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乔亚：“那不勒斯四部曲”最有力的地方之一，就是人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莉拉和埃莱娜之间关系中最为明显，她们都能感觉对方在自己身上投射的影子，即使是对方不在场，这种影响（就像一种独立存在的生命形式一样）依然存在。每一次，莉拉从埃莱娜的生活中消失，但她的影响依然存在，可以推测出，埃莱娜对莉拉的作用也一样。阅读您的小说，让人感到极大的慰藉，因为在真实的生活中，情况也是这样。那些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人（那些会搅乱我们内心、让我们方寸大乱的人）一直都会质问我们，强迫我们，他们的目的是引导我们。尽管他们已经死去，或者生活在很遥远的地方，或者和我们有过争吵，他们的影响依然存在。我觉得，有时候这种存在和影响，会改变我们的记忆。我们重新阅读人生“小说”的方式和这些重要的人关系很密切，他们的潜移默化，他们在关键时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四部曲”在我看来是一部非常现代的小说，因为它非常深入地揭示了这种关系的机制。
然而，在四部曲里，这种人与人的依存关系，延伸到了两位女性的整个世界。尼诺、里诺、斯特凡诺·卡拉奇、索拉拉兄弟、卡门、恩佐·斯坎诺、吉耀拉、玛莉莎、帕斯卡莱、安东尼奥，甚至加利亚尼老师……尽管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没有埃莱娜和莉拉那么密切，但每个人都在场，相互摆脱、抽身而出是不可能的，这些人物会不断地出现在彼此眼前。他们当然会吵架，会相互背叛，有时候甚至想杀死对方。他们说出的话，做的事，在别的场合或背景下，可能会导致他们永远断绝关系。尽管如此，但他们还是会再次出现在彼此的生活里，总是有某种东西把他们连接在一起（比如说，埃莱娜在《快报》上无情抨击了索拉拉兄弟，但马尔切洛·索拉拉对她还是很客气）。似乎只有死亡——或者是年老和衰亡，才能断开他们之间的关系。
看清这些关系的实质时，可能会让人觉得，这是一件很倒霉的事，但同时，难道也不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吗？否则的话，一个人可能会陷入一种绝对的孤独。坦白说，有时候，我很嫉妒这些人物。
费兰特：我从何说起呢？从我的孩童时期和青少年时期说起。在那不勒斯，有些贫民区非常拥挤，也很吵闹。就像您说的，一个人很难孤立出来，因为物质条件不允许。在这种喧闹的环境下，一个人要学会专注，学会抵抗各种干扰，在大部分情况下，“自我”都混杂着别人的因素，留下了别人的印记，这不是理论上的，而是一种现实。活着就意味着不断和别人产生冲撞，同时冲击着别人的生活，有时候这种冲击是正面的，有时候是一种侵犯，转眼可能又会和好。人们争吵时，不仅仅会攻击活着的人，可能会提到那些死去的人：有时候争执加剧，也会殃及姑姑、阿姨、堂姐妹、祖父祖母，甚至已经不在世的祖辈。再加上有方言、意大利语，这两种语言指向的社会群体不同，都不简单、纯粹。在一个社会群体里很正常的事，在另一个社会群体看来却很不正常。你在两种语言之间建立的关联，但本质上它们永远不一样，习俗、行为规则和传统都不一样，当你想找一条中间道路，你说的可能是一种不地道的方言，或者一种蹩脚的意大利语。
所有这些都影响着我，没有次序，没有孰重孰轻。没有任何东西成为过去，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当然，我现在有自己的小空间，很安静，我可以找回完整的“自我”，但这种表达让我觉得有些可笑。我讲述了一些女人的故事，她们是完全处于孤寂状态的女性，但在她们的头脑中，从来都没有过安静的时刻，也没有完整的时刻。按照我个人的体会，不仅仅是从小说家的角度，那种绝对的孤寂，就像一本书的书名——《过于喧嚣的孤独》。对于一个写作的人，主要人物永远都不可能彻底陷入沉默，尽管可能因为愤怒、变故，或者对方死去，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断绝很长时间了。我在思考我自己，也许在写作时，永远不可能撇开其他人。我说的不仅仅是亲戚、朋友和仇敌，我说的是其他人——男人和女人的面孔，他们只是一些影像：电视或小报上的影像，有时候是悲痛的面孔，有时候又过于凶恶。我说的是过去，是我们称之为传统的东西，我说的是那些在我们之前存在过的人，他们的行为和动作继续反映在我们身上。我们的身体，在走向死亡的道路上，有意无意地重演了死去的人的经历。就像您所说的，我们从深层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应该学会思索，发现这种内部的关联——我把这个称之为“残渣”，或者说是“碎片”——我们要找到讲述它的方法和语言。在一种绝对的冷静中，完全卷入那些纷争中，处于安全或危险的境遇，无辜或者堕落，我们都是别人碎片的集合。这些碎片是文学的一种财富。
但在面对每日庸常的生活，每日生活的艰辛时，我们很难改变方向，在这两者之间转换自如：善与恶，恶与善。假如我说，那不勒斯城区的遗产是好的，是善的，那我就是在说谎。我明白，我讲述的那个世界的枷锁很牢固，很紧密，这就像一种缓冲。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无论如何，莉拉和埃莱娜生活的环境，很多时候也很温情，很宜人。但要注意的是“无论如何”，城区会带来伤害，限制一个人的发展，也会腐蚀人，把人引向堕落。但人们却没法剪断和城区的关系，他们摆脱城区只是表面的，也不是英明之举。这些人有时候表现得很好，但忽然间会露出丑恶的一面，当然，风平浪静后，他们又会面带微笑。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没有诚信的社会群体的体现，他们都是机会主义者，他们的愤怒和虚伪都是处心积虑算计过的，这样会避免公开自己的立场：我站这边，你在那边。
因此，显而易见的是，把整个城区的人物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善意，而是恶。当然了，这个群体是由一些个体组成的，人是充满矛盾的，都有一些珍贵的人性。如果要成功地塑造这些人物，在写作时应该注意到这一点，人们总是在善和恶之间游离，有时候他们自己都意识不到。这个城区就是这副样子，莉拉和埃莱娜是这个城区的产物，城区就像一个泥潭，会让每个人深陷其中。在这个封闭、沉闷的环境中，我希望两个女孩可以来去自如，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她们固定下来，尤其是，我希望她们两个人就像空气一样，可以相互交融。但她们永远都无法摆脱出生地的引力，无论如何，她们也都能感受到那种吸引力。
现在说来，也许最难讲述的就是这种“无论如何”。需要一直都记着那些“如何”，要时时刻刻都能辨认出来它的各种表现，还有伪装，尽管感情的依恋，儿童时期养成的习惯、味道，还有方言的腔调吸引着我们，让我们游移不定、心软，让我们没有坚定的立场。也许在小说中，要体现这种可变性，就需要避免过于绝对的界定。我们都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但为了避免对漂泊不定产生焦虑，一直到老我们都会伪装出稳定的样子，尤其是文学作品，最能给人带来这种幻觉，让人相信：事情就是这样。我特别不喜欢这类故事，我更喜欢那些作者也不知道真相究竟如何的故事。对于我来说，叙事的意义在于：质疑那些不容置疑的讲述手法，消解那些像界石一样确凿的东西，凸显那些模糊而又不稳定的东西。埃莱娜·格雷科的漫长讲述，从头到脚都展示了这种不稳定性，可能要比我之前的几本书更能体现这种特点，比黛莉亚、奥尔加、勒达的故事更模糊。格雷科写在纸上的东西，开始表面上很肯定，很确信，但到后来她越来越犹豫，越来越不肯定。讲述者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她是怎么想的，她在做什么？莉拉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进入故事中的其他人呢？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我希望一切状况都是临时、转瞬即逝的。在讲述莉拉时，埃莱娜不得不讲述其他人，还有自己，那些会面和冲突留下了不同的印记。就像我说的，其他人指的是广义的很多人，这些人不断冲击着我们，我们也会对他们产生反作用。我们的独特性、唯一性，我们的身份不断破碎。在一天结束时，我们会感叹一句：真是身心俱碎啊！没有比这更真实的写照了。仔细想想，我们是这种不稳定状态的推动者，我们推动别人，或者受别人的影响，这种相互推动的故事是我们真正的经历。讲述这些故事，就意味着讲述这种相互渗透，各种碎片混杂在一起，从技术上来说，是把不同语体、不同类型的符号混合在一起。我们是各种碎片的混合体，因为一种压缩的效果，才产生了我们优雅的形象、美丽的形状，虽然一切都很偶然，充满矛盾。最廉价的黏合剂就是“刻板形象”，那些刻板印象让我们很安心，就像莉拉说的那样，问题在于，即使几秒钟的“界限消失”也会让我们陷入恐慌。在“那不勒斯四部曲”里，至少从创作意图上来说，“刻板形象”和“界限消失”都是我深思熟虑过的。
拉乔亚：莉拉在尼诺的陪伴下，去听帕索里尼（在故事中，尼诺评判帕索里尼，说他是一个只会乱搞的“死娘娘腔”）的讲座。尽管莉拉很欣赏帕索里尼，但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从来都没有出现一个类似尼内托·达沃里[26]的形象，甚至也没出现过一个天真、质朴的“小詹纳罗”，这是帕索里尼所推崇的、社会下层的理想男性，在他的《路德书信》中，他想象在那不勒斯会有这样内心淳朴的男性。在您的小说中，我是想说，那些赤贫的无产阶级，没有任何救赎的力量。在历史上，他们受推崇，是正面的形象，但实际上，他们总是被粗暴地放置于一边。对于成长于那些环境的人，或者熟悉甚至是喜欢那些环境的人，他们都会为您小说的真实性所打动，会难以忘怀。
有一些评论家把您和安娜·玛利亚·奥尔特赛、艾尔莎·莫兰黛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我觉得这很有道理，尽管您笔下的那些庶民，和库尔齐奥·马拉巴特[27]的《皮》中描写的可怕的民众很像，而不是像《海水不会冲刷那不勒斯》里的人物。这类民众真的是无可救药吗？
费兰特：我不知道，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些人物会和库尔齐奥·马拉巴特笔下的人物相似，我很久之前读过《皮》，我现在要重读一下。我想要说的是，按照我的体验，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类似于帕索里尼塑造的“小詹纳罗”。在安娜·玛利亚·奥尔特赛的《海水不会冲刷那不勒斯》中，有一章是《丧失意志的城市》，在我人生的不同阶段，我觉得这本书都是一个参照，让我开始讲述我所知道的关于这座城市的一切。但在文学创作中，那些带来启发和灵感的东西总是很难说，可能是一句比较幼稚的诗，几行被遗忘的句子，几页我们在读的时候并没有很欣赏的文字，通常这都是我们标榜的东西，就像一些徽章。我怎么说呢？至少在我构思时，莉拉和埃莱娜并不是成长于一群可怕的刁民之中，但城区的环境也并不能产生一个“小詹纳罗”，另外，帕索里尼也觉得，这是他想象出来的“人间奇迹”，是让人作呕的法西斯分子中的一个例外。我所了解的庶民城区，那些人都是普通人，他们没有钱，得想办法挣钱，他们地位低下，但同时也很暴力，他们在文化上没有什么优势，他们觉得学习很重要，但他们会嘲弄那些想通过学习获得救赎的人。
拉乔亚：对于莉拉和埃莱娜来说，学习非常重要。学习文化是她们摆脱劣势的唯一途径。尽管她们的生活中会遇到很多麻烦和障碍，但她们对文化从来没失去信心。虽然有些时候，学习并不能带来实际的东西，埃莱娜和莉拉都一直坚信：文化对于每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我们现在有很多迷失的大学毕业生，您怎么看待今天的意大利？也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和教育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埃莱娜和莉拉那么绝望，对于她们的下一代（比如说，黛黛和艾尔莎）来说，他们掌控自己人生的工具要多一些。尽管如此，我觉得学习依然是自我解放的众多工具中的一种。
费兰特：首先，我认为，不应该把学习说成是自我解放的工具。学习首先对社会流动的作用很大。在战后的意大利，教育加固了之前的社会上层，同时也为优秀的人才提供了上升的空间。那些停留在社会下层的人可能会说：我现在这个处境，是因为我当初不想学习。在莱农的经历中，当然还有尼诺的故事中，教育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但在小说中，也有抹去这种作用的时候：有一些人物也在学习，也受了高等教育，但他们的道路还是被截断了。总之，在现在的社会，过去对教育的信仰都已经行不通了。这种信仰的破灭很明显：那些迷失的大学毕业生是一个很悲剧的证明，之前获得学位，理所当然就可以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但现在，这种机制已经陷入了危机，行不通了。在故事中，有另一种理解教育的方法，就是莉拉对教育的看法。莉拉中途辍学，对于当时的女性，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尤其是对于那些贫困的女性而言莉拉被剥夺了继续受教育的权利，她就把社会文化提升的希望都寄托在莱农身上。对于莉拉来说，学习成为了一种智慧的体现，她带着焦灼在展示自己，这对于她是一种需要，让她对抗周围极端混乱的环境，是她日常斗争的工具，这种想法，让莉拉想把她的朋友变成“一个上过学的人”。同时，埃莱娜按照之前的体制，实现了出人头地的目标，但莉拉却在竭尽全力挑战这种体制，展示出了另一种可能，让之前的机制陷入危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这种危机会不会出现，我不知道，我们可以等着看。教育系统的矛盾越来越明显，这标志着这种体制已经式微了吗？我们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这已经和谋生手段没有直接的关系了？我们现在是不是更有文化了，但失去了智慧？可以说，通常我都会受那些有思想的人的吸引，而不是阐释别人想法的人。我想说，让这个世界充满了有伟大思想的人，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的目标，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一定会感觉很美好。
拉乔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很多段落，都没有那种先验性的、宿命的东西（二十世纪的很多作家都揭示的那种先验性），只有莉拉的“界限消失”。那些最重要的时刻，也就是说世界在莉拉眼前塌陷，露出了它赤裸裸、让人无法忍受的一面：一切都变形了，非常混乱，“一个黏糊糊、乱糟糟的现实”，没有任何意义。那是向人们揭示真相的时刻，每次这种真相非常可怕。这让我想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癫痫发作时的幻觉，另外我还想到了《安娜·卡列尼娜》的最后章节。当托尔斯泰小说中的主人公从马车上看着满大街的人流时，她确信人生没有意义，爱情不存在。我们都是一些被抛入乱世中的生命，弱肉强食，最后一丝希望也变得苍白，抗争也没有什么用，随波逐流也一样。没过多久，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
我无法理解（这不是一个问题），莉拉感到“界限消失”时，她的不安和焦虑，是源于她察觉到周围的世界毫无意义，还是因为那种“迷幻”时刻让她彻底打开了眼界，让她感受到相反的情况，也就是说：意义（或者说幸福、平和的可能）是存在的，但很难实现，而且超出了我们的感受力。我所关注的是虚构，就像莉拉说的，“虚假的东西，因为表面干净整洁，会让她平静下来”。虚假的东西是围绕在我们周围的堤岸，可以抵挡混乱和暴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学是虚假的，法律和哲学也一样。从一个方面来说，这注定了我们无法获得幸福，因为我们只有通过幻觉（把一个虚假的东西当真）来安慰自己。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在想，我们的本性（我们创造出一些“虚假的东西”，建立一种我们之间，我们和世界之间的真正的交流），难道不是我们写作最主要的灵感来源吗？
费兰特：每次有人提出，我的小说里缺少一种先验性的东西，就好像那是一种缺陷，我都会很惊异。这里我想提出一个声明，一个原则问题：从十五岁开始，我就再也不相信上帝的存在，无论是天上还是人间。我觉得，无论这个神存在于任何地方，这都非常危险。从另一个方面，我也很赞同神学研究的大部分观点，神学会让我们明白这一切纷争的源头在哪里。其他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些经历了各种波折，最后产生了转机的故事，还有讲述一个人实现救赎，证明幸福和安静是可能的，或者说，讲述人们能找到一片公共或者私人的伊甸园，这些故事都能给我带来安慰。以前我也尝试过写这样的故事，但我发现我无法相信这一点。最吸引我的是那些危机的场面，那些被撕裂的封条，或者说“界限消失”的意象就来源于此。形状被打破，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就像奥维德的《变形记》，或者说像卡夫卡的作品，以及巴西女作家李斯佩克朵的《格阿加所讲述的激情》。我们不能突破界限，我们要向后退一步，为了活下去，需要更好地伪装起来。我接受所有经历深刻的危机之后的幻想，还有痛苦的伪装。我喜欢那些带着切肤痛苦体验的掩饰，也就是说，明知道那些东西是虚假的，无法抵挡长期的冲击，但还是相信它们。人类是暴力的动物，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救赎，会粉碎其他人救赎的可能，产生的冲突非常可怕。
拉乔亚：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有很多吵架场景的描写，不同人物暴跳如雷，相互争吵，这些场面都刻画得入木三分。这种怒火好像具有传染性，我在读到这些章节时，有时候会忍不住用拳头砸桌子，想更深切地体会到农奇亚·赛鲁罗，或者埃莱娜的母亲呼天骂地的情景。意大利有些贫民在生气骂人时，总是让我很震动。他们骂人的话很丰富，很连贯，会有一些非常荒谬的指责，他们会互相拽头发，发出各种充满想象力的诅咒。我的外公外婆是农民，我爷爷是一个卡车司机。有时候，我听见他们骂人，或者咒骂自己和命运（尽管这种事情在城市里要比乡村多一些），那种发火的方式，我在其他地方很少见到过。有时候，我甚至有些怀念，我觉得，受压迫者怒火爆发，每个民族的体现都不一样。在法国，事情应该和意大利差不多，在英国也类似。但在一些东方的国家（比如说在泰国），那些穷人对命运的怒火，不会表现得那么激烈。
从一个方面来说，我知道这种争吵和破口大骂，可能会让人很难过，让人觉得低俗。从另一个方面，我想问一下：这难道不是文明的呼喊，他们出于本能觉得贫穷是不公正的？
费兰特：我们现在回到争吵的问题。的确如此，穷人之间的争吵是有限度的，好像就到门槛那里。吵到一定“限度”，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形象地展现了吵架的双方停留在某个地方，这个过程有力地展现了我们生活的时代。打破阶级意识的概念，还有阶级矛盾，那些穷人、生活无依的人，他们只有在表达愤怒方面时，词汇非常富有，在两个人疯狂的争吵中，他们通过语言攻击对方，把对方挡在“门槛”外面，他们肆意破口大骂，来实现某种净化。在现实中，这道门槛经常会被跨越，发展成穷人间的厮打，会造成流血事件。或者说他们会重新讲和，又回到顺从的态度，那些弱小的人会顺服霸道的人，成为机会主义者。假如您愿意，文明的“呼喊”可以这样理解，这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尊严，他们希望改变自己的处境。否则的话，穷人之间的争吵只能像《约婚夫妇》里伦佐·特拉玛伊诺的公鸡之间的争斗。
拉乔亚：对不起，我还是要提到库尔齐奥·马拉巴特。在读您的作品时，我想到了《皮》里面的话：“你们以为在伦敦、巴黎和维也纳能找到什么？你们还是会看到那不勒斯。欧洲的命运就是成为那不勒斯！”
我很难不把这句话和埃莱娜的思考联系起来：“那不勒斯是一个欧洲大都市，它的姿态很明确：它相信技术、科学和经济发展，相信自然是善意的，历史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相信民主会得到普及，但一切都缺乏根基。我有一次写道——我想到的不是我自己，而是莉拉的悲观主义——出生在那不勒斯，只在一个方面有用，就是我们从开始就知道：梦想着没有限度的发展，其实是一个充满暴力和死亡的噩梦，现在，很多人不约而同都产生了类似的想法，几乎是出于一种本能。”
这种对历史的怀疑，引发了对整个世界的不信任，或者是对自然的不信任。讲述者埃莱娜在这个系列第三本《离开的，留下的》的开头是这样说的：“但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我才发现我错了！这世界上的事情一环套一环，在外面有更大的一环：从城区到整个城市，从城市到整个意大利，从意大利到整个欧洲，从欧洲从整个星球。现在我是这么看的：并不是我们的城区病了，并非只有那不勒斯是这样，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宇宙，或者说所有宇宙都一样，一个人的能力，在于能否隐藏和掩盖事情的真相。”
我想谈论一下“历史”的问题，“那不勒斯四部曲”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人们梦想幻灭的哀歌，也可以说是一首关于现代化的哀歌。最近，有一些历史学家声称，从1950年到1990年的这四十年（分配不均现象减少，社会流动性强，人民群众经常成为主角），可能是暂时消除了不平等的一个历史阶段，这让我觉得很恐怖。您觉得，二十世纪下半叶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二十一世纪贫富差距会急剧加大，未来有待于书写，这样去面对未来，难道不是更现实吗？
费兰特：是的，我觉得正是这样：未来有待书写，还有更多可能。但是“历史”和故事已经写成了，这些故事是站在现在的“阳台”上，看着过去的电闪雷鸣，没什么比这更不稳定的东西了。人们带着怀念，或者说带着学到的概念回望过去，这其中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我不喜欢怀念，怀念有时会让人无视过去的人们遭遇的痛苦，还有笼罩着一切的贫穷，文化生活和市民生活的匮乏，渗透社会各个角落的腐败，小进步之后的倒退，幻灭，我更喜欢审视发生的事实。您提到的那四十年，对于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是痛苦挣扎的几十年。尤其是那些处于底层的女性，她们遭遇了更多的痛苦。不仅仅如此，从七十年代开始，大批人作出了巨大牺牲，经历了非人的努力，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批人和他们的子女经历了失败的痛苦。更不用说，国内的纷争不断，世界和平一直遭到威胁，技术革命和旧政治、旧经济秩序的解体同时进行，这都很有破坏力。现在的情况是，新千年的贫富差距会急剧加大，这是整个系统带来的结果。新情况是，现在的穷人已经没有之前的生活前景了，他们眼前只有资本主义系统，精神也只剩下宗教救赎，没有别的出路。现在，宗教不仅仅管理着天国的降临，也掌管着上帝在人间国度的崛起。我之前提到的神学，现在正在重新扳回局面。但就像您说的，将来发生的事可能会出人预料。我不喜欢预测未来的人，他们研究过去，在过去发生的事情里，也只看到对他们有用的部分。摸着石头过河，可能没那么快速迅捷，但更保险，尤其是当漩涡很多时。在我看来，生活在混乱的边缘无法避免，那些意识到所有生活、事物的平衡都是临时的人，尤其是写作的人会感受到这一点。脑子里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那就是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有些事情运作良好，有些东西行不通，在很远的地方，某样东西失去平衡后产生的后果，很快就会冲击到我们。
拉乔亚：“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结局，好像代表了意大利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有某种重生的意味。我在想，事情是不是真是这样？或者说，意大利是不是经常都处于悬崖之上，处于某种绝境（有时候可能真是这样，就像我刚才引用的埃莱娜的反思一样，会用一种赤裸、直接的方式，说出一些其他国家会掩盖，会修饰的现实）。我们经常会觉得脚下空荡荡的。无论如何，“那不勒斯四部曲”的故事结束于1992年夏天，也就是反黑手党法官——乔万尼·法尔科内和保罗·波尔塞利诺被谋杀的那一年，也有一种收场的感觉。故事结束于1980年的地震之后，或1994年的地震也有同样的效果。或者事情正好相反，这一次我们国家正在翻开（或者已经翻开）新的一页？
费兰特：我没有到站的感觉，我也没有看到结局。我不喜欢乐观主义者，也不喜欢悲观主义者，我只是想看着周围发生的事情。假如最后的目标是所有人过上一种不说是很幸福，但很舒适的生活，这是没有终点的。反思整个过程，牵扯到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生活，就像我说的，那是几代人的生活。我和您——还有任何人——不仅仅代表了“现在时”，不仅仅是“最近几十年”。
拉乔亚：意大利人各扫门前雪，从历史上来说，他们很少关心公众利益。我们是一个家庭至上的国家，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我们可以想象，有时候也是最大单位。同时，家庭也是产生激烈冲突的地方，我觉得这两种情况并不相悖。无论是对于莉拉还是埃莱娜，情况一直都是这样，血缘关系根深蒂固，一直都想控制我们。每一种习俗的沿袭都会有代价，这一点我同意。但在意大利，要摆脱家庭束缚，如果不经历各种痛苦的抗争，是不是依然不太可能？
费兰特：家庭本身就是暴力的，所有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东西，都有暴力的因素。也就是说，家庭关系并非我们选择的关系，那是责任强加给我们的，也不是我们决定承担的。在家庭内部，美好或糟糕的情感总是很夸张：我们总是夸大温情，拼命否认那些负面情感。上帝作为天父也很夸张，亚伯和该隐同样过分，同胞在心里激起的恶意，更让人无法忍受。该隐最后杀死了亚伯，就是想切断这种关系，他不想保护自己的兄弟。承担保护的责任让人无法忍受，不堪重负。尤其是，这种糟糕的情感不仅仅不是敌人、陌生人（这些人在河的另一边，没在我们的领土上，他们有着不同的血脉）带来的，也许是我们身边的人，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人引起的，他们是我们的镜子，我们应该爱的人，像我们自己。一个人在不造成冲突和痛苦的情况下，顺利地摆脱原生家庭是可行的，但他首先要突破自我，在不以自我为中心的基础上，要爱别人，和爱我们自己不同——这是一个危险的说法——这是我们愉快地生活在这个世上的唯一模式。我们的狂热自恋会腐蚀我们，我们争强好胜，超过别人的愿望会侵蚀我们。
拉乔亚：那些完全投身于生活的人，是不会写小说的。从这个角度看来，埃莱娜和莉拉之间的关系很典型。有很多朋友或者对手都是这样的，或者很多艺术家和他们的缪斯都是这种关系，但在小说中，这个缪斯是具体的人，而且都是非常生活化的，她们全心全意投身于生活，面对生活。莉拉完全就是俗世的女人，她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中。或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才不能记录所发生的事情。尽管埃莱娜很担心她的朋友迟早都会写出一本很精彩的书，能“客观地”讲述发生的事情，但很显然，这种情况不会出现。
类似于这样的规则反复出现，这引起了我的惊异，让我会有负罪感。假如忽然间，这些“缪斯”不再是灵感的来源，那对我们是一个威胁。在我看来，这是莉拉和埃莱娜之间关系矛盾的地方之一，如何解开这种矛盾，或者说如何和这种矛盾共存？代替别人讲述发生的故事，这在表面上看来是慷慨之举，或者说正好相反，这是一种傲慢的行为。或者（这种假定最让人痛苦）这是一种武器，可以洗清我们爱的那些人，甚至抹去他们的真实存在。从这个角度来说，您和写作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费兰特：写作是很虚荣的行为。我一直都有这种感觉，所以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偷偷写作，尤其是对那些我爱的人隐瞒我写作的事实。我怕暴露我自己，很担心他们不同意我的想法。简·奥斯丁躲在房间里写作，如果有人闯进来，她会以最快速度把稿子藏起来。我很熟悉她的反应，她为自己的自负行为感到羞愧，因为她没法为自己辩解，她获得的成功也没法抹去这种羞愧。无论我怎么想，事实都是我用自己的方式去看，去听，去想，去想象，把别人强行拉入了我的文字世界。这是我的任务吗？是一种使命吗？或者说是一种召唤？谁召唤我了，谁交给我这个使命和任务？神？人民？一个社会阶层？一个政党？一种工业文化？社会下层人民？那些打官司失败，被剥夺继承权的人？全人类？那些反复无常的女性？我的母亲，我的女性朋友？这都不是，现在一切都更赤裸、直接，其实是我授权自己写作。出于一些我自己也不知道的原因，我交给了自己这样一个任务，讲述我了解的、我所知道的时代，也就是说发生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的事情，就是小范围内的一小群人，他们的生活、梦想、幻想和语言。我要用一种无关紧要的语言来讲述这件事。有人可能会说：我们不要夸张了，这只是工作。事情可能也只是这样。事情会发生变化，尤其是，我们的叙事发生了变化，但是虚荣依然存在。我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写字，因为我交给了自己这个任务，我要讲述。这只是工作——我没法用这样的句子让自己平静下来。我什么时候认为写作是一种工作？我从来都不靠写作谋生。我写作是为了证明我活过，鉴于其他人不知道怎么写，不会写，或者不愿意写，我为自己和别人找到了一种证明的方式。好吧，假如这不是虚荣，那又是什么呢？这难道不是在说：你们看不到自己，看不到我，但我看到了你们，我看到了自己？不，这说不通。唯一的可能就是学会重新规划“自我”，把自己融入写作之中，最后脱身而出。作品写完之后就成了我们的身外之物：是我们积极生活的衍生物之一。
注：
尼古拉·拉乔亚对费兰特的采访在2015年2月到3月之间完成。这篇采访于2016年4月3日发表在《共和国报》上，标题是《我是埃莱娜·费兰特，我为什么写作》。
以下是尼古拉·拉乔亚、桑德拉·欧祖拉和埃莱娜·费兰特的书信往来。
2016年2月3日
亲爱的埃莱娜·费兰特：
非常感谢您愿意和我交流。但首先我还要感谢您写了这么精彩的作品，“那不勒斯四部曲”充满人性，也很强悍。您抬高了文学的“杠杆”，或者说，您体现了文学应有的高度，这让那些达不到这个高度的人觉得忐忑。就像您看到的，我提的那些问题，与其说是问题，不如说是我的一些个人反思，或者说我开始思考的问题，是我对这套书的看法。我希望抛砖引玉，让您可以进一步谈论您所创造的这个文学世界，还有它和我们所处的现实之间的关系。阅读您的文字真是一场难忘的体验。
向您致以诚挚的问候，
尼古拉·拉乔亚
2015年2月27日
亲爱的尼古拉·拉乔亚：
我真的非常抱歉。我很欣赏您提出的分析和问题，我试着回答这些问题，但我得承认，至少是现在，我还没法回答这些问题。刚开始是因为我感冒了，后来斯特雷加奖的事[28]让我没办法动笔。我现在很不自在，也缺乏信心，在这几天里，我每写一段话，都会觉得很不安，我担心这些文字在公布之后会被误读，或者说被人断章取义，用在不该用的地方。因此我放下了那些问题，因为我没法心平气和地回答。我最近倒是在读您写的《残酷》，看得很投入。我感觉，字里行间都能看出您一种对文学的真正激情，这种激情，我在您提出的问题，还有探讨这些问题的话语里，一下子就感觉到了。我一定会接着回答您提的那些问题，这也是因为您对我的信任，还有出于和您交流时的愉悦。但在这个特别压抑的阶段，我希望暂且放下这些问题。我希望得到您的谅解。
埃莱娜·费兰特
亲爱的埃莱娜·费兰特：
在意大利，那些关于文学的流言蜚语，基本和文学没什么关系，那都是一些让人厌烦的东西。另外，在我给您发去那些问题时，我不知道艾诺蒂出版社推荐我的小说参加了斯特雷加奖评选，也许您也不知道自己的作品也被推荐了。当我知道这些事情之后，我马上想到，我们之间的交流，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两个“公平竞争”的作家在轻松自在地交流，只是谈谈文学，那是他们唯一感兴趣的事情。但我明白，会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不失时机地捕风捉影，散布闲言碎语。但无论如何，三月十三日的阅读活动我还是会去参加。我会很荣幸在“品书”活动中阅读《我的天才女友》的一些段落。假如您以后想和我接着聊，我会很荣幸。那些闲言碎语会过去的，真正的好书会存留下来，谈论它们永远都不会晚。
致以亲切问候，
尼古拉
2015年9月30日
亲爱的尼古拉：
费兰特让我们把那些精彩问题（不仅仅是问题）的答案发给您。我觉得你们的对话很精彩，但她要求现在暂时不要发表这些东西。
致以亲切问候，
桑德拉
亲爱的尼古拉：
我答应过您，斯特雷加奖的风波过去之后，我会回答您提出的问题。现在我完成了回答，但我请求您目前不要发表。有一些回答非常长，有时候我也很混乱，我担心会有些回答过于随意，缺乏周全的考虑。我还是决定把我的答复发给您，因为我之前已经答应您了，也出于我对您的敬意和欣赏。
我在回答问题时，是按照您提出的不同主题。但我尽量撇开“那不勒斯四部曲”去考虑这些问题。就像所有那些书——无论好坏——“那不勒斯四部曲”是一个有弹性的有机体，对于读者，它就应该保持那个样子，读者可以任意去解读。我总是喜欢引用巴特的一些句子，他在评论巴尔扎克的《萨拉金》时，解读了故事中的“S”和“Z”的功能。巴特的评论有理有据，或者说是一种充满想象力的荒唐解读，他的评论说明了每个文本都有无限可能，不仅仅是句子，不仅仅是名字，包括单独的字母都是精心构思的，是为引发读者的思考。作为一个作家，提出一种“正确的阐释”，会抹去文本的弹性，这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罪过。每次这么做，我都会后悔。也许，应该允许这种情况，就是作者写的东西和读者读的东西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告诉您，您表达的已经脱离了正轨，我只是希望，我的书表达了我想到的东西，我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写的那些书。
埃莱娜
2015年10月1日
亲爱的桑德拉：
请您代我向埃莱娜·费兰特表示感谢。在我看来，她的很多回答，不但非常精彩，而且很重要，因为她面对的是文学写作的一些问题，是一个作家对文本的阐释。她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在现在的文化论坛，尤其在意大利文坛上更为罕见。
至于什么时候发表这些文字，我尊重埃莱娜·费兰特的意思。假如她还想修订、润色，让分析更清晰，也请随时联系我。对于我来说，文学高于新闻报道，时间不是问题。
致以诚挚问候！
尼古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