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我在本书开头介绍了两个虚构的角色，花了一些时间探讨了两个物种，尾篇以两个自我结束。两个角色分别是直觉型、快思考的系统1，以及需要费力的、慢思考的系统2。系统2监控系统1，并在有限的资源内尽可能保持控制状态。两个物种分别是生活在理论中的虚构的经济人，以及在现实世界中行动的普通人。两个自我是指体验自我和记忆自我，前者负责生活，后者负责记分、做选择。在此，我按照倒过来的顺序来探讨三组差异的应用。

记忆自我和体验自我的利益可能会发生冲突，这个问题比我最初设想的更棘手。在早期的冷手实验中，时长忽视和峰终定律导致人们做出明显荒谬的选择。为什么人们自愿承受不必要的痛苦？我们的受试者把选择权交给了记忆自我，宁愿重复留下较好记忆的实验，尽管那意味着要忍受更多痛苦。在极端情况下（比如，可能出现创伤后应激反应），根据记忆质量进行选择可能是合理的，但冷手体验并没有造成创伤。如果客观的观察者为他人做选择，那么他肯定会选择短时经历，倾向于照顾受试者的体验自我，但人们为自己做的选择却总是错的。无论在《茶花女》歌剧中，还是对珍的人生判断中，人们评价故事时的时长忽视和峰终定律都是站不住脚的。以生命的最后时刻来评价整个人生，或者在决定哪种人生更值得拥有时不重视时长，这些做法都毫无道理。

记忆自我是系统2构建的，但它评价经历和生活的鲜明特点体现了记忆的特质。时长忽视和峰终定律源于系统1，不一定对应于系统2给出的价值。我们相信时长很重要，但记忆告诉我们它不重要。对于决策制定来说，支配我们评价往事的规则是些差劲的向导，因为时间确实很重要。我们存在的核心事实是，时间最终是一种有限资源，但记忆自我忽视了这一事实。时长忽视与峰终定律结合在一起导致了一种倾向，即倾向于强烈的短期快乐，而非节制的长期幸福。与之相对立的偏见是，我们更害怕强烈但可忍受的短期痛苦，而不是中等程度的长期痛苦。由于预期将来结局较好，时长忽视让我们倾向于忍受轻度的长期不悦；反之，如果预期结局可能不好，我们就倾向于放弃长期幸福的机会。我们常听到这样的告诫：“别做那件事，你会后悔的。”这是利用人们的预期后悔制造焦虑的例子。建议听起来很明智，因为预期后悔是记忆自我做出的裁决，我们倾向于将其作为最终的决定性判断。但我们不应忘记，记忆自我的看法并不总是正确的。快乐测量仪的客观观察者会考虑体验自我的利益，很可能会给出不同的建议。记忆自我忽视时长，过分强调巅峰和结局时的感受，容易产生后见之明，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让我们对真实体验产生扭曲的看法。

相比之下，时长分量的幸福观会平等地对待人生中的所有时刻，无论它们是否值得怀念。某些时刻的分量比其他时刻更重，要么是因为它令人难忘，要么是因为它很重要。人们花在难忘时刻上的时间应该包含在时长中，为它增加分量。此刻的重要性也会因为它能改变接下来时刻的体验而得到增强。例如，花一小时练习小提琴可能会提升你多年后的乐器演奏水平或音乐欣赏体验。同理，对于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短期恐怖事件，我们应该根据它造成长期痛苦的总时长来分量。从时长分量的角度来看，只有在觉察到某个时刻是难忘的或有意义的之后，我们才能确定其权重。“我会永远记住……”或“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时刻”，这些话应该被视为承诺或预测，但它们即使发自内心，也可能是错的，而且经常是错的。很多我们信誓旦旦认为将永生难忘的事，10年后就会忘得一干二净。

时长分量的逻辑令人信服，但我们不能将其看作完整的幸福理论，因为人们认同自己的记忆自我，在意自己的故事。忽视人们需求的幸福理论无法持久。另一方面，忽视人们的实际生活体验，只关注他们对生活的看法，这种理论也无法成立。必须同时考虑记忆自我和体验自我，因为它们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哲学家会花费很长时间探索这些问题。

两个自我哪一个更重要？这不仅仅是哲学家的问题，它会影响某些领域的政策，尤其是医疗和社会福利领域。思考一下对各种疾病治疗的投资，包括失明、耳聋或肾衰竭。应该根据人们对疾病的恐惧程度来决定投资吗？应该以患者实际体验的痛苦来决定投资吗？还是应该根据患者对治愈的渴望程度，以及愿意为治愈付出的代价来决定投资？按照不同的痛苦测量标准，失明和耳聋，或结肠造口术和透析的排序可能有所不同。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但它非常重要，不容忽视。

用幸福感指标来指导政府政策不失为一种方法。在我写作本书时，学术界和欧洲一些国家对此产生了很大的兴趣。现在我们相信，总有一天，衡量社会痛苦的指数会像失业、残障和收入指标一样纳入国家统计中。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这一课题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经 济 人 与 普 通 人

在日常会话中，我们说一个人是理性的，是指我们可以与其讲道理，其信念基本符合现实，其偏好与其利益和价值观一致。“理性”这个词传达的形象是深思熟虑、精打细算、不那么古道热肠，但在公共语言中，理性的人当然是通情达理的人。对经济学家和决策理论家来说，这个形容词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检验理性的唯一标准不是看某人的信念与偏好是否合理，而是看它们是否具有内在一致性。理性的人可以相信鬼魂，只要他所有的信念都与鬼魂存在保持一致。理性的人可以宁愿被讨厌也不愿被爱，只要他的偏好是一致的。理性是逻辑自洽——无论这种自洽是否合理。根据这个定义，经济人是理性的，但压倒性的证据表明，普通人不可能是理性的。经济人不容易受各种偏差的影响，比如促发效应、所见即一切、窄框架、内部视角或偏好逆转等，而普通人无法始终如一地避免这些影响。

将理性定义为逻辑自洽，局限性非常大。它要求人遵守逻辑规则，而人类有限的思维无法做到这一点。根据这个定义，通情达理的人不可能是理性的，但他们不应因此被打上非理性的烙印。“非理性”是一个很具冒犯性的词，它意味着冲动、情绪化、顽固抵制合理的论点。人们认为我和阿莫斯的研究证明了人类的选择是非理性的，我经常为此感到不安，事实上，我们的研究只是表明，理性模型并没有准确地描述普通人。

虽然普通人并不是非理性的，但要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和更好的决策往往需要帮助。在某些情况下，政策和机构可以提供帮助。这种说法看似无伤大雅，实际上却颇有争议。芝加哥经济学派认为，对人类理性的信念与一种观念紧密相关，即保护人们免受错误选择的影响是没有必要的，甚至是不道德的。理性人应该是自由的，他们应该为自己负责。该学派的领军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与人合著了一本名为《自由选择》的畅销书，书中直接表达了这一观点。

理性主体的假设为自由主义的公共政策提供了知识基础：只要个体的选择不伤害他人，就不要干涉其选择权。市场将商品分配给愿意支付最高价的人，对效率的赞誉进一步推动了自由主义政策的制定。芝加哥学派方法的著名例子是“理性成瘾理论”，针对极度偏好强烈的即时满足的理性主体，该理论解释了他如何做出理性的决策，以接受未来成瘾的后果。我曾听到这篇论文的作者之一、芝加哥学派的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尔以一种轻松的语气说（并不完全是在开玩笑）：对所谓的肥胖流行病，我们应该考虑一种可能的解释，即人们相信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很快就会问世。他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观点：我们观察到人们看似奇怪的行为时，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他们这么做有充分的理由。只有当理由不合理时，我们才应诉诸心理学解释——贝克尔对肥胖的解释可能就是不合理的。

在经济人的国度，政府应该置身事外，只要经济人的行为不伤害他人，就允许他按照自己的选择行事。如果骑摩托的人选择不戴头盔，自由论者会维护他这么做的权利。即使人们不为养老而储蓄，或者选择沉迷于毒品，他们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种立场有时很强硬：相比大餐后抱怨餐费太贵的人，储蓄不足的退休老人不会获得更多的同情。行为经济学家不接受极端的理性主体模型，在他们与芝加哥学派的争论中，很多内容至关重要。自由的价值不存在争议，辩论双方都支持自由，但相比理性人的信奉者，行为经济学家眼中的生活更复杂。没有哪个行为经济学家会赞同国家强迫公民均衡饮食、只看有益身心的电视节目，但自由对他们来说是有代价的，承担代价的是做出错误选择的人，以及承认有义务提供帮助的社会。因此，是否应保护个人免受错误决策的影响，是摆在行为经济学家面前的两难困境。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不必考虑这个问题，因为理性主体不会犯错。对于该学派的信徒来说，自由没有代价。

2008年，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和法学家卡斯·桑斯坦合著了《助推》，该书迅速成为全球畅销书和行为经济学的“圣经”。书中出现了几个新词汇，包括经济人和普通人。它还提出了一套解决方案，在不限制自由的情况下帮助人们做出正确的决策。塞勒和桑斯坦主张“自由家长主义”，允许国家和其他机构“推动”人们做出有利于自己长期利益的决策。将参与养老金计划指定为默认选项就是助推的一个例子。要说自由会因自动参与该计划而削弱，未免过于牵强，你只需勾选一个选框就可以退出。我们之前了解到，个人的决策框架（塞勒和桑斯坦称之为“选择架构”）会对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助推的设计基础是可靠的心理学，我前面已经提到过。人们自然而然地将默认选项视为正常选项。背离正常选择的行为需要人们进行更多思考，承担更多责任，而且做比不做更有可能让人后悔。这种强大的力量能引导犹豫不决的人做出决定。

有人会故意利用普通人的弱点，尤其是利用系统1的怪癖和系统2的懒惰谋求利益，因此，普通人比经济人更需要保护。标准理论假设理性主体做重要决策时谨慎小心，会利用自己掌握的所有信息。经济人在签署合同之前会阅读并理解合同细则，但普通人通常不会。无良公司设计的合同在光天化日之下隐藏了重要信息，客户没有阅读就签署了合同，让它们钻了法律的空子。极端形式的理性主体模型有一个有害的含义，它假设除了确保告知相关信息之外，客户不需要任何保护。字体的大小和语言的复杂性被认为是不相关的——当小字体传递的信息至关重要时，经济人知道该怎么解读。相比之下，《助推》提出的建议是，公司提供的合同应简明扼要，便于普通人阅读和理解。如果客户更好地了解了合同的内容，某些公司的利润就会受损，因此，《助推》的部分建议遭到这类公司的强烈反对，但这是一个好迹象。相比最擅长混淆视听的公司成为赢家的世界，各公司以优质产品参与竞争的世界当然更美好。

“自由家长主义”有一个显著特点：它对很多政治派系都有吸引力。行为政策的最佳案例是“明天多存钱”计划。它由国会发起，得到了包括极端保守派和自由派在内的不同派系的支持，这种情况并不常见。“明天多存钱”是公司为员工提供的财务计划。签署协议的员工允许雇主在加薪时按固定比例增加其储蓄缴款。储蓄率的提高是自动执行的，直到员工告知公司自己要退出为止。这项卓越的创新计划由理查德·塞勒和什洛莫·贝纳茨于2003年提出，它提高了储蓄率，为数百万员工的未来前景带来了光明。本书读者能够识别它所基于的心理学原则。它不需要员工立即做出改变，因而避免了对直接损失的抵抗；通过将更多储蓄与加薪关联在一起，把损失转化为放弃的收益，这样的方式更容易被员工接受；自动化的特点契合了系统2的懒惰，也有利于员工的长期利益。当然，这些策略没有强迫任何人做他不想做的事，也不存在任何误导或诡计。

“自由家长主义”得到了包括英国和韩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认可，也得到了各党派政客的支持，其中有英国的托利党和奥巴马总统的民主党政府。英国政府成立了一个新单位，其使命是应用行为科学的原则帮助政府更好地实现目标。该组织的官方名称是“行为洞察团队”，但在政府内外，人们都称其为“助推小组”。塞勒是该团队的顾问。

写完《助推》之后，桑斯坦应奥巴马总统的邀请，担任信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主任，这一职位为他提供了很多机会，促使他将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知识应用于政府机构中。管理与预算局2010年的报告对其职责进行了说明。本书的读者能理解具体建议背后的逻辑，比如鼓励“信息发布清晰、简单、显著且有意义”。读者也能理解背景说明的意思，如“表达方式非常重要，例如，相比将一个潜在结果描述为收益，将其描述为损失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提到了油耗信息说明的标准化示例。还有一些已实施的应用，比如健康保险的自动注册、新版饮食指南（废弃了令人费解的食物金字塔图，改为使用餐盘中的食物分量图），以及美国农业部制定的规则（允许肉制品标签上出现“脱脂率90%”的信息，前提是必须有“脂肪率10%”的字样，“两种信息的说明文字应以同样的颜色、大小和字体并列出现，背景颜色也要一致”）。与经济人不同，普通人需要帮助才能做出明智的决策。有些方法可以提供这种帮助，它们信息量丰富，却不会强人所难。

本书将思维运作描述为两个虚构角色之间不可靠的互动过程，它们是自动化的系统1和费力的系统2。现在你对这两个系统的个性已了如指掌，能够预测它们在不同情况下的反应。当然，你也知道，这两个系统并不真正存在于我们的大脑或身体其他部位。“系统1做某事”是“某事自动发生”的简写。“系统2被调动起来做某事”是“提高警觉，瞳孔放大，注意力集中，进行某种活动”的简写。我希望你能像我一样，发现“两个系统”的说法很有用，也希望你对它们的运作方式产生了直觉，不会一直纠结它们是否存在。在发出了这一必要的警告之后，我将继续使用这种表述，直到本书结束。

专注的系统2就是我们以为的自己。系统2做出判断和选择，但它通常认可系统1产生的想法和感受，或将其合理化。你可能不知道，你对一个项目持乐观态度，因为它的领导者让你想起了自己心爱的妹妹；或者，你可能不知道，你不喜欢某人，因为他看起来有点儿像你的牙医。如果有人要求你解释一下，你会搜索记忆，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当然，你一定能找到一些。而且，你还会相信自己编造的故事。但系统2不仅仅是系统1的辩护者，它还阻止你公开表达愚蠢的想法和不恰当的冲动。集中注意力可以提高你在许多活动中的表现（试想你心不在焉时开车穿过窄道的风险），它对完成某些任务来说至关重要，包括比较、选择和有序推理。但系统2并非理性的典范，它的能力有限，获得的知识也有限。我们在推理时，并不总能清晰地思考，错误也不总是由擅自闯入的错误直觉造成的。犯错通常是因为我们（系统2）缺乏认知。

我花了大量时间来描述系统1，用大量笔墨描写我眼中的直觉判断和选择错误，但是篇幅多少并不能反映直觉思维的优劣。系统1确实是我们犯错的根源，但它也是我们正确行事的根源——我们做的大多数事都是对的。我们的思想和行动通常受到系统1的指导，总体来看，这些指导都是正确的。系统1了不起的地方是，关联记忆中保存了大量关于世界的精细模型：只需几分之一秒就能将意外与正常事件区分开来，立即产生出所期待的想法，不会惊讶得不知所措，而且会在意外和事件发生时自动寻找因果解释。

记忆还保存着我们从毕生实践中获得的大量技能，当挑战来临时，这些技能会自动提供适当的解决方案，比如避开路上的大石头，避免客户发怒。获得技能需要有规律的环境、充分的练习机会以及快速明确的反馈来指明想法和行动是否正确。具备这些条件之后，技能最终会发展起来，那些快速想到的直觉判断和选择大多是准确的。这一切都是系统1的运作，表明它是自动、快速发生的。技能的标志是能快速有效地处理大量信息。

当我们遇到可以熟练应对的挑战时，自动、快速的反应就会被唤起。在缺乏技能的情况下会怎样？有些问题需要给出具体答案（例如17×24=？），显然要调用系统2，但系统1很少被问题难倒。系统1不受能力限制的约束，还会进行多余的计算。在寻找某个问题的答案时，它会同时生成相关问题的答案，还可能答非所问，用容易想到的答案代替所问问题的答案。这种启发式答案并不一定更简单或更简练——它只是更易获取，算起来更快、更轻松。启发式答案并非随机的，大多数时候基本正确，但有时会错得离谱。

系统1在处理信息时表现出认知轻松，但它不可靠时并不会发出警告信号。人们很快想到直觉性答案，而且对它充满信心，无论这些答案来自技能还是启发式。系统2无法找到一种简单的方法区分技能答案和启发式答案。它唯一能做的是放慢速度，自己想出答案，但它不愿意这么做，因为它很懒惰。对系统1的许多建议，系统2只是粗略检查一下就认可了，比如“球拍和球”问题。系统1因此获得了坏名声，成为错误和偏差的来源。它的运作特征，包括所见即一切、强度匹配和关联连贯性等，会产生许多可预测的偏差和认知错觉，比如锚定、非回归性预测、过度自信等。

如何应对偏差？如何改善自己的判断和决策，以及我们所服务和为我们服务的机构的判断和决策？简单的答案是，如果不投入大量努力，这个目标几乎无法实现。根据我的经验，系统1不愿意受教育。抛开年龄的影响，我的直觉思维和我研究这些问题之前的表现一样，倾向于过度自信、极端预测和规划谬误。我的能力提升只体现在识别可能出错的状况，比如“这个数字会成为锚点……”“如果重新表述问题，决策可能会不一样……”。相比发现自己的错误，我发现他人错误的能力倒是有了很大的提高。

原则上，防范源自系统1的错误很简单：识别自己处于认知雷区的迹象，放慢速度，请求系统2的增援。下次再遇到“穆勒-莱尔错觉”，你就这么做。当你看到指向不同方向的鳍状线条时，你会意识到，此时不该相信自己对长度的印象。遗憾的是，在最需要开启理性程序的时候，人们却最不可能这么做。我们都希望在即将犯下重大错误时，有一个响亮的警钟提醒自己，但它并不存在，而认知错觉比感知错觉更难识别。相比响亮而清晰的错误直觉，理性的声音可能要微弱得多。在承受重大决策的压力时，质疑自己的直觉令人不快。麻烦缠身时，人们最不想做的就是提出更多质疑。结果是，你更容易发现别人在一步步走向雷区，自己身临其境时却很难察觉。旁观者的认知没那么繁忙，对信息的开放程度也比行动者高。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将本书的读者群设为评论者和闲谈者，而不是决策者。

在避免错误方面，组织的力量胜于个人，因为组织的思考较慢，有能力实施有序的流程。组织可以制定并使用实用的检查清单，进行精心编排的练习，如参考类预测和事前分析。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组织可以通过使用独特的词汇形成一种文化，让人们在临近雷区时相互提醒。无论组织生产的产品是什么，组织都是制造判断和决策的工厂。每个工厂都要有自己的方法，确保其产品在原始设计、制造过程和最终检验环节中的品质。在决策制定上，这些环节包括表述待解决的问题、收集做决策需要的相关信息，以及反思与回顾。想提高决策质量的组织应定期提升各阶段的运作效率。运作是一个常规概念。组织通常会在灾难发生后全面审查其流程，更好的做法是持续进行质量管理。要改进决策制定流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欠缺的地方有很多，比如，缺乏让组织成员掌握召开高效会议的基本技能的系统培训。

归根结底，要提出建设性批评，掌握更丰富的语言至关重要。就像医学一样，识别判断错误相当于执行诊断任务，需要精准的词汇。疾病名称犹如一个钩子，关于该疾病的所有已知信息都与之挂钩，包括易感性、环境因素、症状、预后和护理。同样，“锚定效应”、“窄框架”或“过度连贯”等称谓将我们所知的关于偏差的一切都刻在记忆里，包括偏差的原因、影响以及可以采取的措施。

饮水机旁用词更精准的闲谈与更明智的决策之间有直接联系。相比听到不情愿的自我质疑，决策者有时更易想象当下的闲谈者和未来的评论者都说了些什么。当决策者相信评论者公平公正、见多识广，并且期望在评判自己的决策时依据的是决策方式，而不仅仅是决策结果时，他们就能做出更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