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8月16日，劳合·乔治在下议院提到了来自俄国的令人担忧的消息。伏尔加河上的饥荒是“如此骇人听闻的灾难”，劳合·乔治说道，“每个人都应该抛除成见，内心只保留一种情感——怜悯和人类的同情心”。1800万人的生命正危在旦夕。然而，想完全绕开政治问题来与苏维埃政府打交道，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列宁在1921年3月宣布了新经济政策，对抗型外交政策也开始趋向软化，在很多西方国家看来，大饥荒是布尔什维克政权行将就木的证据。请求援助的呼声是由俄国一批知名人物发出的，而这些人当中有几位像马克西姆·高尔基一样，是列宁政权广为人知的批评者，这件事不是很值得关注吗？俄国这样一份救灾小组名单，有没有可能为一个新的临时政府奠定基础呢？[1]1921年秋天，似乎有可能在锋芒尽失的苏维埃政权和重新整合的俄国的基础之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全面和平了。正是这样的前景，诱使劳合·乔治采取了战后最大胆的谋求和平的措施。这将被证明是英国对自己实力的自信，以及它在现实中的局限的突出展示。
一自从1920年秋天苏波战争结束之后，伦敦方面就一直在寻找一个既能恢复与苏俄的贸易又能保障大英帝国边界安全的权宜之计。但这种缓和政策也有它的局限。为了回报对它的援助和认同——至少是默认，苏俄必须承担起最基本的国际责任。[2]最重要的，《布列斯特条约》所拖欠下来的对法国和英国的几十亿美元债务，必须要达成相关协议。法国超过四分之一的对外投资前途未卜，超过40亿美元的资金来自160多万投资者，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俄国工业和铁路的私人投资人。英国的那一部分略少，大约有35亿美元，它们绝大部分都是俄国政府欠下的。[3]1921年10月，一次国际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讨论西方国家应如何全面应对苏俄的饥荒。在英国的领导下，会议通过决议，可以对苏联进行援助，但条件是它必须承认自己所欠下的巨额债务，同时要在苏俄境内创造出可以恢复贸易的“条件”。布鲁塞尔大会强调，国际信用“必须建立在信心之上”。[4]
10月28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格奥尔基·契切林对布鲁塞尔方案做出回应，如果西方国家最终愿意把苏俄看作和平总方案的一个合法成员，苏维埃政权也将考虑至少承认俄国在战前的义务。然而，在那个时候，苏俄已经找到了另一个求助的对象。在华盛顿，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刚刚向各国发出华盛顿会议的邀请，饥荒的消息就突然传来，这无疑加强了国务院不承认苏俄政权的决心。但是自比利时救济行动以来，救助饥饿的欧洲人好像就成了美国的某种专长了。随着世界粮价直线下跌，大量过剩的谷物需要处理。早在1921年7月，擅长应对紧急情况的赫伯特·胡佛就已经开始让他久经考验的救济管理局行动起来。在莫斯科看来，恰恰由于华盛顿方面极力想避免官方接触，因此它的援助就十分吸引人了。[5]只要胡佛能够随心所欲地采取他认为合适的行动，附加条件就会降到最低程度。这个美国救济组织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至胡佛完全不需要与苏俄当局合作，就可以在俄国开展行动。[6]1921年8月18日，在劳合·乔治呼吁建立共同战线之后仅仅两天，苏俄就接受了胡佛的援助提议。[7]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美国养活了1000万俄国人。
但是苏俄的饥荒并不是1921年秋天唯一一个要降临的危机。在巴黎和会两年之后，和平的各种苦难再次让法德关系恶化。1921年3月，西里西亚的全民公投不出意外地产生了不明朗的结果，并导致了波兰人的起义。再加上围绕赔偿问题的持续斗争，就形成了一个小型火药桶。当战后重建的费用快要让法国财政破产的时候，1920年以来德国全国范围内暂时的货币稳定状况也出现了可怕的动摇。[8]约瑟夫·维尔特政府公开表示将会偿还赔款，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源源不断地印制钞票，将之投入市场。在与波兰人进行了最后一次战斗之后，自由军团被解散，但右翼的威胁仍然持续不断。1921年6月4日，魏玛共和国的首任总理菲利浦·谢德曼在与他的一个女儿一起散步的时候，被人用氰化物气体袭击。谢德曼活了下来，但是右翼的敢死队在8月24日又一次发动了袭击，这次他们夺走了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的生命。这些右翼的民族主义者是为了报复1917年夏天，埃茨贝格尔和谢德曼带领德国国会第一次发出呼吁和平的声音。支持共和国的政党明白这些威胁，但是1921年10月，当国际联盟将上西里西亚的大部分土地和它的重工业都交给波兰的时候，他们也无法在这场爱国主义的惊涛骇浪中遗世独立。维尔特总理领导的政府在1921年5月曾经答应履行伦敦方面发出的赔款最后通牒，但现在政府成员辞职抗议。维尔特别无选择，只能重组内阁。
但是现在赔款问题的僵局比过去更加严重。德国重工业界借由西里西亚问题上的愤怒情绪，决定不再遵守由外交部部长瓦尔特·拉特瑙签订的、以交付煤炭来向法国支付赔款的协议。他们还否决了增加营利税的提议。相反，德国政府被迫展开一场屈辱的谈判，希望能以德国商业和大地主的共同财富为担保，获得一笔私人国际抵押贷款。1921年11月12日，在鲁尔地区最显赫的商业巨头胡戈·施廷内斯（Hugo Stinnes）所主导的德国企业领导人大会上，民族主义右翼分子要求，作为回报，革命时期包括八小时工作制在内的各种社会承诺都应被废除，包括世界上最大的商业组织德国国有铁路（Reichsbahn）在内，所有生产性国家资产都应该实行私有化。没有哪个政府能在这样一个平台上以民主方式进行统治。而鉴于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以及德国共产党之间已经分裂，这就使得左派没法得到足够的选票来推进它自己所倾向的方案，即通过大幅提高对私有财产的征税来偿还战争赔款。
随着德国的财政基础受到质疑，1921年秋天，市场对能否履行赔款表现得越来越没有信心。此前马克兑美元的汇率为1美元兑99.11马克，到11月底已经跌到了262.96马克。在柏林，警察不得不去对付大群因为恐慌而疯狂囤积进口食品的购物者。正如德国经济事务部的副部长尤里乌斯·赫什（Julius Hirsh）所说的：“我们所面临的并不是兑美元的汇率是300还是500的问题……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在现有的货币状况下，我们究竟还能否保持独立？我们究竟是否愿意保持独立？”[9]
由于魏玛共和国的将来晦暗不明，德国国内各方力量都在寻求外国的支持。美国似乎已下定决心不会介入，因此，到1921年年底，英国被看作德国的救世主。12月，瓦尔特·拉特瑙和施廷内斯都来到伦敦，讨论相关事宜。施廷内斯将他对国内私有化的想法扩展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计划：用一笔国际财团贷款来吸引英美资本，对整个中欧铁路网进行全面重组。[10]施廷内斯提出，将德国国有铁路私有化，以它为中心，形成一个涵盖奥地利、波兰和多瑙河流域主要铁路干线的“东欧铁路共同体”，这不禁让人想起外国操控下的中国铁路。[11]在与劳合·乔治讨论之后，施廷内斯和拉特瑙又把俄国也拉进了他们的计划之内。[12]从1920年起，苏俄的贸易谈判代表就一直在欧洲各地兜售购买铁路设备的巨额订单，克虏伯已经确定拿到了利润不菲的合同。[13]列宁已经同意将苏俄40%的黄金储备用于进口铁路设备，5000个新的火车头和10万节车厢的购买谈判正在进行中。这项进口计划的规模如此庞大，以至于让沙皇时代的巨额战争合同都相形见绌。[14]与胡佛成捆的粮食相比，重建交通系统才是将俄国与欧洲经济重新组合到一起的关键所在。德国工业可以生产火车头，但它在1921年所无法提供的是信用，因此需要伦敦方面的帮助。
德国的请求得到了正面的评判。到1921年12月，英国内阁终于明白，如果任由战争赔款将德国拖入危机，那整个欧洲也“将陷入无法估算的灾难之中”。美国袖手旁观，英国只得采取主动。[15]英德两国可能联手的前景足以让巴黎方面开始行动。1921年12月18日，法国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紧跟德国人，也来到了唐宁街。[16]
如果英国重新采纳1919年3月劳合·乔治最初的提议，那么赔款僵局就可能被打破了。英国可以重新向法国做出之前因为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而未能生效的安全承诺；法国就会对德国做出足够的让步，从而让美国满意，并恢复信贷流动，一场灾难就将避免。问题在于，需要明确英国将付出的代价。它对法国的安全承诺将限制在多大范围之内？如果法国要插手一场德波战争，那么伦敦方面是不会援助法国的；英国人也没有太多热情去和法国结成双边军事联盟。从华盛顿会议回来之后，白里安想到，可以像与日本就中国的完整性缔结四国公约那样，也在欧洲缔结一份区域性公约，他希望这个解决方案能对华盛顿有吸引力。[17]
这使劳合·乔治想到了一个更加庞大的计划。如果说，英法两国之间的症结是法国在东方的盟友缺乏安全感，而与德国的问题是赔款，劳合·乔治便提出了一个能够稳定和恢复包括俄国在内的东欧经济的方案。法国对全面双边安全保证的要求过于坚持和封闭，应将之开放，促成整个欧洲大陆的和解。[18]只需要进行一次大型外交谈判，就可以说服苏俄接受布鲁塞尔会议所提出的经济援助条件。在这个基础上，数亿英镑的资金将涌入满目疮痍的苏联，既能让俄国重回资本主义阵营，也能为德国恢复出口提供资金。德国将获得它所需要的硬通货，以稳定地支付赔款；这转而又能恢复法国在美国的信用。德国能从对俄贸易中获得需要定期支付给法国的5000万英镑（2亿——2.5亿美元），这会让巴黎方面获得一笔7亿——8亿英镑（约35亿美元）的贷款，将大大解决法国的财政困难。[19]德法之间得不偿失的斗争将变成欧洲大陆经济增长的强力发动机。作为一个融合了机会主义和进步主义野心的人，劳合·乔治认为，一场外交上的成功还能让他提前举行大选，为他所在的自由党阵营赢得一场漂亮的胜利，不再依赖自卡其选举以来就一直在限制他的保守党。随着欧洲走向和平，劳合·乔治就能战胜正在崛起的工党，并重新成为掌控进步主义中心地带的人物。
只要大英帝国掌控着全局，欧洲经济就会恢复，共产主义的幽灵就会消失，法德之间的冲突就会缓解，政治的天平就会倒向中左翼。放到当时的国际环境中来看，我们就更会意识到劳合·乔治有着惊人的广阔战略视野。1921年年底到1922年年初，他在欧洲问题上的倡议与华盛顿会议上的全球海军协议，以及同一时间帝国内部多重危机的解决相互呼应。劳合·乔治非常清楚，如果大西洋、太平洋和欧亚大陆这一更广阔范围内的战略挑战没有得到解决的话，制伏甘地、遏制爱尔兰以及让埃及民族主义者变得中立只能是战术性的、暂时的成功。他所试图实现的正是对战后自由主义危机的全球性修复。然而，也许有人会把这一点颠倒过来。劳合·乔治所考虑计划的范围，说明了如果想要真正地全面重建自由主义秩序，这在实践中会是一项多么令人眼花缭乱的庞大工程。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尝试。考虑到英国有限的资源，这个任务非常艰巨。
二1922年1月4日，协约国最高委员会（Supreme Allied Council）在戛纳（Cannes）开会，劳合·乔治带头呼吁在几个月内召开一次包括德国和俄国在内的经济和金融会议。至于苏联，戛纳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这些决议实际上是对国际秩序新前景的一份声明。会议勇敢地宣称，各个国家相互都不能决定其他国家的内部所有权体系、内部经济和政府。但是，外国投资取决于对产权的认同，政府必须承认公共债务，必须要有公正的法律制度和有保障的货币条件，同时不得有颠覆性的宣传活动。这份声明旨在消弭对资本主义秩序的任何威胁，以它为基础，苏俄就会被重新接纳到国际大家庭当中。[20]1922年1月8日，莫斯科方面同意接受邀请，参加一场欧洲会议。威尔逊搭建了一个失败的国际联盟框架，德国和苏联都不是其成员，英国和法国避开了这个框架，邀请其他一些利益相关的国家，来参加在意大利城市热那亚（Genoa）举行的峰会。
德国对英国的解决办法感到高兴。总理维尔特对英国大使达伯农勋爵（Lord D'Abernon）强调：“德国是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前哨，或者我应该说，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前哨。就像你们一样，就像美国一样，我们也必须要有出口，只有通过贸易，我们才能生存。这必须成为我们三个国家的政策。”[21]但是德国所设想的英美在欧洲的良性经济霸权只是一个幻想。华盛顿方面并没有打算给予劳合·乔治的构想任何鼓励。食品援助是一回事，但华盛顿方面认为，与苏联直接对话的想法简直是大逆不道，因此拒绝了参加热那亚会议的邀请。在法国也一样，英国施展其实力的方式极度敏感。对于总理白里安的批评者来说，英国关于达成一个广泛的欧洲安全公约的想法，与其说能够保护法国，还不如说是使德国免于遭受任何对《凡尔赛和约》的有力执行。而只要苏联还没有还清法国的贷款，邀请它参会就是有争议的。[22]邀请两个被抛弃的国家在友好的条件下参加同一场大会，这简直无异于自杀。
1922年1月12日，法国众议院里的中右翼多数派沸反盈天，将白里安赶下台，转而支持雷蒙·普恩加莱。这位新的法国总理经常以心胸狭窄的沙文主义者形象出现在漫画中。在德国人和法国共产党像是商量好了一样同时发起的宣传活动中，他很快成为其中的目标，被描绘成一名战争贩子，他与帝国主义俄国的秘密外交是1914年8月战争的真正起因。[23]这一历史解释后来在一些英语国家的威尔逊主义者中，找到了狂热的拥趸。[24]然而，对于普恩加莱来说，正如对于克列孟梭、米勒兰或者白里安一样，与英国结盟是首要任务。不过，他的欧洲安全观不同于华盛顿会议的模式。
1922年1月23日，普恩加莱向伦敦方面提议订立一个三十年的军事协议，双方互相给予保证，以对付德国。从劳合·乔治的角度来看，这会是一场灾难。他提醒普恩加莱，他一直致力于在英法之间达成同盟。即便是在1898年法绍达危机（Fashoda crisis）[*]导致两个帝国之间的关系最为紧张的时候，劳合·乔治也曾公开指责发生在“两个民主国家”之间的冲突是极为荒唐的。现在劳合·乔治也警告普恩加莱，要小心来自英国反对党派——自由党和工党的敌意，他们坚决反对卷入任何欧洲大陆上的事务。[25]如果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民主国家反目成仇的话，“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将有可能发生。[26]但是劳合·乔治的恳求徒劳无功。普恩加莱知道，这位英国首相现在已将他的名誉都押在了定于4月在热那亚召开的会议上，这让他有了筹码。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热那亚会议即将召开，法国拼尽全力抵挡外国债权人的要求，德国濒临破产，欧洲的经济僵局正达到一个新的危机点。普恩加莱就职之后，赔款委员会同意德国暂时延期支付，但条件是柏林方面必须提交一份全面的财政整顿计划，由委员会批准。[27]维尔特政府不顾德国企业的强烈抗议，同意了协约国的要求。它同意提高税收，征收强制性国内贷款，收取黄金关税，提高国内煤炭价格，提高铁路运费，授予德意志银行自主权，实施货币管制，以防止资本外逃。[28]财政整顿中主要的一项是早就承诺过的削减食品补贴。此举会节省几十亿马克，但会导致面包价格猛涨75%。这样做的政治代价显而易见。
1922年2月初，总理维尔特任内出现了德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公共部门职员大罢工。刚开始的时候，他想采取强硬手段，运用魏玛宪法中所规定的紧急时期权力。但即使是曾经在1920年镇压了鲁尔的共产党起义、现在担任普鲁士强硬的内政部部长的卡尔·泽韦林（Carl Severing），也在全国范围的抗议面前退缩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食品短缺和抢劫盗窃，最后将不得不动用德国国防军，然后一场内战将近在咫尺。”[29]虽然这样的结局得以避免，但1922年3月18日到期的分期赔款还是几乎耗光了德意志国家银行的外汇储备。1922年3月21日，赔款委员会宣布，德国可以将全部应付赔款推迟到4月15日，但必须同意在几周之内进行财政整顿，增税600亿马克的方案将在5月底由德国国会投票表决。这实际上是把德国的公共财政置于国际监管之下。德国的赔款谈判人员从巴黎向柏林发回警告，提醒不应做出过度反应。事实上，3月21日的这些威胁性要求已经是大打折扣的了，原本法国提出的要求会带来严重得多的影响。巴黎方面又有人提出要将德国“奥斯曼化”。[30]不过德国政府恰恰是这样看待这些新要求的——对德国主权的严重侵犯，在一个曾经被道貌岸然地称为国际大家庭的地方，要重新将德国降为二流或三流国家。事实上，如果是普恩加莱而不是劳合·乔治制定了这些条款，那么，拉特瑙和施廷内斯在1921年12月前往伦敦的整个依据就都是有问题的。[31]
日益绝望的施特雷泽曼和拉特瑙将目光投向了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正如拉特瑙在德国国会所说的：“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像现在的美国这样，把欧洲大陆的命运牢牢地捏在自己手心里。”[32]但是拉特瑙的请求没有得到华盛顿方面的回应。哈定政府拒绝改变胡佛在1919年5月最初为威尔逊政府划定的立场。要想迫使欧洲人找到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最好的办法就是美国不要进行干预。欧洲的赔款危机就像此前1920年的通货紧缩经济危机一样，在以商业为主导的重建逻辑走上正轨之前，只能顺其自然。[33]
三与华盛顿会议轰动一时的开幕式相比，劳合·乔治的热那亚会议在平淡无奇中开始，即将进行的复杂谈判并不适合国务卿休斯曾经震惊全世界的那种做法。美国未能出席，普恩加莱下定决心作壁上观，这让英国获得了领导权，但也从一开始就给谈判带来了危险。1922年4月14日，劳合·乔治以一个相当蹩脚的俏皮话开场：既然是一位叫作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的热那亚公民曾经为欧洲人发现了美洲，“他希望现在这座城市也能够为美国人重新发现欧洲”。[34]法国与英国关系紧张，因为普恩加莱坚持认为赔款问题不容讨论。意大利并不能取代法国成为权力上的伙伴。法西斯势力在其农村地区肆意猖獗，罗马因此出现了危险的权力真空，这将在一年之内为墨索里尼登上权力顶峰打开大门。同时，日本也理所当然地受邀来到了热那亚，但是与华盛顿会议不同，日本没有重大利益牵涉其中；德国人充满了怨恨，又不够老练；苏俄代表团成为这场会议真正的分量所在。
热那亚会议上有很多人认为，这次国际性的会议标志着欧洲政治的新时代，是大战结束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包括了每一个国家的和平大会。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它就彻底希望破灭了。在伦敦，很多人毫不掩饰对他们自己提出的妥协所感到的厌恶之情。[35]在私人信件和日记中，英国代表发自肺腑地宣泄着他们的不认同。作为德国代表团领袖、魏玛共和国指路明灯之一的拉特瑙被认为不过是个“秃顶的犹太败类”；布尔什维克在英国人看来，就好像“他们是从特鲁里街（Drury Lane）的哑剧里走出来的……契切林就是个败类，当然，除了他本人和克拉辛[†]之外……他们都是犹太人”。“想到在这里人们的主要兴趣都集中在他们与我们的未来关系上，”另一个人写道，“我觉得非常难受。”[36]
在开幕对话中，契切林给苏联披上了一件拥护和平与裁军计划的外衣，这让会议的主人感到尴尬。[37]与共产国际要求其欧洲分部为国内战争做好准备时所推行的国际主义相比，这是一条更温和的路线。[38]但是，在就苏联重新回到国际社会的条件进行谈判时，一场艰巨的拉锯战上演了。西方国家坚持债权人的权利，作为反击，苏联人甩出了一张500亿金卢布（约36亿美元）的赔款账单，要求弥补协约国干预苏俄内战时所造成的破坏。戛纳的议程本身就足以使热那亚会议偏离正常轨道，因为它对不干涉的承诺与保护财产权的要求相互矛盾。然而，新的资本主义投资如何与社会主义相互协调的问题从来没有被认真提出来过，各种讨论始终没有超出国际债务偿付问题的范畴。俄国会偿还债务吗？如果相互就协约国内部的战时债务达成谅解，来换取对战前沙皇债务的承认，在此基础上，也许能够找到妥协方案。但是，不管情况如何，苏联人都没有打算达成协议。苏联代表团里以阿道夫·越飞为首的激进派更乐于回到列宁的方针上：“分而治之，各个击破”。
莫斯科方面的根本目标是要先发制人，打消劳合·乔治想要组成一个英法德同盟来压制俄国的幻想。他们在德国人中找到了同伴，德国人对劳合·乔治这场庞大博弈的信心已经因为3月的赔款危机而严重动摇，同时他们自己心头也有着挥之不去的担心，觉得这次大会真正的目的不是要达成普遍和平，而是要重建反德同盟的包围。德国外交部中主张订立一份俄德条约的保守分子更强化了这一想法。[39]在热那亚，有消息称法国和英国可能会支持莫斯科方面对德国的赔款要求，以此帮助俄国偿还沙俄时期的债务，这更增加了德国人的恐惧。因此，当拉特瑙听说俄国与西方各国在背着德国举行对话时，德国代表团一片恐慌。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反德同盟的形成。
4月16日复活节当天早上，拉特瑙放弃了之前与西方签订协议的主张，受邀来到苏联代表团在热那亚郊区的别墅，举行单独会谈。[40]晚上6:30，两国代表团签订了《拉帕洛条约》（Rapallo Treaty），这时他们已经改变了整个会议的走向。劳合·乔治这次大胆的举动并没能建立一个全欧洲的安全秩序，反而为德国和苏联这两个被抛弃的国家达成一份相互承认与合作的条约打开了大门。劳合·乔治自己也承认，“德国的技术与苏联在原材料和人力方面的资源相互结合，再加上它们超过两亿的总人口”，这构成了“对欧洲和平的可怕威胁”。[41]对法国来说，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图景。不信任的情绪笼罩着热那亚，法国迅速得出结论，认为伦敦方面从一开始就在阴谋策划这场俄德结盟。[42]可实际上，这对于劳合·乔治来说，也是一场巨大的灾难。通过俄国来调解德法关系的宏大计划已经四分五裂了。
虽然华盛顿会议被看作一次完美的成功，而热那亚会议被看作一次十足的灾难，但是这两个宏大的计划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那就是低估了那些想要打破战后现状的力量。伦敦、巴黎和华盛顿方面都以为金融霸权能够平息民族主义的迫切要求。它们组建财团，来监督和指导中国与俄国的财政与交通基础设施。[43]这无疑会带来巨大的商业机会。然而，没有了过去那种由势力范围和治外法权来提供保障的国家担保，私人银行家并不愿意提供实质性的贷款。尽管财团围绕中国进行了这么多的政治活动，但并没有任何资金流入。没有了美国的参与，试图让苏联受制于资本主义财团的想法也只能胎死腹中。西方列强低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参加热那亚会议的西方代表还在担心，如果他们逼得太狠，可能会导致苏维埃共产主义政权很快就被一个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政权取代。[44]尽管苏维埃政权确实面临着严重的形势，但这种想法仍然是一种误判。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与其说是一次战略性的后退，还不如说是一次战术性的调整。莫斯科愤愤不平地接受了赫伯特·胡佛的援助，这并不是投降的信号，而是体现了他们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活下来的意志。他们绝不会允许伦敦方面组织起一个想要让苏联附属于它的资本主义联合财团。[45]
尽管德国政府表面上宣称要履行承诺，但它却极想投身暴乱的阵营。与苏联签订的《拉帕洛条约》同德国与中华民国的外交联系如出一辙。土耳其的阿塔图尔克热烈鼓掌欢迎。[46]当然，德国的财政状况不容乐观，但它把自己与苏联、中华民国以及叛乱的土耳其人联系到一起，组成一个被抛弃国家同盟，则是一种自我放纵的民族主义幻想。《凡尔赛和约》是建立在德国主权的基础上的。1921年8月，华盛顿方面非常顺利地单独与魏玛共和国达成了和平协议，从而正式结束了战争状态；英国无疑希望德国能够重新回到国际经济和政治体系之中；法国的焦虑只要加以利用，很容易有利于德国。劳合·乔治所需要的只是德国继续承诺遵守《凡尔赛和约》，但拉帕洛的交易却释放出了相反的信号。如果它是想回到俾斯麦时代的现实政治，那么这也只是没有实质内容的现实政治。如果《拉帕洛条约》不是一个精心计算过的权力游戏，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是鼓舞人心的呼喊，是一个民族抵抗的姿态，那它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德国人想要走多远？[47]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在1922年6月20日用鲜血写出了答案，实业家瓦尔特·拉特瑙在他位于格吕内瓦尔德（Grunewald）的别墅外被一支右翼暗杀小队枪杀。大街上发生了支持魏玛共和国的游行示威，市场也随之做出了判决。在拉特瑙被杀之后一个星期，马克的汇率从1美元兑换345马克跌到了1美元兑换540马克。[48]德国右翼会冒着内战和经济混乱的危险向西方国家摊牌吗？从大战停火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悬而未决。在热那亚会议刚刚结束之后，正是这样一场抵抗行动，将让劳合·乔治失去首相职位，同时也将证明，任何以英国为首重建欧洲秩序的尝试都是华而不实的。
四在热那亚会议召开前的几周里，劳合·乔治不得不在他的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温·蒙塔古和外交大臣乔治·寇松之间斡旋，导致两人不和的事件，是甘地的被捕，以及伦敦方面为了促成地中海东部和平而向土耳其提出的条件。热那亚会议上的灾难已经使伦敦方面受到打击，现在不仅在欧洲，而且在近东地区，英国都面临着一场全面的政策危机。到1921年年底的时候，希腊人显然已经不可能打败阿塔图尔克的民族主义军队了。为了能从协约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拙劣政策中脱身，法国已经在1921年3月与安卡拉方面达成了和解。伦敦方面也想为自己找到体面的撤退方式。然而，由于法国只是袖手旁观，苏俄从他们与德国新建立起来的联盟获得了支持，而对安纳托利亚的重新占领又近在眼前，因此阿塔图尔克拒绝做出任何妥协。[49]在1922年夏末，希腊人采取了一次错误的行动，他们想通过占领君士坦丁堡并把这个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作为筹码，从而重新恢复自己的地位。然而阿塔图尔克并没有被吓到，奥斯曼帝国早就失去土耳其人对它的忠诚了。1922年8月26日，阿塔图尔克向爱琴海沿岸发起了进攻。9月9日，这场进攻达到了高潮，士麦那遭到洗劫，惊恐万状的希腊人纷纷逃跑。土耳其军队随后挥师北上，距离海峡靠土耳其一侧的协约国占领区不到几英里。1922年9月中旬，希腊联军已经溃逃，驻守在海峡西岸恰纳卡莱（Chanak）的5000名协约国士兵发现，凶悍的土耳其军队已经到了他们面前。
对于伦敦方面来说，撤退并不是一种选择。在向爱尔兰做出的退让、印度的起义、整个中东地区对其权威的挑战，以及热那亚的惨败之后，伦敦方面再也丢不起这张脸了。英国军队开挖战壕，全力防守，寇松绝望地向法国和整个帝国求助。但是，当寇松和普恩加莱在巴黎会面时，两人却开始相互指责对方的背叛。[50]至于自治领的答复，如果那也能算得上是答复的话，则更让人沮丧。南非没有回应伦敦方面；对加拿大而言，华盛顿会议已经照顾到了帝国基本的战略关注；澳大利亚则对于英国只有在危难之中才向它寻求帮助怒不可遏，并且对于重演加里波利（Gallipoli）战役毫无兴趣。[51]劳合·乔治的宏大战略已经分崩离析，这使得英国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它自己的帝国内部都被孤立了。
1922年9月23日，土耳其方面派出了一个营的先遣部队，进入了完全处于英国军队视线范围内的中立缓冲带。伦敦方面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立即撤退。英国与民族主义土耳其之间的全面战争一触即发。[52]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令人不寒而栗，不仅因为土耳其在这一地区的武装力量超过英国，而且因为站在阿塔图尔克背后的，与在拉帕洛时站在德国人背后的一样，是苏联。苏联被证实提供了潜艇，用来打破皇家海军对地中海东部的钳制。9月18日，英国海军接到命令，要求击沉任何靠近他们的苏联船只。而让局势更加糟糕的是，一周前，希腊军队发生了叛乱，反对“亲德国”的国王，认为他应该为安纳托利亚的灾难负责。这不是尚不成熟的法西斯式夺权，政变的目的是让劳合·乔治的伟大盟友、亲西方的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总理重新上台，但这也意味着希腊选民的意愿遭到了无情的践踏。
在与希特勒就苏台德区发生冲突之前，英国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马上就要被卷入一场大规模战争。劳合·乔治的立场不过是虚张声势，战争一旦爆发，英国肯定就会被全面压制。[53]因此，负责指挥的英国司令官选择没有把那份咄咄逼人的最后通牒发出去，这大概也没什么可奇怪的。1922年10月11日，双方开始就停战进行谈判。战争得以避免，但是政府的命运已经无力回天了。仅仅一周之后，10月19日，托利党议员嘘声四起，将首相赶下台，结束了劳合·乔治长达16年的内阁生涯。他将成为英国现代史上最后一位自由党首相。新上台的托利党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尽可能从海外纠纷中脱身。在经历了六个月的曲折谈判之后，随着《洛桑条约》（Treaty of Lausanne）在1923年7月签订，近东问题终于得以平息。[54]原来在1915年《伦敦条约》和1916年《赛克斯——皮科协定》中提出来的瓜分安纳托利亚的计划被明确放弃；法国和英国解决了它们的分歧；土耳其民族国家得以建立，成为地中海东部灾难性的战后安排中唯一一支真正强大的力量。从1919年开始，希土冲突已经造成了5万名军人死亡，还有数万人受伤。双方的民族清洗更是造成了数十万平民的伤亡。这一和平开创了一个不祥的先例，要用150万希腊人来“交换”50万土耳其人。
即使在恰纳卡莱危机之前，伦敦在欧洲的外交政策就已经濒临崩溃。德国处于违约边缘，而法国受到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伦敦方面做出了最后的努力，以维持主导权。它采取了一次异乎寻常的鲁莽行动，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以单方面但有条件的形式提出，除了美国向英国要求的数目之外，免除对过去盟友的全部金融债权。[55]英国这个单方面的废除计划在1920年和1921年时就曾多次有人提议，它释放出了强大的信号。但是贝尔福在1922年的这个声明看起来与其说是慷慨，还不如说是巧妙。它在对法国做出要求的同时，也让美国成为众矢之的。因此这两个国家都拒绝了它。[56]1923年1月，托利党新政府放弃寻求能全面解决财政问题的方案。伦敦方面把赔款问题扔给了法国，自己与华盛顿方面就其战时债务问题举行双边谈判。英国将按3.3%的平均年利率偿还美国46亿美元，期限是62年。[57]每年超过1.6亿美元的支付额要比英国战前偿还的全部国债还要多。它相当于国家教育预算，或海军费用的三分之二，足以在62年内为英国全部城市贫民窟人口新建住房。[58]在战争中失去两个儿子的英国首相安德鲁·博纳·劳对这些条款怒不可遏，他退出了内阁的相关讨论，并以辞职相威胁。
虽然伦敦方面对这个方案深恶痛绝，但是与1922年年初美国国会委员会所开列的那些苛刻条文相比，这已经相当慷慨了。[59]即使是这样一份方案，也需要哈定政府对参议院发出强烈的呼吁，以说服他们同意。对于美国政策而言，它确认了华盛顿会议上英美海军协定之后诞生的新秩序。正如胡佛所说，与伦敦达成的债务安排可以让美国对英国“这一拥有强大支付能力与和平意愿的国家”的政策，与美国将要对包括法国在内的那些“支付能力低下，而且仍然沉迷于战争手段”的欧洲大陆国家所实施的政策区别开来。[60]
[*]1898年英法两国在东非的殖民地争端危机，最终以英国的外交胜利告终。——编者注
[†]指列昂尼德·克拉辛（Leonid Krasin），布尔什维克政治家、外交官，曾担任苏联交通人民委员、贸易和工业人民委员、外贸人民委员，以及首任苏联驻法国大使。——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