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赔偿

第十五章 赔偿

在1919年4月的头几天，和会进入了关键阶段，赔款问题越来越成为建构和平的核心所在。赔款的支付不仅是财政问题，同时还是对德国是否遵守《凡尔赛和约》的持续监测。声名狼藉的战争罪条款第231条，其实不是在说德国的“罪行”，而是在说它的“责任”，它需要为因同盟国“侵略而强行发动的战争”给协约国造成的损害负责。至于法国，它指望着协约国共同承担责任以确保赔款的支付。莱茵区的占领军最终将会撤出，萨尔区也可以返还，但条件是德国要履行其赔偿义务。法国和协约国将在德国开始定期支付赔款之后十五年撤出德国的土地。如果德国不支付赔款，法国就不会撤出，因此克列孟梭至少可以让法国下议院安心了。根据停火条件，德国有义务赔偿其军队造成的破坏，德国国会多数派未曾对此表示异议；赔偿总额将会高达数百亿相当于战前价值的金马克，他们也没有表示异议。然而，尽管达成了基本的一致，但在法国和英国觉得它们有权提出的最温和要求与德国在态度最为合作的时候所愿意承担的数额之间，还是有着巨大的鸿沟。

此外，在德国人看来，赔款要求会带来无法避免的、残忍的债务负担，这在某种程度上比和约中与领土相关的规定还要面目可憎。割让领土只会对边界地区造成直接影响，而赔款则不同，它关系到德国的每一个男女老少。毫不夸张地说，它每天都在折磨这个国家，这个重担会压在好几代人的身上。民族主义鼓吹者把赔款说成束缚和奴役。[1]莱茵区出现了占领军中的塞内加尔士兵强奸德国妇女的暴行。而在政治生活中，则有一些微妙的评论，认为赔款使德国沦为半殖民状态。这些强加在德国身上的外债似乎将德国打入了第三等级国家——奥斯曼帝国、波斯、埃及和中国——的行列，在帝国主义时代，这些国家只是在形式上保住了主权，实际上受到外国力量的监管和财政操控。[2]

这些担心在法国那边不是没有得到回应。确实有人幻想着要把萨尔区变成殖民矿区；巴黎方面曾经有人在无意中说出，要把德意志“奥斯曼化”。[3]只有听听这些帝国主义时代的回声，我们才能理解德国人为什么会如此痛恨向他们提出的金钱索赔。克列孟梭等站在他们对立面的人坚持认为，和约对德国的主权给予了尊重。然而，这些看法相左的人其实都在用一种过时的观念来看待“一战”之后的形势。这不仅仅是完全难以置信地把德国视为法国的帝国财产——这样的故事早在拿破仑时代就已经在暴风骤雨中走向了结局；真正误导人们的，是脱离全球的力量竞技场，孤立地看待德国在《凡尔赛和约》体系下的形势，而所有欧洲参战国现在都处于这个力量竞技场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是协约国搭建起了国际财政的新架构，因此，在1919年春天时，法国未来的从属地位已经比德国的还要清晰可见了。[4]

一

对于协约国来说，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最明显不过的事情就是，协约国的经济和金融地位已经被永远改变了。对于法国来说，这一打击无疑是最为严重的。[5]在战争之前，巴黎是仅次于伦敦的国际债权人，可现在，法国却成了一个窘迫的债务人。法国的对策之一便是牺牲德国，以使欧洲经济重新恢复平衡。有了德国的煤炭和阿尔萨斯——洛林的铁矿，法国的重工业会首先得以加强。[6]然而，在欧洲工业再平衡的这种尝试中，还包含了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它预见到了协约国内部以及跨大西洋的合作将会超越战争刚结束时的状态，出现进一步的扩展。从战略的角度来说，这与克列孟梭坚持要绝对优先考虑跨大西洋三方民主联盟是一致的。然而，克列孟梭所考虑的是几个世纪以来的欧洲历史，其言论具有19世纪激进主义的色彩。而他的商务部部长艾蒂安·克莱芒泰尔的观点则更加温和、侧重于技术层面。[7]根据1916年伦敦经济会议的决议，克莱芒泰尔构想了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全球合作，从而保证对关键性的原材料形成共同控制。[8]正如他在伦敦会议上所讲的，克莱芒泰尔希望战争能够“开启一个新的经济时代，这个时代所提倡的，是在控制、合作，以及一切能使生产过程井井有条的事物基础之上的新方式……一种新的秩序，它将意味着世界经济史上的重大转折”。[9]

法国人关于西方民主国家军事联盟的观点最终指向了北约，克莱芒泰尔的看法则预示着欧洲的联合。[10]他的伙伴包括年轻的商人让·莫内。莫内在战争期间被派驻到伦敦，负责协助完善协约国内部的运输控制系统。1919年之后，他一度与自己的战时同僚阿瑟·索尔特一起，进入了国际联盟的经济委员会。在中国开办了一段时间的企业之后，1940年，莫内又在伦敦与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合作，再次负责盟国内部的经济合作问题；到1945年，他成为法国工业现代化之父。1950年，莫内被誉为“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设计师”。[11]50年后，他在回忆录中遗憾地表示，1919年人们错失了一个机会，欧洲原本可以在这个时间点上向着工业合作的方向大胆迈出一步。“欧洲人花了很多年、付出了很多代价，才意识到，他们要么联合，要么衰退。”[12]

然而，从1919年到1945年，美国立场的变化最起码与欧洲一样多。1918年，未来的总统哈里·S. 杜鲁门（Harry S. Truman）和他充满传奇色彩的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在法国看到的都是斗争；1945年，当他们重返欧洲的时候，则敦促巴黎带领欧洲大陆走向合作与联合，那时让·莫内是他们最积极的合作者。但回到1919年，威尔逊的政府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针。威尔逊坚决反对克莱芒泰尔及其一体化方案。早在1918年11月21日，美国财政部部长威廉·麦卡杜就曾给美国在伦敦的代表发去电报，要求他们尽可能弱化协约国内部组织的功能，“从而使所有重要的谈判和决策都归于华盛顿”。[13]负责食物供给的赫伯特·胡佛则保证说，美国“不会同意任何有可能让我们的经济资源在和平之后被协约国内部组织控制的方案”。[14]有人提议实行永久的联合小麦购买计划，这让他“充满了恐惧”。在威尔逊政府看来，法国所推动的协约国内部组织其实就是“英国人”将要“在伦敦确立的某种安排”“是要花我们的钱、用我们的食物来供应整个世界”。[15]胡佛坚持认为，唯一能保证“正义”得以“全面”实现的，就是让美国独立行动。

战时规定越早被废除，资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动就会越快重新开始；繁荣与和平就会重新回来，美国的优越地位就能在其天赐的角色中得以实现；市场和商业就会取代政治和军事力量。[16]然而，推动世界经济去政治化的过程所带来的结果却事与愿违。政治并没有从经济生活中被排除，相反，欧洲越来越深地被卷入了最复杂的金融与政治的纠葛之中——赔款。1919年2月5日，克莱芒泰尔要求十人会（Council of Ten）的经济起草委员会（Economic Drafting Committee）不得不做出明确的选择。法国愿意支持一个温和的和平，但这取决于“通过各种基于广泛共识的举措”建立起“一个经济组织，以确保世界经济得以稳定恢复……”；否则，就只能用“报复和惩罚式的和平”来为“安全”提供“保障”。[17]

二

从表面来看，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协约国到底要提出多少数额的赔款要求？巴黎和会并没有给出答案，因为究竟什么样的数额既具有现实性，同时又在政治上能接受，三大国无法达成一致。在这个问题上，最大的障碍不是法国，而是英国。从一开始，法国和美国就已经具有了达成一致的基础。对德国军队所造成破坏的赔偿被明确写在停火条件内，德国对此甚至也没有提出异议。法国重建所需的费用大概是640亿金马克（150亿美元），协约国对此都表示同意。考虑到其他各方提出的合理要求，法国宣布，它可以接受德国给各国偿付总额最低为910亿金马克的赔款——只要让法国拿到最大份额就行；如果这个数额能大大增加，巴黎方面同样也乐观其成，只要法国能分到至少55%就行。1919年1月，法国和美国的专家人士基本都认可1200亿金马克（286亿美元），这与1921年5月在伦敦最终确定的1320亿金马克的差距并不是太大。

由于其主要要求没有引发争议，法国现在的首要工作就是尽可能快地拿到这笔钱。法国北部的重建已经迫在眉睫，数百万人需要重新安置，村庄需要重建，农场需要新的牲畜，工业需要重新恢复。刚开始的时候，这些费用需要用法国民众的存款或者是伦敦和纽约的贷款来支付。到1922年时，法国政府已经在被战争破坏的地区预付了相当于45亿美元的抚恤金和重建费用，这些钱基本上都来自国内借款。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德国还需要多久才能承担起提供资金的重担。[18]

英国的状况则完全不同。英国本土没有遭到严重破坏，但伦敦方面在运输上蒙受了巨大损失，它已经耗尽了自己的资本存量，还大举借债，以维持整个协约国集团的资金运转。对于英国来说，关键是分配问题。英国需要确保，让伦敦方面成为协约国战时中心的财富不会让它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背上无法承受的重担。它的风险在于，法国和比利时所遭受的严重破坏会得到赔偿，而英国的损耗不那么明显，因此有可能不被承认。此外，英国还需要确保，战后的德国不会变成一个比之前更难对付的竞争对手。简单来说，1919年春天，劳合·乔治政府的目标就是提出一个高额赔款总数，同时，不管德国实际赔付多少，英国都应当分到至少四分之一。如果不能达到这一点，那么英国将不会同意任何具体问题，从而使得在战后危机的尘埃落定之前，不会达成任何最终的解决。1918年12月时，劳合·乔治尽其所能找来的那些最强硬的专家最初计算出了一个毁灭性的总额，2200亿马克。[19]这个数字是众所周知的战前德国国家收入估算值的五倍还要多，它过于夸张，成了劳合·乔治心怀恶意的一个象征。但这个数字显然也同样让他感到吃惊。为了维护欧洲经济的平衡，英国需要打击德国，但不能让它一蹶不振。法国和美国在巴黎达成的1200亿马克是一个德国更能承受得起的债务负担，但正因为如此，它也就意味着，英国能拿到的那一份恐怕是微乎其微。如果最终的数字会让人失望，那劳合·乔治宁愿让这个坏消息晚点到来。

法国人不愿意降低他们分到赔偿的份额，劳合·乔治便把讨论引向一个更深的层面，即所受破坏的具体类型。正是在这里，英国人敲响了抚恤金的战鼓。作为英国国民保险之父，这个主题正中劳合·乔治下怀。然而，对于美国法律团队来说，英国人坚持把抚恤金的问题纳入讨论，这违反了停火时的承诺。柏林方面已经同意支付重建费用，并赔偿德国军队侵略所造成的破坏。把协约国福利开支所需的费用也算进来，这有点过分了。1919年4月1日，威尔逊总统本人必须要做出决定。接下来进行的那场辩论被视为威尔逊向狡诈的欧洲举手投降的典型事件。根据J. P. 摩根集团合伙人托马斯·W. 拉蒙特（Thomas W. Lamont）的记载，坐在那里吵了数小时之后，总统先生无可奈何地说道：“逻辑！逻辑！……我不管什么该死的逻辑了。我同意把抚恤金算进来！”总统先生就是在这一刻放弃了德国，任由英法满怀仇恨地对它进行处置吗？显然，拉蒙特担心自己的记录会被人这样理解，于是他加上了一句解释，说明总统先生并不是“随随便便说出这句话”的。威尔逊并不是在表达“轻视逻辑，他只是对技术性细节感到不耐烦，决定要跳过大段的废话直达问题的根本”，而“这个房间里的每个人心里都有同样的感受……”[20]眼前的这个问题是无法“严格按照法律原则……”来解决的，威尔逊没有耐心去听什么最初意图的长篇大论。“他……不断为之前所宣布的那些原则寻找新的意义和更广泛的应用，哪怕不是那么完美。同时他觉得，只有迫使敌人进行赔偿，才能让正义得到伸张……”[21]不管《停战协议》里如何规定，让战争造成的孤儿寡母们得到些补偿，又有什么不对呢？4月1日，威尔逊表示他同意英国关于扩大可能的索赔要求的提议。

但这一特别方式会导致一系列后果。如果所有的抚恤金要求都被允许的话，赔款总额就将变成一个天文数字，很可能导致德国直接拒绝。因此大家没有这么做，而是推迟做出最后的安排。为了补偿眼下重建所需的费用，德国要在1919年和1920年支付一大笔钱——约为50亿美元——以供协约国急用，其中大部分以实物形式支付。[22]整个过程将在一个赔款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这个委员会还需要在1921年5月1日时确定最后的赔款总额。整个偿付过程至少将一直持续到1951年。如果年金过高，德国有权进行申诉。与此同时，德国需要开出价值200亿金马克的借据，覆盖它在1921年之前需履行的义务；另外还需要开出400亿金马克的借据，覆盖到20世纪30年代时的总额度（分别为48亿美元和96亿美元）。如果德国经济状况得到了充分改善，就还需要再增加400亿金马克。[23]法国的如意算盘是把这些索赔权利卖给投资者，以获取当下急需的美元。然而，为了确保能控制这种将赔款债券市场化的行为，美国坚持要在赔款委员会中拥有一席之地，并坚持在进行这种销售之前，必须先获得委员会的全体同意。

三

显然，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但它却是各方都认可的一种妥协，伍德罗·威尔逊本人也促成了这一协定的达成。所有主要的协约国国家都在上面签了字，但它们同意的是什么呢？[24]如果说在凡尔赛达成的财政安排除了要求德国立即进行赔付之外，还有什么实质性内容的话，那就是美国、法国和英国达成了一致，同意继续进行谈判。1921年12月，英国经济学家、财政部前顾问、《凡尔赛和约》直言不讳的批评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写下了一段话，承认了这种妥协背后的政治逻辑。赔偿的安排并不高明，也不是在各个方面都可行。在某些方面，它显然充满了危险。然而，在两年多之后，凯恩斯已经能够承认“对于想要领导民主制度的人，在他所必须考虑的世界里，民众的热情和民众的无知都发挥着作用……《凡尔赛和约》是一个最好的暂时性安排，它需要民众的要求和主导者的个人特点共同作用才能实现”。如果1919年时不能达成真正安全和切实可行的条约，那就需要在今后几年依靠各国政治领导人的智慧和勇气来构建这样的条约。[25]两年之前，当凯恩斯带着深深的绝望从财政部辞职的时候，他整个人焦躁不安。没有任何人像凯恩斯那样激烈地否定《凡尔赛和约》的政治合法性，在他1919年12月出版了破坏性极强的著作《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对凯恩斯观点中的缺陷提出了严厉的批评。[26]然而，凯恩斯的批评既反映了《凡尔赛和约》所引起的幻灭感，同时也给这种幻灭感添砖加瓦。他的著作既具有经济学家的权威性，又具有内部人士的色彩和雄辩的修辞，销量高达数十万。美国共和党人在参议院攻击威尔逊时，就逐字逐句地引用了这本书里的内容；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把凯恩斯作为共产国际的必读书籍[27]；德国人张开双臂对他表示欢迎，并使伦敦和巴黎之间的气氛更加疏离。从表面上看，凯恩斯显然站在德国人一边；但即使是从德国人的立场来看，也很难明显判断出他带来的坏处没有多过好处。凯恩斯的影响力鼓舞了那些坚持拒绝支付任何赔款的德国人，而当时倘若真诚地努力遵守这份和约，尽管它存在不足，本可以让魏玛共和国躲过1923年的毁灭性危机。[28]当然，重点并不是说，凯恩斯个人要对接踵而来的灾难负责；关键问题在于，与其认为凯恩斯指明了赔款的问题，还不如将《和约的经济后果》这本书看作他重点讨论的危机的一种表现。

在英国政治集团的自由主义派别中，凯恩斯大概是最直言不讳的一位。在他看来，战争是更深层面问题表现出来的痛苦症状。[29]即使在他被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借调到英国战时工作的最核心机构——英国财政部时，凯恩斯也始终不得不努力克服自己心里深切的疑虑。1916年，他想办法获得了兵役的赦免，但并不是因为他的战时工作，而是因为他出于良心反对兵役。身为国家公职人员，他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发表文章，但在1916年4月，他用笔名发表了一篇观点鲜明的文章，支持独立工党赞成和平的立场，文中所阐明的观点在某些方面与威尔逊后来所呼吁的“没有胜利者的和平”非常相似。但凯恩斯不是一个威尔逊主义者，他是威尔逊主义者的镜像。他反对劳合·乔治以及那些决定要进行最后一击的人，恰恰是因为他们的轻率行为会使英国更加依附于美国。当威尔逊想尽办法让美国远离“旧世界”的好斗冲动时，在凯恩斯看来，欧洲则代表着一种融合了资本主义与真正的人身自由和文化自由的脆弱混合物。[30]他在美国看不到这些，哪怕是在进步主义所描绘出来的图景中也没有看到。威尔逊和凯恩斯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想让自己保持一定距离。然而，1919年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情况错综复杂。如果把《和约的经济后果》中关于和平的表述与凯恩斯自己在巴黎和会上作为专家所提供的意见进行比较，我们能感受到一种改变。然而，为了至少保留打开当下错综复杂局面的希望，这种改变是很有必要的。

凯恩斯的畅销书是一本从英国的优势地位出发来看待欧洲的著作，在这本书中，凯恩斯坚持认为英国应该立于大陆危机“之外”。[31]凯恩斯的话是说给英国政府听的，希望它能担负起领导者的角色。然而，他在书中剖析美国在这场灾难中的角色时所采取的方式却值得我们注意。在第三章中，他令人震惊地将三大国描绘成了展现民主罪恶的人物形象。威尔逊是自命不凡的长老会说教者，劳合·乔治是善变的机会主义者，但克列孟梭则是真正的恶棍——一个接受了俾斯麦政治的干瘪法国佬。然而，只有排除了对赔款细节的处理，这幅程式化群像的简单性才能得以维系。直到接下来几章，凯恩斯才提到了条约的内容和赔款。在这里，他的观点出现了细微却明显的变化，其重点在于逐点批评每一项对德国提出的过分要求。但这里有一个问题：事情本可能有不同的走向吗？

凯恩斯提出，唯一有可能消除危机的办法，就是英国和美国通过初步讨论，达成一个整体的经济安排。这里，他再一次强调了英国，但至少不再对威尔逊提出个人批评了，问题是美国代表团到达巴黎时，并没有一个恰当的经济计划。[32]直到他激烈论述的结尾，凯恩斯才提到这样一个英美联合的提议包含哪些内容。他提出的第一个补偿办法就是减少对德国的要求。但凯恩斯也承认，只有与更大范围的财政重组同时进行，这一办法才具有合理性。他再一次让英国承担起了放弃所有对德国的财政要求的领导职责。然而，这反过来又需要取消所有协约国内部的债务，同时还需要一笔10亿美元的新贷款，使赔款得以偿付，世界贸易得以重启。正如他对法国赔款要求的严厉批评，凯恩斯在书的结尾处也同样令人难受地承认，只考虑减少赔款，而不削减协约国内部的债务，将是极为不公平的。[33]

然而，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凯恩斯没有把他对财政架构的不同构想与他个人对愚蠢的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的激烈批判，以及他对于应该如何执行赔款要求的历史解释联系起来。他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计划，就好像这是一个全新的想法，是在凡尔赛没有抓住的伟大机会。他在全世界数百万的读者并不知道，对国际经济秩序进行全面的重新安排，事实上就是凯恩斯本人的提议。这一计划在凡尔赛被提了出来，但遭到了拒绝，拒绝它的不是巴黎，而是华盛顿。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出于想要对和平做出建设性修正的愿望，凯恩斯无疑想避免美国人的反责。不仅如此，他还与威尔逊一样，极度不相信法国人。但这么做的结果却是严重扭曲了和平缔造过程的政治。

正如凯恩斯所承认的，伦敦能游刃有余地采取战略行动，是因为它有能力把向德国提出哪些要求的问题与处理同美国之间债务的问题分割开来。其他协约国可没有这样的福气。1919年年初，由于国家收入低，因而承担着最难以忍受的外债水平的意大利人建议说，作为和平的前奏，华盛顿方面应该考虑对战争开支进行全面的重新分配。[34]这里的逻辑很简单，如果所有交战国中最富有、债务负担最小的美国能够对其欧洲盟友做出实质性的、高姿态的让步，那么它们就可以放宽对德国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克列孟梭政府立即对这一呼吁表示支持。美国的反应同样迅速。1919年3月8日，财政部副部长卡特·格拉斯（Carter Glass）给巴黎方面发去电报，表示任何这样的提议都会被看作违约的暗示。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能指望华盛顿方面考虑任何新的贷款。华盛顿方面坚持克列孟梭应该发表公开承诺，不会再提出削减债务的要求。[35]1919年4月，面对巴黎和会谈判的僵局，法国人再次提出削减债务，这时便有人提醒他们，克列孟梭的承诺已经被写入了国会记录中。巴黎方面得到了屈辱性的指示，要求它把自己财政上的琐事规整清楚。[36]

对于英国来说，美国和法国之间的这些冲突绝非难以接受。正如劳合·乔治在给伦敦方面的信中所说，美国人正在形成一种看法，“法国人一直都极其贪得无厌……而……他们对法国人越来越猜疑，就相应地越来越相信英国人”。[37]然而，英国人却不能说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建议的逻辑就是错误的。凯恩斯在财政部的工作就是准备英国的答复，这一答复在3月底送交给了美国。凯恩斯承认，完全取消协约国内部的债务将使美国蒙受16.68亿英镑的损失。然而，英国作为协约国的净债权大国，也将蒙受实质性的损失，高达6.51亿英镑。最大的获益者将是意大利，它将被免除7亿英镑的债务；还有法国，它的债务将减少5.1亿英镑。在大国之间，从来没有过如此巨额的资金转移，然而，考虑到协约国的相对经济实力与它们在战争中遭到的破坏，这看起来也并非毫无道理。凯恩斯后来对赔款进行的激烈批评，都在1919年3月首次付诸尝试。他试图说服华盛顿方面，让他们意识到，如果让协约国内部错综复杂的战时债务网络继续发展下去，将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凯恩斯直言不讳地说明了法国所处的绝望境地，如果英国和美国坚持要求法国偿还全部债务，“战胜的法国付给它的朋友和盟友的，将是它在1870年战败后付给德国的四倍还要多。跟同盟与伙伴们比起来，俾斯麦还算是手下留情了”。[38]如果那些能够做出让步的人不大方做出让步，那又怎么能让欧洲的老百姓接受一个让人恼火的不合适的赔款安排呢？

凯恩斯没有告诉《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读者的是，他在该书结尾所提出的建议，与法国和意大利的一样，立刻被华盛顿方面否决了。美国人不希望协约国内部各成员联系到一起。为了尽可能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威尔逊政府想与每个协约国债务国家进行双边接触，尽快推动国际自由贸易和民间金融的恢复。正是为了驳斥美国人想要尽快回到爱德华时代自由市场的观点，凯恩斯写下了一些文字，这些优美的历史叙述就是后来其畅销书主要内容的初稿。凯恩斯坚持认为，美国人想要迅速恢复自由资本主义金融的想法是基于对历史的无知。不可否认，在战争之前，大规模的私人借贷推动了世界金融市场的发展。伦敦是该体系的中心，华尔街则是一个客户。但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这个体系最多只存在了五十年的时间，十分“脆弱”，它“能够存在，仅仅是因为偿付国所承担的压力迄今为止还不是无法忍受的”，同时因为其物质利益非常可观。贷款与“不动资产”比如铁路绑定，当私人借款人和出借人之间建立起债务关系时，他们就“更广泛地与产权制度联系在了一起”。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国际借贷一直被视为进步的保证，即时债务清偿业务确保了将来能够进行更大规模的借贷。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呼吁迅速恢复民间金融的人认为，“以此类推……一个政府间的类似体系”可以成为“永久的社会秩序”。这就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战争所遗留下的债务要“庞大得多”，且“毫无疑问极其沉重”。这些债务所涉及的是日常生活中的“非不动产”，在任何方面都与私有产权制度没有直接关系。想要马上回归放任的自由主义，这样的尝试既不现实也十分危险。考虑到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工业区目前都因大规模的劳工运动受到震动，决策者不应忘记，即使是“国内的资本主义，尽管它能获得大量地方上的支持，尽管它在日常生产过程中真正发挥了作用，尽管当前社会组织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但它也不是那么安全的”。[39]

尽管这些争论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尽管赔款谈判在向着不太让人满意的方向发展，但美国人还是不愿意听到任何大规模削减债务的计划。正是为了回应美国人的不合作态度，凯恩斯想出了第二个关于国际重建的重要建议——国际贷款财团。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他大力宣扬一个10亿美元，合2亿英镑的国际贷款的想法。[40]六个月前，在凡尔赛，他更是狮子大张口。凯恩斯提议，为了让还贷的链条运转起来，需要让德国发行六倍于此，即12亿英镑的外国债券。[41]德国可以用这笔收益来满足其战时贸易伙伴最迫切的要求，从而维护自己的信誉；大约7.24亿英镑可被用于支付眼前所需履行的赔款义务。其他协约国国家则向德国提供2亿英镑的周转资金，用来支付它所急需的食品和原材料进口。为了让人们愿意购买债券，4%的利息是免税的。对于所有向德国提出的索赔要求，这些国际债券具有绝对优先权，所有中央银行都要将之视为最优抵押物。首先，12亿英镑的债券以战败国共同提供的抵押物为支持。但这一抵押的背后则是一个由战时协约国组成的财团，财团的成员反过来将对国际联盟负责。与克列孟梭不同，凯恩斯的目标并不在于创建出一个复杂精巧的政府管制的长期结构，以取代自由贸易或私人借贷。但对于那些相信“只要能够提早解除封锁或其他类似的阻碍国际自由交往的政策，就可以放心地委托私人企业去寻找解决办法”的人，凯恩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复兴欧洲的问题“对于私人企业来说太庞大了，每一次拖延都会让这个解决方案失去意义”。欧洲和美国政府必须行动起来，恢复借贷基线，这样私人项目才有可能在之后接手，否则，那些急需贷款的国家就有可能陷入经济危机、政治不稳定和信誉减退的恶性循环。[42]要想拯救自由经济，要想恢复与政治无关的国际市场，前提条件就是要采取巧妙的政治措施。

最了解欧洲状况的美国财政专家完全理解这一逻辑（表8）。1919年3月29日，J. P. 摩根的拉蒙特给美国财政部部长拉塞尔·莱芬韦尔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他在信的开头说：“美国手里有钥匙。我相信，美国财政部部长今天手握大权，可以带来一个真正的、持久的和平；如果他不能行使这一权力，没有人能预料后果将是什么——这将是一个对于美国和世界其他各国同样可怕的结果。”这封信从没有发出。[43]但在1919年5月1日，拉蒙特与经济学家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s）一起给华盛顿发去电报，呼吁财政部“谨慎而安全”地采取能采取的一切行动。[44]然而，与银行家们的同情声音不同，威尔逊政府最核心的那些人说出来的话完全不一样。早在1919年4月11日，胡佛就告诉威尔逊，安全可靠的战后秩序无法构建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结成的战时联盟基础之上。如果美国不保持距离，结果就会是无穷无尽的各种要求；而另一方面，如果美国依靠自己的实力强迫英国和法国放宽它们的赔款要求，又会让人认为美国是德国的朋友。唯一的选择就是从这种纷繁复杂的状况中完全抽身。在受美国保护时，协约国可能提出一些无理要求；而如果让协约国独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它们就不会提出这些要求了。如果不想让国际联盟变成“几个中立国围绕着”一个“武装联盟”，美国就必须要与之前的盟友脱离关系，这就必然会使“同盟帝国”和俄国“变成独立的联盟”。胡佛随后比威尔逊还要清楚地阐明了他们对于美国海外权力的共同看法中潜在的政治逻辑。在胡佛看来，“欧洲所需要的革命”还没有“结束”，美国必须承认，自己没有“那么大的胃口能管得了这件事情”。它需要防止跟一场“镇压革命的风暴”扯上关系。要求美国做出让步的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而不是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这一情况对胡佛来说似乎无关紧要。即使是与过去的盟友，美国也不能接受“协调一致的条件……这会让我们独立行动的可能性荡然无存”。美国是“世界上一个伟大的道德遗存”，它必须保护这个道德资本不受侵害。如果欧洲人不愿意完整地接受“十四点原则”，那么美国人就应该“从欧洲全身而退”，将其“经济和道德力量”集中到世界其他地方。[45]这不是孤立主义，这是威尔逊式的纯粹主义，为了维护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利益而拒绝与欧洲纠缠不清。

美国对凯恩斯的计划所做出的官方回应要比他们对法国的反应客气一些，但拒绝的态度却是同样坚定。[46]美国财政部谴责说，这个计划是欧洲又一次想把美国变成主要索赔国的尝试，也是对美国自身信誉的威胁。[47]凯恩斯的方案会让整个世界充满可疑的债务、加快通货膨胀，同时将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固定下来，而这正是诸多混乱的根源。[48]国会要求减税的强大压力使得美国绝不可能减低对欧洲战争贷款的账面价值。[49]华盛顿方面并不是不知道，如果要求立即偿付协约国内部债务，将会导致严重的危机。1919年9月，威尔逊政府宣布，协约国内部债务的利息可推迟两年偿付。[50]但华盛顿方面清楚地表明，这是一种单边妥协，不能被看作任何讨价还价的一部分，本金和利息最终都是要全部还清的。美国财政部反复重申其对债务国试图结成共同阵线的警告，美国将同每个欧洲国家单独谈判，在战争贷款和赔款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

与此同时，法国正急缺美元。秋天的时候，有几笔大型市政公债法国差点儿就无法履约了。[51]美国财政部勉强同意法国再次与华尔街接触，但强调说，美国投资者必须获得至少6%的利息，并且要用美元支付，而不是已经贬值了的法郎。但事实上，财政部还是过于乐观了。在华尔街，巴黎方面被告知，由于还有30亿美元的协约国内部贷款没有解决，它甚至连短期借款也很难获得。美国际联盟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认为，即使用12%的惩罚性利率，法国也很难吸引到借贷方。鉴于美国财政部的这种优势地位，在欧洲人看来，由私人资本市场来决定其条件的和平，很糟糕地像是一个“没有胜利者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