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加大赌注

第一次世界大战见证了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努力，人们想要建立起一个自由主义国家的联盟，来应对现代世界极为棘手的巨大动荡。这个联盟建立在军事力量、政治约束和金钱的基础之上。一层接一层、一点接一点、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这个联盟就这样分崩离析，这个伟大民主联盟的崩溃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超出人们之前的判断。20世纪30年代初期，民主国家的失败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战略机会，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机会中破窗而入的是多么恐怖的力量。1933年春天，在柏林，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开始了；1932年春天，在暗杀了保守党派政友会的全部核心成员之后，日本的政党政府宣告终结；1935年，在装模作样了好几年之后，墨索里尼最终满足了自己嗜血的本性，发动了对阿比西尼亚（Abyssinia）的进攻。然而，在这群“一条铁链上的囚犯”中，说到具有攻击性或者反叛性的成员[1]，德国、日本和意大利都只是排在第二或第三位的行动者。

排在第一的行动者从1917年就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就是列宁的继承人。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和亚洲之所以能保持稳定，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失败。1926年到1927年，通过对北伐的支持，苏联人第一次向战后秩序打出了结结实实的一拳，他们让日本和西方列强遭遇严重的失败。当中国的共产党人被蒋介石屠杀的时候，苏联内部开始了第二次转型。在挫败了托洛茨基和国内的反对之后，斯大林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内部改造运动。这一集体化与工业化的过程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改变了数百万人的生活，它揭示出“一战”后十年所形成的国际秩序中某种根本性的东西。对于那些想要挑战这一秩序的人来说，它看起来确实令人生畏。

我们总是轻轻松松地写下“两次大战间的历史”这个词，仿佛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1916—1931年这个时段与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时段之间是无缝衔接起来的一样。当然，连续性是肯定存在的，但最重要的却在于一种辩证性的反应与新旧交替。20世纪30年代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的暴乱分子都是因为觉得自己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才在这样一种感受的驱动之下采取了过激行动。西方列强也许会争吵不休，闪烁其词。他们知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要在政治和经济上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因此退缩了。但他们并不是因为害怕失败而退缩。在正面对抗时，英国、法国和美国才是令人害怕的。1930年，在伦敦海军会议上，当这几个国家就战舰、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进行交易时，俄国人和德国人根本就没有可以用来讨价还价的海军，日本和意大利则排在第二和第三等级。正如1931年2月，在第一个痛苦难耐的五年计划的高潮时期，斯大林向工厂主反复强调的：“松懈就意味着落后，而落后就会挨打。我们不想挨打……我们已经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到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之内赶上它们。我们要么成功，要么失败。”[2]

斯大林在这里明确说出来的不仅是一种全球竞争时代的常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些感受到在全球权力游戏中落后将意味着什么的人，那些体验过革命热忱所带来的失望、亲眼看到西方资本主义为对抗19世纪主要挑战者——德意志帝国主义——而调动起的压倒性力量的人，都持有这种典型看法。被列宁赞誉为秩序井然的现代社会保护者的那些人，拉特瑙、鲁登道夫以及团结在他们身边的那些人，进行了一场勇敢的战斗，但他们最终走向了失败。还需要些更加激进的东西。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中，斯大林的话被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的规划者和政治家不断重复，而随着去殖民地化过程逐渐开启，在印度、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后殖民国家，也是如此。

再一次，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对20世纪30年代的事情太过熟悉，以至于无法评估当时所发生的事多么具有戏剧性。我们讨论着军备竞赛，仿佛日本、德国和苏联正在做的事情与较早时代无畏战舰的海军竞赛是差不多的。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日本和纳粹德国的军备扩张，与斯大林时期苏联进行的工作一样，在近代军国主义三百年的历史中都是闻所未闻的。就其所占国家收入的份额来说，到1938年，相比与爱德华七世时期的英国进行军备竞赛的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的花费是其五倍，而1939年希特勒所能调动的国民生产总值则比德皇高出60%。如果以不变价格计算，20世纪30年代花在纳粹国防军身上的资源比1913年德国军队所获得的资源高出至少七倍。这便是20世纪30年代所有野心家对现状的共同致意。他们知道反对他们的力量，他们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和德国为了突破对其国家实力的限制而进行的更加常规性的努力已经搁浅（表15），需要来点新东西了。

表15　不断增加的对抗成本：“一战”前与“一战”后至“二战”前的军事开销

当然，有一些人希望新的技术，尤其是飞行器，能为摆脱难以改变的军备逻辑铺就一条大路。但正如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在付出了惨痛代价之后所发现的，空战显而易见是一种由经济和技术主导的消耗战。直到1945年，世界上仍然只有两个海军霸权——英国与美国。众所周知，1940年5月，罗斯福宣布了美国由6万架飞机组成的空中力量，这是在清楚无误地表明，在空中力量的时代，美国将独领风骚。德国和日本的城市将很快领教它的厉害，再后来，韩国、越南、柬埔寨和其他更多国家的城市也会感受到这一点。

然而，这些未来的野心家需要竞争的还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实力，政治方面同样存在挑战。20世纪头十年得到的教训并不只是人们通常所以为的，民主政体非常软弱。尽管它们的确有软弱之处，但比起被取代的君主政治和贵族政治来说，它们远远更具生命力。更具战略性的一点在于，大众民主时代的来临似乎使得某些权力政治越来越漏洞百出。19世纪末期那些刚盖好了一半或者四分之一的舒适大房子——俾斯麦的政治制度，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有限选举权——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垮掉了。在这之前，德国国会和日本国会看起来好像真的在遏制德国和日本的帝国主义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日本到美国，全面或几乎全面的成年男子选举权在各处都成为默认的规则，在一些新生国家，同样成为默认的还有民族共和主义。这些体制往往还很微弱，不那么强壮，但它们所反映出来的民众的要求则是真真切切的，这也使得在任何近似于自由主义的状况下，大规模的帝国主义扩张都很难得到支持。

在民族主义野心家面前日益清晰地出现了两种选择：要么偷懒，因循守旧搞民主制度，要么另辟蹊径，在国内推行一种新式的独裁主义。看起来没有什么妥协的余地，这绝对不是什么传统的方案。如果说野心家自己有一个历史榜样的话，那就是波拿巴，而他很难说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两次大战间的独裁主义运动及其所创造出来的政治制度是对国际国内政治剧变的一个全新回答。但这一挑战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墨索里尼之流的独裁统治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特例，始终停留在边缘地带；20世纪20年代波兰和西班牙的独裁统治在人们看来都不会长久。只有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它们对现状发起全方位的挑战时，苏联、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才完全摆脱了束缚。前无古人的新帝国主义毫无顾忌地向本国与其他国家的国民发动攻击。伪善从来都不是纳粹主义的罪行之一。

但什么给了野心家机会来进行他们孤注一掷的反抗呢？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一部分看到的，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个联合体似乎展现了国际合作的新水平。美国与协约国共同采取军事行动，它们将经济资源聚集到一起，努力表达某种共同的价值观。“一战”过后，法国、英国、日本，以及有段时间的意大利，希望强化这种关系，美国则是所有这些考量中的关键因素。直到20世纪30年代，从凡尔赛谈判中诞生的国际联盟确实作为一个新的国际政治舞台发挥了作用。20世纪20年代，欧洲所有重大创新都是围绕日内瓦而展开的，这并不是巧合。然而，在失去了它重要的政治灵感来源——美国总统——之后，国际联盟成了这个新时代典型特征的象征：美国权力缺席的存在。正如一位英国的国际主义者指出的，美国是“我们所有盛宴上的幽灵”。[3]

当然，伍德罗·威尔逊曾经希望美国能够从国际联盟内部发挥影响力。但正如他在1917年1月“没有胜利者的和平”演讲中已经清楚说过的，他并不想把美国置于某种类似国际联合体的架构的顶端。早在凡尔赛的时候，他就已经脱离了战时的伙伴。20世纪20年代早期形成的现实结构是对威尔逊野心的一次反讽。正如奥斯丁·张伯伦在1924年指出的，美国在国际联盟的缺席，以及英国和法国对它的依赖，这两者一起造成的结果就是美国成了一个事实上的“超级国家”，它可以否定世界其他各国共同做出的决定。[4]而这正是威尔逊及其共和党继任者的野心。

本书所讲述的整个故事——从“没有胜利者的和平”一直到1931年胡佛的延债宣言——其发生是源于这样一种美国历任政府都保有的基本驱动力：运用美国优越的超然地位，以及其他主要大国对它的依赖，在世界事务中进行一些改变。欧洲和亚洲还远未完成的“革命”必须有始有终。按照美国的定义，这在很多方面都是一项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的事业。大国间的和平、裁军、贸易、进步、技术、通信是其口号。然而，最根本的，在它对美国自身的看法上，在它认为对美国可以有什么要求上，这项事业则是非常保守的。

威尔逊和胡佛曾经希望世界其他各国都进行革命性的改变，这样就能更好地支持他们关于美国天命的理想。然而，他们自己却是保守的，并没有期望会出现麦卡锡主义和冷战，而是想回到19世纪。在1914年之前的半个世纪，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经历了“不平衡的综合发展”所带来的激烈冲突。在血腥内战的创伤之后，镀金时代带来了新的统一和稳定。美国前后两代进步主义者的核心目标就在于远离20世纪那些破坏性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力量，从而使美国的新平衡不会被打破。但随着威尔逊在国会折了面子、随着“红色恐怖”带来恐慌，以及1920—1921年突然出现的通缩期衰退，这种想法的脆弱性也就暴露无遗。随着“常态”的回归，保守主义秩序似乎又重新恢复了，却在1929年遭到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打击。到1933年，认为美国能免于20世纪历史旋涡的想法已经从内部瓦解了。数十亿美元在欧洲化为泡影；在亚洲，美国试图在安全距离外遥控稳定世界的努力被撕成了碎片；缺少制裁手段的凯洛格——白里安式国际主义正在使“新外交”的全部理念颜面扫地。

有一种反应确实是孤立主义的。新政在其早期阶段固守着这一驱动力，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它表现出了“伟大的孤立主义偏离”。[5]国内改变的代价是退出国际社会。然而，当20世纪30年代国际社会的挑战日益严重的时候，罗斯福政府并没有袖手旁观。从新政当中将诞生一个强有力的美国国家，以一种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出现的任何产物更加积极、更加具有干涉主义色彩的方式，在全球舞台上施展影响。然而，这种军事化的强权正是威尔逊及胡佛等进步主义者希望摆脱的命运。对于美国全部的新力量来说，这个令人不安的结果是无法避免的。美国一方面被嘎吱作响、前途未卜的这群“锁在一条铁链上的囚犯”推动着往前走，同时也在推动着他们。

1929年，在提出自己的欧洲联合方案时，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承认了新世界需要的激进主义。他坚持道：“在人类所有最明智、最重要的行为中，总会有那么一点疯狂或者不计后果。”[6]这种典型的表述简洁又具有辩证性，它为人们反复讨论这里所研究的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明显的框架。当然，有自己风格的现实主义者很容易扮演事后诸葛亮，批评进步主义者在看待两次大战间的秩序时，带有自由理想主义的幻想，是绥靖思想的阴暗前奏。但事后诸葛亮既能看清楚问题，同时也容易被蒙蔽。正如我们在这里所展现的，人们无休止地寻找保证秩序与和平的新方法，并不是因为受到理想主义的蒙骗，而是出于一种更高形式的现实主义。追寻国际联合与合作，是对不平衡的综合发展、对国际社会“锁在一条铁链上的囚犯”生活唯一合适的回答。这是对一种新型自由主义、一种进步的现实政治的计算。它是一场更加动人的戏剧，因为它仍然是一段开放、未完成的历史，对于今天的我们同样也是一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