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年初，在兰茨贝格（Landsberg）的牢房中，希特勒思考自己第一次推翻战后秩序的尝试为何会失败。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描绘了1918年11月，视力严重受损的他在一家军事医院醒来，却发现战争已经结束，革命正在吞噬德国。他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政治家，与这个突然就出现了的新世界进行战斗。[1]贝尼托·墨索里尼在战前就已经从政了，但就像战争改变了希特勒一样，它也改变了墨索里尼。尽管墨索里尼将在希特勒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从战后危机中获利，但他们的手段和基本的历史观则是完全一致的。现代意大利和现代德国才刚刚经历了三代人，它们都建立于动荡的19世纪中叶、后拿破仑时代欧洲秩序分崩离析之时。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联合起来的，是他们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危机的相同反应。三大国在凡尔赛所代表的世界权力的现实，正是他们所要对抗的。正如1919年5月劳合·乔治向威尔逊身边的一个人所说的，“只要美国、英国和法国站在一起，我们就能阻止世界的分裂”。[2]
困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问题是，如果劳合·乔治是对的，那么历史又为德国和意大利准备了什么呢？不管是希特勒还是墨索里尼，他们在开启自己的战后事业时，都没有嘲笑西方民主制，当然，20世纪30年代时，那个自吹自擂的人可不是这么说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他们以一种混合着敬畏、恐惧、嫉妒和憎恨的心态看待西方国家。1919年春天，墨索里尼说意大利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3]三大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是显而易见的，但1919年的民主政治也没有行将就木。伍德罗·威尔逊具有空前的全球影响，但被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奉为真正受欢迎的当代政治家典范的并不是威尔逊，而是劳合·乔治。[4]对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来说，正是这位英国的战时领导人塑造出了一种世俗的民间意识形态，使整个帝国充满活力。除非暴乱分子可以团结起来对抗压迫他们的力量，否则未来就是属于西方国家这些无所不能的新秩序捍卫者的。
在1919年3月到6月的关键几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还只是普罗大众中的一员，墨索里尼稍微更有影响力些。然而，在意大利和德国，民族主义高涨的情绪都有广泛的基础。数百万人高声疾呼，他们的祖国不应该接受正在巴黎设计的新秩序留给他们的位置，他们必须尽快要求自治，否则就来不及了。然而，当1919年6月28日到来的时候，意大利和德国代表还是签署了《凡尔赛和约》。在英国、法国和美国之间的争论中，我们看到了和平的不确定性；在德国和意大利围绕接受和约进行的斗争中，我们则看到了使和平稳定下来的力量。
一1918年夏天，意大利军队击退了奥地利在皮亚韦河一线的最近一次进攻，随后等待时机，打算在10月24日卡波雷托战役一周年的时候发动一场决定性的进攻战。几天之后，奥匈帝国军瓦解了，哈布斯堡王朝也四分五裂。1918年年底至1919年年初，意大利政治阶层所面临的问题是，应当如何看待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在1918年上半年，奥兰多总理还似乎会坚定地转向偏左立场，带领意大利支持在亚得里亚海实行民族自决。然而到了12月，西德尼·松尼诺还待在外交部部长的位置上，而奥兰多在卡波雷托的灾难之后立即组建起来的基础广泛的联盟已经四分五裂了。支持战争的著名社会主义者比索拉蒂，以及奥兰多亲美的财政部部长弗朗西斯科·尼蒂都辞去了职位。支持带有兼并主义色彩的《伦敦条约》的人正在全力以赴，但左翼也团结起来了。妥协的空间正在急剧变小。1919年1月，当威尔逊总统访问意大利的时候，他在各处受到人们的欢迎。然而，就在威尔逊结束访问后不久，在一次米兰的集会上，比索拉蒂想要发表他对国际联盟的看法，却被墨索里尼等一帮暴民轰下了讲台。[5]
1918年时，《伦敦条约》还只是一个国内政治事件，但在1919年，它却变成了一场国际大事件，是对新的国际政治重要意义的一次考验。威尔逊对意大利不是不通融，他非常乐于同奥兰多合作，松尼诺的名声也不错，人们认为他是个诚实的商人。让他的纯粹主义支持者感到失望的是，威尔逊对意大利十分慷慨，他牺牲了战败的奥地利，让罗马完全控制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及其德语人口。[6]根据《伦敦条约》，仅仅是为了增强意大利，就需要把130万斯拉夫人、23万奥地利人，以及成千上万的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划归意大利的主权范围。但松尼诺却不为所动。事实上，在参会者当中，他是唯一一个对新规范连恭维话也不愿意说几句的人。[7]尽管威尔逊总统现在可能指责《伦敦条约》，但它曾经是意大利、英国和法国之间的郑重承诺。为了这个条约，意大利牺牲了超过50万年轻人的生命，现在它却可以被当作一张废纸置之不理了吗？如果不是为了维护条约的神圣性，那么协约国打这场仗的目的又是什么？让伦敦和巴黎方面感到惶恐不安的是，如果罗马方面坚持这一立场，那么它们就将面临艰难的选择，究竟是选择一个具有国际合法性的政权还是另外那一个——它一手握着条约的神圣性，一手握着自由新秩序刚刚建立起来的规范。欧洲人和威尔逊之间可能爆发直接冲突，这让会议陷入了严重的混乱之中。对于劳合·乔治来说，如果“欧洲国家和美国”因为历史的遗产而走向分裂，那将无异于一场“灭顶之灾”。[8]
正是由于意识到了它们所面临的冲突，英国和法国都积极支持意大利战时联盟中的民主干涉主义者。如果罗马方面愿意放弃1915年承诺给它的土地，那么英国和法国就会支持意大利根据民族自决原则，通过它自中世纪以来分布在亚得里亚海东海岸线上的飞地，加强在亚得里亚海地区的影响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在这个体现了战争目标的自由主义替代方案中，民主干涉主义者第一次对意大利风格的港口城市阜姆提出了要求，而在《伦敦条约》里，它是被划归克罗地亚的。将阜姆排除在外的处置方案让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一直难以释怀，到1918年年底1919年年初，奥兰多也主张应索要阜姆。尽管这安抚了那些民族主义者，但在巴黎出现了破坏性的分化。在1919年2月7日提交给巴黎和会的一份狂妄无理的备忘录中，罗马方面既要求《伦敦条约》给予它的权利，同时又要求阜姆，理由是民族自决。[9]
阜姆也许曾经是一个意大利城镇，但其腹地显然是斯拉夫人的。而且，它是新生的南斯拉夫王国唯一的大港口城市。威尔逊总统很乐于给奥地利剩下的部分强加一个严苛的和平，但南斯拉夫王国作为协约国的盟友，其利益必须得到保护。威尔逊身边的专家团队非常坚决，他们认为对意大利做出的任何让步都意味着屈服于“旧秩序”最丑恶的陋习。[10]英国绝不愿与威尔逊发生冲突，并且支持新生的南斯拉夫王国。奥兰多既要求承认《伦敦条约》又要求阜姆，这就给了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一个他所需要的机会。违背1915年条约的文字和精神的，是罗马而不是伦敦。由于意大利提出了对阜姆的要求，这样英国就不再受制于《伦敦条约》里让它为难的条件了。[11]与英国相比，法国更加顶不住意大利所施加的压力，但罗马方面要想利用这一弱点，就必须快速行动。当三大国在4月初就德国问题达成一致之后，克列孟梭就跟意大利翻脸了。4月20日，当奥兰多意识到自己的困境时，让人尴尬的一幕出现了，这位意大利总理竟然流下了泪水。[12]4月23日，在威尔逊的坚持之下，法国和英国共同宣布，阜姆仍然是南斯拉夫王国的一部分。
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威尔逊总统越过一个友好政府的官方代表团，向意大利人民发表了一份宣言。美国总统宣称，美国是“意大利的朋友”，两个国家“在感情和血脉上都紧密相连”。但美国非常荣幸，“它仁慈的盟友授权予它……来启动和平”，并且“按照它亲自制定出的条件来启动和平”。美国现在出于“强大的压力”要“让它参与做出的每个决定都符合那些原则”。威尔逊故意没有提到，1918年10月意大利曾对停火谈判提出抗议，反对将“十四点原则”纳入其中。现在他希望意大利人能接受这一事实：美国需要承担责任。“它别无选择。它相信意大利，它相信意大利不会向它提出任何哪怕只有一点不符合那些神圣义务的要求。”[13]
直接向意大利民众发出呼吁，这是威尔逊与欧洲政治体制保持距离最生动的一次展现。如果说威尔逊认为英国人是帝国主义惯犯、法国人是“自私的家伙”，那么他对意大利政治阶层的态度简直就是侮辱。在1917年10月卡波雷托的军事惨败之后，奥兰多政府曾热烈欢迎美国的宣传进入意大利，既把这作为新政府自由主义的一个标志，同时也以此显著提升士气。[14]到1918年8月，意大利南部的美国人宣称，他们遇到了对威尔逊这个名字表示“崇拜”、能整段背诵其演讲的听众。对于美国宣传机构的负责人查尔斯·梅里曼（Charles Merriman）来说，似乎威尔逊只需要绕过那个在意大利“被称作政府”的“让人厌恶的腐臭物”就可以了，如果威尔逊作为意大利民众真正的领袖向他们发出呼吁，他“会轻而易举地让整个形势有利于自己，并且凭借完美的合法性与自然而然的手段来完成这一切”，他只需要“俯下身来，向充满期待的拥挤人群展示他的道德政治”就可以了。[15]1919年1月，当总统先生访问意大利的时候，威尔逊主义者们希望验证一下这些想法，但奥兰多没有给威尔逊机会在罗马向崇拜他的民众发表讲话。现在威尔逊正在弥补失去的时间。在他的新闻秘书雷·斯坦纳德·贝克（Ray Stannard Baker）看来，威尔逊对罗马方面的挑战是“和会上最伟大的时刻”，它将“两股一直在秘密斗争着的力量”摆到了“桌面上”。[16]威尔逊也不满足于公共外交。4月23日，他批准了一笔给法国的1亿美元紧急贷款，同时命令暂停对意大利的任何财政援助。[17]当斯坦纳德·贝克警告奥兰多的幕僚，美国很快会停止对里拉的支持时，威尔逊表示赞同。[18]
奥兰多确实被击中了要害。他气急败坏地表示，威尔逊“直接向意大利人民讲话，过去他正是用这种方法将霍亨索伦王朝从德国统治阶层排除出去的”。[19]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清楚看到，美国总统挑战了意大利总理为其人民代言的权利。[20]4月24日晚上，奥兰多和松尼诺离开巴黎，以征求内阁和意大利国会的意见。[21]事实上，这两人不仅在巴黎日益被孤立，在意大利政治阶层中也是如此。对于极右势力来说，松尼诺已经不够激进了，奥兰多也毁掉了左派对他的信任。然而，对政府不满与愿意接受美国总统对意大利指手画脚可完全是两码事。即使是比索拉蒂和社会主义者萨尔韦米尼（Salvemini）这样一些支持战争和亲美的人，也感到愤怒。他们没有想到，“对等的和平”会意味着意大利被放到与贫瘠的南斯拉夫相同的位置上。在萨尔韦米尼看来，威尔逊对大局的看法在英国和法国那里遭遇惨败，于是他把自己的沮丧发泄到了意大利头上。威尔逊为什么没有勇气告诉美国民众，如果他们要求别人承认门罗主义，那么，其他民族也就有权主张自己的地区利益呢？[22]威尔逊牺牲了意大利，来“重建自己的纯真”。[23]
随着怒火越烧越旺，意大利众议院给奥兰多投出了响亮的信任票。在罗马出现了侮辱美国国旗的事件，美国使馆、红十字会和基督教青年会的所在地都需要派出军队保护。[24]但这并没能解决巴黎的僵局。奥兰多等着有人邀请他重回和会，但没有等到任何消息。意大利很重要，但对于新秩序来说，它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国际联盟盟约》做出了微调，以使意大利可以在后期加入。5月7日，三大国将和约交给了德国，奥兰多和松尼诺只能低调返回凡尔赛。他们之所以回来，是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意大利的胜利就会演变成国际舞台上危险的孤立状态了。最起码，这个国家急需英国的煤矿和美国的财政援助。[25]1913年，意大利的煤炭进口量为每月90万吨，而在战争的后两年，这个数字已经减少到了仅仅50万吨。[26]它的粮食进口也面临同样困窘的局面。意大利急需其战时盟友的合作。然而，在接下来几轮充满屈辱的谈判中，意大利既没有完全获得《伦敦条约》中的全部利益，也没有获得作为国家图腾的阜姆。
奥兰多和松尼诺已经无法保住自己的位置，6月19日，他们都辞去了职务。取而代之的是由“美国佬”（L’Americano）弗朗西斯科·尼蒂所领导的内阁，他很快就签署了对德的《凡尔赛和约》。新总理提出了新的调子，他指出，和约中禁止德国和奥地利联合的条款也就意味着，不管解决南斯拉夫问题的条款是什么，意大利的边界都将是最稳定的。但尼蒂大大受限于他的前任对民族主义者的迎合，使他不能简单放弃对阜姆的索求。他的政府提出了替代方案，阜姆城中立，其腹地由国际联盟管理。这一方案导致极端民族主义者、诗人煽动家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在1919年9月12日带领一支由几千名志愿者组成的军队，占领了阜姆。尼蒂无法依靠军队来驱逐邓南遮，因此他提出进行全民选举，希望一个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国会能给予他必要的支持，从而完成意大利外交政策早就该进行的调整。
1919年11月16日，选举结果产生，这一结果至少在某种方面证明了尼蒂政府是正确的。那些为阜姆政变叫好的右翼力量一败涂地。战争最后一年为保卫国家而团结在松尼诺身边的168名法西斯成员中，只有15个人得以回到国会。墨索里尼试图让法西斯主义进入国会的首次尝试灰头土脸地宣告结束。在都灵，他的竞选只获得了4796张选票，而社会党获得了170,315张，天主教的人民党则获得了74,000张，墨索里尼本人还遭到短期监禁。[27]但尼蒂的自由党同样损失惨重，他们之前控制了国会75%的议席，现在则降到刚刚超过40%。与意大利大多数有远见的政治家一样，尼蒂希望能与社会党的温和派合作组建政府。但在选举中获胜的却是左派，他们获得了30%以上的席位。然而，1919年10月，意大利社会党（PSI）在博洛尼亚（Bologna）召开党大会，会议以三比一的选票做出了重大决定，要加入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28]受到选举中巨大胜利的激励，再加上风起云涌的罢工和土地征收浪潮，意大利社会党中最强硬的一批人认为，革命已经迫在眉睫了。这反过来为墨索里尼卷土重来打开了大门，这一次他不再是新闻记者或国会政治家，而是新生代右翼打手的领袖，决心要从物质上摧毁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运动。对于尼蒂来说，不幸的是，原本有助于避免事态升级的改革派社会党人直到1922年才与他们那些激进的同志决裂。因此，尼蒂能够留在总理的位置上，还得感谢天主教人民党的宽容，它第一次参加选举，就获得了稳定的20%选票。面对罢工和土地征收的浪潮，尼蒂坚持他在谈判与政治生涯中的主导思想。如果欧洲自由主义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它就必须向新世界寻求帮助。只有借助美国的帮助，意大利才能解决目前正深受其害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整个战争期间，尼蒂都在想办法获得美国的资金和物质。现在，他希望在安全渡过了阜姆危机，同时迫使国民接受了这个“残缺的和平”之后，意大利能在以华尔街为中心的新世界秩序中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伙伴。
二1919年5月，巴黎和会进入了最后、最关键的阶段。5月8日早上，德国内阁召开会议，讨论头一天夜里发给他们的和平条件。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向他的同僚呼吁，要压抑住“激荡在”每一个人心头的“盛怒”，他们必须冷静地思考放在他们面前的这份文件。[29]司法部部长、社会民主党人奥托·兰茨贝格（Otto Landsberg）肩负着维持公共秩序的责任，主张实施戒严。遏制民众的反应，可以使政府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来采取对策，如果要被迫接受这些屈辱的条件，也可以将政治损害降到最低。社会民主党的菲利普·谢德曼和中央党的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都明白，一定不能激怒协约国，但他们也都对摆在面前的条件火冒三丈。此外，他们还担心，如果不对条约采取强硬立场，那么他们属进步自由派的朋友就会地位不稳，因为那些资本家支持者就会转向右翼了。因此，德国的首个民主政府决定将自己置于一场举国一致的爱国主义抗议浪潮前列。[30]这显然有很大风险，极右势力明显有可能夺过这幕狂热剧的指挥棒。但在1月的选举之后，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左翼自由党的联合政府有理由相信，他们获得了来自德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支持。为了适宜地营造出一种忧伤的氛围，政府立刻宣布，禁止不适当的剧院演出和大众娱乐活动。[31]
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资深领袖、德意志共和国的首任总理谢德曼，据说他少年时是一个“行走江湖”、居无定所的印刷工人，曾经落魄到去俾斯麦伯爵的救济站讨饭吃。5月12日，他郑重地向国民大会宣布，《凡尔赛和约》让人“无法接受（unanehnbar）”[32]，签署它的那只手会烂掉的。德国舆论出现了整齐划一的大规模抗议，工会领导人宣称，和约给德国判了死刑。这一年早些时候，独立社会民主党曾经迈出一步，提出了德国战争罪行的问题。一个秘密调查委员会得以组建，负责调查1914年的七月危机。他们已经发现了一些罪证，证明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挑衅性的最后通牒时，德国也参与其中。[33]但现在任何想要公布这些德国罪证的想法都沉默了。[34]工会领导人卡尔·莱吉恩（Carl Legien）宣称，《凡尔赛和约》的条款让人们不再怀疑战争真正的性质，不管德皇和他身边的人在发动战争的过程中犯下了多大的罪行，德国民众现在都必须团结起来，对抗协约国贪得无厌的帝国主义行径。正如外交部部长布罗克多夫伯爵（Graf Brockdorff）所说，共和国应当把“工人、资本家和政府人员”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和平。[35]
在这场爱国主义浪潮期间，5月29日，德国政府提交了一份措辞巧妙的回复意见，同意在裁军和赔款问题上做出让步，以换取尽可能减少领土上的损失。[36]魏玛共和国首届联合政府的各个党派对裁军都没有大的意见。在埃茨贝格尔的要求下，他们愿意废除征兵制，并同意在三年之内将军队削减到10万职业军人。[37]作为回报，他们希望国际联盟为德国提供安全保障，这一过程应当与裁军完全重合。内阁也同意第一次支付金额巨大的一笔赔款。[38]由于法国和英国无法就最终的总数达成一致，德国愿意按照1000亿金马克（240亿美元）的数额，第一笔先支付200亿金马克。[39]德国这个提议初看起来非常慷慨，但如果仔细考察，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法国人需要大笔前期投入用于重建，但德国却提出每年只支付10亿金马克。在等待偿付的漫长过程中，本金是免息的。柏林方面还提出自己可提供大量征用商品。更具建设性的是，它们希望获得外国贷款，从而让贸易和偿付的循环链条运转起来。德国人希望，获取资金支付赔款，能够为他们回归全球经济搭建一种机制。[40]至少，当后人回过头来看的时候，这份回复意见是成功的。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凯恩斯以德国人提出的数额作为他认为的合理标准。[41]1919年6月初，柏林方面差一点就能重复1918年10月的壮举，将联合起来反对它的这个联盟拆散了。这次不是威尔逊，而是劳合·乔治，在最后时刻提出有破坏性的请求，要放宽对德国的条件。伦敦方面意识到波兰是目前最敏感的问题，因此坚持认为对西里西亚的分割方案必须通过全民公投来解决。但威尔逊和克列孟梭也愿意做出这样的让步。6月16日，德国再次收到了条约，并被告知他们必须在一周之内表示同意，否则就将面临军事占领。尽管协约国已经解散了他们的大部分军队，但在1919年6月时，他们还有相当于44个师团的军事力量可随时投入战斗，这足以镇压任何可能出现的反抗。[42]德国已经陷入绝境，但即使是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德国还是保持了自己的主权。《凡尔赛和约》让人特别痛苦的地方就在于，它强迫失败者主动把自己的失败当作故意做出的选择。
在普鲁士的官僚阶层和容克地主中间，和平条件差一点就引发了公开叛乱。[43]要交给波兰的土地是普鲁士的心脏地带。[44]普鲁士为什么要在东方接受一个毁灭性的屈辱和平呢？要知道他们在那里可是大获全胜的。人们开始谈论具有传奇色彩的大卫·冯·约克伯爵（Graf David von York）。1812年12月在陶拉盖（Tauroggen），他公然违抗自己的皇帝，让充满爱国精神的普鲁士支持俄国与拿破仑作战。[45]普鲁士政府只是敷衍了事地告诫人们不要采取极端行为，但它清楚地表明，如果德国不能保卫普鲁士的“核心利益”（Lebensinteressen），那么，“健康因子”就只能选择与之脱离了。新生的东方国家（Oststaat）将为未来“德意志帝国的复兴”搭建跳板。[46]
在德国和谈代表6月17日起草的备忘录中，德国外交部与魏玛联合政府中多数派的立场得到了反映。[47]他们的建议也是拒绝条约。这样的和平是无法忍受的，因为它的条款被故意设计成要摧毁德国人的自尊；它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停战协议》的内容；它存心欺骗，因为它让德国罔顾事实去承认战争完全是自己一个国家的责任，并把一个事实上是暴行的和平当作公正的。代表团坚持说，诚实才是和平最持久的基础。签订一个德国确信自己无法履行的条约，违背了这一基本原理。由于拒绝直接面对面的谈判，协约国已经暴露出它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是正义的。魏玛宪法的设计者、自由民主党人胡戈·普罗伊斯（Hugo Preuss）宣称，接受这份条约就相当于因为害怕死亡而选择自杀。总理谢德曼表示，如果协约国想要强加这份条约给德国，它们就应当自己到柏林来干这些肮脏的勾当。谢德曼坚称，只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哪怕把德国撕碎了，它也会重新恢复成一个整体”。[48]这样的调子在1919年被不断重复。如果德国同意成为自己的刽子手，那它就再也没有重生的希望了。考虑到将来，它必须维护自己的尊严，并接受其后果，不管这会带来怎样的灾难。与东方国家的幻想者不同，德国内阁从来没有考虑过武装抵抗。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确实认真考虑过谢德曼的意见，即将德国主权交给协约国。德国会听任协约国的处置，但同时声称，它相信“世界进步的、和平的发展将很快带来一个超越党派的公正法庭，在那里，我们将要求我们的权利”。[49]
像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这样头脑清醒的人则大胆指出轻率使用托洛茨基“不战不和”策略的危险。法国人和英国人都不傻，他们绝不可能赞成谢德曼不切实际的想法，而一定会让德国人背负着战败的重担自行统治。他们不会占领整个德国，只会拿走一切有用的东西，给德国人剩下一片贫瘠和混乱。国际联盟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上诉法庭，但这个中立的仲裁者却要通过德国对条约的批准才能得以问世。如果德国的自由主义者们还对世界政治的“进步与和平发展”抱有希望，他们就必须先付出一笔沉重的“预付金”，选择合作而不是对抗。[50]不管《凡尔赛和约》提出了多么不公正和不正当的条件，但它确实至少给了德意志民族国家一个机会，让它可以保持完整。正如埃茨贝格尔的民主触角所觉察到的，大多数民众所向往的并不是民族主义的豪言壮语，而是和平。这一点在一次德国17个州的州长紧急会议上得到了清楚的确认，在这次会议上，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和黑森都强烈赞成接受条约。[51]或许对于普鲁士来说，将领土割让给波兰是件痛苦的事情，但如果不接受和平，那么德国西部和南部就将面临法国的入侵。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如布罗克多夫不加掩饰地嘲讽的，埃茨贝格尔的煽动行为简直没边儿了。布罗克多夫讥笑说，他“一点一点地让大家明白”，“他不想详细描述德国妇女遭塞内加尔黑人士兵强奸的情形，然而，如果德国遭到入侵，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和瓦解”。[52]
毫无疑问，这让人痛苦不堪。然而埃茨贝格尔与其他主张接受条约的人，尤其是长期与他合作的社会民主党右翼爱德华·达维德，谋求德国未来安全的主张坚定不可动摇。如果柏林方面不能回应德国民众对和平的渴求，结果将是灾难性的。1918年10月，德国国会多数派承担起了开启停火谈判的责任。尽管海军中出现了暴乱，尽管社会上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但他们至少避免了无条件投降和被全面占领的命运。如果国会多数派不能磨砺自己，进一步采取勇敢的行动，德国就将再一次面临灾难。独立社会民主党已经放弃了任何对德意志国家连续性的忠诚，一个由它所领导的政府很可能签署一个符合协约国或者莫斯科口味的屈辱性条约。结果将是全面内战，德国会像俄国一样四分五裂，陷入无政府状态。只要还有具体的情节为暴力反对战后德国左派的行为添油加醋，那么，与其说人们是担心资本主义被推翻，还不如说是害怕托洛茨基灾难性的冒险行为会在西欧再次上演。如果最高目标是保持德国的完整性，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采取策列铁里和克伦斯基在1917年夏天没敢采取的步骤。德国必须建立起一个基础广泛的全国政府，来接受这一屈辱的和平。[53]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获得接受和平所需要的大多数支持呢？[54]
6月初，威廉·格勒纳（Wilhelm Groener）将军与国防部部长古斯塔夫·诺斯克日复一日精疲力竭地忙于镇压不断出现的军事叛乱。[55]他们的努力使民选政治家有了最后的决定权。6月18日，总统艾伯特将问题提交总理谢德曼及其内阁进行讨论，结果出现了分裂。埃茨贝格尔与中央党的其他两名成员投票赞成接受条约，但社会民主党意见不同，总理谢德曼、外交部部长布罗克多夫和另外三名自由民主党的成员投了反对票。会议直到凌晨三点才结束，没有达成任何成果。[56]几个小时之后，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所主导的国会投票赞成有条件地接受条约。然而，由于协约国绝不可能接受任何条件，投票的唯一结果就是使总理谢德曼地位难保。他曾经发誓拒绝签约，因此被迫请辞。在协约国所规定的最后期限之前四天，德国没有政府，各党派在国民大会上继续徒劳地讨论着签约条件。[57]
海军领导集团的莽撞曾经引发了1918年11月最后的溃败，现在他们给出了一个更加强硬的回复。1919年6月21日早上，海军少将路德维希·冯·罗伊特（Ludwig von Reuter）对凡尔赛的和平缔造者们做出了回应，他挥舞信号旗，让被扣押在英国斯卡帕湾海军基地的德国公海舰队全部自沉。尽管英国海军竭尽全力阻止这一破坏《停战协议》的行为，并在此过程中击毙了9名德国海军军人，但德国人还是想办法弄沉了德国海军的大部分船只：15艘战舰、5艘巡洋舰和32艘驱逐舰，这是海军历史上在一天之内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在德国国内，陆军元帅兴登堡坚持认为，为了荣誉，他的士兵们必须进行类似的行动。尽管他们在西线会被压制，但他们可以撤退到东线的防御性堡垒中，重新开始斗争。总统艾伯特在挑选谢德曼的继任者时，提名了一位曾经表示强烈反对条约的、工会爱国主义强硬派，古斯塔夫·鲍尔（Gustav Bauer），从而为最终决定留有余地。
直到宽限期的最后一天，6月23日中午12点，总统艾伯特最终承认，反对意见未能获得多数支持。共和国的中流砥柱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都发生了严重的分裂，民主政治得以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国家团结已经命悬一线。艾伯特、鲍尔，以及政府部部长们被缺席判定为要对条约负责，在他们离开最后的各党派会议之后，自由民主党中主张反对条约的领导人写道，他突然被“一种责任感”击中了。[58]这次重大的让步界定了那些接受魏玛共和国民主政治基本要素的人，在此过程中，民主派与至少一部分民族主义者向其同僚承诺，尽管存在分歧，但他们都会尊重那些对签署和平条约负有责任的人所持的爱国主义动机。这是一个不堪一击的承诺，很快就被不负责任的民族主义抵制运动打破了。然而在1919年6月23日的时候，仅有承诺就已经足够了。在只剩下几个小时的时候，下午3点15分，国民大会举行了至关重要的投票。投票是不记名的，大会也没有直接要求必须赞成《凡尔赛和约》，但最后的结果是“国民大会的大多数人”认为内阁有权签约。90分钟之后，协约国收到了正式通知。
巴黎方面开始庆祝，而柏林方面则不得不面对失败的残酷现实。[59]7月底，格勒纳将军与国防部部长诺斯克发出的预警使得普鲁士军团策划的政变未遂。[60]然而，主张成立东方国家的人已经成为暴乱的核心。1919年秋天，民族主义者大张旗鼓地公开抨击社会民主党和埃茨贝格尔，为暴乱创造势头。到第二年春天，埃茨贝格尔就因遭受的批评和贪污指控，被逐出了政坛。“刀刺在背”的传说开始成为一股推动力，并在1920年3月导致了紧急事态的发生。当时，根据和约的裁军条款，自由军团要被解散。[61]3月13日，曾经在1917年带领大家反对和平的祖国党创始人之一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 Kapp），以及自由军团的指挥者瓦尔特·冯·吕特维茨（Walther von Lüttwitz）将军，将他们的军队开进了柏林。他们要求组成无党派的军人统治，并拒绝遵守和约，他们还要求马上进行国家选举。他们相信，通过国家选举，可以清除国民大会中的左翼力量，这些左翼力量是战争刚刚结束时产生的一种不正常现象。事实证明，这些政变者对于选举结果的估算并非完全错误的，但他们的实际准备工作实在太糟糕了。卡普在柏林没什么有影响力的朋友，不仅如此，政变者严重误判了支撑着魏玛共和国的真正力量的平衡。在1918年11月的革命剧变中，工会刻意扮演了一个低调的角色，以遏制工人中的激进主义。然而当共和国遭到直接攻击时，他们的反应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全国各地举行了大罢工，国家陷于瘫痪。3月17日，政变被平息。
劳工运动连续几天都在庆祝工人力量的这次胜利。共和国所有统治党，包括自由民主党，都被要求签署一项声明，再次确认基础工业将实行公有制。[62]古斯塔夫·诺斯克与其他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因为勾结自由军团而被排斥出局。人们激动地谈论要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大团结的新政府。然而，即便它们能够合作，独立社会民主党与社会民主党也无法在国民大会中取得多数。而且，就如它的突然出现一样，左翼大团结的梦想也在一夜之间消散了。在德国重工业的核心地带鲁尔区，反卡普的大罢工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起义。3月22日，共产主义武装分子组成了赤卫军分遣队，占领了工业城市埃森（Essen）和杜伊斯堡（Duisburg）。尽管竭尽全力调停，但有着5万名武装人员的激进左翼还是打算用力量说话。[63]在艰苦的战斗和恐怖的报复行为之后，数万名支持政府的军队再一次在自由军团的带领之下，重新夺回了鲁尔。政府方面至少有500人牺牲，有1000多名暴乱分子被处死，其中大多数是在被捕之后被处死的。
卡普政变与随后发生的鲁尔起义显示出德国已经到了内战的边缘。这也让埃茨贝格尔所担心的外国干涉变成了现实。鲁尔是德国西部被要求解除武装的地区，为应对德国军队的进入，法国控制了法兰克福。但让人惊讶的是，尽管暴力活动不断升级，可对此已经习以为常的德国民主政治机器还在继续发挥作用。政变者曾经希望选举。在鲁尔的战斗结束之后两个月，1920年6月6日，大约2850万成年男女进行了投票，选举出了魏玛共和国的第一届国会。这些人占了总选民的80%，他们让创建共和国的各个党派受到严重打击。组成“国会多数派”的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自由民主党联盟曾经占据了75%的绝对优势，现在暴跌到了不足45%。社会民主党由于与反革命活动有牵连而受到了惩罚，左翼选民使独立社会民主党变成了国会中的第二大党。与此同时，持强硬民族主义的德国国家人民党（German National People's Party, DNVP）迅速上升到了15%，这是俾斯麦时代以来保守右派在德国选举中获得的最好成绩。1919—1920年，大量民主政治的资本被浪费掉了，但这并没有颠覆共和国建立于其上的妥协精神。投票支持独立社会民主党，几乎就是在投票支持一个更加激进的民主共和国，也就是在支持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主义共产党只获得了可怜的2%的选票。
这次选举最大的获胜者是德国人民党（German People's Party, DVP）的民族主义自由派。他们的著名代言人是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他因为在战争期间大力鼓吹德国式的帝国主义而声名狼藉。在革命之后，施特雷泽曼精神几近崩溃，在1920年3月期间，他差点与卡普政变有了危险的牵连。[64]然而在安全渡过了这场危机之后，他获得了一种新的目的感。1919—1920年给人们的教训就是，支持接受《凡尔赛和约》的人是对的。在可预见的将来，德国的命运取决于共和国的命运及其与西面的宿敌达成妥协的能力。与埃茨贝格尔一样，施特雷泽曼也明白，起决定性作用的国家是美国。然而，不同于埃茨贝格尔将赌注押在变幻无常的威尔逊自由主义政治上，施特雷泽曼则像罗马的弗朗西斯科·尼蒂一样，把赌注押在了一种他认为更持久的力量上——美国商业在欧洲未来经济中的战略利益。[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