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体验幸福

第 3 7 章

体 验 幸 福

我对幸福研究感兴趣大约是在15年前。很快我就发现，几乎所有关于该主题的认知都来自数百万人对一个调查问题的反馈，该问题有许多大同小异的问法，人们普遍认为它是测量幸福的方法。这个问题问的显然是你的记忆自我，它使你思考你的生活：

另一个经常被提及的问题是：“综合来看，你如何评价近期的事情？你会说自己很幸福、非常幸福还是不太幸福？”这个问题被纳入了美国的一般社会调查，它与其他变量的相关性表明，满意和体验幸福是交织在一起的。盖洛普调查中使用的一种纯粹的生活评估方法是坎特里尔自我定位奋斗量表，在该量表中，受访者以阶梯的方式对自己当前的生活进行评分，0分表示“你可能过上的最悲惨的生活”，10分表示“你可能过上的最幸福的生活”。这种表述方式建议，人们应该专注于他们认为对自己来说可能的事情，但有证据表明，世界各地的人们对美好生活有共同的标准，这就是各国GDP与其公民平均幸福阶梯得分之间相关性极高（r=0.84）的原因。Angus Deaton,“Income, Health, and WellBeing Around the World: Evidence from the Gallup World Poll,”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2（2008）:53-72.

综合考虑，你对自己近期的生活有多满意？

在对结肠镜检查和冷手实验的错误记忆研究中，我谈到了幸福的话题，因而很自然地怀疑，将生活的整体满意度作为测量幸福的有效标准是否合理。在我的实验中，无法证明记忆自我是可靠的证人，于是我将注意力集中在体验自我的幸福上。我指出，如果出现以下情况，那么说“海伦在3月里很开心”是有道理的。

大部分时间，海伦都在做她想继续做下去的事，没有做不想继续做的事，她几乎没将时间耗费在想回避的情境中（这很重要，因为人生短暂），也没将太多时间花在可做可不做的事上。

有些事我们想继续做下去，不想停止，这类体验很多，包括身体和心理的快乐。我想到一个例子，与海伦愿意持续做事的情境有关，那就是完全沉浸在任务中，即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所说的“心流”——一些艺术家在创作时会体验到这种状态，沉浸于电影、书籍或填字游戏时，很多人也会达到这种状态。在心流状态下，人们不想被打断。我的幼年时光很幸福，我记得妈妈把我的玩具收走，带我去公园时，我总是会哭。当她把我从秋千和滑梯上带走时，我还是会哭。抗拒被打断表明，无论是玩玩具还是荡秋千，我当时都很开心。

我建议，像评估两名结肠镜检查者的体验那样，通过评估海伦在生活的连续瞬间所体验的幸福来精准测量其客观幸福。在此，我遵循埃奇沃思一个世纪前提出的“快乐测量仪”法。最初，我热衷使用该方法，倾向于忽视海伦的记忆自我，认为对于她的体验自我感受到的实际幸福而言，记忆自我是不靠谱的证人。我预感这个立场过于极端，事实证明的确如此，但这是一个好的起点。

体 验 幸 福

经济学家是普林斯顿大学的艾伦·克鲁格，他以对异常数据的创新分析而闻名，心理学家是戴维·史凯德，他拥有方法论方面的专业知识；亚瑟·斯通是健康心理学、经验抽样和生态瞬时评估专家；诺伯特·施瓦茨是社会心理学家，也是调查方法专家，他发表了幸福研究的实验评论，包括复印机上的一角硬币影响随后的生活满意度报告的实验。 在一些应用中，受试者还提供了生理信息，如连续的心率记录、偶尔的血压记录或用于化学分析的唾液样本。该方法被称为生态瞬时评估。Arthur A.Stone, Saul S.Shiffman, and Marten W.DeVries,“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WellBeing: The Foundations of Hedonic Psychology,”in Kahneman, Diener, and Schwarz, WellBeing, 26-39.

我组建了一个“梦之队”，成员包括三位研究方向各异的心理学家和一位经济学家，我们一起开发体验自我的幸福测量方法。遗憾的是，连续记录体验是不可能的——人在持续报告自身体验的同时，无法正常生活。后来出现的替代方法是契克森米哈赖发明的体验抽样法。该方法自首次使用以来一直在完善。如今，通过对个人手机的编程，使其白天在随机间隔的时点发出嘟嘟声或振动，就能实现体验抽样。手机上会显示一个简短的问题菜单，问受试者此刻在做什么，被打断时和谁在一起。受试者还会看到一个评分量表，为此刻各种感受的强度评分，比如幸福、紧张、愤怒、担忧、专注、身体疼痛等。

Daniel Kahneman et al.,“A Survey Method for Characterizing Daily Life Experience: The 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Science 306 (2004): 1776-80.Daniel Kahneman and Alan B.Krueger,“Developments in the Measureme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 (2006): 3-24. 之前的研究已证明，以足够生动的细节提取到过去的情形时，人们能够“重温”在过去情形中的感受。Michael D.Robinson and Gerald L.Clore, “Belief and Feeling: Evidence for an Accessibility Model of Emotional Self-Report,”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8 (2002): 934-60.

尽管体验抽样的干扰程度没有大多数人预想的那么严重，回答问题也只需要很少的时间，但它的成本很高，而且过程烦琐。我们需要更实用的替代方案，于是开发了一种方法，称为“日重现法”。我们希望它不但能接近体验抽样的结果，而且能提供更多信息，表明人们如何利用时间。我们邀请受试者（早期的受试者都是女性）参加两小时的实验，先让她们详细回顾前一天的经历，将其分解成几个片段，就像电影中的场景一样。之后，她们会基于体验抽样法回答关于每个片段的问题。她们从一份列表中选择自己参与的几项活动，标出最关注的一项，还要列出与自己共处的人，并在0～6的等级范围内为几种情绪强度打分（0代表没有感觉，6代表感觉最强烈）。我们的方法基于这样的证据，即那些能详细回忆过去情境的人，也能重温当时的感受，甚至能体验情绪刚出现时的生理反应。

我们假设受试者能精准回忆某段经历中典型时刻的感受。与体验抽样的几次比较证实了日重现法的有效性。受试者还报告了经历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因而我们能算出她们在一天中清醒状态下情绪的时长权重。在我们对日常情绪的综合测量中，长时经历的权重比短时经历大。问卷还包括生活满意度测量，我们将其解释为记忆自我的满意度。我们使用日重现法研究了美国、法国和丹麦数千名女性情绪幸福和生活满意度的决定因素。

单一的幸福值很难表示某一时刻或某段经历的体验。积极情绪的种类很多，包括爱、喜悦、投入、希望、欢乐等。消极情绪也有很多种，包括愤怒、羞耻、抑郁和孤独等。尽管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交织在一起，但生活中多数时刻还是可以区分出积极或消极的。通过对比积极和消极形容词的等级，我们可以识别不愉快的经历。如果消极情绪的等级高于所有积极情绪的等级，我们就说这段经历是不愉快的。我们发现，美国女性约19%的时间处于不愉快的状态，略高于法国女性（16%）或丹麦女性（14%）。

Alan B.Krueger, ed., Measuring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Nations: National Accounts of Time Use and WellBe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我们将个体处于不愉快状态的时间百分比称为U指数。例如，某人在一天16小时的清醒状态下，有4小时处于不愉快状态，其U指数就是25%。U指数的优点是它并不基于评价量表，而是基于客观的时间测量。如果某个总体的U指数从20%降到18%，你就可以推断，该总体处于情绪不适或痛苦的总时间减少了1/10。

Ed Diener,“Most People Are Happy,”Psychological Science 7 (1996): 181-85.

一个显著的观察结果是情绪痛苦的分布并不均等。约一半受试者说，她们一整天都没有经历不愉快的事。另一方面，极少数人在当天大部分时间体验了重度情绪痛苦。看来，一小部分人承受了大部分痛苦——无论其原因是身心疾病、抑郁气质，还是生活中的不幸和个人悲剧。

我们还可以计算各种活动的U指数。例如，我们可以测量人们在通勤，工作，与父母、爱人或孩子互动时处于消极情绪的时间比例。在1000名美国中西部城市的女性中，不同活动的U指数分别是：早上通勤29%，工作27%，照顾孩子24%，做家务18%，社交12%，看电视12%，性生活5%。工作日的U指数比周末高出约6%，主要是因为周末人们在不喜欢的活动上花费的时间较少，不必承受与工作相关的紧张和压力。最出乎意料的是与孩子相处时的情绪体验，美国女性带孩子时不开心的程度比做家务还要高一些。我们发现，法国女性和美国女性存在几点差异：法国女性与孩子相处的时间较少，但更享受亲子时光，或许是因为她们比较容易找到托儿机构，下午开车送孩子参加各种活动的时间较少。

无论何时，人们的心情都取决于自身性格和整体幸福感，但情绪幸福在一天和一周中也会有很大波动。当下的心情主要取决于当前的情境。例如，影响总体工作满意度的因素（比如福利和职位）一般不会影响工作情绪，情境因素更重要，比如与同事交往的机会、工作环境中的噪声、时间压力（这是负面情绪的重要来源）以及老板在场（我们在第一项研究中发现，只有这件事比孤独更糟糕）。注意力是关键。情绪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关注的事情，我们通常专注于当下的活动和环境。不过也有例外，主观体验的质量由反复出现的想法而不是当前事件决定。当坠入爱河时，即使遇到堵车我们也很开心；悲伤时，即使看搞笑的电影我们也会闷闷不乐。但在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们专注于当下，苦乐便会从中而生。例如，要享受吃的快乐，你必须意识到自己在品尝食物。我们发现，法国女性和美国女性在进食上花费的时间大致相同，但法国女性进食时的专注力是美国女性的两倍。美国人进食时通常会做其他事情，从中获得的快乐也就相应地减少了。

这些观察结果对个人和社会都有意义。如何利用时间是人生中可控的事情之一。很少有人能通过意志力让自己拥有快乐的性情，但有些人会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他们减少通勤时间，花更多时间与喜欢的人一起做喜欢的事。与不同活动相关的感受表明，改善体验的另一种方法是将被动休闲（比如看电视）时间用于更积极的活动，比如社交和锻炼。从社会角度来看，提高劳动者的交通便利性、为职业女性提供托儿服务、为老年人提供社交机会可能是降低社会U指数比较有效的方法——即使只降低了1%也是了不起的成就，这相当于避免了数百万小时的痛苦。将有关时间利用和体验幸福的全国性调查结合在一起，可以从多种角度为社会政策提供信息。我们团队的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首次将该方法的基本原理引入全国性统计中。

盖洛普致力于在幸福领域中的探索。多年来，我一直是参与其中的几位资深科学家之一。

有关体验幸福的测量已在美国、加拿大及欧洲各国的大规模全国性调查中使用，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已将其应用于对美国和超过150个国家的数百万受访者的调查中。民意调查获得受访者前一天所体验的情绪报告，尽管内容不像通过日重现法记录的那样详细。庞大的样本量为精细的分析提供了数据，证实了情境因素、健康状态和社交在体验幸福中的重要性。头痛会让人痛苦，这不足为奇，除了健康，对当天情绪最好的预测因素是，受访者是否与亲朋好友联系过。可以略微夸张地说，幸福是与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共度时光的感受。

盖洛普的数据让我们能够对幸福的两个层面进行比较：

· 人们在生活中体验到的幸福。

· 人们在评价自己的生活时做出的判断。

盖洛普通过一个问题来测量生活评价，该问题被称为“坎特里尔自我定位奋斗量表”：

请想象一个阶梯，阶梯底部为0，顶部为10。顶部代表你可能过上的最幸福的生活，底部代表你可能过上的最悲惨的生活。你认为自己现在处于哪一级？

就生活评价而言，生活中某些方面的影响比生活体验更大，教育程度就是一个例子。较高的教育程度与较高的生活评价有关，但与更高阶的体验幸福无关。的确，至少在美国，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通常说自己的压力较大。另一方面，生病对体验幸福的负面影响比对生活评价的负面影响要大得多。带孩子也会大幅增加日常情绪成本——来自父母的报告中经常出现压力和愤怒，但带孩子对生活评价的负面影响较小。参与宗教活动有利于获得积极情绪，减轻压力，但对生活评价的影响较小。出乎意料的是，宗教并不能缓解抑郁或忧虑。

Daniel Kahneman and Angus Deaton,“High Income Improves Evaluation of Life but Not Emotional WellBeing,”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7 (2010): 16489-93.

盖洛普-健康之路幸福指数是一项针对1000名美国人的每日调查，研究者分析了超过45万份回复，为幸福研究中最常见的问题提供了明确但出乎意料的答案：金钱能买到幸福吗？结论是，贫穷会让人痛苦，富有可能会提高生活满意度，但（平均而言）并不能增强人体验到的幸福。

Dylan M.Smith, Kenneth M.Langa, Mohammed U.Kabeto, and Peter Ubel,“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Financial Resources Buffer Subjective WellBeing After the Onset of a Disability,”Psychological Science 16 (2005): 663-66.

重度贫困加剧了生活中其他不幸的体验效果。尤其是，疾病对赤贫者的影响比对生活安逸者的影响更严重。对那些收入水平处于前2/3的人来说，头痛会使悲伤和忧虑的比例从19%增加到38%。但对于最贫穷的1/10人口来说，相应比例分别为38%和70%——他们负面情绪的基线水平较高，增长幅度也较大。赤贫者与其他人的巨大差异也体现在离婚和孤独对情绪的影响中。此外，相比大多数人，周末对赤贫者体验幸福的有益影响要小得多。

在2010年2月的一次TED演讲中，我提到了6万美元的初步估计，后来做了更正。 Jordi Quoidbach, Elizabeth W.Dunn, K.V.Petrides, and Moïra Mikolajczak, “Money Giveth, Money Taketh Away: The Dual Effect of Wealth on Happiness,”Psychological Science 21 (2010): 759-63.

在高生活成本地区，家庭收入超过75000美元（在生活成本较低的地区，这一数字可能会更低），体验幸福达到饱和，不会再增长了。超过该水平，与收入相关的体验幸福的平均增长率恰好为0。这个结果出人意料，因为更高的收入无疑可以买到很多快乐，比如去好玩的地方度假，买歌剧票，以及改善生活环境等。为什么多出来的快乐没有出现在情绪体验的报告中？合理的解释是，收入越高，享受生活小乐趣的能力就越低。这一观点得到了提示性证据的支持：学生吃巧克力时，促发他们想到财富，他们的表情就没那么快乐了！

收入对体验幸福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收入超过一定程度，就不再对体验幸福产生任何积极影响了，但较高的收入能带来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关于幸福的一般结论如同结肠镜检查的结论一样清晰：人们的生活评价可能与实际体验相关，但二者并不相同。将生活满意度作为测量体验幸福的指标没有什么错，这正是我几年前的观点。它完全是另一码事。

谈 谈 体 验 幸 福

“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减少人类痛苦。我们的目标是降低社会的U指数。优先事项应该是应对抑郁症和赤贫。”

“提高幸福感最简单的方法是掌控你的时间。你能将更多时间用于喜欢的事吗？”

“收入超过饱和水平，可以买到更多愉快的体验，但你会失去享受低价体验快乐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