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彼得保罗要塞
彼得保罗要塞
列别捷夫（K. N. Lebedev）参事在日记中写道：“全城都在关注一些年轻人（彼得拉舍夫斯基、格洛温斯基［Golovinsky］、陀思妥耶夫斯基、帕尔姆、拉曼斯基［Lamansky］、格里高利耶夫、米哈伊洛夫和其他许多人）被羁押的事，据说人数达到60，随着与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联系曝光，这个数字无疑还会增加。”列别捷夫参事人脉广泛，个人还与一部分被捕青年相识，他向内务部的一位老资格官员里普兰季（I. P. Liprandi）询问了“我们的娃娃阴谋者”之事，得到的唯一回复是：“此事在他看来极其重要，应以死刑结案。”
在位于夏园附近的臭名昭著的第三厅总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目睹了一片繁忙混乱的景象：“身着浅蓝色制服的官员们不断带着形形色色的受害者抵达。”囚犯们围在检查被捕者身份的官员身旁，可以看到在他查阅的文件上标着密探的名字——安东内利（P. D. Antonelli）。有人用农民的俚语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耳边轻声说：“奶奶，这就是你的圣乔治节。”
在俄国圣历中，4月23日是春天的圣乔治节，但这句俚语在更深刻的意义上特别贴切。它可以上溯到1597年鲍里斯·戈都诺夫（Boris Godunov）废除农民在秋天的圣乔治节改换主人的权利。
在俄国历史上，这是农民被彻底奴役的真正开始；那句俚语在民间话语中记录了俄国人民对丧失任何自由的悲伤反应。现在，被捕的彼得拉舍夫斯基的确因为想要让俄国农民曾经只在秋天的圣乔治节才能享受到的解放变得永久而得到了“好下场”。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自己的弟弟安德烈也和其他囚犯一起被带进来时，他更加吃惊了。4月23日，所有人分散在第三厅总部的各个房间里度过了第一天。中午，秘密警察头子奥洛夫（A. I. Orlov）伯爵造访了他的“客人们”，并向他们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聚集在那里的人们不幸地不知道如何利用他们作为俄国公民而被给予的权利和自由，其行为迫使政府剥夺了他们的上述自由。经过对他们罪行的调查，这些人将被审判，关于他们命运的最终决定将全凭沙皇定夺。没有宣布对他们的指控，也没有提供其他信息，囚犯们还不被允许相互交谈。
晚上十一点左右，囚犯们被一一点名，然后依次用马车送往声名狼藉的彼得保罗要塞。这座令人生畏的堡垒建在涅瓦河中的一个岛上，是兴建彼得堡时最早矗立起来的建筑之一。彼得大帝把指挥部设在这里，为了实现他在芬兰湾沼泽中建立一座宏伟现代都市的夸张梦想，大批农奴劳工付出了汗水和生命。有几年时间里，这一小撮土地成了俄罗斯帝国事实上的首都。彼得大帝决定将该岛继续作为罗曼诺夫皇室的堡垒及其成员的长眠之所，于是下令让他的瑞士—意大利籍建筑师特雷齐尼（Trezzini）在要塞内建起了一座大教堂。很快，那里矗立起一座巴洛克风格的教堂——从城中各处都能看到它高耸优美的钟楼，上面是金色的穹顶和塔尖。
不那么显眼但同样重要的是堡垒区域内的一所戒备森严的小监狱，彼得大帝用它拘禁、拷打乃至最后处死了自己的儿子——太子伊凡（Tsarevich Ivan）。后来的沙皇们同样觉得那里可以方便地用来羁押触怒龙颜的显要人物。叶卡捷琳娜女皇曾在这里关押过亚历山大·拉季舍夫（Alexander Radishchev），然后将其放逐到西伯利亚，因为此人胆敢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Journey from St. Petersburg to Moscow）中揭露农奴制的恐怖。起义失败后的十二月党人在那里忍受煎熬，各自等待着被带到东宫，单独接受沙皇的审问。这所监狱很早就蒙上了恶名，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发声名狼藉。从未有人从墙内逃脱，它是专为罪行被认为危及国家的犯人准备的。
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留下任何对监禁期间物质条件的描绘，但安德烈和其他囚犯的回忆让我们可以复原当时的状况。囚室足以容纳一人；大部分为拱顶，都配备了玻璃窗（在铁栅栏后），除了最顶端，玻璃上涂抹了一层膏泥，光线只能漫射进来。晚上，每间囚室里会点燃一盏小油灯，高高地搁在墙上的窗孔里，棉线灯芯经常噼啪作响，冒出烟气而非放出光明。安德烈囚室里的灯烟气过浓，以至于刺痛了他的眼睛，但当他在第一个晚上试图去掐灭油灯时，一个声音马上喝止了他。
所有的囚室门上都有一个小小的窥视孔，囚犯们始终被在走廊里无声巡逻的看守监视着。屋中陈设包括一张小床、一只装饰着彩砖的炉子、一张桌子和一只凳子，角落里还有安德烈所称的“一件必要的家具”，很可能是水盆和恭凳。床上铺着稻草垫子和粗麻布枕头，没有床单或枕套；唯一的被盖是一条用军用大衣使用的粗糙而沉重的羊毛布制成的毯子。安德烈囚室的墙壁不久前被刮过，以便去掉之前囚犯的涂鸦；其他囚室里仍有那些挣扎于冷漠和麻木沮丧的人留下的痕迹。
关于要塞的大部分叙述都抱怨了那里的潮湿，安德烈写道：“可以感到寒气刺骨。我从不脱下暖和的大衣，就连睡觉时也穿着。”其他囚徒对他们被迫穿上的囚服则没有如此的好感。一位参谋部的官员、养尊处优的库兹明（P. A. Kuzmin）写道：“当我想起穿上囚服时的感觉，我会浑身打起寒战”——囚服用最粗糙的材料制成，上面还有之前穿着者留下的污迹——与他的肉体接触时，他心中充满了无法控制的嫌恶。
除了寒冷，让安德烈头痛的还有夜幕降临时出现的硕大老鼠，由于害怕被攻击，他只在白天睡觉。
安德烈的囚室位于佐托夫（Zotov）堡，比监狱其他部分更破败。因为他记得要塞司令纳博科夫将军（I. A. Nabokov，《洛丽塔》作者的曾伯祖父）第一次来访时，将军厌恶地打量他的周围，一边嘀咕说：“是的，这里真糟，太糟了，我们必须抓紧了”——意思是为囚犯建造新牢房。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关押在阿列克谢耶夫斯基半月堡（Alekseevsky Ravelin），那里专为最重要的囚犯准备。我们可以认为，他的生活条件与雅斯特尔热姆斯基（I. F. Jastrzembski）所称道的相同（“那里的卫生状况全都令人满意；空气新鲜、干净、食物可口等等，一切都好”）
，优于他弟弟的条件。手头有点钱的囚犯可以让人每天送两次茶，还能买雪茄、香烟和烟草。但安德烈写道：“不允许有书，连一张纸也不行。我们只能想象和琢磨接下去会怎么样。”
最考验囚犯们的是死寂、隔离和不断被秘密监视的感觉。雅斯特尔热姆斯基写道：“只要一想到被秘密羁押（au secret），我就会神经紧张、晕厥和心跳加速。”阿赫沙鲁莫夫（Akhsharumov）可以听到隔壁囚室和走廊上传来的深深叹息，有时还有抽泣，他表示这些声音再加上“死寂、沉闷的空气和完全的无能为力……产生了让人沮丧的效果，夺走了他们的勇气”
。彼得拉舍夫斯基抱怨说，墙上的神秘叩击声和低语声让他备受折磨，无法入眠，这些声音令人不安地取代了他自己的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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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委员会由纳博科夫将军主持，包括加加林（P. P. Gargarin）将军、多尔戈鲁科夫（V. A. Dolgorukov）伯爵、罗斯托夫采夫（Ya. I. Rostovtsev）将军和杜贝尔特（Dubelt）将军。当委员会发现年轻的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被错抓的时，其他成员想让他继续在囚室里受折磨，直到他的释放手续完成，但纳博科夫提出抗议，把安德烈安置到自己的住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杜罗夫都向米留可夫“特别温情地”谈起“那位司令［纳博科夫］，他一直关心他们，并尽其所能地改善他们的处境”。
代表第三厅的杜贝尔特极其关心审讯，时常带着尖锐和反讽的口气参与其中。当得知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圈子的监视已经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持续了一年时，他大为恼怒，把这种隐瞒视作对他个人的冒犯。为了满足私人的报复心和保护自己的官僚利益，他抓住每一个机会削弱内务部和他的前战友里普兰季赋予此案的重要性。雅斯特尔热姆斯基对其他人都非常尖刻，但他表示：“我知道他有几次尽其所能地帮助那些受到政治罪指控的人，却不知道他曾经毁掉过任何一人。”
委员会一一审讯了囚犯，根据安东内利提供的信息盘问他们；他们还被要求书面回答涉及他们同彼得拉夫斯基及小组中其他成员联系的问题。一个负责调查被捕时所收缴文件和档案的小组不断提供更多的信息，其中无疑包括某些关键证据。从4月26日到5月16日，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多次提审，但对于自己的遭遇，他后来只是向奥列斯特·米勒讲述了一个相当可疑的故事：罗斯托夫采夫提出用赦免来交换他交代“整件事”。无论是否真实，这个故事都表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中，审讯对神经的考验远远超过它的恐怖。
187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维谢沃洛德·索洛维约夫：“当我身处要塞时，我以为末日到来了，我将活不过三天，然后我突然平静下来。知道我在那里干些什么吗？我写了《小英雄》——读读吧，里面有任何痛苦或折磨的痕迹吗？我做着平静而美好的梦，越长越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状态比他后来所回忆的不稳定得多，更别提他的健康状态了。但他的确找到了意想不到的一股内心力量，这让他得以忍受囹圄的考验而没有丧失信心，主导他对此事回忆的正是这种掌控感。
6月20日，在第一封从要塞发出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让安德烈致信莫斯科的库马宁家，请求帮助他本人和米哈伊尔一家。但最重要的是，他希望读到最新一期的《祖国纪事》。“我的小说的第三部分刊登了，但……我甚至没看到校样……他们没把我的小说变得面目全非吧？”
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更关心这个问题，而非他个人的困境，也还看不到任何情绪波动的迹象。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审讯的继续，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其他一些被拘成员开始崩溃。
7月初，囚犯们被允许接收书籍和与外部世界通信。此时，米哈伊尔已经获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他的信告诉了我们他的身体情况和精神状态。7月18日他写道：“我身体不错，除了日益严重的痔疮和精神问题。我和过去一样开始出现神经痉挛，胃口不佳，睡得也很少，每晚大约要醒来四次。”一个月后他写道：“整整一个月我都靠蓖麻油活着。我的痔疮严重发炎，胸口也前所未有地疼痛。此外，我变得更加易感，特别是在夜里；我会做长而可怕的梦，最糟糕的是，我近来总是觉得仿佛脚下的地面在晃动，坐在房间里时我真觉得自己好像身处船舱。这一切让我认定自己的精神正在崩溃。”
9月中旬，他致信米哈伊尔，表示自己的健康并未好转，他正不安地期待着秋天的到来，但他拒绝丧失信心，他写道：“我只希望保持健康，无论如何，好脾气完全取决于我自己。人拥有无穷的坚韧和活力；我从前真不相信会有那么多，但现在我通过亲身经历明白了。”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准阅读书报时，他饥不择食地扑向一切能找到的材料，但他在写给米哈伊尔的信中谈到的是《祖国纪事》上的新作——大部分为译文。那个时期（称为“审查恐怖时期”），审查对俄国文学的打压比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要严厉，很少有俄国作家愿意表达哪怕只带有一丝挑衅意味的言论。臭名昭著的反启蒙主义者布图尔林（Buturlin）伯爵领导着一个加强审查的特别委员会，此人据说曾表示：“鉴于福音书传播民主思想，如果它不是流传得那么广泛，也有必要被禁。”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试图写作。他在写给米哈伊尔的第一封信中表示：“我构思了三个故事和两部小说；我现在正在写其中的一个，但我担心工作过度。”
在下一封信中，他解释了原因：“过去，当遭遇类似的精神状态时，我也利用它来写作——这种状态下我总能写得又多又好——但现在我不得不克制自己，免得把自己累垮。”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狱中完成的唯一计划是现在被称为《小英雄》的优美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故事被交给了米哈伊尔，八年后在《祖国纪事》上匿名发表。故事发生在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少接触的世界，即生活在乡间庄园里的富有地主的世界——属于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它完全是个人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这幅巧妙的心理素描的意义仅仅在于其所描绘的青年人激情的“常态”。不过，故事的主要情节——男孩对心上人的崇拜式爱慕——值得一提，因为他的爱包括为了帮助一个受苦的灵魂而自我牺牲的举动，并对此保密。当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可能正是如此看待自己的呢？
对于仔细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和言论（回应语焉不详的指控，并试图躲开审问者的怀疑）的人而言，显然他想要尽可能地保护自己，而且还为了别人这样做。他后来写道：“前往西伯利亚时，我至少心怀慰藉，因为我在调查中表现得很有气节，没有把我的罪行推给他人，当我看到有可能让其他人摆脱麻烦时，我甚至会牺牲自己的利益。我控制了自己，没有供认一切，为此我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审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军事和民事混合法庭根据被告是否表现出悔意或者自愿交代控方原本未知的事实来量刑。陀思妥耶夫斯基两者都没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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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为调查委员会所写的最重要的文件是一份《交代》，5月6日的初步盘问后，他马上被要求提交该文件。虽然没有任何正式指控，但对他的盘问透露了他被捕的原因。为此，他试图澄清自己的行为，以便为其中任何可能被视作可疑或颠覆性的活动辩护。他把彼得拉舍夫斯基描绘成一个古怪反常的人，总是小题大做地忙着徒劳无益的事，从任何角度来看都不能把此人当真，也全无可能对国家构成威胁。言下之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参与此类活动同样无害。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帕尔姆—杜罗夫小组讳莫如深，因为后者的存在尚未被发现。他声称自己只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家发过三次言，而且谈的都是非政治话题，他还试图为自己可能被视作“自由思想”和“自由主义”的行为辩护。在整个彼得拉舍夫斯基案审讯记录里最奇怪的辩解中，他坚称自己对当局完全没有敌意，无论他可能说过什么过火的话，它们都应该被视作展现了他对作为文明国家公民权利捍卫者的政府的信任！“这种对发言的恐惧一直让我受到冒犯，对政府来说，它更多是冒犯而非好事……这意味着人们认为法律无法充分保护个人，空谈和言辞不慎就可能毁掉一个人。”无法想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表达上述观点时没有带着尖刻的讽刺；没有人相信尼古拉一世政府会被公民的可怕沉默冒犯，希望他们更大声地说出对社会政治话题的看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试图回答他能够想到的针对自己的更具体指控，在此过程中，他讨论自身观点的方式流露出某种思维模式，其一致性让我们可以认定那是他的真实信念。他写道：“在西方正上演着可怕的景象……历史悠久的秩序正分崩离析。”在他看来，“西方革命”是“当代危机在世界那个部分的历史必然”。
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产生了关于欧洲处于危机和崩溃边缘的末世论观点，他还在欧洲和俄国间画了鲜明的界线，那将成为他思想的一个永久特征。他坚决否认自己觉得这样的革命对祖国而言也是“历史必然”，表示“在我眼中，没有什么比在俄国建立共和政府更荒唐的想法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理论上并不反对专制统治；我们也许还记得，大部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同样如此，比如傅立叶，此人曾不成功地请求多位君主在他们的国家出资建立法伦斯泰尔（phalansteries）
。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在愿意参与反对专制的阴谋，那只是因为他对农奴制已经如此恨之入骨，超过了其他一切考虑。
基于通过沃尔特·司各特的《艾凡赫》（Ivanhoe）而变得流行和通过浪漫派历史学家奥古斯丹·梯叶里（Augustin Thierry）而获得权威的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欧洲历史描绘成一千多年来“社会与权威的不断斗争，这场斗争源于行征服、暴力和压迫之事的外来文明”。俄国不存在这种问题，那里的本土专制一次次将国家从奴役和混乱中解救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俄国两次被拯救，“完全归功于专制的努力：第一次从鞑靼人手中，第二次是彼得大帝的改革，当时只有对伟大的领航员怀有孩子般的热情信仰才可能让俄国忍受如此剧烈的转向和走向新生”
。对沙皇统治者的天命角色的这种观点还将一遍遍出现在他后来的表述中。
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本会欢迎一个愿意革除农奴制这种让人无法忍受的弊病，从而再次拯救国家的沙皇。他写道：“如果改革迫在眉睫，它们必须来自某个甚至在此期间也会大大增强的权威，否则此事将以革命方式完成。我不认为在俄国可以找到推崇暴动的人。今天可以想起很多著名的例子，尽管它们发生在很久以前。”对普加乔夫（Pugachev）和斯坚卡·拉辛（Stenka Razin）血腥起义的威胁影射——预示着除非做出自由化改变，否则可能再次出现的暴动——不太可能是为了打消陀思妥耶夫斯基法官们的疑虑。但当此类“自上而下”改革的全部希望在1848年后破灭时，正是这样的思考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了斯佩什涅夫组织的绝望冒险。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写道：“我想起自己曾多次表示，从彼得大帝开始，俄国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总是从上而下来自君主；到目前为止，从下而上的东西无不显得顽固和无知。熟人们很清楚我的这种想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针对自己的最严厉指控是他曾朗读过别林斯基的《致果戈理》，信中对那位昔日讽刺作家所辩护的一切君主、国家和教会制度做了同样激烈的抨击。陀思妥耶夫斯基宣称自己用完全中立的态度读了往来书信，并寄希望于通过描绘他与那位当时最著名的激进分子的个人关系来解释他对那封极具争议的书信的兴趣，他写道：“我批评他试图把某种配不上文学的偏颇意义强加给它，使其降格为仅仅是对新闻事实或丑闻事件的描写……当你企图抓住街上来来往往的每个人……开始强行向他们说教和讲道理时，［你］只会把所有人都烦死。别林斯基对我光火，最终从冷静变成正式的争吵，导致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我们都没有见面。”
对于书信本身，陀思妥耶夫斯基解释说：“我坚信它不会诱惑任何人，尽管它不乏某种文学价值……我对信中的任何夸张之词都不完全认同。”上述相当无力的否认已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掩盖他从根本上认同别林斯基的强有力抨击所能做的最大努力了。他在这里唯一一次承认了形势的危险，并表达了对不够谨慎的遗憾：“现在我才明白自己犯了错误，本不应该朗读那封信。”
在《交代》的最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重新谈到他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关系的问题（“我完全不知道彼得拉舍夫斯基的秘密”），他进而为委员会考虑，开始对傅立叶主义泛泛而谈。“傅立叶主义和所有的西方制度都如此不适合我国的土壤，如此不符合我国的情况，与我们的民族性格如此格格不入——但另一方面，它是西方状况的典型产物，那里正在不惜代价地解决无产阶级的问题——在没有无产阶级的我国，不断强调自身必要性的傅立叶主义目前显得可笑至极。”
就像我们看到的，他的这番话完全符合他在帕尔姆—杜罗夫小组里自由表达的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找到了他后来用于描绘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口吻：他将只会用讽刺和戏谑的方式描绘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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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6月，委员会已经掌握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大量情况，发现了帕尔姆—杜罗夫小组的存在，并获悉了后者讨论用石版刊印禁书用于非法传播的计划。陀思妥耶夫斯基又被四次传讯，并被要求回答一系列新的问题。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穿行于危险的陷阱之间，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方面试图避免陷入彻头彻尾的谎言，或者看上去隐瞒了某些信息，一方面又提防说出任何可能对自己或他人不利的话。他否认自己的年轻朋友格洛温斯基倡议用革命来解放农奴，或者设想在混乱和向新政府过渡期间实行“革命专政”。他对所有此类问题的回答都含糊其词，或者采用复杂的迂回表述，以便完全混淆问题。难怪作为见证者的罗斯托夫采夫将军会表示，陀思妥耶夫斯基“聪明、独立、狡猾而固执”。
对所有被告的最后审讯在军民混合法庭上进行，后者被指派对他们做出宣判。10月中旬，法庭传唤了所有人，告知他们判决将按照军事法律做出（比民事法律严厉得多），并要求他们用书面形式提交任何想要提供的额外证词。一些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借机以羞耻的方式向当局乞怜。以阿赫沙鲁莫夫为例，他写道：“我对一切感到后悔，请求宽恕，写这些不是因为我希望逃避应有的惩罚，而是出于真心的懊悔；陛下，我觉得自己对您罪孽深重，作为一个基督徒和臣民，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请求宽恕。陛下，请原谅我，如果可能的话，因为我的懊悔和看在我父亲为您效劳的份儿上。”
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直到最后都保持了矜持与尊严，用完全不同的风格做了的回答。他表示：“我没有什么新的辩护，也许除了这点——我从未怀着恶意和预谋反对政府——我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无心，很多几乎是意外，比如朗读别林斯基的信。”他憎恶的并非尼古拉一世的政府，而是可怕的农奴制，他对后者怀有无法平息的仇恨。
1849年9月17日，调查委员会完成了工作。在11月16日做出的判决中，军民混合法庭判处15名被告由行刑队枪决，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他人被处苦役和流放等较轻的刑罚。判决随后被提交给最高军事法庭（General-Auditoriat），后者宣布存在司法错误，并做出了比军民混合法庭更严厉的判决。它指出，根据用于战地军事法庭的法律，所有囚犯应该被一并判处死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卷宗也被高级法院做了修改。原本对他的判决理由是朗读和传播别林斯基的《书信》，以及没有向当局检举格里高利耶夫的《一个士兵的对话》。现在又加了第三条罪名：他“参与谋划利用家用石版印刷机刊印和传播反政府作品的行动。”
充分显示了法律的铁面无情后，军事法庭请求沙皇开恩。提交沙皇审阅的附件上列出的并非死刑判决，而是一系列较轻的惩罚，沙皇接受了求情。人们知道尼古拉喜欢扮演大权独揽但又仁慈的角色，列别捷夫参事也在日记中透露，军事法庭很可能提高了推荐惩罚的严厉程度，以便让尼古拉更好地展现其宽宏大量。不过，彼得拉舍夫斯基没有获得恩典，他的判决被直接核准——终生流放和矿井苦役。对于其他大部分人（尽管不是全部），尼古拉缩短了他们的刑期。
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本被判八年苦役而非死刑，现在刑期减为四年，然后被要求在俄军服役，期限不定。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后一条判决视作沙皇对他个人的特赦（杜罗夫也得到同样的待遇）。被判苦役者将失去全部公民权，即便在完成刑期后也无法恢复，但服兵役能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公民权自动恢复。他相信这是第一次有罪犯被允许恢复公民权，这“出自尼古拉一世陛下的意旨，表达了对他的年轻和才华的同情”。无论是否正确，上述想法都能帮助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对尼古拉的某些正面言词。
案件的最后步骤在12月21日进行。当死刑因为君主开恩而被赦免时，按照法律需要举行一次假死刑，但仪式通常只是走过场。但这一回，沙皇明确指示，直到死刑的所有准备工作完成后才告知犯人对他们被免去一死。尼古拉做了精心安排，以便让那些对他的皇恩浩荡一无所知的可怜虫们受到最大的冲击。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不寻常的情感历险，他相信自己距离死亡曾经只有分秒之遥，然后奇迹般地从坟墓中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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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当审讯结束后，囚犯们对关于他们案子的商讨就一无所知了。无聊的日子在毫无生气的单调中一天天过去。阿赫沙鲁莫夫在回忆录中写道：“监禁已经持续了八个月，我不再自言自语，而是略显机械地在房间里踱步，或者呆呆地躺在床上。”不过，12月22日早晨，囚犯们意识到要塞的走廊里出现了不寻常的动静，曾经只有教堂的钟声才会打破那里的死寂。从囚室的窗户向外望去，阿赫沙鲁莫夫注意到院子里有排成一列的马车——数量如此之多，似乎一眼望不到头。突然，他看到一队队骑警包围了马车。此时他才想到，这些骚动可能与彼得拉舍夫斯基案有关，他活着看到了监禁的无聊日子最终结束的一天。
与此同时，他还可以听到看守在监狱中大声打开牢门。终于轮到了他，他们把他被捕时穿的衣物交给他——轻薄的春装——还给了一些温暖厚实的袜子。他被要求穿好衣服，但他激动的提问只得到闪烁其词的回答，以及催促他抓紧些。他被押出囚室，沿着走廊来到外面的门厅，上了一辆急急停下的封闭双座马车，一个士兵爬上车看押他。由于无法透过结霜的窗户看到外面，当马车开动后，他用指甲在窗棂上刮开一块，但随着马车在清晨的街道上前行，他只能依稀看到刚刚睡醒的城市。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段看似永无止境的旅程中的感受没有被记录下来，但无疑与其他人的差不多。离开羁所的兴奋和由此可能预示的一切产生了让人振奋和兴奋的效果。证据显示，彼得拉舍夫斯基案的涉案者中没有一个人想到自己可能被处死刑；就连愤世嫉俗、曾提议用恐怖作为革命武器的斯佩什涅夫也告诉奥列斯特·米勒，他从未想过等待自己的会是行刑队。
阿赫沙鲁莫夫估计行程持续了大约30分钟，然后马车停下，他被要求从车中出来。“我四下张望，看到了……谢苗诺夫校场。校场上覆盖着新下的雪，四周的士兵们围成一个方块。远处边缘站着一群人在朝我们看；万籁俱寂；那是一个晴朗冬日的早晨，太阳刚刚升起，透过浓密的云气在地平线上闪耀着，犹如一个明亮而美丽的圆球。”阿赫沙鲁莫夫已经八个月没见过太阳，这幕景象让他沉浸在幸福感中，一度忘了自己身处何方。这时，有人粗暴地抓住了他的手肘，他顿时惊醒，有人一边推着他向前，一边告诉他往哪里走。直到此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正站在一英尺厚的积雪中，因为只穿了一身薄衣而瑟瑟发抖。
同样是在那个时候，他看到左边不远处，在校场中央搭起了一座建筑，那是个四方的行刑台，高20—30英尺，周围蒙着黑纱，有台阶从地面通往上边。不过，他更感兴趣的是挤在雪地里的一群老同志们，经过漫长的分别，他们兴奋地相互致意。等走近后，他惊讶地发现那些他最熟悉的人的面容发生了可怕的变化：“他们的脸部消瘦、疲倦、苍白而憔悴，有几个人胡子拉碴，头发很久没剪过。斯佩什涅夫的脸让我特别吃惊；他一直因为引人瞩目的英俊、活力和健康满满而与众不同。他曾经的圆脸已经拉长，面带病容，脸色苍白蜡黄，颧骨凸起，眼睛仿佛陷了下去，底部是大大的黑眼圈，长发和过长的浓须包裹着整张脸。”
喜悦的重逢时刻很快被一位将军的大嗓门打断，他纵马上前，命令他们保持安静。一名文官随后要求囚犯们按照他点名的顺序站成一排，彼得拉舍夫斯基和斯佩什涅夫位列名单之首。文官身后跟着一个手拿十字架的教士，对集合的囚犯们宣布：“今天尔等将接受对你们案件的公正决定——跟我来。”他带领队伍走向行刑台，但首先从整队士兵的面前经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一些成员曾是现在校场上的彼得堡部队的军官，此举旨在向军卒展示他们的不忠上级的堕落。蹒跚着穿过雪地时，囚犯们重新开始交谈，行刑台一边竖着的几根灰色柱子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这些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会被绑在上面枪决吗？当然不会，但无从知晓可能发生什么——他们很可能都会被送去做苦役。这就是当那群人被带往台阶旁时，阿赫沙鲁莫夫听到的谈话片段。
登上平台后，囚犯们被再次分开，每边两排。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莫姆贝利身旁，在狂热躁动的状态中，他语速飞快、颠三倒四地告诉了后者自己在监狱中构思的一个故事。广场上突然回荡起了士兵们立正时发出的清脆铿锵声，被告们被要求光着脑袋聆听对他们的判决。在刺骨的寒意中，大部分人犹豫着没有从命，于是站在他们身后的士兵奉命扒掉了他们的帽子。随后，另一位全副制服的文官沿着队列移动，以便直视着每一个人的脸向其宣读所犯的罪行和惩罚。阿赫沙鲁莫夫表示，由于此人说话既快又不清楚，不可能听明白他在说什么。但在他履行程序的差不多半小时里，有一句话像丧钟般不断回响着：“战地刑事法庭判处所有人由行刑队枪决。”
当这些字眼的意思开始被理解时，太阳突然从云层后透出光亮，陀思妥耶夫斯基转向杜罗夫说：“我们不可能被枪决。”杜罗夫指指行刑台旁的一辆农用马车作为回答，他错误地想象上面的稻草中藏着棺材。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说，从那时起他相信自己在劫难逃，他后来永远不会忘记那句语气毫无感情的话：“判处被行刑队枪决。”官员履行完程序后，囚犯们领到了农民的白色长衫和睡帽——他们的裹尸布——由看押者帮忙穿上。那位教士现在手持《圣经》和十字架再次出现在行刑台上，对他们发出了如下的请求：“兄弟们！死前必须忏悔……救世主将赦免忏悔者的罪……我请求你们忏悔。”
187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听到这种请求时，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许多成员可能因为他们想要为之忏悔的过错而不安（“那些每个人一生中隐藏在自己良心里的”）。他写道：“但导致我们被判处死刑的行为，那些主导我们灵魂的想法和观点——我们觉得它们无须忏悔，反而甚至有某种净化作用，是能让许多东西被原谅的殉道！”阿赫沙鲁莫夫说，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对教士反复的忏悔请求都不为所动。但虽说小组成员拒绝公开悔罪，他们对基督教信仰的神圣象征则没有任何敌意，他们都是在这种信仰中长大的。当教士走过队列，把十字架放到他们唇边时，他们无一例外地亲吻了它，包括彼得拉舍夫斯基和斯佩什涅夫这样坚定的无神论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中描绘了这样的场景，暗示那个不包含任何特定“宗教”意味的吻帮助被判死刑者忍受了苦难。
随后发生的是整个过程中最恐怖的一幕：其中一列的前三个人——彼得拉舍夫斯基、莫姆贝利和格里高利耶夫——被抓住手臂带离平台，绑在旁边的木桩上。根据利沃夫（F. N. Lvov）的记述——他倾向于美化彼得拉舍夫斯基——这位拒绝忏悔的煽动者从平台走向木桩时据说开了个玩笑：“莫姆贝利，把腿抬高些，否则你会带着感冒进天国的。”有人下令用睡帽蒙住被缚者的脑袋，但彼得拉舍夫斯基不屑地把帽子甩了回去，直视着瞄准他的行刑队。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第一批被选中者所在那一列的下面三个人之一，他满心以为很快将要轮到自己。
他当时做何感想？很久以后，他告诉奥列斯特·米勒，“他只感到神秘的恐惧，可能五分钟后他就将前往另一段未知生活的想法完全主导了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的那个著名段落中描绘了自己的心情：梅什金公爵告诉叶潘钦家的女士们，他听一个相信自己再过五分钟就要被处死的人说：“在即将吞没他的未知面前会感到可怕的不确定和厌恶。”（8：52）当然，《白痴》写于谢苗诺夫校场的骇人把戏上演20年后。不过，与他一起站在行刑台上的利沃夫在1859年到1861年间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激动，他想起了维克多·雨果的《一个死囚的末日》（Le dernier jour d’un condamné），走到斯佩什涅夫跟前说：‘我们将与基督同在。’（Nous serons avec le Christ.）后者带着扭曲的微笑答道：‘一抹尘埃。’（Un peu de poussière.）”
一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苦恼而不安的信仰，一边是斯佩什涅夫那样的坚定无神论者的斯多葛主义，没有什么能更好地展现两者的不同。正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情不自禁地相信死后存在某种生活，后者无法理解的神秘才让他饱受折磨。
等待行刑队扣动扳机的悬念持续了大约一分钟——阿赫沙鲁莫夫回忆说，那一刻“恐怖、恶心而吓人”——，然后传来下令退后的鼓声。阿赫沙鲁莫夫没在军队服过役，不明白这个信号的意义，认为那可能伴随着来复枪射出的一排子弹；昔日的军官陀思妥耶夫斯基则马上明白自己保住了性命。行刑队随即放下枪，不再瞄准他们；桩子上的三个人被松绑，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作为其中之一，格里高利耶夫脸色惨白，面无血色；他在监狱中已经表现出精神失常的迹象，假死刑仪式彻底击垮了他。他再没能恢复理智，余生都沦为无助的精神病患。与此同时，一名副官骑着马来到现场，带来了沙皇的赦令和真正的判决。惊愕的犯人们听了他的宣读，有的对这个消息感到如释重负和兴奋不已，有的则感到困惑和愤恨。农民的长衫和睡帽被脱下，有两个人爬上行刑台——看上去像是刽子手，穿着陈旧的彩色束腰长袖袍。他们的任务是在犯人们头顶折断刀剑，后者在仪式中被迫跪下；折断刀剑象征着他们被逐出平民生活，然后又发给他们罪犯的帽子、肮脏的羊皮外套和靴子。
现在，犯人们换上了符合他们低下地位的装束，但还少一样必要的东西——镣铐。镣铐被哐当一声扔到平台中央，震得地板直颤，但只有彼得拉舍夫斯基被两名铁匠带上前，他们把铁链绑在他腿上，开始用大锤砸紧。工作进行过程中，彼得拉舍夫斯基最初耐心地站着，最后他抄起一把重锤，坐在地上亲手开始钉起镣铐。阿赫沙鲁莫夫写道：“很难说清是什么驱使他对自己施暴，他这样做想要表达什么，但我们的精神状况都不健康，或者处于亢奋状态。”这一幕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可能要容易理解得多，他从直觉上将自虐行为理解为被无助和羞辱逼入绝境的人性的自我肯定。然后，一辆农用三驾马车停在他们面前，有个宪兵坐在车夫身旁，准备押送彼得拉舍夫斯基踏上他流放之旅的第一段路程；但他抗议说，自己想要在离开前与朋友们道别。彼得拉舍夫斯基随即一一拥抱了他们，向他们全体深深鞠躬。由于还不适应镣铐的重量，他无法爬上车，不得不在别人的帮助下重重地落座，然后被带走了。判决要求将他马上送往西伯利亚，其他人则将在随后几天里追随他的脚步。
——※·※——
剩下的犯人被他们来时乘坐的马车送回要塞。回到囚室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拿起纸笔给米哈伊尔写信——这封动人的书信让我们了解了他刚刚经历的苦难所产生的道德—精神后果。从这一刻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原先用来看待人类生活的世俗视角退居背景，取而代之的是那些令人痛苦的“该死的问题”，它们始终困扰着人类——如果有答案的话，那只能来自宗教信仰。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将创造出人类意识这两个维度的一种不寻常的融合。事实上，一边是非凡的社会敏锐感，一边是痛苦的宗教探索，正是两者的这种结合赋予了其作品特有的悲剧特色和在小说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在那一刻的狂热中倾诉肺腑，融合了对自身灵魂深处的犀利观察、求助、最后指示，以及对刚发生之事的冷静而如实的叙述。信中展现的对哥哥及其家人的深深爱意引人瞩目；他向米哈伊尔保证，他在（自以为的）最后时刻想到了他们，“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我多么爱你，我亲爱的哥哥！”。关于未来的痛苦问题萦绕在他的心头，他在恐惧和希望间摇摆，不知道自己能否重新开始文学生涯。“我可能永远无法再操起笔了吗？我认为要四年后才有可能……我的上帝！有多少被我再现和仍然鲜活的形象将会死去，在我的头脑中湮灭，或者像毒药一样消融在我的血流中。是的，如果无法写作，我将会死。宁可被监禁15年，只要手中有笔！”陀思妥耶夫斯基绝望地抓着在军队服役这条生命线，他告诉米哈伊尔：“别为我伤心。要知道我并不消沉，记住我还没放弃希望。四年后我的命运将有转机。我将成为士兵——那不同于罪犯。”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担心的是，他的健康将在他将要面对的考验所带来的身体压力下垮掉，“我的身体能挺住吗？我不知道。我离开时健康不佳。我患有瘰疬。但也许能挺住！”。尽管有此担心，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安慰米哈伊尔说，他的情绪状态比以往都要好，“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体内涌动着如此充沛和健康的精神生活储备”。他还表示：“监狱生活已经充分摧毁了我体内那些并不完全纯洁的肉体需求；我从前不会约束自己。现在，困苦对我来说不值一提，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担心物质上的艰难会毁了我……啊，只需让我健康！”
多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第二任妻子：“我想不起自己有什么时候像那天一样高兴。”“我在阿列克谢耶夫斯基半月堡的囚室里来回踱步，一直扯着嗓子歌唱，重获生命让我如此高兴。”这种喜悦让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知所措，如同经历了启示。他向米哈伊尔保证：“但我仍然拥有心，还有同样的肉和血，这些同样能生活、受苦、欲求和记忆，毕竟那也是生活。我们能看到太阳！（On voit le soleil！）”
最后一句话（“我们能看到太阳”）引自雨果的《一个死囚的末日》，稍稍做了些改变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直面死神时，那部作品的细节重新浮现在他的记忆中。引文是雨果笔下那位“死囚”的疯狂反思的一部分，他等待着被断头机处死，绝望地告诉自己，生命在任何条件下都胜过灭亡。至少——我们能看到太阳！
他仿佛从永恒的边缘回顾此前生命中的一切：“当我回顾过去，想着我在无所事事中浪费了多少时间，在徒劳、错误、懒惰和生活无能中失去了多少时间，我多么不珍惜时间，多少次违背自己的心和灵魂犯罪——我的心会流血。生命是馈赠和幸福，每分钟都可以是幸福的永恒！如果年轻时知道就好了（Si jeunesse savait） ！哥哥，通过改变自己的生活，现在我以新的形式重生！我发誓我不会丧失希望，我将保持灵魂和心的纯洁。我将为变得更好而重生。这是我的全部希望和慰藉！”
陀思妥耶夫斯基向米哈伊尔保证说：“生命无论在哪里都是生命，生命在我们内心，而非外部。［在西伯利亚］我的身边将会有人，成为人群中的一个人并始终如此，无论可能发生什么不幸也不灰心和放弃——这就是生命和它的任务，我已经明白了这点。这种想法进入了我的血肉。”这番话试图传递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在第一次明白的瞩目事实，即生命本身是最大的善和福，人有力量把每一刻变成“幸福的永恒”。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拒绝接受对个人道德责任日益盛行的摒弃，但曾经只是理论上的倾向现在进入了“他的血肉”，成为一种“理念感”，与他的情感如此之深地交织在一起，任何观点都不能在未来让他动摇。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没有哪个段落比描绘那个时刻的道德净化效果更加辛酸，他以为那是自己在尘世间的末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米哈伊尔：“如果有人记得我是个讨厌的家伙，或者我曾与某人争吵，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那么如果你碰巧遇到他们，请让他们忘掉这些。我的灵魂中没有怨恨和敌意；此时此刻，我很想向我认识的某些人表示爱意和拥抱他们。我今天经历了这种慰藉，在死前向我亲爱的人们道别。”如果赎罪、原谅和爱的价值注定将优先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世界中的其他一切，那么这必然是由于他已经看到，作为真理的它们是对自己生命中最痛苦困境的反应。
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类存在的可怕脆弱性和无常性的犀利感觉将很快让他带着其他现代作家无法匹敌的有力紧迫感描绘基督教对宽恕一切和拥抱一切的相互之爱的无条件与绝对的诫令。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德观类似某些神学家在谈到早期基督徒时所说的“过渡伦理”（interim ethics），这种伦理毫不妥协的极端性源于审判日和最后清算的迫在眉睫：只来得及给出最后的和解之吻，因为已经名副其实地没有“时间”。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优点（和某些弱点）可以最终追溯到他在希望传递基督教信仰这一末世论内核的救赎力量时所表现出的强烈敏锐感。
——※·※——
1849年12月14日，谢苗诺夫斯基校场的可怕演出结束两天后，米哈伊尔获悉他的弟弟将在当晚踏上前往西伯利亚的漫长而危险的旅程。米哈伊尔赶忙把消息告知亚历山大·米留可夫，两人前往要塞与他道别。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杜罗夫的陪同下被带进米哈伊尔和米留可夫等待的房间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生存能力不可动摇的信念让后者大为吃惊。他评论道：“看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的道别，所有人都会注意到，更痛苦的是那个自由地留在彼得堡的，而非那个即将前往西伯利亚苦役营的。哥哥的眼中涌出泪水，嘴唇颤抖着，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保持着平静，并安慰了他。”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会面中说：“别再伤心了，哥哥，你知道我不是前往坟墓，你不是为我送葬——苦役营（katorga）没有野兽，有的是人，他们也许比我更好，也许比我更有价值。”这番话是我们现有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唯一记录，但其他证据也显示了他和别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对于在将与他们一起服刑的人中间会遭遇什么的期待。在彼得拉舍夫斯基为调查委员会所写的文件中，我们找到了下面这段引人瞩目和动人的幻想：
也许命运……将把我安排到某个顽固坏蛋的身边，他手上有10条人命……我们在途中小站休息，吃着一片不新鲜的面包……我们开始交谈——我告诉他自己如何和为何遭到不幸……我对他说起了傅立叶……说起了法伦斯泰尔——那里的事物如何和为何这样等等……我解释了为何人们成了坏蛋……他长叹一声，对我说起了他的生活……从他的故事中，我看到环境摧毁了此人身上的大部分善，强健的灵魂不堪不幸的重负……在故事的最后，他也许会说：“是的，如果事物像你安排的那样，如果人们像那样生活，我就不会成为坏蛋。”……如果镣铐的重负允许，我将向他伸出手——我会说——“让我们做兄弟吧”——然后，我掰开自己的那片面包，递给他说：“我不习惯吃太多，你更需要它，拿去吃吧。”这时，他粗糙的脸颊上出现了泪珠……出现在我面前的……不是坏蛋，而是与我同样不幸的人，也许最初也是个被严重误解的人……人化行动完成了，坏蛋不复存在。
就像一位苏俄批评家所说，这些“彼得拉舍夫斯基的乌托邦式博爱之梦表达了小组普遍的思想状态和信念。尽管本能上有怀疑和不祥预感，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必然也想象过类似的东西”。特别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引发了“感伤自然主义”的兴起，此类作品强调社会最底层成员生命中所隐藏的人类价值。
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别语可以被视作对彼得拉舍夫斯基的玫瑰色幻想的更简洁表达，重申了当时他的道德—社会信念中的博爱方面。不过，当他暗示罪犯甚至可能比他本人“更有价值”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意中谈到了他不知道的东西。他在1849年所说的只是作为一种慰藉的可能性，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他试图安慰的人无疑都不会从字面上接受那番话，但有朝一日那将成为他对俄罗斯民族看法的基础，他将毫不犹豫地向全世界宣告它。
转引自P. S. Schegolev，ed.，Petrashevtsy，3 vols.（Moscow-Leningrad，1926—1928），1：127.
Ibid.
DVS，1：193.
俄文为Вот тебе，бабушка，и Юрьев день。圣乔治节即尤里节，秋天的为俄历每年11月26日，春天的则为5月6日，即俄历4月23日。1497年颁布的伊凡三世法典曾规定，秋天的尤里节前后一周内，农民可以改换主人。——译注
Ibid.
I. Pawlowski，Russisch-Deutsches W.rterbuch，2 vols.（Leipzig，1974），2：1766.
A. M. Dostoevsky，Vospominaniya（Leningrad，1930），192—193.
Ibid.，196.
Ibid.
M. N. Gernet，Istoriya tsarskoi tyurmy，5 vols.（Moscow，1961），2：220.
A. M. Dostoevsky，Vospominaniya，197.
Schlegolev，Petrashevtsy，1：149.
A. M. Dostoevsky，Vospominaniya，197.
Schlegolev，Petrashevtsy，1：149.
N. F. Belchikov，Dostoevsky v protsesse Petrashevtsev（Moscow，1971），244.
DVS，1：191.
Schlegolev，Petrashevtsy，1：160—161.
Biografiya，106—107.
DVS，2：199.
指《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译注
Pis’ma，4：258—259；1849年6月20日。
Ibid.，1：124；1849年7月18日。
Ibid.，126；1849年8月27日。
Ibid.，127；1849年9月14日。
P. V. Annenkov，The Extraordinary Decade，ed. Arthur P. Mendel，trans. Irwin R. Titunik（Ann Arbor，MI，1968），243.
Pis’ma，1：124；1849年7月18日。
Ibid.，126；1849年8月27日。
Ibid.，178；1856年3月24日。
Belchikov，Dostoevsky v protsesse Petrashevtsev，98.
Ibid.，100.
Ibid.，101.
Ibid.，100.
一种社会主义基层组织，得名于古希腊人基本的作战单位“方阵”（phalanx），每个法伦斯泰尔设想容纳500—2000人，成员几乎没有私产，从事合作性工作。——译注
Ibid.，101.
Ibid.
Ibid.
对于19世纪40年代，安年科夫写道：“文学和我们中有教养的人早就不再认为，作为人类实体的人民注定过着没有公民权的生活，只为他人利益服务，但他们还是觉得人民是粗野的乌合之众，没有任何理念，头脑中从来没有思想。”Annenkov，Decade，134.
Ibid.
Belchikov，Dostoevsky v protsesse Petrashevtsev，105.
Ibid.，105—106.
Ibid.，106.
Ibid.，109.
Ibid.，111—112.
Ibid.，86.
Schlegolev，Petrashevtsy，3：164.
Belchikov，Dostoevsky v protsesse Petrashevtsev，176.
PSS，11：189—190.
V. I. Semevsky，“Sledstvie i sud po delu Petrashevtsev，”Russkie Zapiski，9—11（1916），11：31.
Miller，Biografiya，115.
DVS，1：223.
Biografiya，117.
DVS，1：226.
Ibid.，226—227.
Ibid.
Ibid.
Ibid.，229.
Miller，Biografiya，118.
DVS，1：229.
DW，152.
F. N. Lvov，“Zapiska o delePetrashevtsev，”LN63（Moscow，1956），188.
Biografiya，119.
Lvov，“Zapiska，”188.
DVS，1：230.
Ibid.，231.
Pis’ma，1：128；1849年12月22日。
Ibid.，130.
Ibid.，129.
Ibid.，131.
Anna Dostoevsky，Reminiscences，trans. and ed. Beatrice Stillman（New York，1975），22.
Pis’ma，1：129；1849年12月22日。
雨果的原话是Un forçat，cela marche encore，cela va et vient，cela voit le soleil（一个罪犯，他还能行走，能来回踱步，能看到太阳）。——译注
Ibid.，130—131.
Ibid.，129.
Ibid.，130.
阿尔伯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在《寻找历史上的耶稣》（The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Jesus）中强调了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之间的所谓“过渡期”对解读耶稣伦理的末世论重要性。关于对该主题的深入探讨，见Reinhold Niebuhr，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2 vols. in 1（New York，1955），2：47—52。
DVS，1：191.
Ibid.，192.
V. R. Leikina，E. A. Korolchuk，and V. A. Desnitsky，eds.，Delo Petrashevtsev，3 vols.（Moscow-Leningrad，1937—1951），1：84—85.
V. A. Tunimanov，Tvorchestvo Dostoevskogo，1854—1862（Leningrad，1980），149—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