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经济管理 > 思考,快与慢

第20章 有效性错觉

2 0

系统1被设计会过早下结论,而不知道有多早。由于“所见即一切”,因而只有手头的证据才算数。又因为连贯性带来自信,所以我们对自己观点的主观置信度又反映了系统1和系统2所编故事的连贯性。证据的数量和质量并不重要,因为很少的证据也能编造出精彩的故事。我们的某些重要信念完全无凭无据,只因自己喜爱和信任的人持有这些信念。鉴于所知甚少这一事实,我们对自身信念的信心实在是荒谬——但它也是必不可少的。

几十年前,我在以色列军队服役,花了大量时间在烈日下观察汗流浃背的士兵如何解决问题。当时我已获得心理学学士学位,当了一年陆军军官后,被分配到陆军的心理学部门,我的一项临时职责是协助评估军官候选人。我们用的是英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开创的方法。

有个测试叫“无领导小组挑战”,是在障碍场上进行的。8名候选人互不相识,他们都摘掉了军衔徽章,只用编号来识别。他们的任务是抬起一根长木头,越过约6英尺高的墙。团队成员都要翻过墙,而且木头不能碰到地面或墙,任何人都不能碰到墙。如果犯规了,团队成员必须报告并重新开始。

解决方法有好几种。常见的方法是,让几个人将木头倾斜成一个角度,就像巨大的鱼竿,其他人顺着木头爬过去。或者让士兵踩着别人的肩膀跳过去。轮到最后一个人时,众人以一定的角度将木头举起,他站在木头的一端,此时木头悬在空中,此人顺着木头爬过去,安全地跳到墙的另一边。这个环节很容易失败,失败了就得从头再来。

我和一名同事负责监督,记录下谁在指挥团队,谁想领导团队却遭到拒绝,以及在为团队目标努力的过程中每个士兵的合作程度。我们观察到士兵的不同表现,比如固执、顺从、傲慢、耐心、暴躁、坚持或放弃。我们看到了恶意竞争——某人的想法被团队拒绝时,他就不再努力。我们还看到士兵在危急时刻的反应:有人会斥责导致团队失败的成员,有人在筋疲力尽的团队必须从头再来时,挺身而出担当领导者。在压力下,每个人的本性暴露无遗。我们对每位候选人性格的印象就像天空的颜色一样直接、鲜明。

在观察士兵的数次努力后,我们凭借对他们的领导和决策能力的印象做出总结,并用分数确定符合军官培训资格的人选。我们深入探讨每个案例,回顾那些印象。这项任务并不难,因为我们认为自己对所有人的领导力了然于胸。有些人像强势的领导者,有些人则像懦弱或傲慢的傻瓜,还有些人表现平庸但不算太差。不少人能力很差,我们将这些人从军官候选人名单中删除。当观察融汇成连贯的故事时,我们对自己的评估充满了信心,认为根据观察结果可以直接预测他们的未来。在艰难时刻勇于担当、带领团队完成任务的士兵就是当时的领导者。我们猜测,他在训练或战斗中也会像在测试时一样出色。任何其他预测似乎都不符合我们眼前的证据。

我们对每位士兵的表现形成了连贯、清晰的印象,因而认为正式预测也同样准确。我们想到某人的评分时基本没有疑惑,也不存在矛盾的印象。我们非常肯定地说,“这人不合格”,“那人很一般,但应该能勉强完成任务”,或者“他前途无量”。我们觉得没必要质疑、调整预测,或者将预测表述得委婉些。但我们也做好了受到质疑的心理准备,“当然,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这么说是因为,尽管我们对候选人的印象很明确,但我们确信预测的作用不大。

我们无法准确预测的证据非常多。每隔几个月,我们都会召开一次反馈会议,了解学员在军官训练学校的表现,并将我们的评估与训练指挥官的意见进行比较。结果千篇一律:我们几乎无法预测他们在学校的表现。那些预测只比盲目猜测稍好一点儿。

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让我们消沉了一阵子。但这里是军队,无论预测是否有用,学员都需要遵循常规、服从命令。第二天又来了一批候选人。我们把他们带到障碍场,他们面前仍是那面墙,他们仍要抬起木头完成任务。像之前一样,我们在几分钟内看清了他们的本性。我们的预测质量很差,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评估候选人的方式,也基本不影响我们的个人判断和对预测的信心。

这一现象不可思议。我们之前的证据完全无效,这本该动摇我们判断候选人的信心,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也应该促使我们调整预测,使之更中庸,但我们也没那么做。我们知道,我们的预测比随机猜测好不了多少,但仍觉得每一个具体预测都有效。我想到了穆勒-莱尔错觉,我们知道两条线是等长的,但仍将其视为不等长。我震惊于这个类比,于是为我们的经历创造了一个术语:有效性错觉。

我发现了自己的第一个认知错觉。

几十年后,我从那个故事中了解到有关我个人思维的许多主题,这些主题也是本书的内容。我们对士兵未来表现的期望其实是一种替代,更是代表性启发式的表现。在人为环境中,花一个小时观察士兵的行为,我们就感觉自己知道他将如何应对在军官训练和领导作战时的挑战。我们的预测完全没考虑到回归——我们从薄弱的证据中预测失败或巨大的成功,没有留任何回旋余地。这是“所见即一切”的典型案例。我们对观察到的行为产生了难以抗拒的印象,并不知道成为合格军官的决定因素,也没有什么好方式来表示这种无知。

回顾这一经历,最出乎意料的是,我们对一般规则的了解(即“我们无法预测”这一事实)并未影响我们对个案的信心。当尼斯贝特和博吉达的实验受试者被告知,大多数人不会向癫痫发作的陌生人伸出援手时,他们难以置信。现在我明白了,我们的反应与他们相似。他们当然相信看到的统计数据,但基础比率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判断,他们仍认为视频中的人会帮助陌生人。正如尼斯贝特和博吉达所证明的,人们通常不愿从一般中推断特殊。

判断的主观置信度并不是对该判断正确概率的合理评估。自信是一种感觉,它反映了信息的连贯性和处理信息时的认知轻松。承认不确定性是明智的,高度自信的表述其实是在告诉你,此人构建了一个连贯的故事,这并不代表故事是真的。

1984年,我和阿莫斯以及我们的朋友理查德·塞勒访问了一家华尔街公司。接待我们的是一位高级投资经理,他邀请我们讨论判断偏差在投资中的作用。我对金融知之甚少,甚至不知道该问他什么,但我记得这段对话。我问:“你卖出一只股票之后,谁买了它?”他朝窗户那边挥了挥手,意思是他认为买家是与他非常相似的人。这就奇怪了:是什么原因让一个人买入,另一个人卖出?卖家认为他们掌握了哪些买家不知道的信息?

那次交流之后,我明确提出了关于股市的一个更大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金融业似乎建立在技能错觉的基础上。每天有数十亿股的股票交易,每只股票都有很多人买入,同时也有很多人卖出。一天之内,某只股票的交易量超过一亿股是不足为奇的。大多数买家和卖家都知道他们掌握着相同的信息,他们交易股票主要是因为彼此意见相左。买家认为股票价格太低,可能会涨价;卖家则认为股票价格很高,可能会下跌。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买家和卖家都认为当前价是不对的。是什么让他们相信自己比市场更了解股价?对大多数股民来说,这种信念只是一种错觉。

Brad M.Barber and Terrance Odean,“Trading Is Hazardous to Your Wealth: The Common Stock Investment Performance of Individual Investors,”Journal of Finance 55 (2002): 773-806.

大致而言,所有股民都认同股票市场运作的标准理论。在投资界,人人都读过伯顿·马尔基尔的著作《漫步华尔街》。马尔基尔的核心观点是,股票价格包含了关于公司价值的所有可用知识以及对股票走势的最佳预测。如果有人相信某只股票明天要涨,今天他们就会买入更多。这反过来又导致股价上涨。如果市场上所有资产的定价都正确,那么通过交易获利或亏损的情况就不存在了。完美的价格让聪明人无计可施,但也保护了蠢人,让其免受损失。然而,我们现在知道,该理论并不完全正确。许多散户在交易中不断亏损,还不如黑猩猩随机选择的结果好。首次证明这一惊人结论的是特里·奥登,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金融学教授,也曾是我的学生。Brad M.Barber and Terrance Odean,“Trading Is Hazardous to Your Wealth: The Common Stock Investment Performance of Individual Investors,”Journal of Finance 55 (2002): 773-806.

奥登首先研究了10000个证券账户7年内的交易记录。他分析了这些散户通过证券公司所做的每一笔交易,共近16.3万笔。数据非常丰富,奥登能看到所有案例中连续卖出买入的情况。这些行动透露了投资者(大多数是男性)对两只股票未来的看法:他预期自己买入的股票比卖出的股票业绩更好。

为了确定这些看法是否正确,奥登比较了投资者卖出和随即买入的股票在交易后一年内的收益。结果无疑是糟糕的。平均而言,散户卖出的股票比买入的要优质得多:年收益率高出3.2个百分点,远远超过高额的交易手续费。

Brad M.Barber and Terrance Odean, “Boys Will Be Boys: Gender, Overconfidence, and Common Stock Investment,”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6 (2006): 26-92.

重要的是要记住,这是指平均水平:有些人投资做得非常好,另一些人则非常差。然而,很明显,对于大多数散户来说,相比将想法付诸实践,洗个澡、什么都不做是更好的策略。奥登及其同事布拉德·巴伯后来的研究支持了这一结论。在一篇题为《交易有损财富》的论文中,他们发现,平均而言,最活跃的交易者业绩最差,而交易次数最少的投资者收益最高。在另一篇论文《男儿本色》中,他们表明,男性落实无用想法的次数比女性多,因此女性的投资收益比男性高。Brad M.Barber and Terrance Odean, “Boys Will Be Boys: Gender, Overconfidence, and Common Stock Investment,”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6 (2006): 26-92.

第32章进一步讨论了这种“处置效应”。 Brad M.Barber and Terrance Odean, “All That Glitters: The Effect of Attention and News on the Buying Behavior of Individual an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1 (2008): 785-818.

当然,每笔交易的对立面总有人在,他们通常是金融机构和专业投资者,时刻准备着从散户买入卖出的错误中渔利。巴伯和奥登的进一步研究揭示了这些错误。散户锁定收益的惯用做法是卖出持续升值的“优质股”,买入“垃圾股”。第32章进一步讨论了这种“处置效应”。遗憾的是,从短期来看,优质股的业绩往往比垃圾股更好,所以他们卖错了股票,也买错了股票。散户会涌向那些因为上了新闻而引发关注的公司。专业投资者往往会有选择地对新闻做出反应。Brad M.Barber and Terrance Odean, “All That Glitters: The Effect of Attention and News on the Buying Behavior of Individual an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1 (2008): 785-818.这就是金融专业人士自称为“行家里手”的原因所在。

中国台湾的股票交易研究得出结论,个人向金融机构的财富转移占其地区生产总值的2.2%,这一比例令人震惊。Brad M.Barber, Yi-Tsung Lee, Yu-Jane Liu, and Terrance Odean,“Just How Much Do Individual Investors Lose by Trading?”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2 (2009): 609-32.

尽管专业人士能从业余投资者那里获得大量财富,但没有多少选股者(如果有的话)具备年复一年击败市场的技能。中国台湾的股票交易研究得出结论,个人向金融机构的财富转移占其地区生产总值的2.2%,这一比例令人震惊。Brad M.Barber, Yi- Tsung Lee, Yu- Jane Liu, and Terrance Odean,“Just How Much Do Individual Investors Lose by Trading?”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2 (2009): 609-32.检验技能的关键是取得持续的成就,包括基金经理在内的专业投资者都未能通过这项检验。判断是否有技能的标准是个体成就差异的一致性。逻辑很简单:如果在任意一年,个体差异完全来自运气,那么投资者和基金的排名变化将呈现不稳定状态,并且与年份的相关系数是0。然而,只要技能存在,排名就会较稳定。个体差异的持续性是我们确认高尔夫球手、汽车销售员、正畸牙医或公路收费员是否有卓越技能的标准。

John C.Bogle, Common Sense on Mutual Funds: New Imperatives for the Intelligent Investor (New York: Wiley, 2000), 213.

经验丰富、工作勤恳的专业人士管理着共同基金,他们为客户买卖股票,以实现最佳收益。然而,从50多年的研究中得出的证据是确凿无疑的:对绝大多数基金经理来说,选股更像是掷骰子,而不是玩扑克牌。如果在任意一年,每三只共同基金中至少有两只业绩低于整体市场,那就更是如此了。John C.Bogle, Common Sense on Mutual Funds: New Imperatives for the Intelligent Investor (New York: Wiley, 2000), 213.

更重要的是,共同基金业绩之间的年度相关系数很小,几乎为0。任何一年的基金大涨基本都是运气使然,也就是掷骰子赢了。研究者普遍认为,选股者都在玩机会游戏,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很少有人意识到)。交易者的主观体验是,他们在极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了明智的、有根据的猜测。然而,在高效的市场中,有根据的猜测并不比盲目猜测更准确。

Mark Grinblatt and Sheridan Titman, “The Persistence of Mutual Fund Performance,”Journal of Finance 42 (1992): 1977-84.Edwin J.Elton et al.,“The Persistence of Risk-Adjusted Mutual Fund Performance,”Journal of Business 52 (1997): 1-33.Edwin Elton et al., “Efficiency With Costly Inform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Evidence from Managed Portfolios,”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6 (1993): 1-21.

几年前,我获得了一个不寻常的机会,可以近距离观察金融领域的技能错觉。我应邀与某公司的一群投资顾问交流。这家公司为富豪客户提供金融建议和其他服务。我请公司提供一些数据来准备我的演讲,他们给了我一个小宝物——一张电子表格,上面汇总了约25位匿名财富顾问连续8年的投资收益。顾问每年的得分是其年终奖金的主要决定因素。我要完成几个简单的任务:根据顾问每年的业绩对其进行排名;确定他们的技能是否存在持续差异;确定同一位顾问是否每年都能为客户带来较高的收益。Mark Grinblatt and Sheridan Titman, “The Persistence of Mutual Fund Performance,”Journal of Finance 42 (1992): 1977-84.Edwin J.Elton et al.,“The Persistence of Risk-Adjusted Mutual Fund Performance,”Journal of Business 52 (1997): 1-33.Edwin Elton et al., “Efficiency With Costly Inform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Evidence from Managed Portfolios,”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6 (1993): 1-21.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计算了每两年之间的相关系数:第1年和第2年,第1年和第3年,以此类推,直到第7年和第8年。我得到28个相关系数。我了解相关理论,因而准备寻找技能持续的弱证据。尽管如此,我还是惊讶地发现,28个相关系数的均值为0.01。换句话说,就是0。没有发现技能差异的持续相关性。结果类似于掷骰子比赛而非技能比赛。

公司中似乎没有人意识到选股者所玩游戏的性质。顾问们认为自己是颇有能力的专业人士,从事的是严肃的工作。他们的上司也认同这一点。研讨会的前一晚,我和理查德·塞勒与公司高管共进晚餐,这些高管有权决定顾问的奖金。我们让他们猜测顾问排名的年度相关性。他们像是早就猜到一样,笑着说“不是很高”或“业绩肯定会波动”。然而,很快我们就知道,他们根本没想到平均相关系数是0。

我们向高管传达的信息是,至少在构建投资组合方面,公司的回报看似来自技能,实则来自运气。他们应该感到震惊,但事实上并没有。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不相信我们的结论。他们怎么可能不信呢?毕竟,我们分析的是他们自己的业绩,尽管我表达得很委婉,但他们精明老练,能理解我的意思。我们平静地吃着晚餐。我敢肯定,我们的发现及其含义很快会被遮掩,公司仍照常运行。技能错觉不仅是个人的偏差,也深深根植于金融业的文化中。质疑这类基本假设的事实威胁到人们的生计和自尊,绝不会被接受。人们不会思考并理解它。在关于业绩的统计研究中更是如此。研究提供的基础比率信息与人们从经验中获得的个人印象相冲突时,人们通常会忽略这些信息。

第二天上午,我们将调查结果告诉顾问,他们的反应同样平淡。对他们来说,自己审慎判断复杂问题的经历远比模糊的统计事实更有说服力。访问结束后,前一晚与我共进晚餐的一位高管开车送我去机场。他带着一丝戒备的语气说:“我为公司创造了很好的业绩,没有人能夺走我的功劳。”我笑了笑,什么也没说。我想:“今天上午我夺走了你的功劳。但如果你的成功主要靠运气,又有几分功劳是真正属于你的?”

认知错觉可能比视觉错觉更顽固。即使知道穆勒-莱尔错觉,你看线条的方式依旧不会改变,但它改变了你的行为。你知道,附加鳍状标志的线条给你留下的长度印象不可信。你也知道,不能相信你看到的穆勒-莱尔标准图示。被问及线条的长度时,你的答案来自可靠的信念,而非视觉错觉。相反,我和同事从军队实践中得知,领导力评估测试的效度很低,我们在理智上接受了这一事实,但它没有对我们的感受或后续行动产生影响。我们在金融公司看到的反应更极端。我确信,我和塞勒告知高管和投资经理的信息会立即被丢入记忆的死角,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伤害。

无论是业余投资者还是专业投资者,大多数人都固执地认为自己比市场更高明。技能错觉违背了他们所接受的经济理论,也与通过冷静评估个人经历获得的体验相抵触。为什么会这样?金融界的技能错觉具有普遍性和持久性,在解释其原因时,需要提及前几章的许多主题。

选股者认为自己使用了高超的技能,这是造成技能错觉最大的心理因素。他们查看经济数据和各种预测,审查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评估高层管理的质量,估计竞争状况。这些都是需要经过大量培训才能胜任的重要工作,也是从业者运用技能的直接(有效)体验。遗憾的是,拥有评估公司商业前景的技能并不能确保股票交易的成功。关键问题是,股价中是否包含公司信息。交易者显然缺乏回答该问题的能力,但他们似乎对自己的无知一无所知。这类似于我在障碍场上观察学员时的发现。交易者的主观信心只是一种感觉,不是判断。理解了认知轻松和关联连贯性,我们可以确定,主观信心源于系统1。

最后,有效性错觉和技能错觉受到专业文化的有力支持。我们知道,志同道合的信徒群体会让人们对任何观念坚信不疑,无论它们有多荒谬。考虑到金融界的专业文化,很多投资者认为自己是天选之子就不足为怪了。

人们总能轻而易举地解释过去,因而,“未来是不可预测的”这一观点每天都被错觉所颠覆。纳西姆·塔勒布在《黑天鹅》中指出,我们倾向于编造并相信连贯的故事,很难接受自己预测能力的有限性。事后看来,一切都合情合理。金融评论员每晚对当天事件进行令人信服的解释,正是利用了这个事实。我们无法抑制一种强大的直觉,即从后见之明的角度看,今天讲得通的事必然是昨天可预测的事。理解过去的错觉让我们过度相信自己预测未来的能力。

“历史的行进”这一常用比喻意味着秩序和方向。行进不同于漫步或散步,它不是随机的。我们以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文化技术的发展或伟人的雄才大略等应该可以解释历史进程。然而,历史大事件是由运气决定的,尽管这是可论证的事实,却仍然令人震惊。如果没有希特勒和斯大林,很难想象20世纪的历史走向,也很难想象重大社会运动的存在。但在卵子受精前的那一刻,希特勒的胚胎还有一半概率是女性。将这两个事件组合在一起,20世纪有1/4的概率不会出现这两个历史人物。而且我们不可能争辩说,如果没有他们,历史仍大致相同。这两个卵子的受精产生了重大后果,让“长期发展是可预测的”成为一个笑话。

然而,有效预测的错觉仍岿然不动,靠预测为生的人(不只是金融专家,还有商界和政界评论员)借此牟利。电视台、广播电台和报纸都有自己的专家团队,他们的工作是评论最近发生的事,同时预测未来。观众和读者感觉自己获得了机密信息,至少是有独到见解的信息。毫无疑问,评论员及其推动者确信他们提供的正是这类信息。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泰特洛克经过20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于2005年出版了《狐狸与刺猬——专家的政治判断》。他在书中解释了所谓的专家预测,为讨论该话题设定了术语。

泰特洛克采访了284名受访者,他们的工作内容是“对政治和经济趋势发表评论或提供建议”。他要求受访者评估某些事件在近期发生的概率,这些事件涉及他们的专业领域和非专业领域。比如,戈尔巴乔夫会在政变中被赶下台吗?美国会在波斯湾开战吗?哪个国家将成为下一个新兴大市场?泰特洛克共收集了80000多份预测。他还询问这些专家是如何得出结论的;当结论被证明是错的时,他们会做何反应;他们是如何评估不支持其立场的证据的。受访者需要评估每种情况下三种替代结果的概率:在某方面(比如政治自由或经济增长)维持现状、进步、倒退。

结果令人震惊。专家的表现很糟糕,他们预测准确的概率还不如简单地平均分配三种可能结果的概率。换句话说,那些花时间研究某个特定课题、以预测为生的人,其预测准确率还不如黑猩猩的随机选择高。即使在最熟悉的领域,专家也不比外行强多少。

Philip E.Tetlock, 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 How Good is It? How Can We Know? (Prince ton: Prince 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233.

在预测方面,知道更多的人比知之甚少的人好不到哪里去。知识最多的人反而不那么可靠,因为他们的技能错觉更强,自信心爆棚。“靠知识预测,我们很快就达到边际效用递减的临界值,其速度快到令人不安。”泰特洛克写道,“在这个学术高度专业化的时代,没有理由认为顶级期刊的撰稿人、杰出的政治学家、领域研究专家、经济学家等,在‘解读’未来走势上比《纽约时报》的记者或细心的读者更精准。”Philip E.Tetlock, 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 How Good is It? How Can We Know? (Prince ton: Prince 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233.预测者名气越大,预测结果越夸张。他写道:“相比那些不受媒体重视的同事,炙手可热的专家要自信得多。”

泰特洛克还发现,专家拒绝承认错误,即使不得不认错也会找很多借口。比如,只是时机预测得不对,发生了无法预料的事件,或者预测错误情有可原。毕竟,专家也是人。他们自命不凡,讨厌犯错。泰特洛克说,专家犯错并非信念使然,而是因为思考方式有问题。以赛亚·伯林写了一篇评述托尔斯泰的文章,名为《刺猬与狐狸》。泰特洛克使用了其中的术语。刺猬“知道一件大事”,对世界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他们在合乎逻辑的框架内解释特定事件,对不按自己的方式看待事物的人感到不耐烦,对自己的预测充满信心。他们尤其不愿承认错误。对刺猬来说,错误的预测都只是“时机不对”或“近乎正确”。他们固执己见,毫不含糊,这正是电视制片人乐意在节目中看到的效果。两只意见相左的刺猬互相攻击对方愚蠢的观点,可谓一出好戏。

而狐狸是复杂的思考者。他们不相信一件大事会推动历史进程(例如,他们不太可能接受这一观点,即罗纳德·里根仅凭一己之力与苏联对抗,从而结束了冷战)。狐狸认识到,现实来自许多不同主体和力量的相互作用,其中也包括运气,往往会产生不可预测的重大结果。在泰特洛克的研究中,狐狸是胜出者,尽管其表现仍然很差。被邀请参加电视辩论的更可能是刺猬,而不是狐狸。

——世界本就难懂

本章的重点并非强调预测未来的人会经常出错,这是不言而喻的。本章的重点在于,第一,预测错误不可避免,因为世界是不可预测的;第二,高主观置信度不能作为判定准确性的指标(低置信度可能会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

短期趋势可以预测,根据过去的表现可以准确预测人的行为和成就。但是,我们不应该期望根据障碍场上的行为预测军官在训练和战斗中的表现——测试和现实世界中的行为都是由特定情况下的许多因素决定的。从8名候选人中撤下一名自负的成员,其他人的个性就会与原来不同。让狙击手的子弹偏离几厘米,军官的表现就会改变。我并不否认这些测试的效度——如果一项测试预测重要结果的效度达到0.20或0.30,就应该使用该测试。不过,不应该抱更大的期望。华尔街的选股者希望自己的价格预测比市场更准确,但你不该对他们抱多大期望,甚至不该有所期望。你也不该对评论员的长期预测寄予厚望——尽管他们的短期预测颇有见地。可预测的未来与不可预测的长远未来之间尚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

“他知道记录表明,这种疾病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测的。他怎么能如此自信?听起来像是有效性错觉。”

“她有一个连贯的故事,解释了她所知道的一切,这种连贯性让她感觉很好。”

“是什么让他相信自己比市场更聪明?是技能错觉吗?”

“她属于刺猬型。她相信某个解释一切的理论,这给了她理解世界的错觉。”

“问题不在于这些专家是否训练有素,而在于他们的世界是否可预测。”

上一章 封面 书架 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