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可得性、情感和风险
风险研究者很快发现，可得性牵涉他们的研究。在我们的研究发表之前，经济学家霍华德·昆鲁斯就注意到，可得性效应有助于解释人们在灾后购买保险并采取防护行动的规律。（那时，他刚开始研究风险和保险，正处于事业起步阶段。）灾难发生后，受害者和潜在受害者忧心忡忡。每次大地震后的一段时间内，加州居民都会积极地购买保险，并采取措施保护自身安全、减少损失。他们固定好热水炉以减轻地震造成的破坏，密封地下室的门以抵御洪水，并确保应急物资储备就绪。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灾难的记忆越来越模糊，担忧和防灾积极性也日渐减退。灾难、担忧以及松懈自满反复循环，这是大规模突发事件的研究者熟悉的现象，记忆动态可以解释其原因。
昆鲁斯还观察到，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的保护措施，通常是根据其经历的最严重的灾难设计的。早在埃及法老时代，人们就关注周期性洪水留下的高水位线，并据此做好相应的防护，显然是认为洪水不会超过那个警戒线。更严重的灾难画面很难浮现在脑海中。
可 得 性 与 情 感
关于可得性偏差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是由我们在尤金的朋友保罗·斯洛维奇、他的长期合作者萨拉·利希滕斯坦及我们以前的学生巴鲁克·费什霍夫合作完成的。这项开创性研究的目标是公众对风险的看法，其中的一项调查已成为可得性偏差的标准范例。他们要求受试者考虑两组死因（糖尿病和支气管哮喘，脑卒中和意外事故），指出各组中哪一个是常见死因，并估计它们发生频率的比例。他们将判断结果与当时的医疗统计数据进行了比较。以下是部分调查结果：
· 脑卒中造成的死亡人数几乎是所有意外死亡人数总和的2倍，但80%的受试者认为，意外死亡的可能性更大。
· 受试者认为龙卷风比支气管哮喘更易导致死亡，尽管后者的死亡人数是前者的20倍。
· 受试者认为，被闪电击中死亡的可能性比肉毒中毒死亡的可能性低，尽管前者造成死亡的频率是后者的52倍。
· 病死的可能性是意外死亡的18倍，但受试者却认为二者的可能性大致相等。
· 受试者认为意外死亡的可能性是患糖尿病死亡的300多倍，但实际比例为1:4。
教训一目了然：媒体的报道扭曲了人们对死因的估计。媒体报道本身就倾向于新奇、惨痛的事件。媒体不仅塑造了公众的兴趣，也受到公众兴趣的影响。公众希望媒体广泛报道某些话题和观点，编辑不能忽视这些要求。异常事件（如肉毒中毒）会格外引人注意，因此人们认为它比实际情况更常见。大脑中的世界并不能准确反映现实，我们对事件发生频率的预期会受到接触信息的流行程度和情感强度的影响。
对死因的估计几乎是关联记忆中想法激活的直接表现，也是替代的好例子。但斯洛维奇及其同事有更深刻的见解：他们发现，人们想到各种风险的容易程度与对这些风险的情感反应密不可分。可怕的念头和画面特别容易出现在脑海，那些栩栩如生的危险念头会加剧我们的恐惧。
达马西奥的观点被称为“体细胞标记假说”，获得了大量支持。Antonio R.Damasio, DescartesError:Emotion,Reason,and the Human Brain（New York: Putnam, 1994). Antonio R.Damasio, “The 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 and the Possible Functions of the Prefrontal Cortex,”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Biological Sciences 351 (1996): 141-20.如前所述，斯洛维奇最终提出了情感启发式的概念，即人们在做判断和决策时诉诸自己的情感：我喜欢它吗？我讨厌它吗？我对它的感觉有多强烈？斯洛维奇说，在生活的许多领域，人们的观点和选择直接表达了内心感情，以及靠近或回避的基本倾向，并且往往意识不到自己在这么做。情感启发式是一种替换，它将简单问题（我对它有什么感觉？）的答案当作较难问题（我对它有什么看法？）的答案。斯洛维奇及其同事将他们的观点与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的研究成果联系起来。达马西奥认为，人们对结果的情感评估、身体状况以及与之相关的靠近或回避倾向，都在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达马西奥及其同事观察到，那些在做决定前没有表露出适当情感的人（有时是因为大脑损伤）无法做出正确的决定。
无法接受对不良后果“健康恐惧”的指引，是一种灾难性缺陷。
在一次令人信服的情感启发式论证中，斯洛维奇的研究团队调查了人们对各种技术的看法，包括饮用水氟化、化工厂、食品防腐剂和汽车。他们要求受试者列出每项技术的益处和风险。他们观察到，受试者做出的两个估计（技术带来的益处和风险）之间存在着极高的负相关性。当对某项技术有好感时，人们会认为其益处很大，风险很小；当不喜欢某项技术时，人们只能想到它的缺点，很少想到其优点。技术是从好到坏排列的，所以受试者无须面对痛苦的权衡。人们在时间压力下对风险和益处进行评估时，对二者的估计会更加接近。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毒理学会的会员也做出了类似反应：对自认为有风险的物质或技术，他们的评价是几乎毫无益处，反之亦然。情感一致性是我所说的关联连贯性的核心要素。
接下来是实验最精彩的部分。完成初步调查后，受试者阅读了几段文字，它们讲的是对各种技术的支持。第一组阅读的内容强调技术的诸多益处，第二组阅读的内容强调技术的低风险性。这些信息有效改变了受试者对技术的情感态度。出乎意料的发现是，第一组也改变了对技术风险的看法。尽管没看到相关证据，但他们对这项技术的好感增强了，认为其风险较小。同样，第二组也更看好技术的益处。言外之意很明确：正如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在某个语境中提到的，“情感的尾巴摇动着理性的狗”。情感启发式创造了一个比现实更井然有序的世界，从而简化了我们的生活。在想象的世界中，好技术几乎没有代价，坏技术则毫无益处，所有的决策都能轻而易举地做出。当然，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经常面对痛苦的利弊权衡。
公 众 与 专 家
关于人类做风险判断时的特点，没有人比保罗·斯洛维奇了解得更全面。他的研究展示了并不讨喜的普通人形象：受情感而非理性的引导，容易被细枝末节左右，对低概率与可忽略的极低概率之间的差异不够敏感。斯洛维奇还研究过擅长处理数字和数量的专家，他们与普通人一样，有各种偏见，只不过没那么强烈。但他们对风险的判断和偏好往往与众不同。
专家和公众的判断差异，有一部分可以用外行的偏见来解释，但斯洛维奇提醒人们关注那些反映价值观冲突的差异。他指出，专家通常以死亡人数（或寿命）来衡量风险，而公众则会做出更细的区分，例如“善终”和“非善终”，或随机意外死亡和自主活动中的死亡（如滑雪）。统计数据只统计事件，经常忽视这些合理的差异。斯洛维奇通过观察得出结论，公众对风险的理解比专家更全面。因此，他强烈反对的观点是：将决策权交给专家；当专家的意见和愿望与公众发生冲突时，应不加质疑地全盘接受专家意见。他说，专家和公众对优先事项存在分歧时，“双方都应尊重对方的见解和智慧”。
斯洛维奇想打破专家在风险决策方面一手遮天的局面。他对专家的理论基础（风险是客观的）发起了挑战。
Paul Slovic, The Perception of Risk (Sterling, VA: EarthScan, 2000).“风险”不能脱离人类的思想和文化而独立存在，它不是等着我们去测量的“外物”。人类创造“风险”的概念，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生活中的危险和不确定性。尽管危险是真实存在的，但“真正的风险”或“客观风险”并不存在。
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斯洛维奇以向空气中释放有毒物质导致的死亡风险为例，列出了9种界定方法，比如“每百万人的死亡人数”“每生产100万美元产品的死亡人数”。他的观点是，风险评估结果取决于所选择的测量方法——显然，测量方法的选择受人们对某一结果的偏好的影响。他得出结论，“界定风险是行使权力”。你可能想不到，有人会将判断心理学的实验研究与如此棘手的政策问题联系起来！然而，政策归根结底与人有关，与人的需要和利益最大化有关。每个政策问题都涉及对人性的假设，尤其与人们可能做出的选择，以及这些选择给自己和社会造成的影响有关。
我敬仰的另一位学者和朋友卡斯·桑斯坦强烈反对斯洛维奇在专家与公众问题上的看法，认为专家是抵御“民粹主义”泛滥的屏障。桑斯坦是美国最著名的法律学者，与法律界的其他领军人物一样，他有着知识分子大无畏的精神。他知道自己可以快速、全面地掌握任何知识，他学习了包括判断和决策心理学在内的大量知识，了解了监管和风险政策问题。他的观点是，美国现有的监管体系在设定优先事项方面表现得很差劲，只是在应对公众的压力，没有做出谨慎客观的分析。他认为，为降低风险而采取的监管和政府干预措施，应以成本和收益的理性权衡为指导，分析单位应该是拯救的人数（或者是延长的寿命——将更大的权重赋予拯救年轻人）和经济成本。监管不力会浪费生命和钱财，这两项都可以客观测量。斯洛维奇认为风险及风险测量是主观的，桑斯坦无法苟同。风险评估在许多方面都值得商榷，但桑斯坦相信，运用科学和专业知识，慎重思考可以使风险评估保持客观。
桑斯坦认为，公共政策中优先事项的设置之所以不稳定、不恰当，对风险的偏见反应是重要原因。立法者和监管机构可能对公众的非理性担忧反应过度，因为他们具备政治敏感性，也因为他们与公众一样，容易产生认知偏差。
Timur Kuran and Cass R.Sunstein, “Availability Cascades and Risk Regulation,”Stanford Law Review 51 (1999): 683-768.《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CERCLA）于1980年通过。桑斯坦及其合作者、法学家蒂穆尔·库兰为偏见影响政策的机制创造了一个术语：可得性层叠（也称作“效用层叠”）。他们说，在社会情境中，“所有启发式都是平等的，但可得性比其他启发式更平等”。他们考虑的是启发式的广义概念，可得性不只为频率提供启发，也为判断提供启发。要特别指出的是，想法的重要性通常取决于想到它时的流畅性（和情感负荷）。
可得性层叠是自我维持的连锁事件。刚开始，媒体报道了一起小事件，导致公众恐慌和大规模的政府行动。在某些情况下，媒体对风险的报道抓住了公众的部分注意力，自此，事件开始发酵并引发担忧。这种情绪反应本身就是故事，促使媒体跟进报道，引发更多关注和参与。有时，“可得性企业家”、个人或组织兴风作浪，令人担忧的消息因而绵延不绝，加快了恶性循环的周期。媒体争相报道引人注目的头条新闻，危险也随之愈演愈烈。科学家及其他有识之士试图抑制日益增长的恐惧和厌恶情绪，指出危险被夸大了，却没有得到多少关注。大多数反馈都充满敌意，说他们有“令人发指地掩盖”之嫌。萦绕在每个人心头的问题成了重要的政治议题，而政治体系会根据公众情绪的强烈程度做出反应。此时，可得性层叠已重置了问题的优先级。在这种背景下，其他风险和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其他资源分配方式仿佛都消失不见了。
库兰和桑斯坦重点讨论了两个案例，它们至今仍存在争议，那就是拉夫运河事件和所谓的艾拉恐慌。1979年的雨季，掩埋在拉夫运河里的有毒垃圾浮出水面，水污染程度严重超标，还散发出阵阵恶臭。社区居民既愤怒又害怕。一位叫洛伊斯·吉布斯的居民煽风点火，鼓动人们持续关注该事件。于是，可得性层叠按照标准剧本展开了。在炒作最热的时期，每天都有关于拉夫运河的报道。有些科学家说危险被夸大了，但他们的说法要么没人理会，要么被抗议声淹没。美国广播公司（ABC）播出了一档名为《杀戮场》的节目。节目中，人们抬着空的婴儿棺材在立法机构门前游行。众多居民由政府出资迁往外地，有毒垃圾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重大环境问题。政府出台了强制清理有毒场所的法规，即《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CERCLA，又称《超级基金法》）。法律规定设立超级基金，该举措被认为是环境立法的一项重大成就。它的成本也非常高，有人说，如果将这笔钱用于其他优先事项，本可以挽救更多生命。人们对拉夫运河事件的看法仍存在重大分歧，有毒垃圾会对健康造成实际损害的说法似乎没有得到证实。在库兰和桑斯坦的笔下，拉夫运河事件可谓伪事件，而环保主义者仍将其称为“拉夫运河灾难”。
库兰和桑斯坦用来说明可得性层叠概念的第二个例子是艾拉事件。人们对此也存在意见分歧，环境问题的批评者称之为1989年的“艾拉恐慌”。艾拉是喷洒在苹果上的化学物质，可调节苹果的生长周期，改善其外观。有报道称，大量摄入艾拉会导致老鼠患上癌症，这自然引发了公众的恐慌，恐慌又促使媒体加大报道力度，这正是可得性层叠的基本机制。该话题占据新闻头条，引发了戏剧性的媒体事件，比如女演员梅丽尔·斯特里普在国会前做证。人们担心苹果及苹果产品的安全性，苹果产业因此蒙受了巨大损失。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把苹果汁倒进下水道，或扔到有毒废物垃圾场，哪种做法更安全”。库兰和桑斯坦在论文中引用了这句话。苹果产品被生产商撤回，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对其颁布了禁令。随后的研究证实，艾拉可能是致癌物，但风险很小。艾拉事件无疑是对小问题的过度反应。这起事件对公众健康的最终影响可能是有害的，因为人们连好苹果也很少吃了。
保罗·斯洛维奇在艾拉案中为苹果果农做证，其观点很独特：“这场恐慌是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节目引发的，该节目称4000名儿童将死于癌症（没有可能性），播放了癌症病房里秃头儿童的可怕照片，散布了一些不正确的说法。这个故事还暴露了环保局在关注和评估艾拉的安全性方面缺乏能力，破坏了人们对监管控制的信任。鉴于此，我认为公众的反应是合理的。”（私人谈话，2011年5月11日。）艾拉事件说明大脑处理小风险事件的基本局限：要么完全忽视，要么过于重视，没有中间地带。十几岁的女儿参加派对迟迟未归，熬夜等待的家长非常熟悉这种感觉。你可能知道，（几乎）无须担心，但大脑仍会不由自主地浮现不幸的画面。正如斯洛维奇所说，焦虑程度对伤害发生的概率不够敏感，你想象的是分子（新闻报道的悲惨故事）而不是分母。桑斯坦创造了“概率忽视”这一短语来描述这种模式。概率忽视与可得性层叠的社会机制相结合，必然导致对小威胁的夸大，有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当今世界，将可得性层叠发挥到极致的是恐怖分子。除了“9·11”这样的恐怖袭击事件，与其他死因相比，恐怖袭击造成的伤亡人数非常少。在我写作本书时，即使在以色列等恐怖活动猖獗的国家，恐怖袭击每周造成的死亡人数也比交通意外造成的死亡人数要少。区别在于这两种风险的可得性，以及它们出现在脑海中的容易程度和频率。恐怖画面在媒体上不断重复，搞得人心惶惶。根据我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用理性说服自己，达到完全平静的状态。恐怖主义会直接针对系统1。
对于两位朋友的争论，我的观点是怎样的？可得性层叠是真实现象，无疑扰乱了公共资源分配的优先顺序。卡斯·桑斯坦想寻找某种机制，使决策者避开公众压力，让公正的专家决定资源分配，这些专家能以宏观视角看待所有风险以及降低风险的资源。相比桑斯坦，保罗·斯洛维奇更不信任专家，更相信大众。他指出，将专家与公众的情感隔离，制定的政策会遭到公众的抵制——这种情况在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存在的。双方的观点都非常有道理，我赞同他们的看法。
我和桑斯坦一样，对风险领域中的非理性恐惧以及可得性层叠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感到不安。然而，我也赞同斯洛维奇的观点，即使普遍存在的恐惧不合理，政策制定者也不应忽视它们。无论是否理性，恐惧都是痛苦的，会让人身心衰弱，政策制定者必须努力保护公众免受恐惧的侵扰，而不仅仅是防范真正的危险。
斯洛维奇强调，公众抵制那些未经选举的、不负责任的专家做出的决策。在这方面他是正确的。此外，可得性层叠可能会引起人们对危险等级的关注，加大降低风险的预算规模，从而获得长远利益。拉夫运河事件可能使过多的资源投入有毒垃圾的治理上，但也提高了人们的环保意识。民主难免引发混乱，部分原因是引导大众信仰、态度的可得性和情感启发式存在偏差，即使它们在通常情况下指引的方向是正确的。心理学应该为风险政策的设计出谋划策，将专家知识与公众的情绪和直觉有效结合起来。
谈 谈 可 得 性 层 叠
“她对一项创意赞不绝口，说它益处大，零成本。我认为这就是情感启发式。”
“媒体和公众大肆宣扬一件虚张之事。结果，电视频道都在播报此事，它成了所有人的话题。这是可得性层叠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