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悬崖边上的欧洲

第二十四章 悬崖边上的欧洲

苏德在拉帕洛达成协议的惊人消息传出来之后，不到一个星期，新组建的美国国会大战债务融资委员会（Congressional World War Debt Funding Commission）就向巴黎方面发出了官方要求，要求对方提交法国拖欠美国的35亿美元债务的还款计划。[1]三天之后，1922年4月24日，总理普恩加莱在家乡巴勒迪克（Bar Le Duc）的一次集会上发表讲话。[2]他宣称，不论法国多么希望与英国和美国结成同盟，它都保留对德国采取行动、必要时使用武力的权利。整个夏天，美国国务院派遣的杰克·摩根（Jack Morgan）[*]都在欧洲活动，希望能用一笔私人贷款缓解赔款乱局。[3]但普恩加莱将银行家晾在一边不予理睬。[4]如果协约国内部的债务问题没有进展，在赔款问题上就不可能有什么让步。摩根没有给出判断。法国倾向于用军事行动来维护德国财政稳定，这一点或许是对的，但如果那样的话，毫无疑问，又需要更多的贷款。不能指望美国投资者愿意“花钱让自己卷入争论之中”。[5]

1921年年底至1922年年初，劳合·乔治希望通过经济手段来弥合导致欧洲分裂的严重对抗，而法国现在却又打起精神，打算用武力来修改财政方案的内容。一次国家暴力行动就这样被赤裸裸地兑现了。巴黎方面进行了计算，将法国军队派遣到德国西部的工业中心鲁尔，只需要花费1.25亿法郎；而开采鲁尔煤矿所带来的回报，可达每年8.5亿金法郎。事实证明，对德国西部实行军事占领可以为法国带来可观的回报[6]，但它也导致了一场危机，将德国推到崩溃的边缘，迫使英国和美国重新介入欧洲政治。对法国来说也有风险。与德国的对抗会导致自己站到盟友的对立面，同时也会引发针对法国货币的投机性攻击。可是现状无法让法国感到安全。

一

法国并不想单独行动，协约国至少在名义上还是法国政策的定心丸。1922年的停战纪念日，已退出政坛的乔治·克列孟梭重出江湖，开始了他最后一次跨大西洋的旅行，希望能获得公众的支持，使美国采取有利于法国的干涉行动。11月21日，在向纽约的听众讲话时，他问道：“你们为什么要参加战争呢？是为了帮助别人保护民主吗？你们得到了什么？你们现在指责法国的军国主义，可是，当法国战士在拯救世界的时候，你们却没有这么做。无须怀疑，德国正在准备一场新的战争。除了美国、大英帝国和法国结成紧密同盟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阻止它。”[7]当克列孟梭的讲话在纽约民众中引起共鸣时，美国的外交官却在背后试图将法国重新拉回到谈判桌上。但是，由于国会在战时债务问题上不容妥协，哈定政府也左右为难。12月29日，在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于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召开的会议上，国务卿休斯发表了讲话，他后来宣称这次讲话是听从了“上帝的声音”。[8]他给出了华盛顿方面最大胆的提议。美国与它的战时伙伴之间不再有任何新的政治或经济约定，但美国会派出专员参加欧洲经济专家的会议，以确认德国的偿还能力。[9]但这对于法国来说已经不够了。到11月底，普恩加莱的内阁已经决定，如果德国再出现无法履约的状况，法国军队就要强制执行《凡尔赛和约》。

协约国的其他成员会做出什么反应呢？考虑到德国曾经的掠夺，比利时人应该能指望得上，他们会支持强制执行赔款规定。英国人打算置身事外。而1922年10月，意大利有了一位新总理，他叫贝尼托·墨索里尼。这位意大利领袖（Il Duce）十分善变，曾经是社会主义者和一个准军事团伙的头目。他的黑衫军（squadistri）自1919年以来的所作所为只会让每一个愿意接受法治的人感到厌恶。但是到了1922年，墨索里尼开始远离他自己发起的运动中那些声名狼藉的东西，并且愉快地接受了意大利社会中最有影响力的群体对他的支持。不论人们怎么评价法西斯分子，他们都是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最重要的是，从法国的角度来看，墨索里尼的整个事业是建立在他一次次的战争经历上的，没有人比他更激烈地反对“没有胜利者的和平”了。对法西斯主义侵略倾向的担心是后来的事情。在1923年，墨索里尼绝不会阻挡法国对德国采取强制行动。[10]这就是巴黎方面所需要知道的全部东西。

1923年1月11日，在一片令人不安的沉默之中，愤怒的德国老百姓看着驻莱茵河的法国军队带领着一个比利时步兵营和一队象征性的意大利工程师，共同开进了鲁尔。这次入侵行动是法国在欧洲的军事优势一次引人注目的表达，其先头部队包括一支庞大的机动特遣队，由坦克和坐在卡车上的步兵组成。法国总参谋部想要在德国北部平原上深入推进。然而，6万余名法国士兵没能实现这样顺畅的军事行动，而是陷入了鲁尔老百姓残忍且力量悬殊的斗争。到了3月，鲁尔和莱茵兰已经在行政管理上与德国的其他地方分离了。法国议会中的安德烈·马奇诺（André Maginot）本身是一位瘸腿的退伍老兵，他号召将鲁尔夷为平地，将德国曾经对法国北部所做的事还给德国。[11]然而，普恩加莱已经下定决心，不能摧毁鲁尔，而要从这里开采煤炭。

德国人用消极抵抗来回应。矿工拒绝挖矿，铁路也停止运营，德国国有铁路在鲁尔的17万员工中，只有357人愿意为法国工作。作为报复，铁路工人和公职人员与他们的家人一起，一共14.7万名男女老幼，被立即逐出了占领区，而他们通常只会提前几个小时接到通知。[12]400名铁路员工因为从事破坏活动被判处长期监禁，8人在与占领军的战斗中死亡。为了防止受到攻击，每趟将煤炭运往法国的火车上都分配了精挑细选出来的德国人质。[13]总共有至少120名德国人失去了生命。[14]而这与战争期间德军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所残杀的成千上万老百姓比起来，只不过是九牛一毛。然而，占领过程中的暴力行为却证明了德国观察家的观点，即在这个新秩序中，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界限已经无可救药地模糊了。如果德意志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部分可以被军队占领、它的人民要遭受残忍的报复，那么，和平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这是和平的话，那什么才是战争？

1923年1月16日，柏林政府正式宣布支持鲁尔的抵抗运动。魏玛共和国的财政与德国经济所承担的后果是毁灭性的。汇率从1美元兑换7260马克跌到了1美元兑换49,000马克。食品和原材料等进口的生活必需品价格飙涨。为了阻止经济下滑，魏玛共和国将它最后仅剩的外汇全部砸进货币市场，尽可能买进马克，以人为地维持其价值。大型工业团体和工会都被劝告至少暂时不要表现出不信任，并要稳定工资和物价。[15]但是德国的情况显然难以为继。由于鲁尔已经不能发挥作用，德国甚至需要外汇来进口煤炭。4月18日，局势一溃千里。马克大幅跳水，汇率在6月跌到了1美元兑换15万马克。由于成捆的货币被用在了鲁尔，到8月1日，马克的汇率已经跌到了1美元兑换100万马克。从1921年开始，两位数的通货膨胀曾经帮助德国躲过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而在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则让德国陷入了瘫痪（表11）。在鲁尔的大型炼钢厂和矿井，老百姓只能忍饥挨饿，因为农民拒绝为了一文不值的货币而售卖粮食。鲁尔发生了恐慌性的食品暴动，导致几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30万饥肠辘辘的儿童不得不从那里被疏散到德国其他地区。[16]但是德国本身也只能提供相对的安全保障。8月底，随着马克的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600万马克，约占工人总数四分之一的500万名工人，或者被解雇，或者只有短期工作。

德国人先是在3月，后来又在6月更加正式地请求英国和美国进行调解。但是这两个国家都不愿意采取行动。对于国务卿休斯来说，“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稳定的地方，因此……出于这个原因，除非能确保成功，否则我们绝对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在威尔逊的惨败之后，哈定政府不会冒险让自己被夹在欧洲和国会之间。[17]休斯无意与参议院纠缠不清，在这个参议院里，国际主义者现在分裂成了亲英主义者和亲法主义者，而与泰迪·罗斯福相似的那些强势民族主义者则同情普恩加莱，与不断壮大的亲德派相互争执。[18]正如休斯对英国大使达伯农勋爵所说的，除非法国和德国愿意达成一项“公平的安排”，否则它们各自都不得不“咽下自己那枚混乱的苦果”，这种语气让人想起“没有胜利者的和平”。[19]的确，休斯的这些观点太容易让人回想起英国代表1919年在巴黎从美国代表团处听到的那些话了，以至英国政府中一些年纪较大的人无意识地把这位国务卿称为“威尔逊”。[20]

与此同时，英国已经从欧洲事务的中心位置撤出，有意识地不再插手其中。在这个全是托利党人的新政府看来，他们离欧洲大陆上那些狂躁不安的邻居越远越好。1923年6月，议会被说服投票增加一笔资金，将刚刚成立的皇家空军规模扩大不止一倍，而这支空军的主要任务就是防止法国袭击英国。[21]然而，虽然华盛顿和伦敦都不想支持普恩加莱，但它们也不会马上援助德国。7月20日，在回应德国最近一次的援助请求时，伦敦方面建议就赔款问题制定一套联合解决办法。但是，当普恩加莱坚持德国应该首先停止消极抵抗，而柏林方面表示拒绝之后，伦敦和华盛顿方面也就袖手旁观了。[22]

他们能坚持多久呢？如果说莱茵河畔的局势还不够糟糕的话，1923年夏天，法西斯侵略首次在整个世界面前登台亮相。8月27日，一个国际委员会在划定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的边界线时，被一伙希腊强盗伏击，一位意大利将军和他的参谋被杀害。希腊拒绝支付墨索里尼所提出的过于高昂的赔偿要求，也不同意由意大利人来负责对谋杀案的调查，这位意大利的新总理随即派遣舰队，炮击并占领了伊奥尼亚海上的科孚岛（Ionian Island of Corfu），杀害了15位平民。希腊将此事提交国际联盟。终于，伦敦方面被其满不在乎、自以为是的表现震惊了。外交大臣乔治·寇松刚刚与阿塔图尔克根据《洛桑条约》最终确定了和平安排，他决心要阻止地中海区域的又一个突发事件，谴责意大利的“行为”“充满暴力且不可饶恕”。[23]英国驻罗马大使馆以一种惊慌失措的语气向伦敦发去电报，说墨索里尼是一只“疯狗，在被处决之前，他会带来无尽的危害”，这个意大利的独裁者，“什么不经思考和不计后果的事都干得出来，甚至可能让欧洲陷入战争”。

与直接同《凡尔赛和约》相关的鲁尔危机不同，在伊奥尼亚群岛发生的暴力事件，恰恰就是创建国际联盟所希望化解的那一类事件。科孚岛事件在各方看来都是一次考验。墨索里尼毫不掩饰他的轻蔑：“这么一个国际联盟，它让海地和爱尔兰与大国平起平坐，在希土冲突、鲁尔或是萨尔问题上都表现得无能为力，留着行动鼓励社会主义对法西斯意大利发起袭击。”[24]作为回应，英国外交部认真权衡了对意大利实施全面制裁的可能性。然而，全面的海上封锁已被证明是一项烦琐庞杂的工作。不仅需要动员英国的全部舰队，还需要意大利所有邻国的合作，没有美国，它也难以奏效。此外，鉴于鲁尔的局势问题尚未解决，法国无意与墨索里尼作对。巴黎方面否决了任何要将这个问题提交给国际联盟的想法，并坚持通过在巴黎举行大使级会议来解决。会议在9月8日迅速做出了判决，这一判决被广泛认为是一场扭曲正义的闹剧，因为它对希腊施加了苛刻的条款。不过至少墨索里尼试图吞并科孚岛的企图被制止了。更重要的，大使们拙劣的谈判也强化了对旧式外交的批评，这些批评者认为，国际联盟必须在将来发挥更大的作用。尽管墨索里尼公开蔑视国际联盟，但他是一个极为敏锐的政治家，不可能意识不到他在整个国际社会激起的愤怒有多么严重。直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国际秩序在更大范围内开始崩塌之前，他的侵略行动止步于科孚岛。

当科孚岛危机得到控制的时候，德国的危机却迅速升级了。1923年8月13日，鲁尔的民众还在忍饥挨饿，总理威廉·古诺（Wilhelm Cuno）的中右翼政府宣布辞职。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接任总理，建立起了一个体现民族团结的跨党派联合政府。施特雷泽曼在1923年执掌大权，这是他从战时的帝国主义理论家到德国新外交政策的设计师这一不同寻常的人生轨迹中决定性的一刻。在施特雷泽曼对世界的看法中，关键性的一点就在于，他相信美国的经济实力所发挥的核心作用。[25]在大战期间，正是这样的看法让他提出，德国必须在中欧地区为自己打造一个与美国旗鼓相当的、更大的经济圈。在战败之后，跟他在日本的同行一样，施特雷泽曼转而认为，美国的崛起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德国唯一现实的政策就是接受美国的霸权地位并为自己找到一席之地，即成为美国资本有价值的市场和投资工具。1923年8月，施特雷泽曼最初希望能把美国和英国拉回到欧洲政治之中，这样他也许就能够避免向法国投降。但是普恩加莱已经把他的条件说得很清楚了，而无论是华盛顿还是伦敦方面，都不愿意草率地对德国施以援手。

柏林方面现在面临着一个举步维艰的困境。共和国是否还应该继续支持鲁尔的抵抗运动以捍卫民族尊严，即便其代价是国家有可能完全崩溃，还是说它应该想办法与法国达成协议？经过五个星期的痛苦谈判之后，9月26日，柏林政府屈服了。内阁决定停止对鲁尔的官方支持，并尽可能地寻求满足法国的要求。在1918年11月的停火协议和1919年6月接受《凡尔赛和约》之后，1923年的秋天见证了德国的第三次屈服，这也开启了一段真正危及存亡的时期。1918年和1919年，埃茨贝格尔和社会民主党人至少还能说，他们对和平条约的接受，是改变威廉时代历史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他们曾因战时爱国主义而团结一致。当法国军队开进鲁尔地区的时候，民众聚集在共和国的身边，正如1914年8月他们聚集在威廉帝国的身边一样，但是他们的希望再一次破灭了。1923年秋天，在鲁尔的一个个钢铁之城里，德国警察与法国坦克一样，都被用来镇压愤怒的人群。[26]

法国赢了，正如普恩加莱曾经许诺的，对鲁尔的占领有了回报。到9月底，这次占领行动的花销达到7亿法郎，而从鲁尔地区得到的收入却有10亿法郎。[27]但是法国可不只是证明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并获得经济利益。战后秩序的整体结构正在建造之中。对于法国来说，克列孟梭曾经在凡尔赛关上的种种可能性现在又被重新打开。毕竟，法国所需要接受的，或许不必是一个完整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主权。[28]法国在1919年的任务面前曾经畏手畏脚，但在1923年10月初，它得到了第二次机会，可以彻底规划一幅新的欧洲地图，再次达成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和平，从而回到1648年，在瓦解德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欧洲的安全保障。

雅克·班维尔是1919年和平条约最具洞察力的保守主义批评家。众所周知，他对普恩加莱有非常大的影响。10月21日，在德国西部边境沿线的亚琛（Aachen）、特里尔（Trier）、科布伦茨（Koblenz）、波恩（Bonn）以及普法尔茨（Palatinate），发生了或多或少得到法国公开资助的分裂主义叛乱。[29]实际上，所有这些叛乱都没有民众愿意追随。如果不是有法国军队保护着他们，德国的分裂主义者很容易遭到私刑而被处死。但是到了1923年秋天，对魏玛共和国完整性的最大威胁并不是来自法国的阴谋，而是来自国内。德国积蓄已久的内战再次卷土重来。[30]从1920年开始，当共产国际号召其全体成员都要为国内战争做好准备时，德国共产党就一直在训练自己的准军事组织。1923年10月，当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海因里希·布兰德勒（Heinrich Brandler）被叫到莫斯科接受指示的时候，他声称有一支超过11.3万人的军队可供自己调用。[31]

为了与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而不是1918年德国革命——的周年纪念日同步，德国共产主义起义的日期被定在了1923年11月9日。[32]由于与革命总部的沟通出现了失误，港口城市汉堡当地的党员于10月23日仓促发动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但莫斯科方面不屈不挠，红军的机动部队带上他们所有能说德语的军官，来到了波兰边界。在德国，共产党的战斗主力聚集到了中部的工业区。[33]让柏林感到担忧的是，10月初，萨克森州政府已经被左翼社会党人领导的联合阵线联盟接管，但其中有几位共产党的部长是直接听命于莫斯科的。[34]在9月26日屈服之后，紧急状态法已经开始生效，因此，6万名魏玛国防军得以于10月17日进入这一地区。共和国中止了社会党政府的权力，而实力被严重夸大了的共产党军事力量也迅速被制伏。

在向法国投降之后，仅仅过了几个星期，在萨克森的干涉行动又一次使德国政治陷入危机之中。施特雷泽曼的联合政府在9月已经被右翼抛弃，现在社会党人也要与它说再见了。社会党人纷纷站出来，抗议政府没有公正对待左翼力量。现在，中右翼不得不独自执政，但就施特雷泽曼而言，他也别无选择。他必须采取行动来对付萨克森的左翼，以便继续控制巴伐利亚的局势。在那里，极右翼所造成的威胁更加来势汹汹。1921年结束了与波兰人在西里西亚的冲突之后，巴伐利亚就成了德国墨索里尼崇拜者的集会地点。[35]从1923年春天开始，年轻的政治煽动家阿道夫·希特勒已经冉冉升起，成为极力鼓吹与法国进行血战的主要人物之一。希特勒引用1812年俄国人在即将被拿破仑占领时决定焚毁自己首都的例子，要求必须把鲁尔变成普恩加莱在莱茵河上的莫斯科。[36]希特勒得到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 NSDAP）褐衫冲锋队的支持，他显然正在等待机会发动政变，但巴伐利亚极度保守的州政府会对此作何反应，还不得而知。有人主张巴伐利亚应当向萨克森发起一场反共讨伐。总理施特雷泽曼绝望地向魏玛国防军求助，但国防军司令汉斯·冯·泽克特将军只是回答说，他非常乐于去对付萨克森的赤卫军，但他无法命令他的军队向巴伐利亚的同志开火。柏林也流传着一些看起来很可信的谣言，说泽克特自己正在权衡，要不要尝试一次波拿巴主义的行动，打上“几发霰弹”，让魏玛共和国烟消云散。

虽然施特雷泽曼个人对民族主义右翼所提出的要求深表同情，但他坚信，独裁政府是不可能与国际社会达成一个能够保证德国未来发展的解决方案的。阴谋家煽动国内的混乱局面，这威胁到了他最深层的价值观——魏玛共和国自身的完整。为了刺激他自己所在的德国人民党中的右翼分子给予他全力支持，1923年11月5日，施特雷泽曼宣称，“爱国主义联合会（Vaterlaendische Verbaende，民族主义的准军事组织）是否会铤而走险发动战争，将在这个星期揭晓”。如果他们想要挑战共和国的权威，结果就会是“内战”，同时将“莱茵和鲁尔拱手让与”法国所支持的分裂主义者。要想让共和国存活下去，国内秩序必须得到保证。对于那些不负责任的阴谋以及对商业和农业利益的敲诈，他感到“厌倦和疲惫”，正是这些人带来了恶性通货膨胀的灾难。如果民族主义的冲锋队向柏林进军，他将坚守阵地。他们将不得不在共和国的总理府将他“击毙”，作为政府的领导人，他“有权待在”那里。[37]

由于希特勒的急躁和巴伐利亚右翼内部的自相残杀，柏林得以避免了这个场景。1923年11月9日，行进在慕尼黑的大街上、面对巴伐利亚警察发射出的“几发霰弹”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希特勒与他的冲锋队员，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也在其中。希特勒可耻地逃掉了。右派力量和左派力量对魏玛共和国的挑战都被击败了。在接下来15个月的监禁中，希特勒将会得出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也刚刚领悟到的结论：在现代德国，想要暴力夺权绝无可能。如果希特勒想要摧毁“这个系统”，他就必须从内部着手。

但并不只有极端主义者从这场危机中汲取了教训。处于1923年各种事件中心位置的，还有莱茵兰首府科隆市的市长、中央党的康拉德·阿登纳。1949年之后，作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首任总理，在西德走向成功的故事中，阿登纳比其他任何人都做得更多。但早在那之前三十年，当他的城市被英国军队占领时，阿登纳就已经对西欧的和平愿景进行了大胆的设想。阿登纳建议，与其像背信弃义的法国人所主张的那样，将莱茵兰从德国分割出去，还不如让其心向西方的地区摆脱普鲁士的独裁统治。普鲁士在德国西部的存在是维也纳会议留下的一份糟糕的遗产，本是想要建立一个缓冲区来对付法国。结果就是德国国家结构的平衡被打破，在6500万人口中，有4200万人处于普鲁士的管辖之下。在阿登纳的联邦主义构想之中，一个拥有1500万勤劳的国际化居民的莱茵兰自治州，将给德国带来它所需要的平衡，使其与西方邻国和平共处。在打破了普鲁士的统治之后，一个完整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就可以参与到和平的欧洲秩序之中。[38]

1919年，阿登纳曾经希望这样的前景能够引起英国的兴趣，因为英国肯定不愿意让莱茵兰变成“法国的殖民地”。[39]到1923年，对英国已经丧失信心的阿登纳又希望他的计划能够引起法国的兴趣。与其支持一场大罢工，德国政府还不如用鲁尔的煤矿来偿付给法国的赔款。[40]到1923年年底，鲁尔的煤炭和钢铁巨头胡戈·施廷内斯游说柏林方面，希望批准鲁尔所有的大型钢铁企业强强联合，使之成为“新国家架构”的经济基础，并能够“在法国和德国之间起到调解作用”。[41]与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继续指望华盛顿和华尔街不同，阿登纳和施廷内斯得出结论，不能“指望美国或英国”提供“有效的帮助”。施廷内斯向德国驻华盛顿大使勾画了一个前景，以鲁尔和莱茵兰为基础的“欧洲大陆地块”抵抗“盎格鲁——撒克逊”的霸权。[42]施廷内斯现在确信，整个战后秩序都是英美单方面苛刻条件的结果，他警告说，当“国际资本主义企图把德国从新秩序中抽离的时候……德国的年轻人就会拿起武器”。[43]这样的言论或许可以带来情绪上的满足，但它非常不合时宜。彼时，战后危机达到顶点，再一次地，一切要唯美国马首是瞻。

二

1923年秋天，墨索里尼在地中海恣意妄为，人们谈论着瓜分德国，法德在莱茵河恢复关系并建立起一个威斯特伐利亚式的新和平，纳粹分子和共产主义者为了权力而展开斗争，施特雷泽曼、鲁登道夫、希特勒和阿登纳这些人同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所有这些，让人觉得似乎接下来两代人即将经历的戏剧性的西欧历史被压缩到了几个月之内。从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政变，到对德国的整体瓜分，所有可能的选项都被放到了台面之上。1945年全面灾难的大门是否在1923年就已经开启了？如果说法国和比利时是为了报复德国在1914年的血腥占领的话，那么希特勒所幻想的莱茵河上的莫斯科则预示了1943年到1945年鲁尔将身处其中的人间地狱。考虑到这个一闪而过却非同寻常的征兆，1923年危机的后果就显得尤为意味深长。1919年建立起来的秩序比任何人预想的都更有韧性。

1923年春天，欧洲人显然是在享用着国务卿休斯所说的那枚“混乱的苦果”。然而，休斯似乎认为，最后会出现僵局，到时就为美国出来仲裁、提供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铺好了道路。但事实上，鲁尔危机以法国的胜利而告终。德国前所未有地卑躬屈膝。法国获胜后会做什么的前景迫使美国和英国重新加入欧洲的博弈。如果法国瓜分德国，或者与施廷内斯这样的人合作，创建一个强大的、有朝一日可能会令美国的经济实力也黯然失色的工业联合体，那么，美国就无法袖手旁观了。[44]10月11日，休斯重申了他去年12月在纽黑文的讲话中所提出的条件，美国将支持进行专家调查。伦敦方面赶紧着手此事。[45]现在的问题在于，法国将如何回应。

法国的反应很能说明问题。尽管普恩加莱肯定对法国第二次战胜德国感到欣喜，但与之前的克列孟梭一样，他最关心的是在英美联盟的基础上确立法国的安全。尽管德国已经臣服在法国脚下，巴黎方面也在权衡是否要分解德国，但普恩加莱却从未给出这最后一击（coup de grâce）。显然，在德国几乎没有人支持分裂主义。对于施廷内斯与其法国重工业同行设想的那个利己主义的商业方案，普恩加莱非常警惕。他不想看到法兰西共和国像魏玛共和国一样，沦为利益集团的玩物。在希特勒发动政变之后，很明显，法国面临着可能与一个怒火中烧的民族主义独裁政权面对面的危险。[46]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可以清楚地看到，任何公开破坏德国主权的行为都将使法国与英国和美国建立新同盟的希望破灭。

普恩加莱拒绝了把莱茵兰分离出来的极端侵略主义主张，也拒绝了阿登纳和施廷内斯共同提出的法德达成双边协定的建议，他同意由一个包括几位知名美国人在内的专家委员会来重新考虑德国的赔款偿付时间表。来自伦敦的暗示让人误会华盛顿方面有可能打算讨论战时债务问题，这让这粒药丸变得可口起来。[47]但事实上，根本没有人做出这样的提议。法国方面不顾美国的威胁，否决了任何有关赔偿总额的讨论。提交给专家委员会的问题非常委婉：如何使赔偿不影响德国预算和德国货币的稳定？与1919年不同，美国政府不会派出官方人士到巴黎，但美国国务院选择了两位美国代表担任专家委员会的主席。首席代表查尔斯·道威斯（Charles Dawes）是一位来自芝加哥的共和党银行家，根据其在战争期间的表现，他被看作一位对法国持友好态度的人士。位居次席的欧文·D. 杨格（Owen D. Young）是一名威尔逊式的国际主义者，他是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的董事长，由于其姊妹公司AEG，他与德国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休斯向美国驻巴黎大使馆所建议的那样，之所以选择道威斯和杨格，部分原因是因为，尽管他们在欧洲有利益牵扯，但他们两人都从未主张取消协约国内部的债务。[48]

在1924年头几个月，以道威斯的名字命名的计划被制订出来。这一计划基于这样的想法：既然德国的内部债务已经消失了，那么，只要征收与其邻国同等的税金，它就能够获得现金盈余，并以此来偿还赔款。[49]而每一个因为德国的通货膨胀而解除负担的债务人也承受了相应的经济损失，这一事实并没有被计算在内。同样，鲁尔被占领和恶性通货膨胀期间德国生产力所遭到的巨大破坏，也没有被纳入此次纯财务意义的讨论之中。不过道威斯计划也承认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用大量德国马克兑换美元会造成货币市场的不稳定。未来，一个常驻的赔款代理机构将会留意这一点，不让柏林的兑换行为过度扰乱市场。那些无法被安全兑换的资金将被留在债权人在德国国内的账户上。道威斯委员会无权修改1921年5月伦敦最后通牒中所规定的最终赔偿总额，但他们制订了一个详细的偿付新方案，将德国的还款期限延长到了20世纪80年代，从而大大减轻了德国的负担。经过几周的讨价还价之后，杨格成功地让法国同意，在五年的宽限期之后，将每年的偿付额提高到25亿马克。[50]

考虑到德国即将全面崩溃的事实，能得到这样一个良性结果是非常出乎意料的，而法国愿意接受道威斯计划，甚至让人更加惊讶。不过，一旦讨论被交由英美专家主导，那么这样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预见的。考虑到英国政治局面的戏剧性变化，就愈发可以这么认为了。在1922年的热那亚会议之前，劳合·乔治曾经警告普恩加莱，要小心英国自由党反对人士和工党中不断强化的反欧情绪。1923年，鲁尔危机加上科孚岛事件，让他最担心的事成了事实。在英国政党政治的整个谱系中，一种对于英美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角色的现代威尔逊式观念正在崭露头角。回顾过去，对很多自由主义左派来说，英国与俄国和法国结成协约国集团，从而与欧洲事务纠缠不清，这看起来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1914年7月的危机、巴黎和会，以及现在的鲁尔危机都是可以预料到的后果。为了实现稳定，英国和整个英联邦都应该远离欧洲，与美国肩并肩地站在一起，通过国际联盟的斡旋和可靠的专家意见，帮助平息欧洲大陆上的暴力。

这是自由党和工党的天然属性，同时也得到了各个自治领的强烈支持，因此也就得到了很多托利党人的认可。在恰纳卡莱危机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很清楚地表明，帝国无意进行干涉。[51]1923年12月6日，大选提前举行，结果证实了英国这种新的心态。托利党遭遇惨败，阿斯奎斯派自由党人成了最大赢家。他们与凯恩斯相似，从1916年起就赞成相互妥协以达成和平，而这恰恰是因为他们与威尔逊一样，想要避免英国与欧洲或者美国有任何不必要的纠缠。

但在1923年12月真正上台的政党却是工党，它包含了中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激进派自由主义者，以及一群有组织的工人，由拉姆齐·麦克唐纳领导。麦克唐纳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威尔逊主义者，在战争期间曾因为支持“没有胜利者的和平”而遭到辱骂和政治排挤。[52]包括首相本人在内，第一届工党内阁中有15名部长是民主控制联盟的成员，这个英国的压力团体在1916年年底至1917年年初威尔逊第一次提出他的和平方案时，曾与他来往密切。因此，这个内阁似乎将要颠覆欧洲现存的政治秩序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对唐宁街来说，被工党占据并不是一场革命，但它肯定是一场戏剧性的政治剧变。

正如劳合·乔治曾经警告过的，伦敦方面这种新的心态对法国意义重大。整个1923年，拉姆齐·麦克唐纳都在谴责法国对赔款的诉求是异想天开。在他看来，德国在鲁尔的投降就像是一个“支离破碎且手无寸铁”的国家被一个“全副武装且威武强壮的国家”绞杀，这不是“成功”，而是“邪恶”的胜利。[53]他在日记里写道，通向和平的唯一途径，就是要确保法国“保持理性”并放弃它“自私虚荣的政策”。[54]工党的第一任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Philip Snowden）将占领鲁尔形容为“6000万到7000万受过最好教育、最勤劳刻苦、最有条理的人”受到法国的“奴役”。民主控制联盟的活动家E. D. 莫雷尔（E. D. Morel）曾经揭发过据称是塞内加尔军队造成的“莱茵河上的黑色恐怖”，现在他又开始猛烈抨击法国“活生生将德国的肺和心脏从它的身体中拽出来”。[55]

在法国，1923年年底至1924年年初，普恩加莱还沉浸在爱国热情的浪潮之中，但是货币市场却对法国能否在英国和美国的反对面前还继续占领鲁尔失去了信心。[56]到1923年12月，1美元兑换5.18法郎的战前汇率只能是美好的回忆了。[57]在占领鲁尔期间，法郎已经贬值了至少30%，跌到了1美元兑换20法郎。1924年1月初，普恩加莱在法国众议院的信任投票中赢得了多数。但是当涉及财政整顿时，议员们却犹豫了。财政紧缩政策没有得到多数人的认同。

最后，到1月14日，就在各国代表齐聚巴黎准备开始商讨道威斯计划的时候，法国的股票交易却遭遇了“大恐慌”。[58]为了防止证券市场崩盘，普恩加莱要求获得授权发布法令，推动必要的预算削减和增税措施。曾经支持介入鲁尔的议会大多数出现了分裂。左派谴责普恩加莱要求授权发布法令，是对共和国政体的攻击，并要求对资本而不是工资征收重税。[59]但这些并不能带来信心，市场任由法郎下跌，汇率从这一年早些时候1英镑兑换90法郎跌到了1英镑兑换123法郎。普恩加莱向美国大使迈伦·赫里克（Myron Herrick）承认，他害怕法郎会步马克的后尘“变得一文不值”。[60]但是华盛顿方面没有表现出同情。正如一位国务院官员所说，“法郎的贬值恰逢其时，它使这个国家的理性有了巨大的提升”。[61]

2月29日，普恩加莱同意结束对鲁尔的占领，条件是德国保证它会循规蹈矩。作为补偿，他想得到美国的支持。他得到了。美国国务院批准J. P. 摩根发放1亿美元的信贷。在美国行动的压力之下，英格兰银行也赞助了一笔短期贷款。这一双重承诺使法兰西银行明显得以恢复。在突然涌入的美金和英镑的支撑下，法郎迅速升值，让那些看跌的投机者损失惨重。对于普恩加莱政府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防御战略，是一次“财政凡尔登”（Verdun financier）。但是摩根的贷款只有六个月，要想获得新的长期贷款，法国众议院必须尽力让国内财政完全稳定下来。六个星期之后，5月11日，法国选民恢复了平静。他们从1919年11月的民族主义激情中退回来，回到了战前的常态，左翼共和主义者获得了多数选票。左派联盟（Cartel de Gauche）政府宣布胜利。普恩加莱现在被谴责为鲁尔这场徒劳无功的残暴行动的设计师，只好宣布辞职。

由爱德华·赫里欧（Edouard Herriot）领导的新政府上台了，赫里欧来自曾被克列孟梭称为家的左翼激进派。新政府制订了一个进步主义的社会改革方案，包括推广八小时工作制、要求公共部门建立工会，以及提高收入税。[62]尽管社会党人拒绝了政府的责任，但还是在众议院对此表示了支持。在外交政策上，赫里欧重申了国际主义的原则，像莱昂·布儒瓦这样的一些人长期坚持这一点，把它看作法国共和主义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巴黎方面希望这能够取悦伦敦和华盛顿，再不会出现普恩加莱那样的侵略行动了。但是与普恩加莱一同离开的，还有法国金融市场的平静。在左派掌权后几天，法郎又开始了令人担心的下跌。有证据表明，这是普恩加莱使它估值过高之后的“自然”回归，但是在法国左派看来，这只说明了赫里欧正在遭遇金钱之墙（mur d'argent）的碾压。

更糟糕的是，1924年夏天，赫里欧政府渐渐明白了道威斯计划的全部后果。根据该计划的条款，将由华尔街牵头提供一大笔国际贷款，从而保证赔款的顺利进行。然而，这笔贷款并不是要给伦敦或者巴黎，而是给德国政府。英国和美国的银行都已经表明，即使在困难的情况下，它们也愿意向法国贷款。借钱给德国则是一个全新的提议，对于杰克·摩根来说，这显然是非常让人恼火的。[63]可是美国国务院坚持要这样做。结果，1915年建立起来的协约国与华尔街之间的联盟关系开始破裂。如果要让德国成为一个有生存能力的借贷者，摩根就必须坚持，其债券持有者的需求应该高于法国政府需求。要向投资者们保证，即使出现拖欠赔款的情况，法国也不会再次向鲁尔出兵。不仅法国的财政政策要受到金融市场的监管，它的外交政策也是如此。

当然，压制法国的外交政策正是美国国务院的目标，但是道威斯计划的架构使美国可以隐匿在幕后。正如国务卿休斯在1924年7月2日对德国大使奥托·威德菲尔特（Otto Wiedfeldt）所说的，华盛顿既不会给道威斯计划做担保，也不会承担向德国提供任何贷款的责任，因为任何这样的承诺“都会在美国国内引起党派纷争，同时引发立法和行政机构围绕外交政策控制权展开破坏性的斗争。美国政府……可以给出公正无私的建议，帮助协调欧洲各方立场，并鼓励动员私人资本……从而扮演一个更具建设性的角色”。[64]实际上，1924年夏天，休斯确实在欧洲，但不是作为国务卿，而是作为美国律师协会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尽管如此，他还是向美国驻英大使弗兰克·B. 凯洛格（Frank B. Kellogg）提出了非常明确的建议：如果法国政府要求有权对德国实施军事制裁，“你就可以说，尽管你不能代表美国政府……但根据你对美国民众投资者的了解，在那样的条件下，将无法在美国募集到贷款”。[65]

赫里欧政府认为它有理由期待与其在英国工党中的同志团结起来。但是考虑到麦克唐纳的威尔逊主义倾向，效果恰恰相反。当“法国军国主义者”被急剧贬值的法郎打败时，唐宁街毫不掩饰内心的兴奋之情。[66]1924年7月23日，赫里欧总理与他那位一度主张协约国内部经济联合的财政部部长艾蒂安·克莱芒泰尔只能低声下气地请求J. P. 摩根，至少保留《凡尔赛和约》最基本的内容：赔款委员会必须保留认定违约的权利；为了确保德国能遵守规定，法国军队必须在鲁尔再待上至少两年。

在接下来的几周，赫里欧被迫在这两点上做出了让步。根据杨格的建议，赔款委员会在名义上继续保有判定德国是否违约的权利。但是在出现这种情况时，美国有权派代表加入委员会。任何宣布德国违约的决定都必须得到全体一致同意，并提交给由美国人担任主席的仲裁委员会。虽然不太可能，但一旦这样的制裁获得通过，道威斯计划债权人的金融权利要有绝对的优先权。在幕后，压力的施加则直接得多。1924年8月，随着对法郎的担忧再次上升，巴黎方面请求J. P. 摩根重启3月时同意拨付的1亿美元贷款。摩根明确表示它很乐于这么做，但前提是法国必须下定决心进行财政整顿，同时推行“和平的外交政策”。银行家又一次得偿所愿。由于美国在中间发挥的作用，法国只能做出妥协，同意在一年内撤出鲁尔。

当然，德国的民主在1923年的危机中得救，这是跨大西洋外交的一次巨大成功，它需要各方都做出牺牲。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经常被形容成一个“理性的共和党人”（Vernunftrepublikaner），但他的内心深处很可能仍然是一个君主主义者。但是，如果这里的“理性”仅被用来形容他愤愤不平的盘算，那对他来说并不公平。从保卫魏玛共和国的这场战斗中脱颖而出的理性，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国家理性”。1924年3月29日，当施特雷泽曼在汉诺威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全国大会上讲话时，他指出，想要变成这个国家最有名的人非常简单，只需要像希特勒那样，要求德国大步向前，让德皇的“黑白红旗飘扬在莱茵河上”。但这样的民粹主义是极不负责任的。[67]“对独裁者的呼唤”是最糟糕的“政治爱好”。[68]他的政党中的右翼分子、俾斯麦时期民族自由党人的继承者，也许会想要将德国社会民主党边缘化，并且与德国国家人民党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合作。而当德国国家人民党在1924年5月的大选中几乎赶上社会民主党人、成为德国国会中的第二大党后，这种想法就更加强烈了。但是在需要小心对待的道威斯计划谈判过程中，施特雷泽曼否决了这种可能性。德国国家人民党掺杂了自由主义反犹思想的泛德意志论调，并不适合“对外出口”。[69]只有负责任的共和国政治，才能在国内保持最低限度的秩序，并与英国和美国建立起合作关系。

但是德国的稳定不仅建立在施特雷泽曼的政治技巧上，它还需要削减开支和增加税收，而正是这些令人痛苦的事情，使独裁的问题变得极为迫切。为了打破推动通货膨胀的利益集团间的僵局，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下，政府动用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的总统权力。[70]他们在1923年11月之后强制实行的通货紧缩政策带来了公共部门的大幅裁员以及实际工资的大幅下降。但这不是单方面的。扣除物价因素，魏玛共和国的实际税收在1923年12月到新年涨了四倍。德国商业界一向不赞成共和国的高额社会支出，但进行这种平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与施特雷泽曼和不苟言笑的财政部部长汉斯·路德（Hans Luther）一样，在恶性通货膨胀的灾难之后被任命为德意志银行行长的精力充沛的银行家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也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在国内和国外都重新树立起德国政府的权威。对沙赫特来说，德意志银行是“一个经济实力的平台，国家只有立于其上，才能成功打退特殊利益团体的进攻”。[71]他坚持认为，经过几年的企业过分要求和灾难性的通货膨胀之后，“德国商业界”必须要学会“服从命令，而不是发号施令”。[72]

但是，无论下定多大的决心要进行国内整顿，在1924年5月的国会选举之后，即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得票也不足以通过宪法修正案，批准包含了将德国国有铁路用于国际抵押的道威斯计划。超过四分之一的德国选民将选票投给了极右力量——19%的选票投给了德国国家人民党，将近7%的选票投给了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将近13%的人选择了共产党人。如果想要达到三分之二多数，就不得不至少说服一些来自国家人民党的代表，而他们是《凡尔赛和约》毫不妥协的敌人，是“刀刺在背”传说的创造者。其他国家对此深表担忧，以至于美国大使阿兰森·霍顿（Alanson Houghton）直接介入了德国政党政治，他召集德国国家人民党的主要人物，明确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拒绝道威斯计划，那么，想要再让美国援助德国，就得等上一百年了。在商界支持者的巨大压力下，1924年8月29日，终于有足够的德国国家人民党成员倒向政府，批准了道威斯计划。作为交换，德国政府正式宣布，不承认《凡尔赛和约》中关于战争罪行的条款，以此讨好民族主义团体。

不管怎样，1924年10月10日，保持缄默的杰克·摩根签署了贷款协议，让他的银行与伦敦、巴黎甚至布鲁塞尔的主要金融团体一起，提供一笔8亿金马克的贷款。[73]这笔贷款是用商业常识抚慰战争遗留下的伤口，而它显然也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提议。道威斯贷款的发行人在每1美元的债券上只需要支付87美分，但能获得5%的溢价赎回。而德国对于它所接收的8亿马克，则要提供面值为10.27亿马克的债券。[74]

但是，如果说摩根对自己被迫扮演的角色感到不知所措的话，这就表明了1924年国际政治重新安排的荒诞本质。工党政府在伦敦主持了最后一轮谈判，这也是第一次由一个选举产生的社会主义政府来执掌旧世界最重要的资本主义中心，而根据它1919年的政党宣言，工党原本是要致力于进行激进的国有化和社会改革的。尽管是以“和平”与“繁荣”的名义，但它现在是在与华盛顿公开表明保守倾向的美国政府和英格兰银行密切合作，来满足美国投资者的需求。在此过程中要把一个破坏性的财政方案强加给法国激进改革派的政府，以此让德意志共和国受益，而这个共和国目前由曾经是臭名昭著的兼并主义者，但现在已经悔过自新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带领的联合政府统治。

“去政治化”是对这样一幅互相残杀的图景所进行的委婉描述。[75]显然，威尔逊的新自由并没有打算把摩根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事实上，即使是摩根，也不愿意承认道威斯计划的内容。威尔逊曾经援引公众舆论作为最终权威，而现在代表它的，是“投资”的公众，作为金融顾问的银行家也只是他们的代言人而已。不过，如果说八年前威尔逊提出“没有胜利者的和平”，这一主张背后是对欧洲整个政治阶层的羞辱，那么人们不禁会想，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和伦敦会议一定会让他在自己刚刚“挖好的坟墓”里眉开眼笑。这就是和平，而且显然没有任何欧洲国家是胜利者。

[*]美国银行家。1913年，父亲J. P. 摩根去世后，他继承了家族财产并接管了包括J. P. 摩根在内的公司业务。——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