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错误的地址
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塑造全球政治的新动态力量是民族主义或宗教性的政党和从政者——这是身份政治的两张面孔——不再是在20世纪政治中突出的基于阶级的左翼政党。
民族主义可能最初是由工业化和现代化触发的，但它绝没有在地球上消失，包括在那些好几代以前就完成工业发展的国家。一些新的民粹式民族主义领导人通过选举获得了民主合法性，他们强调国家主权和民族传统。这些领导人包括俄罗斯的普京、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匈牙利的奥尔班、波兰的卡钦斯基，以及美国的特朗普——他的竞选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和“美国优先”。英国脱欧没有明确的领导人，但它的基础推动力也是对国家主权的重申。民粹主义政党在法国、荷兰和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蓄势待发。民族主义言论还不局限于上述领导人，印度总理莫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都被认定有民族主义思想。
与此同时，宗教作为政治现象势头正盛。这在阿拉伯中东地区最明显。2011年“阿拉伯之春”因穆兄会等伊斯兰团体和“伊斯兰国”等激进恐怖组织而脱离正常轨道。虽然激进恐怖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几乎已经在军事上溃败，但伊斯兰主义运动仍在孟加拉国、泰国、菲律宾等多国蔓延。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特区信奉基督教的区长钟万学（Basuki Tjahaja Purnama［Ahok］）颇得人心，遭到日益张扬的伊斯兰主义团体的攻击，说他亵渎真主，结果在连任竞选中以微弱劣势落败，随后被判入狱。政治化宗教还不止伊斯兰教这一种。莫迪总理的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显然是建立于一种印度教对印度民族身份的理解之上的。激进的政治化佛教正在斯里兰卡、缅甸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蔓延，已经与当地穆斯林团体和印度教团体爆发冲突。在日本、波兰、美国等民主国家，宗教团体成为保守联盟的组成部分。在以色列，政治秩序在独立后一代人期间曾被工党（Israel Labor Party）和利库德（Likud）这两个欧洲风格的意识形态政党主导，如今越来越高比例的选票被投给了沙斯党（Shas）、以色列正教党（Agudath Israel）等宗教政党。
相比之下，在世界各地，以阶级为基础的老左翼一直在衰落。东欧和苏联的共产主义政权在1989年至1991年间相继结束统治。塑造战后两代西欧政治的主导力量之一——社会民主正处于颓势。德国社会民主党（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在1998年得票率超过40%，2016年降到20%出头；法国社会党在2017年彻底消失了。总体而言，从1993年到2017年，中左翼政党在北欧得票率从30%减到24%，在南欧从36%减到21%，在中欧从25%减到18%。它们仍是主要的政治力量，但这一时期的趋势一目了然。[1]
全欧洲的左翼政党在20世纪90年代都转向中间派了，它们接受市场经济逻辑，许多左翼政党变得难以和它们的中右翼联盟伙伴相区分。中东地区在冷战期间一直有共产主义和别的左翼团体，有个自诩共产主义的政权甚至一度在南也门掌权。不过，自那以后，它们便彻底走向边缘化，被伊斯兰主义政党超越。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左翼民粹主义表现强势，主要活跃于拉美部分地区，代表有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巴西的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阿根廷的基什内尔夫妇（Kirchners）。但这波浪潮已退。英国的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美国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强势表现可能是左翼民粹卷土重来的先兆，但没有哪个地方的左翼政党仍像它们在20世纪晚期那样主宰政坛。
考虑到这三十年里全球不平等现象的加剧，从许多方面来说，左翼在世界范围内的衰弱都是个令人惊讶的结果。我说的全球不平等现象，指的是各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在加剧，不是国与国之间。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因为东亚、拉美、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都出现了高水平增长。但正如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卡蒂（Thomas Piketty）所示，自1980年以来，世界各地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大幅增长，与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长期被接受的理论相反，富裕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一直在拉大而不是缩小。[2]全世界没有哪个地方没出现新的寡头阶层，亿万富翁把他们的财富用在政治上，以保护他们的家族利益。[3]
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曾画过一张“象图”，被人们广泛引用。这张图展示了全球收入分布中不同阶层人均收入的相对增长水平。1988年至2008年间，生产率提高和全球化让世界富了很多，但这些收益并非平均分布的。百分位排名在20位至70位之间的阶层收入大量增长，百分位排名在95位的阶层收入增加更多。但百分位排名在80位左右的那部分全球人口不是增长停滞就是只有边际增长。这个群体主要对应的是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也就是那些只有高中学历或以下的人。他们比下有余，但是比收入分布顶端10%的那些人明显逊色许多。换言之，他们的相对地位下降得很厉害。
在发达世界内部，不平等最突出的是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于20世纪80年代在撒切尔和里根治下引领了“新自由主义”的亲自由市场改革。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强劲增长并非是均匀分布的，而是主要流向了受到良好教育的阶层。自认中产阶层核心的美国老工人阶级每况愈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显示，中产阶级在空心化，2000年至2014年间，收入相当于中位数50%至150%的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从58%降到了47%。在减少的这些人中，只有0.25%的家庭进入了收入更高的层级，有惊人的3.25%落到了收入阶梯的更低层。[4]这种不平等因2008年金融危机而加剧，金融业的阴谋和政策选择制造了资产泡沫，泡沫破裂后，数百万普通美国人和全世界无数人的工作与积蓄毁于一旦。
表1 以全球收入水平看实际人均收入的相对增长，1988—2008年[5]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见民粹主义左翼会在最为不平等的国家大举复活。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左翼一直以推动经济平等的党派自居，愿意动用国家权力将财富从富人手中再分配给穷人。然而，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生的事情却恰恰相反，右翼民粹式民族主义势力在多个发达国家兴起。美国和英国最是如此，去工业化使这两个国家的老工人阶级遭受重创。在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了左翼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右翼的茶党运动。前者又是游行又是示威，然后渐渐销声匿迹；后者成功接管了共和党和大半国会。2016年，选民没有支持最左翼的民粹主义候选人，而是选了民族主义政客。
左翼未能利用日益加剧的全球不平等，民族主义右翼代之上位，这该如何解释？这不是什么新现象：左翼政党不敌民族主义者，百余年来一直如此，而且恰恰是在穷人或工人阶级选民这种本该是最牢固的基本盘之间。1914年的时候，欧洲工人阶级并不是在社会主义国际的旗帜下站在一起的，而是于“一战”爆发时与他们的民族政府站在一起。这次失败曾让马克思主义者困惑多年。用欧内斯特·盖尔纳的话说，他们告诉他们自己：
就像极端的什叶派穆斯林认为大天使加百利搞错了，把本该传给阿里的讯息传给了穆罕默德，马克思主义者也喜欢这样想：历史的精神或者人类的观念犯了个愚蠢的错误。这条唤醒信息本该给阶级，却因为可怕的投递失误被送给了民族。[6]
同样，在当代中东，一封给阶级的信被送给了宗教。
投递失误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经济动机与身份议题在人类行为中是相互交织的。你穷，周围的人就看不见你，因为不被别人看见而感到的不尊重往往比缺乏资源更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