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可得性的科学
1971-1972年是我和阿莫斯的合作最富成效的一年。那年，我们住在俄勒冈州的尤金市，是俄勒冈研究院的访问学者，研究领域是判断、决策和直觉性预测。研究院有几位这方面的后起之秀。我们的东道主是保罗·斯洛维奇，他是阿莫斯在安阿伯市读书时的同学，也是阿莫斯一生的朋友。当时，保罗已在风险研究领域奋斗了几十年，获得了很多荣誉，即将成为该领域的一流心理学家。他和妻子洛兹向我们介绍了在尤金的生活。很快，我们就与当地人一样，爱上了慢跑、烧烤，经常带孩子去看篮球赛。我们工作非常努力，做了很多实验，撰写了关于启发式判断的论文。晚上，我埋头写作《注意力与努力》一书。那是忙碌的一年。
Amos Tversky and Daniel Kahneman, “Availability: A Heuristic for Judging Frequency and Probability,”Cognitive Psychology 5 (1973): 207-32.我们有个项目研究的是可得性启发式。我们自问，人们在估计某类别的频率时是怎么做的（比如“60岁后离婚的人”或“危险的植物”）。这个问题让我们想到了启发式。答案很简单：人们从记忆中提取该类别的事例，如果提取过程轻松流畅，则判断该类别较大。我们将可得性启发式定义为“以想到事例的容易程度”来判断频率的过程。
该定义在确定时就很清晰，但“可得性”的概念从那时起不断完善。当时，双系统法尚未创建。启发式是解决问题的策略，还是一种自动运作，我们也无意下定论。现在我们知道，两个系统都参与其中。
我们早期思考的问题是，需要想起多少事例才算是轻松的提取。现在我们知道了答案：一个都不需要。例如，思考以下两组字母可以构成的单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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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几乎无须想起任何例子就知道，其中一组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构成的单词量大概是另一组的10倍或更多。同样，你无须回忆特定的新闻报道，就知道去年不同国家（比如，比利时、中国、法国、刚果、尼加拉瓜、罗马尼亚等）出现在新闻中的相对频率。
与其他关于判断的启发式一样，可得性启发式也是用一个问题替代另一个问题：你想估算类别大小或事件频率，回答的却是容易想到的事例。替代问题必然产生系统误差。你可以发现，启发式是如何通过一个简单的过程导致偏差的：有些因素让你很容易想到相关事例，你列出的是这些因素而非频率。你列举的每个因素都可能是偏差的来源。以下是几个例子：
· 一个显著的事件很容易从记忆中提取出来。好莱坞名人的离婚事件、政客的性丑闻事件备受关注，人们很容易想到这些例子。因此，你可能会夸大好莱坞名人的离婚率和政客性丑闻的发生率。
· 戏剧性事件会暂时提高该类事件的可得性。媒体的飞机失事报道会暂时改变你的乘机安全感。目睹路边着火的车辆，会让你在一段时间内容易想到事故。那段时期，世界变得更加危险。
· 自己的经历、照片和生动的事例比别人的经历、单纯的文字或统计数据更容易回想起来。一次影响你个人的司法误判会比你从报纸上读到的类似事件更严重地打击你对司法系统的信心。
抑制这大批量潜在的可能性偏差是有可能的，但会令人厌倦。你必须重审自己的印象和直觉，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认为青少年盗窃是重大问题，是因为社区最近发生了几起青少年盗窃案吗？”“我觉得没必要接种流感疫苗，是不是因为去年我的熟人都没患流感？”对偏差保持警惕是件苦差事，但可以避免代价高昂的错误，因而是值得的。
Michael Ross and Fiore Sicoly, “Egocentric Biases in Availability and Attribu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 (1979): 322-36.一项最著名的可得性研究表明，意识到自己的偏差有助于婚姻的稳定和谐，也可能有利于其他合作项目。研究人员询问几对夫妻：“在保持家庭整洁方面，你的贡献占比是多少？”受试者还回答了类似的问题，比如“倒垃圾”“组织社交活动”相关的问题。夫妻自我评估的贡献合计是100%、更多还是更少？不出所料，自我评估的贡献加起来超过了100%。可得性偏差可以解释这种现象：夫妻对自己的努力和贡献记得比对方的更清楚，可得性差异导致频率判断的差异。偏差不一定代表为自己谋利：受试者也高估了自己引发争吵的频率，尽管这一比例低于产生积极结果的自评比例。在团队中也可以观察到可得性偏差，很多团队成员觉得自己做的比分内工作多，个人贡献没有得到他人的充分重视。
对于个体控制偏差的可能性，我的态度通常不乐观，但这次是个例外。我们可以成功消除偏差，因为功劳分配问题很容易识别。如果好几个人都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充分认可，往往会出现紧张局势，此时就更容易发现问题了。有时，仅仅观察到大家的功劳合计经常超过100%，就足以让人释怀。不管如何，大家都记住这一点总是有好处的。你偶尔会做一些分外工作，但其他团队成员也有同感。
可 得 性 心 理 学
Schwarz et al., “Ease of Retrieval as Information.”20世纪90年代初，对可得性启发式的理解取得了重大进展。以诺伯特·施瓦茨为首的德国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要求列出指定数量的例子，会如何影响人们对某类事件发生频率的印象？想象自己是该实验的受试者：
首先，列出6个自己行事果断的例子。
接下来，评估你的果断程度。
假如要求你列出12个自己行事果断的例子（大多数人觉得很难列出这么多），你对自己果断程度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吗？
施瓦茨及其同事观察到，该任务可能通过两种不同方式增强你所判断的自己的果断程度：
· 想到的事例数量。
· 想到这些事例的容易程度。
列出12例的要求使这两个决定性因素相互排斥。一方面，你刚提取到一些行事果断的例子。另一方面，想到前三四个例子可能很容易，但想到12例中的最后几例很难，回忆不再流畅。哪个更重要？提取数量还是提取的轻松度和流畅性？
两个因素对抗的结果显而易见：列出12例的人判断自己的果断程度比列出6例的人低。此外，被要求列出12例优柔寡断行为的受试者，最终却认为自己很果断！如果你很难想到优柔寡断的例子，很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你一点儿也不优柔寡断。容易想到的例子影响了自我评价。提取速度快比提取数量多带来的体验更好。
Sabine Stepper and Fritz Strack, “Proprioceptive Determinants of Emotional and Nonemotional Feeling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4 (1993): 211-20.团队中其他心理学家更直接地证明了流畅性的作用。所有受试者都按要求列出6例果断（或优柔寡断）行为，同时保持特定的面部表情。“微笑者”要收缩颧肌，露出浅浅的微笑；“皱眉者”要皱起眉头。如你所知，皱眉通常伴随着认知压力，其影响是相互的：在执行任务时被要求皱眉，人们会更加努力，感受到更大的认知压力。研究人员预测，皱眉者更难提取到果断行为的例子，因此会认为自己优柔寡断。结果的确如此。
心理学家喜欢能产生矛盾结果的实验，他们兴致勃勃地运用施瓦茨的发现。例如，人们：
· 在回忆多次（而不是少次）骑自行车的经历后，认为自己骑自行车的次数反而少了。
· 被要求用更多论据支持选择时，对选择的信心降低了。
· 列出更多防范措施后，对事件的可规避性更不自信了。
· 列出某部车的诸多优点后，对其好感度降低了。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某位教授发现了一个利用可得性偏差的妙招。他要求不同组别的学生列出课程改进方法，各组所列方法的数量不同。不出所料，列出更多改进方法的学生对课程的评价更高！
在这项自相矛盾的研究中，最有趣的发现或许是，人们并不总能发现矛盾：有时，人们的判断会受提取内容而非提取轻松度的影响。真正理解某种行为规律的证据是，知道如何逆转它。施瓦茨及其同事接受了这一挑战，发现了逆转的条件。
在任务执行过程中，受试者想起果断例子的容易程度是不断变化的。想到前几个例子很容易，但提取难度很快就开始加大。当然，受试者预料到回忆的流畅性会逐渐下降，但在6～12例之间，流畅性下降的幅度似乎比他们预期的更大。研究结果表明，受试者做出这样的推论：如果我在回忆果断例子时遇到的困难远远超过预期，那么我就不是一个当机立断的人。请注意，该推论的基础是“意外”——流畅性比预期的要差。受试者运用的可得性启发式被称为“无法解释的不可得性”启发式更合适。
关于该研究领域的回顾，见Rainer Greifeneder, Herbert Bless, and Michel T.Pham,“When Do People Rely on Affective and Cognitive Feelings in Judgment? A Review,”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5 (2011): 107-41。施瓦茨及其同事推断，向受试者解释回忆的流畅性可扰乱这种启发式。他们告诉受试者，回忆时会听到背景音乐，音乐会影响记忆任务的表现。一组受试者被告知音乐有助于增强记忆的流畅性，另一组则被告知音乐会降低回忆的流畅性。不出所料，第一组受试者没有再受流畅性的影响，第二组受试者无论提取了12例还是6例，判断的果断程度都一样。以其他借口进行的实验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用伪造因素来解释受试者的流畅体验时，他们的判断不再受提取轻松度的影响。无关因素包括文本框是曲线或直线、屏幕的背景颜色，以及研究人员虚构出的其他因素。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根据可得性进行判断的过程似乎涉及一个复杂的推理链。受试者在提取事件时，会感到流畅性下降。他们对下降速度有预期，但预期是错的：想出新例子的难度增速超出了预期。被要求列举12例的受试者说自己不够果断，原因正是这种出乎意料的低流畅性。意外消除之后，低流畅性就不再影响判断。这个过程似乎包含一系列复杂的推断。自动化的系统1能应对吗？
答案是，根本不需要复杂的推理。系统1有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它能够设定期望，期望被违背时会感到意外。系统1还会提取意外的可能原因，通常在最近发生的意外中寻找。此外，系统2可以快速重置系统1的期望，使意外事件变得正常。假设有人告诉你，隔壁的3岁男孩坐婴儿车时经常戴礼帽。真的目睹这一幕时，你的惊讶程度会比不知情的情况下小得多。在施瓦茨的实验中，研究人员告诉受试者，背景音乐是例子提取困难的可能原因。提取12例的困难不再出乎意料，因此它不太可能由判断果断的任务引起。
Alexander Rotliman and Norbert Schwarz, “Constructing Perceptions of Vulnerability: Personal Relevance and the Use of Experimental Information in Health Judgments,”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4 (1998): 1053-64.施瓦茨及其同事发现，受试者的判断更有可能受其记忆中相关事件提取数量而非流畅性的影响。他们招募了两组学生进行心脏健康风险研究。一半学生有心脏病家族史，另一半学生没有，预计前者会更认真地对待这项任务。他们要求所有受试者回想日常生活中可能影响心脏健康的3种或8种行为（按照要求，一些人回想风险行为，另一些人回想预防行为）。没有心脏病家族史的学生对这项任务的态度很随意，遵循了可得性启发式。那些很难找到8例风险行为的学生觉得自己相对安全，而那些很难找到安全的预防行为事例的学生则觉得自己有患病风险。有心脏病家族史的学生表现出相反的模式——当能回忆起很多安全的预防行为的事例时，他们感到更安全；回忆起很多风险行为时，他们感到更危险。他们也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未来的行为会受到风险评估的影响。
结论是，回忆事例时的轻松度体现了系统1的启发作用，当系统2更多地参与其中时，人们就开始关注内容，而不是回忆的轻松度。各种证据都支持这一结论：相比警惕性较高的人，跟随系统1引导的人更易受可得性偏差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跟着感觉走”，更易受提取轻松度而非提取内容的影响。以下是这些情况发生的条件：
Rainer Greifeneder and Herbert Bless, “Relying on Accessible Content Versus Accessibility Experiences: The Case of Processing Capacity,”Social Cognition 25 (2007): 853-81.· 同时执行其他耗费脑力的任务。
· 刚回忆起人生中某段快乐的往事，心情愉悦的时候。
· 抑郁量表得分较低。
· 对任务的主题来说，与真正的专家相比，只是有学问的新手。
· 直觉信念量表得分很高。
· 如果他们（或让他们感觉）很强大。
我觉得最后一个发现特别有趣。论文作者在前言中引用了乔治·W.布什2002年11月的一句名言：“我不会浪费大量时间满世界做民调，来告诉自己我的想法是正确的。我只需要知道我的感受就好。”作者进一步表明，依赖直觉只是人格特质的一部分。只要提醒人们回想自己拥有权力的时刻，就能让他们更加相信自己的直觉。
谈 谈 可 得 性
“由于上个月有两架飞机坠毁，她现在更愿意坐火车。这真是愚蠢。风险并没有真正改变，这是可得性的偏差。”
“他低估了室内污染的风险，因为媒体很少报道。这是可得性效应。他应该看看统计数据。”
“她最近看了太多间谍电影，所以感觉阴谋无处不在。”
“这位首席执行官连续数次成功，因而不容易想到失败。可得性偏差使她过于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