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我与西蒙·温德尔（Simon Winder）、克莱尔·亚历山大（Clare Alexander）最新研究项目的成果，在此对他们二位表示感谢。我同样还要感谢温迪·沃尔夫（Wendy Wolf），是他促使我开始这项工作。我在美国新的出版代理人，安德鲁·怀利（Andrew Wylie）和萨拉·查尔方特（Sarah Chalfant）从头到尾参与了这个项目。虽然2014年时值企鹅集团周年纪念，有大量的出版任务，但《滔天洪水》这本书仍能得以迅速出版，这多亏了西蒙、玛丽娜·肯普（Marina Kemp）、我的编辑理查德·梅森（Richard Mason）、索引编辑戴夫·克拉达克（Dave Cradduck）以及理查德·杜吉德（Richard Duguid）所带领的企鹅出版团队等人的共同努力。我对他们的友善态度、专业水准和投入精神表示发自肺腑的感谢。
写书不是件容易的事，有些书还特别困难，这本书就不那么容易。因此，一个人如果能从朋友和同事那里得到帮助，那他一定会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而我就真的是这么一个幸运儿。在英国，我很荣幸，能经常与伯恩哈德·富尔达（Bernhard Fulda）、梅利莎·莱恩（Melissa Lane）、克里斯·克拉克（Chris Clark）、大卫·雷诺兹（David Reynolds）和大卫·埃杰顿（David Edgerton）等人交谈，让他们帮我看书稿。2009年到耶鲁之后，我发现自己更加幸运了。除了有一些很好的朋友，我还找到了学术上的大家庭。
这个大家庭有很多成员。首先是一群天资聪颖的研究生，他们以一种我从未感受过的方式给我带来灵感和动力，其中一些人很快将成为我的同事。2009年以来，格雷·安德森（Grey Anderson）、阿纳·巴尔齐莱（Aner Barzilay）、凯特·布拉克尼（Kate Brackney）、卡门·德格（Carmen Dege）、史蒂芬·艾希（Stefan Eich）、特德·费蒂克（Ted Fertik）和杰里米·凯斯勒（Jeremy Kessler）经常与我就不同话题进行交流，我们这个杰出的团体精力充沛，不眠不休。能有这样的经历，真的让人非常开心和骄傲，希望它能一直继续下去。
耶鲁大学拥有层次丰富的学术生态环境。我的第二个圈子是我在世界史领域以及耶鲁国际安全研究所（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的朋友与同事。2013年，我接替伟大的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成为国际安全研究所的负责人。一个好汉三个帮，作为国际安全研究所的副所长，阿曼达·贝姆（Amanda Behm）工作极其出色，使我能够在2013年完成这本书。当然，这并不是说国际安全研究所就只依靠我们两个人。在耶鲁大学世界史领域的众多学者之中，我的同事帕特里克·科尔斯（Patrick Cohrs），以及在阿曼达之前担任副所长的瑞安·欧文（Ryan Irwin），对本书的影响也尤为重要。
最后，我要感谢我在历史学系、政治学系、德国研究所和法学院的各位同事。他们抽出时间对本书的各个章节展开讨论、提出意见，或是与我分享彼此的灵感、思想与动力。劳拉·恩格斯坦（Laura Engelstein）让我在耶鲁有了家的感觉，并帮我把关俄国历史的部分；蒂姆·斯奈德（Tim Snyder）、保罗·肯尼迪与杰伊·温特（Jay Winter）就一份早期的意见书展开了令人难忘的讨论；朱莉娅·亚当斯（Julia Adams）主持了一场精彩的转型研讨会（Transitions seminar）；卡鲁纳·曼特纳（Karuna Mantena）在印度和自由主义的问题上为我提供了反馈；斯科特·夏皮罗（Scott Shapiro）和乌娜·海瑟薇（Oona Hathaway）在国际法与《非战公约》的和平秩序方面的热情感染了我；在蓝州咖啡馆（Blue State Café），我与约翰·威特（John Witt）以一种学者式的陪伴共同度过了很多个清晨；与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的交谈加强了我对威尔逊重大时刻的解读；保罗·诺思（Paul North）敦促我为现代政治中的改良主义进行辩护；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对此的论辩，其精彩程度是我难以企及的；伊恩·夏皮罗（Ian Shapiro）对我的上一本书非常感兴趣，这极大地鼓舞了我。
最重要的，我在耶鲁为本科生讲授两次大战间的世界史课程，在这期间，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为我提供了珍贵的建议和想法，尤其是本·奥尔特（Ben Alter）、康纳·克劳福德（Connor Crawford）、本杰明·道斯——哈伯尔（Benjamin Daus-Haberle）、埃迪·菲什曼（Eddie Fishman）和泰奥·苏亚雷斯（Teo Soares）等人，他们都在这本书里留下了印迹，有些人还直接贡献了部分文字。本和泰奥，还有内德·唐尼（Ned Downie）、伊莎贝尔·马林（Isabel Marin），以及我在国际安全研究所的可靠助理伊戈尔·比留科夫（Igor Biyurkov），都对本书一些文字进行了极有价值的修改。
除了在剑桥和耶鲁，我在这个项目上完成的第一篇文章提交给了比勒费尔德大学（Bielefeld University）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的著名研讨会，我很荣幸能参加那次论坛。在此之前，在剑桥的美国历史研讨会上，我获得了一些非常有用的意见。上一篇在英国提交的文章则是应詹姆斯·汤普森（JamesThompson）之邀参加布里斯托大学（Bristol University）的历史研讨会。彼得·海耶斯（Peter Hayes）与德博拉·科恩（Deborah Cohen）让我在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做了一次发言，杰夫·埃利（Geoff Eley）则在圣母大学（Notre Dame）的法西斯主义学术讨论会中为我提供了讲台。在耶鲁，查理·布赖特（Charlie Bright）和迈克尔·盖耶（Michael Geyer）同我在一次学术讨论中聊得酣畅淋漓。在迈阿密大学（University of Miami），多米尼克·赖尔（Dominique Reill）与赫尔曼·贝克（Herman Beck）也同我进行了废寝忘食的热烈讨论。2013年年初，在普林斯顿（Princeton）的“大萧条学术大会”上，当我对《黄金镣铐》（Golden Fetters）一书进行评论时，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展现出了优雅的大家风范，这于我是莫大的鼓励。在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乔纳森·斯坦伯格（Jonathan Steinberg）、丹·拉夫（Dan Raff）和迈克尔·博尔多（Michael Bordo）坚定了我对于美国在两次大战间的霸权的看法。在我近二十年的学术生涯里，乔纳森一直满腔热情地对我的作品进行评论，我同他，还有马里昂·康德（Marion Kant）之间的友情是上天的馈赠。2013年1月，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分析交换项目（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Analytic Exchange）中，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以及其他参与者开启了一场全新的关于美国国家政策的讨论。文化学国际研究中心（IFK centre）在维也纳举办的“大战时代的技术政治（1900—1930）”学术讨论会上，我非常荣幸地听到了来自休·斯特罗恩（Hew Strachan）、杰伊·温特还有再次见面的迈克尔·盖耶的反馈。我还要特别感谢亚里·埃洛兰塔（Jari Eloranta），直到最后一刻，他还在为我提供数据。
二十二年前，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读博士的时候，我认识了弗朗西丝卡·卡尔内瓦利（Francesca Carnevali）。在此后的岁月中，我们总是相互阅读对方的作品，是最为亲密的朋友。弗朗西丝卡当然是第一批阅读这本书稿的人。我非常荣幸能与她那无人可比的丈夫保罗·迪·马蒂诺（Paolo Di Matino）成为朋友和同事，每次我去伯明翰（Birmingham）的时候，总能感受到他们夫妻俩的充沛精力、热情好客与深厚情谊。现在弗朗西丝卡已经离我们而去了，这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缺憾。
弗朗西丝卡喜欢向前看，未来与新事物总能给她带来极大的安慰。2009年以来，在纽黑文（New Haven），安妮·韦尔克（Annie Wareck）与伊恩·约克（Iain York）让我对友谊有了新的理解。他们与他们可爱的儿子——泽夫（Zev）、马拉凯（Malachai）和列维（Levi）照亮和温暖了我们的时光，这些感受是无法衡量的。
贝琪·康奈金（Becky Conekin）一直支持我完成这本书，同时我也很高兴能支持她完成她自己关于李·米勒（Lee Miller）的精彩作品。在牵手同行的近二十年间，我们一直保持着这种相互的扶携。希望有一天，她会像我一样，对我们所完成的事业感到骄傲。
本书要献给我们亲爱的女儿伊迪（Edie），她一直是我生命中的光。
纽黑文，201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