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战争与和平的新政治

第二十五章 战争与和平的新政治

1927年6月，时任德国外交部部长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在宾朋满座的奥斯陆大学（Oslo University）礼堂发表了他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奖演说。[1]他的讲话通过广播在挪威、瑞典和丹麦播放。施特雷泽曼与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和奥斯丁·张伯伦共同获得了这一荣誉，以表彰他们共同努力，带领各自的国家最终走向了被广泛赞誉为战后第一次真正和平的《洛迦诺公约》。这份公约在道威斯计划出台之后不到一年通过协商达成，于1926年9月14日在日内瓦得到批准。《洛迦诺公约》是一部维持现状的公约，它对西欧国家的边界做出了庄严的承诺。施特雷泽曼毫不掩饰地承认，战败者比战胜者更难接受这部公约。正是他曾经作为德国帝国主义的旗手和曾为无限制潜艇战摇旗呐喊的经历，使这一时刻变得如此重要。但他的言辞是真诚的。他宣称，《洛迦诺公约》意味着一个共同的欧洲梦想得以实现，即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的愿景，“神命休战（Treuga Dei），上帝的和平”将笼罩在莱茵河上，“这个数百年来血腥战争肆虐横行的地方……”。他向听众保证：“德国的青年可以被争取到同样的事业中去。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和平竞争中，青年看到了个人在身体和精神方面所能获得的理想成就，我希望，在技术和智力发展方面也是如此……德国所面对的，是一个稳定国家的未来……它建立在辛勤工作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一种依照康德和费希特（Fichte）的哲学争取和平的浩然之气之上。”

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叶，这样的后政治观点并不是滑稽可笑的东西，它们可以算是现实政治。[2]从1914年到1924年这长达十年的危机之中，人们还能得到其他什么教训呢？可以肯定，将大国间战争视为政治的合理工具而不是自我防卫的手段，那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对于那些1914年以来失去的生命和耗费的数十亿金钱来说，一个人应该表现出什么呢？英国赢得了巨大的胜利，但随后在阿姆利则、在爱尔兰、在中东等一系列灾难性的战后事件中，它的名誉在一点点地流失。意大利人对他们的惨胜感到愤怒不已，墨索里尼袭击了科孚岛，却没能占领它。日本得到了这一天赐良机，可以实现他们在俄国和中国的帝国主义梦想，却没能从中获利。德国人在东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却没能构建起合法的和平；在西方，他们被迫三次，而不是一次，接受失败。而最近一次在1923年战胜了他们的法国人，又会对胜利表现出什么呢？

权力的挫败不是由单一的原因造成的，但确实有固定的模式。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国内的斗争中，无论是在上海的码头、乌克兰的田野还是鲁尔的炼钢厂，战争都不再被认可。即便是胜利，它的代价也过于高昂。民族自决或许很难定义，也更难实现，但是，对帝国主义霸权的自我标榜迅速为人们所痛恨和强烈抨击。国内可用于帝国主义投机活动的资源总是十分稀缺，战争使得资源更加稀缺，而民主也会对政府支出的优先事项和统治的合法性施加真正的限制。到最后，大国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竞争就会从根本上成为一股平衡的力量，将国际社会“一条铁链上的囚犯”束缚在一起的脚镣手铐真实可见。[3]正如英国从它在中东所遭受的损失中发现的那样，在某一个竞技场上看起来价格低廉的战利品到了另一个战略要地——无论是在莱茵河还是在孟加拉地区，也许就变得极其昂贵。

但是，如果说所有这些挫败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的话，那就是由于一个新时代的挑战以及美国这样一个经济、政治和军事权威新焦点的崛起，欧洲大国已经黯然失色。这一模式开始于17世纪的欧洲，并被日本带到了亚洲。正如1928年11月英国外交部编制的一份备忘录中所写：“大不列颠在美利坚合众国所看到的，是一个在我们现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它拥有我们二十五倍的面积、五倍的财富、三倍的人口、两倍的野心，几乎坚不可摧，在繁荣程度、生命力、技术设备和产业科学等方面至少与我们旗鼓相当。当英国正在艰难摆脱战争期间超乎常人的斗争所带来的影响的时候、背负着巨额债务重担的时候、因为可恶的失业而几近瘫痪的时候，美国发展到了现在这个状态。”无论寻求与美国的合作是一件多么令人懊恼的事情，都无法避免这样的结论：“在几乎每一个领域，相互合作给我们带来的利益都要多于带给他们的。”[4]如果这对英国及其帝国来说是事实的话，那么，对于其他曾经的大国来说，就更是如此了。这给它们带来了同样的问题。如果对抗已经不再是一种选择，那么，在这一新的权力格局之下，“相互合作”的条件会是什么？

一

1922年4月《拉帕洛条约》的光芒掩盖了注定失败的热那亚会议的一个决定：重新恢复普遍的金本位制。华盛顿参与了道威斯计划、1924年德国新马克与黄金挂钩，这些都表明恢复金本位制已经成为大西洋两岸共同的优先事项。黄金是恢复到正常状况的定心丸，是金融秩序的保证。但是，正如1920年以来的经验所展示的，这样的结果一定是痛苦的。[5]货币秩序的任何解决方案都与国内以及国际债务协议挂钩。德国在这方面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它的国内债务已经因恶性通货膨胀而烟消云散了。尽管它还背负着赔款的重担，但是这个国家的国际资产负债表却表现很好。它不像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那样，还承受着协约国内部巨额债务的压力。与此同时，德国曾经繁荣的商业与其管理有方的城市提供了大量优质抵押品。

这样，1924年之后，魏玛共和国的稳定得到了大量涌入的美国信贷的支撑，它们被提供给了私人企业和除破产的帝国之外的各级政府。[6]事实上，只要货币保持流动，那么这些资本的涌入就意味着，贸易赤字、价格和工资的上涨压力以及缺乏竞争力的汇率，这些事情都无关紧要了。可能要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清算，这在施特雷泽曼看来，甚至也不是不受欢迎的。如果再发生危机，柏林方面希望能够利用它的美国新债权人来对抗英国和法国的赔款要求。欠美国的债务可以变成修订赔款的工具。[7]正如施特雷泽曼1925年在一个轻松自由的场合下所说的：“一个人只需要有足够的债务就行了；一个人必须要有相当多的债务，以至于如果债务人垮掉，债权人就会看到他自己也正身处险境。”[8]

1922年，劳合·乔治的欧洲政策惨败之后，英国就已经不再卷入欧洲的债务和赔款纷争。1923年1月与美国达成的战时债务解决方案是痛苦的，但它也重新恢复了英国的信用。从1920年开始，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就一直在持续施加通货紧缩的压力。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德国已经在道威斯计划下获得了安全，推动英国重新恢复金本位制就成了接下来的当务之急。如果英国能够恢复金本位的话，那么大英帝国、欧洲其余的大多数地区以及拉丁美洲的经济体就会紧跟其后。面对前任财政大臣雷金纳德·麦克纳及其首席顾问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批评意见，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对此犹豫不决。除非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也有所上升，否则两国物价水平的最终趋同将是非常痛苦的。虽然英国已经从1920年至1921年经济萧条的深渊中恢复过来，工会一直到1924年10月也都很平静，但英国正陷在全面的“红色恐怖”之中。工党中的左翼号召将英格兰银行国有化，而右翼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则在散布苏维埃颠覆的谣言。

1924年10月29日，斯坦利·鲍德温领导的保守党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英国的首任工党政府被赶下台。由于伦敦城想要找到一个永远“不被欺骗”的系统，而美国也在威胁要把加拿大和南非撬走，在这样的情况下，1925年4月28日，英国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宣布，英国将恢复黄金兑现。[9]到这年年底，全世界范围内有35种货币要么宣布可以与黄金兑换，要么保持了至少一年的稳定。正如当时一位批评家所观察到的，这是“有史以来”协调一致的国际经济政策中“最全面”的一次。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芬兰、罗马尼亚和希腊这样一些脆弱的外围经济体则“忍饥挨饿，以到达黄金的海岸”。[10]

在英国，影响并没有如此严峻，但是按照战前利率回归金本位，进一步削弱了出口导向的主要产业的竞争力，特别是煤炭开采业。1925年年底至1926年年初，煤矿矿主和工人的恶意纠纷使英国工业界的斗争死灰复燃。1926年5月4日，英国工会大会（Trade Union Congress, TUC）又重整旗鼓，做了他们在战后曾经退缩不前的事：他们宣布了大罢工。在罢工发起的第一天，175万工人离开了工作岗位。无论从哪一种标准来看，这都是一次巨大规模的停工事件，并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激起了兴奋的涟漪。如果是在1920年，这场罢工足以迫使政府表态，然而，1926年的托利党在议会中拥有稳定多数，英国也不再是整个欧洲最后的求助对象。煤炭正源源不断地从德国和波兰的煤矿中运送出来，保守党人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用来准备对付煤矿工人。在六年的大规模失业之后，工会也被削弱了，他们的团结十分脆弱。随着大批工人返回工作岗位，到5月11日，工会大会就在要求和平了。劳工运动的巨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几年就开始了，而这次将是它的最后一搏。在莫斯科，这场失败也被看作一个清晰的信号，标志着战后革命运动的阶段已经过去了。[11]

英国已经带头推动通货紧缩，现在问题就摆到了它曾经的协约国盟友面前。1920年时，意大利、日本和法国曾经决定不追随英美两国推动的通货紧缩。那么，它们现在会与英美保持一致，恢复金本位吗？相对于收入而言，意大利的战时债务是所有协约国里面最严重的。总理弗朗西斯科·尼蒂与战后各届自由主义政府曾经想尽一切办法，请求美国做出让步，但一无所获。相比之下，墨索里尼政权却得到了美国国务院和华尔街的大量同情。[12]1925年11月，意大利人脉广泛的财政部部长、实业家朱塞佩·沃尔皮（Giuseppe Volpi）拿到了一份极为有利的战时债务协议，并为华尔街新的信贷流入打开了大门（表12）。[13]这使意大利经受住了1926年外汇市场的动荡，并在1926年8月将里拉的汇率固定在了1英镑兑换90里拉，这是四年前墨索里尼上台时的常规汇率水平。法西斯主义阻止了汇率下跌。而且，不同于英国的是，法西斯意大利完全不用担心什么大罢工，墨索里尼的黑衫军已经在1920年到1922年的街头战斗中完成了他们的工作。1927年，独裁政治的全部力量都用来将工资强行削减了20%。

日本返回金本位的道路没有那么顺利。[14]经过三年的通货紧缩，到1923年，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已经十分接近战前水平。然而9月1日，日本遭遇了现代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地震。14万人死亡，50万人无家可归，大片城市沦为废墟，日本银行被迫采取紧急信贷措施。由于外汇大量流失，在积累了十年的外国资产之后，1924年1月，日本被迫以6.5%的惩罚性利率重新向J. P. 摩根借款。由于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战前的条件，因此被称作“民族耻辱贷款”。[15]同样清楚的一点是，这笔贷款也标志着日本的融资来源出现了决定性的转变，从伦敦转到了纽约。[16]三年之后，恢复金本位制的总体举措使日本再次回到了战前汇率。然而，灾难再次袭来，这次是一场严重的银行业危机，迫使30多家银行倒闭。1927年，随着货币价值相比于战前平价出现了令人满意的下降，具有扩张思想的政友会新政府决定搁置任何进一步试图恢复金本位的举措，以便专心对付中国日益严重的民族主义挑战。日本的民族发展是最为紧要的事情，只要需要，国家就会参与进来。与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一样，J. P. 摩根带领下的华尔街利益集团扬扬自得地加入进来（表13）。

法国的经历更加痛苦。1924年11月，随着与德国相关的道威斯计划的推进，J. P. 摩根请求国务院批准它合并普恩加莱总理的1亿美元短期贷款。但华盛顿方面还有其他更重要的考虑。除非法国能够恢复国内财政的秩序，并且能够想办法解决35亿美元的协约国内部债务问题，否则它就不再有任何信用可言。从1925年4月开始，柯立芝（Coolidge）政府全面禁止对外贷款，首先就取消了给巴黎市的一大笔贷款。就在同一个月，爱德华·赫里欧不幸的左派联盟政府在法国参议院选举中败北，开启了法国政治和金融一段不稳定的时期，直到1925年11月阿里斯蒂德·白里安重返总理职位后才得以结束。白里安立即与华盛顿方面达成了债务协议，签订了《梅隆——贝朗热协议》（Mellon-Bérenger Accord），法国以1.6%的优惠利息在60年内偿付全部欠款，一开始每年支付3000万美元。

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急于将这个协议确定下来，他促使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提案。但是，当1926年初夏协议在法国公之于众的时候，却引发了爱国情绪的强烈反对。《梅隆——贝朗热协议》被谴责为“终身苦役”，白里安也受到指责，认为他“将绞索套在了法国的脖子上”。7月，2.5万名退伍老兵上街游行，在无声中抗议“国际金融豺狼”。[17]美国大使迈伦·T. 赫里克报告说，美国的银行家正在让他们的家人离开巴黎，因为担心这会是一个火热的反美主义的夏天。7月21日，巴黎各地都爆发了民族主义抗议活动，数千人将自己装扮成墨索里尼的黑衫军，法郎也从1914年引以为豪的1英镑兑换25.22法郎跌到了1英镑兑换238.50法郎。1926年7月，法国的年度通货膨胀率高达350%。[18]谣言四起，说贝当元帅很可能发动一场右翼政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共和党政治家团结起来。普恩加莱再一次当选总理，他组成了一个多党联盟，其中包括他的前任赫里欧以及其他四名前总理[19]，白里安再次出任外交部部长。一个根据宪法实行自治的公共债务机构建立起来，以确保偿还法国国内债权人的债务。[20]信心开始恢复，8月17日，法郎兑英镑的汇率达到了179，并且还在继续攀升。

1926年12月，法郎稳定在了一个强劲的汇率水平上，1英镑兑换124法郎，1美元兑换约25法郎。[21]这让法国国内的债权人遭到了沉重的损失。它增加了法国进口商品的成本，但也促进了出口，同时使得收购法国资产变成了一件极具吸引力的事情，黄金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流入巴黎。经济的稳定不仅向世人宣告了法兰西共和国的生命力。普恩加莱从鲁尔获胜之后强加给法国的屈辱方案中学到了东西。回到1924年，法国经济的虚弱使它只能听任英国和美国的处置，但是到了1926年秋天，正如法兰西银行行长所说，黄金不断流入法兰西银行，使“这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威望和独立性得到了加强”。[22]普恩加莱选择了更具戏剧性的语言：通过“自身的努力”，法国人民将把自己从“盎格鲁——撒克逊的财政枷锁”中解放出来。[23]到1927年夏天，巴黎方面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已经达到5.4亿美金。这与法国欠英国和美国的60亿美元战时债务相去甚远，却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战略储备，可以用来抗衡任何金融压力，特别是来自英格兰银行的压力。[24]

二

1921年的《华盛顿条约》叫停了主力舰方面的军备竞赛。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在为战后体系的经济恢复做好准备的同时，也拔去了《凡尔赛和约》的利齿。它完全排除了将来动用法国军队的可能性，以确保其俯首称臣。但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或者什么，能够保证欧洲的安全呢？1924年秋天，为了补偿法国因为道威斯计划而受到的屈辱处理，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与爱德华·赫里欧一道在国际联盟提出，为了强化《国际联盟盟约》，应该制定一项强制仲裁程序，同时作为其支撑，还要建立自动制裁制度，并提出一项重大的裁军新倡议。然而，1924年10月英国第一届工党政府垮台之后，所谓《日内瓦议定书》（Geneva Protocols）背后的推动力量也开始消散。尽管即将上台的保守主义外交部部长奥斯丁·张伯伦是一个真正的亲法派，但托利党内阁中的其他人并不想让英国套上国际联盟强制仲裁制度的枷锁。

不仅如此，《日内瓦议定书》也出人意料地遭到了华盛顿方面的反对。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的回应不是对这个欧洲倡议表示欢迎，而是指出，考虑到制裁机制的提议极为强硬，美国将不得不认为国际联盟怀有潜在的敌意。[25]美国不会容忍英国和法国海军单方面进行海上封锁，即便这得到了国际联盟的支持。对于英国人来说，他们在1916年曾发现自己岌岌可危，即将要在大西洋两岸的对峙中面对一个有潜在敌意的美国，这样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场噩梦，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26]唯一能够得到休斯同意的解决方案，就是让华盛顿方面有权否决任何国际联盟制裁措施的实行。但是正如张伯伦所指出的，这会将华盛顿方面置于与国际联盟集体权威相等的位置，从而赋予美国“超级国家”的地位，使它成为“国际联盟所有行动的上诉法庭”。当英国驻美国大使埃斯梅·霍华德（Esme Howard）爵士回复说“我们有时候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时候，张伯伦反击道：“认识到某种现实，与将其后果公之于众，这当中还是有区别的。”[27]

张伯伦本人倾向于重新为法国提供一份双边的英国安全保障，这得到了英国军方的强烈支持。在1925年2月一份措辞强烈的备忘录中，英国军官强调，以为这样的承诺是在对法国让步，这是一种误解。它本质上是为了英国自身的利益，“只不过顺带为法国提供安全……”大战已经揭示出，“大不列颠真正的战略边界线是莱茵河；它的安全完全取决于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现有边界得到保持，并由友军控制。”[28]问题是法国并不满足于对莱茵河安全的保证，他们希望在东欧边界线上得到全面的军事支持，但这对于伦敦方面来说太出格了，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重新恢复金本位制需要的是经济最大化，而不是更多的承诺。[29]1925年3月20日，伦敦方面宣布，它接受了德国关于莱茵河安全条约的提议。这一提议将保证欧洲西部的边界安全，并通过使德国加入国际联盟而实现与其关系的正常化。这样做还将确保德国稳稳地留在“西方体系”中[30]，《拉帕洛条约》所带来的苏德结盟的可怕局面将被消除。

在做出这样的让步之后，《洛迦诺公约》得以诞生，并在1926年9月得到批准。它确保了欧洲西部的边界安全，却置东部边界于不顾，因此恶名昭彰。德国与波兰仍未和解，德国向东扩张的道路也没有被封锁。然而，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安全体系，这不是公约的主要缺陷。真正的难题并不在东部，而是在西部。根本问题是美国的态度。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不管德国是向东还是向西侵略，英国和法国真的能够遏制住吗？1927年，正是巴黎试图让美国与欧洲重新建立联系。4月7日，也就是美国参战十周年纪念日，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向华盛顿方面提议，法国和美国签订一份双边安全条约。[31]美国国务院不愿建立起任何这样的特殊关系，但是考虑到当时普遍的公众情绪，柯立芝政府很难否认，这样一份反对侵略的协议极具吸引力。作为替代，1927年12月，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提议签署一份宣布放弃战争的多边公约。[32]

1928年8月27日下午，15个国家齐聚巴黎，签署了一份条约，凯洛格本人也出席了这场仪式。条约要求所有的签字国都“斥责用战争来解决国际纠纷，并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上，废弃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这是1870年以来，德国外交部部长首次正式出现在奥赛码头的法国外交部。[33]德国曾经希望能让苏联也参加签字仪式，但这对华盛顿方面来说太出格了。尽管如此，苏联却成了第一个批准这份后来被称为《非战公约》[†]的文件的国家。[34]在1928年，有不少于33个国家签署了这份公约；到1939年，签署这份公约的国家已经达到了60个。它是追求和平的新意识形态至高无上的荣耀，这种意识形态主导了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它是一种视“和平中的世界”为“常态和规范”的愿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战争被重新定义为完全是一种罪恶的“失常行为”。[35]虽然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非战公约》遭到了恐怖暴力行为轻松的嘲讽和打击，但它并不是没有历史正当性。1945年，当“二战”同盟国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领导人提起公诉时，他们对被告的主要指控既不是人们所熟悉的、19世纪编纂的战争罪行规定，也不是相对新颖的反人类罪的概念，就更不用说种族灭绝罪了，它还没有在国际律师的头脑中成型。美国检察官对纳粹德国提起公诉的核心内容，就是他们违反了《非战公约》，他们对和平犯下了罪行。

不同点在于，1945年，美国俨然是国际主义新时代攻无不克的胜利者。而在1928年，英国和法国都有理由认为，《非战公约》是美国的遁词。它怎样才能得到强制执行呢？华盛顿方面不允许英国海军采取行动，它坚持认为，“公约”应该与国际联盟保持距离。这无法平息法国的焦躁。1923年，当英美两国拒绝认真考虑法国的安全需要时，普恩加莱以占领鲁尔区的行动作为回应。现在法国选择通过欧洲合作绕开美国设置的障碍。1926年9月，在对德国成为国际联盟的一名正式成员表示欢迎之后，外交部部长白里安与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举行了秘密会谈。[36]既然德国可以从美国资本市场获取资金而法国不能，那么德国就应当向华尔街申请一笔大额贷款，这样它就能向法国支付一大笔首期款项了。作为交换，法国将归还萨尔煤矿，并加速从莱茵河撤军。

如果美国政策的目标是让法国和德国理性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那么人们就可以期待，华盛顿方面对所谓的“图瓦里倡议”（Thoiry initiative）会表示欢迎。但是恰恰相反，华盛顿方面将这项法德议案看作想要组建债务国卡特尔的一次咄咄逼人的行为。美国国务院否决了这项计划，德国只能代表自己贷款，如果它要为法国贷款，那么，普恩加莱必须首先说服法国议会咽下战时债务协议这枚苦果。的确，为了对法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华盛顿方面发出照会，除非《梅隆——贝朗热协议》最终能够得到批准，否则它就会在1929年要求法国支付4亿美元的现金。为了坚守自己重建法国信用的政策，普恩加莱眼皮都没有眨一下。1929年7月，普恩加莱在下议院就美国战时债务问题进行了两个星期的艰苦斗争，这成了他政治生涯的最后一幕。他的健康因此严重受损，被迫在69岁的年纪退休。但是《梅隆——贝朗热协议》的批准让法国信贷价值的恢复成为板上钉钉的事。[37]

英国同样在矛盾的冲动之间左右为难。鲍德温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对于美国持续挑战海上封锁合法性的行为感到非常沮丧。每支付一笔战时债务的分期款项，英国财政部都愤怒不已。到1928年，很多人都嚷嚷着要进行战略调整。也许伦敦孤注一掷与美国建立战略关系是一个错误；也许英国能做得更好，把帝国团结起来，成为与美国不相上下的力量；或者，也许英国应该和法国一起推动建立包括德国和比荷卢三国在内的坚固的欧洲同盟。但是伦敦方面犹豫不决，任何远离华盛顿的举动都充满风险。如果英国号召帝国与美国对立，最可能的结果就是加拿大的背叛。加拿大体现了一种新型的、更完整的自治领地位，已获准在华盛顿开设自己的大使馆。另一方面，如果英国选择走欧洲路线，这将极大地增加德国手里的筹码。正如英国外交部所承认的那样，美国是英国“现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奇迹”。英国如果与美国合作，将得到巨大的好处，与之对抗则是不可想象的。[38]与法国一样，英国政府决心不再退缩，而是要试图强化这种跨大西洋的关系。[39]

1929年5月30日的大选使拉姆齐·麦克唐纳领导的工党第二次上台后，这一决心更得到了加强。作为一名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和反法派，麦克唐纳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是修补与美国的关系。他十分热衷于与两次大战间进步主义的典型拥护者、刚刚当选总统的赫伯特·胡佛打交道。正如托洛茨基所嘲笑的那样，英法对话已经不再重要了：“如果你想认真讨论问题，那就别怕麻烦，横渡大西洋吧。”[40]麦克唐纳开了这个头，在他之后，一长串欧洲政治家急切地期待用一次美国之行来开启自己的任期。1929年10月，在总统先生位于弗吉尼亚州拉皮丹营地（Rapidan Camp）的乡间寓所里，远离华尔街的喧嚣，胡佛和麦克唐纳分别坐在一根树干的两端，他们就这样敲定了一项会议日程，决定于1930年年初在伦敦召开一次会议，媒体报纸许诺，这将是一次全新的、全面的海军裁军会议。[41]

三

尽管这些结构看起来非常稳健，在人们对它们感到失望的时候也能自我修复，但是，如果要说《洛迦诺公约》是战后秩序的一颗定心丸，华盛顿会议上签署的太平洋条约是另一颗，那么，这一新地缘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还不完整。在洛迦诺和华盛顿“之间”，隐约可见一大片苏联主宰下的欧亚大陆。反过来，从莫斯科的角度来看，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波兰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新秩序的边缘地带，似乎是正在上演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斗争的一对竞技场。在这场斗争中，莫斯科处于守势。波兰与德国之间的边界明显被排除在《洛迦诺条约》之外，这一事实无疑使华沙方面感到坐立不安。但是，1926年5月，当毕苏斯基元帅发动了一场政变的时候，警铃大作的却是莫斯科。[42]苏联人对他六年前的侵略行为记忆尤深。

但是，毕苏斯基现在处于防守状态。他的目标是保持多民族的波兰国家内部的平衡，维持波兰、苏联、德国三国之间的现状，同时还要尽一切可能实现波兰经济和军事的现代化。毕苏斯基估计，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力量平衡表明，不管是俄国还是德国，都没有能力在未来十年对波兰发动进攻。他的判断最后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在《拉帕洛条约》之后，德国和苏联又在1926年4月继续缔结了一份中立和互不侵犯的条约，这显然让人极为忐忑。但与这两个国家在1939年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不同，这个条约确实是防御性的。柏林方面的主要目的是表明它不会参与由法国和英国煽动的、波兰对俄罗斯的进攻，施特雷泽曼无意重新开始《拉帕洛条约》危险的平衡游戏。1927年夏天，当苏联对波兰的谩骂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时，德国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它向苏联保证，英国和法国没有侵略意图，并警告莫斯科方面不要自己轻举妄动。[43]

当西方明显稳定下来的时候，困扰着共产国际的问题是，它在亚洲是否也面临障碍。英国恢复了它对印度的掌控，西方列强与日本的友好关系在苏联看来十分危险。但是中国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在凡尔赛和华盛顿，日本和西方列强都已经表明，它们对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屑一顾。现在的问题是，谁可以从这样的形势中获利。1924年9月，派系斗争再一次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爆发。但这一次可不是军阀之间普通的小打小闹[44]，中国的将军们首次大规模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现代武器。直系军阀与“玉帅”吴佩孚在1924年10月占领了长江流域，他们似乎随时准备控制整个中国。考虑到吴佩孚的好战，这对西方列强和日本来说都是需要警惕的。西化的日本外交部部长、西园寺公望侯爵的门生币原喜重郎想避免公开违反华盛顿会议的原则，但是直系军阀必须要制止。日本没有动用自己的军队，而是为满洲地区的军阀张作霖的军队提供了大量武器，同时用巨额贿赂来离间直系军阀。[45]到1925年，吴佩孚的联盟开始瓦解，统一的动力也无影无踪，中国的政局再一次四分五裂，各派力量相互残杀，国家颜面尽失。

华盛顿方面发自内心地不喜欢吴佩孚。而对于法国和英国来说，中国的混乱局面并不是全世界最糟糕的。[46]只要能守住它们的势力范围，同时没有出现挑战者，它们就能容忍这种无序的状态。但是吴佩孚向南方的入侵将它们的利益也牵扯了进来。1925年5月30日，英国警察在上海租界向示威游行的中国爱国群众开枪，打死了12人，还造成更多人受伤。这一无端的暴行导致了1919年5月4日之后就没有再出现的爱国情绪的高涨。在几周之内，有超过15万上海工人加入罢工抗议当中，这就为一股比吴佩孚还要来势汹汹的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国际——的到来打开了大门。

在华北，军阀从协约国大量的剩余储备中为自己寻找顾问和越来越精良的武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1923年年初的《孙文越飞宣言》开始，民族主义者把目光投向了莫斯科。10月6日，革命活动家米哈伊尔·鲍罗廷（Mikhail Borodin）抵达广州，为将民族主义运动重组为一个群众性政党提供现场指导。[47]在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25%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是共产党人[‡]。孙中山在开幕式上发表了反帝宣言。当列宁在那个月去世时，大会休会三天进行哀悼，以示敬意。苏联人对此给予了丰厚的回报。为了实现列宁关于建立联合阵线的设想，他们派出了1000多名顾问，还有4000万美元的资金，来支持他们的新盟友，这可比莫斯科方面曾经在欧洲投入的革命资源要多得多了。国民党决定按照苏联模式建设一支政治化的军队，由苏联的内战英雄瓦西里·布柳赫尔（Vasily Blyukher）担任首席军事顾问，孙中山派遣蒋介石去莫斯科接受训练。为了向普通士兵传播思想，每个军事单位都建立了党组织。在黄埔岛上新成立的军事学院就是为了培养年青一代的国民党军事领导人。这所学校的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他在欧洲勤工俭学的时候加入了共产党。

自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以来，军国主义的现代化就是中国军阀政治的惯用伎俩。而共产党人最具特色的贡献就在于，他们扩大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社会想象。1923年年底至1924年年初，国民党在广州的根据地受到了地方军阀势力的威胁，因此，鲍罗廷极力主张推行一个激进的群众动员计划。他建议出台法令征收地主的土地，并将之分配给农民，同时在产业工人当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尽管孙中山拒绝了鲍罗廷的建议，但这是社会诉求第一次与国民党的民族主义规划结合到一起。1925年6月，香港爆发了一场有25万工人参加的大罢工，同时还对英国租借地开展了持久而高效的贸易抵制，这些都得到了广州国民党活动家的协助。[48]从广州向北延伸到武汉和更远地方的500英里通道上，一场农民起义正在酝酿之中。[49]在共产党人彭湃的组织和影响下，国民党农民部开始制订一套计划，以加强党的群众基础。[50]国民党成立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926年5月开始由年轻的湖南革命家毛泽东领导。[51]到第一年年底的时候，已有120万农民加入了这个新的组织。[52]

北方军阀相互残杀，在此情况下，1925年夏天，布柳赫尔和他的中国合作者一起制订了被俄国人称为“国民党军事大计划”的联合军事行动，目的是要将国民党的影响力从它在南方的根据地广东省扩展到北边的长江流域。他们可以从那里向北京发起攻击。[53]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行动，它想要将三分之二的中国统一起来。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两亿人，由五个主要军阀集团进行统治。正如他们在1924年所展现的，这些军阀能够调动120万的强大军队，而国民革命军只有15万人。[54]即使直系军阀当时处在混乱状态，也不应该轻举妄动。民族主义者最初寄希望于一次军阀大会，也许它能够在不进行武装斗争的情况下带来统一。但随着孙中山于1925年3月英年早逝，这一前景破灭了。孙中山的去世使得这场统一大会失去了它理所当然的精神领袖，同时也动摇了莫斯科在国民党内部的影响力。

虽然孙中山在他的遗嘱中承诺，国民党会继续与苏联结盟，但是国民党已经分裂为与中国共产党走得更近的左派和蒋介石领导的军权派。1926年3月，蒋介石在广州的国民党领导阶层内部发动了一场政变，削弱了共产党人的影响力，并使自己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共产国际认为形势已经迫在眉睫，决定发动进攻。列夫·托洛茨基极力主张中国共产党人应脱离国民党，在广东省的农民和工人中间建立起自己的军事根据地，但他的意见被否决了。随着斯大林和布哈林走上前台，共产国际开始全身心地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北伐行动做准备。[55]

短期而言北伐确实取得了胜利。当欧洲革命的前景因为英国大罢工的失败而渐渐黯淡的时候，中国国民革命军在1926年6月到12月发动了一场空前有组织和成功的战役，将华中和华南的大部分地区都置于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布柳赫尔与他的参谋协调行动计划，苏联飞行员提供空中掩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则为国民革命军中的“左”倾人士提供了政治指导。在很多省份，反对军阀的运动是借着农民起义的浪潮进行的。[56]年轻的毛泽东形容它是“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57]

经过38天的围攻之后，1926年10月10日，也就是辛亥革命15周年纪念日那天，国民革命军占领了革命的爆发地武汉。西方列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担心。早在1926年4月，伦敦就已经不再承认北京那个苟延残喘的中国政府。[58]现在，12月18日，英国大使馆想要对当前汹涌澎湃的民族主义做出回应，他们发表了一份公开备忘录，承认“今日中国时局，与各国缔结华会条约时，完全不同”[59]，“所谓中国经济政治，非外人监视不能发达者，各国应抛弃此种意见”。[¶]他们必须学会接受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修约要求。[60]

但是英国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迎合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呢？这种灵活性的界限几乎立即就受到了考验。1927年1月4日，经过几周的动荡局势，在革命军的支持下，一群中国人打败了一小队英国海军，并占领了英国在武汉的租界。此事当即得到灵活处理，避免了流血事件的发生，但是英国对此大惊失色。在伦敦，包括丘吉尔在内的一部分人呼吁立即进行反击。但是外交大臣奥斯丁·张伯伦非常清楚，英国公众是多么地“深望和平”，而任何攻击行为又会给华盛顿方面留下多么糟糕的印象。“只有……耐心，只有让每个人都明白”英国是“多么真诚地”“想要找到和平的解决办法”，它的“政策是”“多么开明”，那么，当英国的战略利益真的受到威胁的时候，它才能够动员到它所需要的力量。[61]

英国将坚决捍卫的战略性资产是上海，这个城市是英国在东亚地区的商业中心。上亿英镑的财产危在旦夕。1927年1月17日，英国内阁决定向中国派遣一支2万人的军队，这支军队以强大的海军实力为后盾，装备有3艘巡洋舰、若干炮舰和一支驱逐舰队。到2月时，一共有来自7个国家的35艘军舰聚集在上海附近。在中国的沿海地区，皇家海军拥有两艘轻型航空母舰、12艘巡洋舰、20艘驱逐舰、12艘潜艇以及15艘内河炮艇。[62]

冲突似乎一触即发。在国民党内部，共产党人又一次紧紧握住了权力。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小群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个拥有6万名积极分子的政党，他们集中在华中及华南的大城市。国民革命军对西方耀武扬威的行径不屑一顾，继续向着海岸线的方向前进。3月21日，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这引发了一场共产党人领导的起义。[63]尽管和西方列强在上海的冲突得以避免，但是在3月24日，国民革命军占领了南京，并引发了一场骚乱。[64]作为回应，停泊在长江上的美国和英国军舰炮轰南京，造成了大量伤亡。但是，对英国来说，面对一些西方人被杀害、英国领事馆遭到破坏以及总领事受伤这样的事实，这样做就够了吗？英国可能会借其在上海的军事力量做出武力回应的。

4月11日，蒋介石和武汉的国民政府同时收到一条威胁性的消息。武汉的国民党左派政府表示绝不妥协，战线似乎正在拉开。[65]但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与右派之间的权力斗争也剑拔弩张。共产国际从莫斯科发出号召，要求中国的同志推翻蒋介石。但蒋介石可不打算坐以待毙。1927年3月，他下令在他指挥的军队中解除共产党民兵的武装。在西方列强对发生在南京的“暴行”提出抗议的第二天，在强大的上海工会运动还没来得及组织起抵抗之前，蒋介石发动了决定性的打击。[66]

4月12日，蒋介石宣布，中国革命必须从俄国人的指导下解放出来，他随即在上海发动了反共清洗。日本坚定地支持蒋介石的反共运动，美国则拒绝容忍使用武力。在此情况下，英国选择了观望。中国共产党此前已经将自己的组织融入了国民党的组织当中，因此毫无防备。1926年春天，中国共产党有6万名党员，到了1927年年底，已经只剩下了不到1万人。在农村地区，“白色恐怖”夺走了几十万农民的生命。[67]1927年9月，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的“秋收起义”失败后，农村组织中的残余力量也被摧毁了。[68]1928年7月，在国民革命军攻陷北京之后，美国宣布承认蒋介石定都于南京的政府，并同意给予其完全的关税自主权，这是中国民族主义提出已久的一项要求。[69]

对于莫斯科方面来说，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令人震惊。在七年的时间里，首先是在1920年8月的波兰，然后在1927年春天的中国，苏维埃政权两次看起来马上就要获得惊天动地的革命成就，但最后却遭遇了惨痛的失败。在莫斯科的地缘政治构想中，发生在波兰和中国的事情明显是相互联系的，它们的共同点就是英国的帝国主义阴谋。上海的不幸事件发生几周之后，1927年5月12日，苏格兰场（Scotland Yard）[**]突击检查了苏联贸易代表团在伦敦的办公室。托利党政府宣称发现了可靠的犯罪证据，随后中断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6月7日，苏联驻华沙公使被一名“白俄恐怖主义者”刺杀，战争的传言更是甚嚣尘上。这会是另一次萨拉热窝事件吗？[70]战争的恐惧席卷莫斯科，因此，10月，当粮食收购已经确定失败的时候，人们的危机感达到了新的高度。就像国内战争时一样，农民也举行了罢工。1920年到1921年，列宁曾面对过类似的情况，最后颁布了新经济政策，决定与西方和平共存。

如果1927年再这么做的话，其实就背叛了这一战略后退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对于斯大林来说，这将是向其对手做出的危险让步，因为他们正打算与他一决胜负。他不会退缩。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驱逐出境。但是，继续向前意味着什么呢？1925年，敦促加快工业化进程的，正是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现在，为了应对1927年夏天的战争恐慌，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借用了托洛茨基等人的方案。到这年年底，一个大型工业化方案——五年计划——被制订出来，此外还有一个强制农业集体化的方案，以支持五年计划。斯大林正在着手实行一项完全没有人做过的经济和社会改造方案，它会在几年之内让苏联国家对大多数农民形成完全而直接的控制。[71]正如托洛茨基所说，这是一个被经济和政治风险包围着的“危险的官僚式超级工业化过程”。[72]到20世纪30年代初，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做法将带来骇人听闻的饥荒，引发针对农民的暴力战争，同时也会让苏联的对外政策处于守势。这样看来，斯大林急切地希望加入《非战公约》，也就不是什么巧合了。在可预见的未来，“在一个国家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和平。

四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如果说还有哪一个国家比苏联更加对其东亚战略举棋不定的话，那就是日本。日本政界和军界的很多人都要求果断做出回应。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日本执行了相对温和的政策，原因在于它低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潜力。可是考虑到1924年吴佩孚所动员到的力量，以及更为强大的北伐背后的推动力，这种妄自尊大似乎是非常危险的。尽管如此，面对右翼的愤怒，外相币原喜重郎仍然坚持他自1921年以来就奉行的不侵略政策。1927年春天，当英国和美国都用武力来对付中国时，日本一直袖手旁观。[73]日本海军认为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以至一名曾经参与从南京撤离日本公民的海军上尉切腹自杀，以示抗议。[74]与此同时，在中国恢复实力的时候，日本的重要立足点满洲则遭到了忽视。[75]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满洲的日本移民人口只有20万，并且每年增加不超过7000人。相比之下，渴望土地的中国人每年迁入满洲的人数在1927年达到了最多的78万人。除非采取真正的决定性政治行动，否则，即使在它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日本的霸权也只能是穷途末路了。

1927年4月，随着日本经济陷入危机而中国经济正在向好，一直固执地坚持调解政策的自由主义政府垮台了。[76]保守的政友会上台，其领导人是前陆军参谋长、“中国通”田中大将。田中宣称他决定采取更加强硬的姿态。通过加强日本在山东和满洲的军事部署，田中一方面向蒋介石示好，另一方面则希望能够最终说服中国人，承认长城以北的领土实际为一个独立国家。但即使是在1928年4月，国民革命军大规模挥师北上的时候，田中也不敢与西方决裂。尽管国民革命军和日本军队多次发生冲突，数千名中国人被杀害，但是田中依然闭口不言，并且正式向华盛顿方面承认，中国拥有对满洲的主权。

这是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77]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的一些激进军官刺杀了在国民革命军即将到达之前逃离北京的军阀张作霖。这次刺杀行动原本希望能够引发与张作霖军队的冲突，从而为日本全面占领满洲铺平道路。但是他们要失望了。当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宣布国民党完成统一的时候，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接替了他父亲的位子。这位“少帅”避免了公开与日本军队的对抗，但是他很快就向世人证明，自己是一位新型的爱国主义者。12月，张学良不顾日本人的反对，将东三省置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下，而这一政府现在已经得到了美国和英国的正式承认。

田中首相的政策现在变得支离破碎。他既没能与中国对抗，也没能与中国和解，现在他看起来就像是“东方的堂吉诃德”，是一个已经落伍的传统武士。[78]当他的内阁在1929年7月垮台的时候，取而代之的并不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而是他们的主要对手立宪民政党。民政党主张改革，而不是对抗。日本必须批准《非战公约》，接受英美两国的邀请参加在伦敦举行的海军裁军对话，完成国内政治的自由化，并重新推动金本位制的恢复。1930年2月，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的这些亚洲同道得到了日本绝大多数认同民主的选民的支持。[79]

[*]译文引自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24—1933）》（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374页。——译者注

[†]全称为《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又称《白里安——凯洛格公约》。——编者注

[‡]共选出24名中央执行委员与17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其中，中央执行委员有3名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有7名共产党人（林祖涵、沈定一、韩麟符、毛泽东、张国焘、于方舟、瞿秋白），一共10名，占总人数41人的25%。——编者注

[§]引自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编者注

[¶]译文引自［英］怀德，《中国外交关系略史》，王莪孙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83—90页。——译者注

[**]伦敦警察厅的代称。——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