认的渴求似乎也存在于每个人的灵魂里。贩夫走卒、手艺人、乞讨者未被尊重也会心痛。只是，这种感情还在初期，他们还不清楚为什么自己应该被尊重。社会告诉他们，他们价值不如贵族，何不接受社会的评价？在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时候，这确实就是大部分人的命运。
激情是人性的一个普遍的方面，亘古有之，但是，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应被尊重的内在自我，认为周围社会不承认人的内在自我可能是错的，这是更晚近的现象。所以说，身份概念虽然植根于激情，但只有到了现代，当身份与内在自我和外在自我的观念相结合，与内在自我价值高于外在自我的激进观点相结合时，身份方才出现。这是自我的概念发生转变后的产物，也是在经济和科技变化的压力下迅速演变的社会现实的产物。
*在英文原版中作者此处及后文将格劳孔误作阿得曼托斯。——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