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苦役营

第15章
苦役营

在苦役营度过的四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收到一封家书，与家人完全断绝联系促使他在1854年2月22日（获释仅仅一周后）给米哈伊尔写了一封长信。书信从他出发前往西伯利亚那一刻讲起，首先回顾了18天旅途中的印象和他抵达第一个中转站托博尔斯克（Tobolsk）时的大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说：“翻越乌拉尔山是一个令我们悲伤的时刻。马匹和雪橇陷在雪堆里。暴风雪肆虐着。我们走下雪橇——当时正是夜里——站着等它们被拖出来。我们周围都是大雪和风暴；这里是欧洲的边陲；前方是西伯利亚和我们未知的命运，而全部过去则在我们身后——这一幕如此沮丧，我不禁潸然泪下。”

1月9日，队伍抵达托博尔斯克，这里曾是西西伯利亚的首府，当时是主要的集散中心，来自俄国欧洲部分的犯人们在那里被分派到他们最终的目的地。监狱位于要塞区内，当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行沿路向那里攀行时，首先映入他们眼帘的是城里最古老和最有名的流亡者——著名的乌格里奇（Uglich）大钟就放在他们行经的道路旁。它的故事尽人皆知：当德米特里皇太子被发现死去时（被怀疑遭到他的监护人鲍里斯·戈都诺夫谋杀），大钟被敲响，召集乌格里奇的居民为孩子的死报仇。后来，新沙皇鲍里斯下令公开鞭笞和损毁这个惹麻烦的大钟，并将其永远流放到西伯利亚，禁止其再次响起。但托博尔斯克人早就把乌格里奇大钟安放在一座小钟楼里，低沉的钟声召唤他们前去祈祷。它矗立在路边，永远提醒着后来的流亡者，俄国沙皇是多么专制、喜怒无常和大权独揽，而他们的许多最严厉的政令又是如何最终变成徒劳。

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的待遇反映了乌格里奇大钟大逆不道的幸免于难所包含的某种道德寓意。他在给米哈伊尔的信中写道：“我只想说，我们得到的同情和强烈关心让我们感受到几乎无以复加的幸福。昔日的流亡者们（并非他们本人，而是他们的妻子）对我们关怀备至，仿佛我们是她们自己的血肉。多么了不起的人啊，她们经受了25年的悲伤和自我牺牲！我们对她们只有匆匆一瞥，因为我们受到严格管制。但她们送来了食品和衣物，还安慰我们，给我们勇气。”

雅斯特尔热姆斯基也描绘了他们抵达托博尔斯克的情景，以及他对犯人职员的第一印象，他们的脸颊和前额上打着烙印。“我们被带进一个房间，狭窄、昏暗、寒冷而肮脏……这里有木板床，上面没有床垫，而是三个塞满稻草的麻袋，三只枕头同样如此。屋里漆黑一团。可以听到卫兵在门口的沉重脚步声，他们在零下40度的寒气中来回踱步。”他们的房间与相邻的只用隔板分开，那里住着其他等待判决的犯人，他们可以听到“人们打牌和玩其他游戏时发出的吆喝声，还有各种难听的辱骂声”。

经过几周的旅行，三人全都处境凄惨。雅斯特尔热姆斯基回忆说：“杜罗夫的手指和脚趾冻坏了，脚也被镣铐严重磨伤。而早在阿列克谢耶夫斯基半月堡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脸上和嘴里就长了瘰疬。”想到前方可能等待着更多的苦难，雅斯特尔热姆斯基沮丧至极，决定自杀——他表示，在半月堡的单独囚禁为这个决定做了极好的铺垫。不过，托博尔斯克宪兵队的一个军官是他的老熟人，为他和他的朋友们提供了蜡烛、火柴和一些热茶，“对我们来说比琼浆还要甜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随身物品中突然出现了一些上好的雪茄……我们在友好的谈话中度过了当晚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陀思妥耶夫斯基柔和而充满同情的语调，他温柔而细腻的情感，甚至是他的一些娘娘腔的俏皮话，这些都让我感到慰藉。我放弃了任何极端决定。陀思妥耶夫斯基、杜罗夫和我在托博尔斯克监狱中被分开，我们哭泣和拥抱，再也没有见过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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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带给雅斯特尔热姆斯基慰藉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昔日流亡者”的妻子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起到了同样的功能，她们的帮助让尼古拉一世统治后期的政治犯的命运大大改善，无论是俄国人还是波兰人。1825年，120名十二月党人被流放，他们全都来自体面的家族（有的非常显赫）。这些人全都早就服完了苦役，但不被允许在俄国的欧洲部分居住，于是他们留在西伯利亚，加入了一个由军队和官僚高层组成的知书达理的小圈子。他们中的许多人与宫廷有联系，有的生活优渥，彼得堡来的官员们对他们全都不敢轻视。新来者非常乐意与和自己同阶层和同血统的人打交道，要知道那里仍然是荒凉的边陲地带，除此之外只有粗鲁剽悍的强盗在做买卖，以及仍然过着古老部落生活的亚洲游牧民族。就这样，尽管本身是可疑的昔日谋反者，但十二月党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关系施加可观的影响，他们的妻儿则不断在罪犯中间积极开展慈善活动。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杜罗夫在托博尔斯克的最后一天，三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设法在一位军官的住地与他们见了面。这是一个他将铭记终生的时刻，多年后，他在《作家日记》（1873年）中将用同样感激和尊敬的口吻再次提及此事：“我们见到了这些崇高的受难者，她们自愿追随自己的丈夫来到西伯利亚。她们放弃了一切，无论地位、财富还是家庭纽带，为最高的道德责任牺牲了一切，这种责任只能由她们亲手施加给自己。她们完全无辜，在25年间承受了她们的丈夫所遭受的一切磨难。会面持续了一个小时。她们祝福了进入新生活的我们，画了十字，给了我们一部《新约》——这是监狱中允许拥有的唯一书籍。在四年苦役期间，它一直躺在我的枕头下。我有时自己读，有时读给别人听。我还用它教一个罪犯识字。”每部《圣经》的封皮里藏着一张10卢布的钞票。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交谈的三位女性是穆拉维约娃夫人（Mme Muravyeva）、安年科娃夫人（Mme Annenkova）和冯维辛娜夫人（Mme Fonvizina）。三人中唯一土生土长的俄国人，也是所有人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重要的一位是娜塔莉亚·冯维辛娜，这位非凡的女性拥有可观的智识文化和深厚的宗教信仰。冯维辛娜夫人与西伯利亚总督戈恰科夫伯爵（Count Gorchakov）有交情，她承诺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求情。她写信给戈恰科夫伯爵的三个女儿（当时正在探望父亲），请她们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求情。同样是在那一个小时的会面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听说了可怕的克里夫佐夫少校（Major Krivtsov），被警告要小心这个鄂木斯克苦役营的指挥官。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杜罗夫动身前往鄂木斯克的那天早晨，娜塔莉亚·冯维辛娜和另一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玛丽·弗兰采娃（Marie Frantseva）先行一步，在路上等着他们。后者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很早就坐上雪橇出发了……我们从雪橇上下来，特意沿路向前走了一俄里，因为我们不希望车夫看到我们的道别；特别是因为我必须偷偷地把写给我的密友——陆军中校日丹——普希金（Lieutenant Colonel Zhdan-Pushkin）的信交给宪兵，我在信中请他照顾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杜罗夫……我们终于听到了远远传来的銮铃声。很快，一辆三驾马车从森林边缘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杜罗夫跳下西伯利亚雪橇。前者是个身材消瘦，不太高，也不太英俊的年轻人……他们身着罪犯的齐腰外套，戴着护耳皮帽；脚上的沉重镣铐哐啷作响。我们……只来得及告诉他们不要灰心，即使在他们前往的地方也会有好心人照顾他们。我把写给普希金的信交给宪兵，后者尽职地在鄂木斯克转交了它。”

不幸的是，宪兵同样尽职地递交了他带着的另一封信——托博尔斯克指挥官交给鄂木斯克指挥官的密信。信中的指示来自沙皇本人，要求对待两位流放者必须像“完全意义上的犯人；根据对他们的判决，未来他们状况的改善应该取决于他们的表现，取决于君主的仁慈，而非他们的那些直接管理者的好恶；应该任命可靠的官员进行严格和不断的监视”。在俄罗斯帝国的这些偏远前哨，此类指示更容易被违反而非遵循，也没有证据表明曾经任命过此类小官员。无论如何，此类命令让帮助政治犯变得更加困难；总是可能会有某些急于获得晋升的狂热下属揭发总督府的任何偏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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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米哈伊尔的信中对苦役营的岁月做了平实的描绘：

我在托博尔斯克已经了解了罪犯，到了鄂木斯克，我要和他们相处四年。他们是些粗俗、秉性不佳和脾气不好的人。他们无比仇视贵族，因此对我们这些贵绅表现出敌意和幸灾乐祸。如果有机会，他们会生吞了我们。想想我们多么孤立无援吧，因为我们不得不一连几年和这些人共同生活，一起吃喝和睡觉，甚至没有机会抱怨形形色色的冒犯。‘你们是贵族，是曾经把我们啄到死的铁喙。从前，主子折磨人民，但现在他比最低贱的人还不如，成了我们中的一员’——这就是四年来他们翻着花样谈论的主题。150个敌人不知疲倦地迫害我们；对他们来说，这是娱乐和消遣，如果有什么能保护我们，那就是无动于衷、道德优越感（他们不得不承认和尊重这点）和对他们意志的不屈抵抗。他们一直承认我们比他们优越。他们对我们的罪行一无所知，我们自己则对此讳莫如深，因此我们无法理解彼此，不得不忍受对贵族阶层的一切迫害和仇恨，那是他们生活和呼吸的理由。

我们的处境很糟。军事监狱比民事监狱糟糕得多。在狱中的四年，我一直待在高墙后，除了劳动之外从没出去过。他们指派给我们的活很重（当然并非总是如此），在恶劣的天气中，在潮湿、雨水和冻雨中，在冬天无法忍受的寒冷中，我有时会彻底累垮。有一次，我紧急赶工四个小时，水银温度计正好坏了，严寒可能达到零下40度。我的脚被冻伤了。

我们挤作一团，全都生活在同一座营房里。想象一座陈旧破败的木房子吧，它早就该被拆掉，不再适合使用。夏天闷热不堪，冬天冷得无法忍受。地上的污秽有一英寸厚，人们可能滑跤摔倒。小小的窗户上盖着厚厚的霜，整个白天几乎无法阅读。窗棂上积着一英寸厚的冰。天花板渗水，到处漏风。我们就像桶里的鲱鱼那样挤在一起。炉子里一次放入六根木头，但不产生热（屋里的冰很少融化），只散发出无法忍受的烟雾——这种情况将持续整个冬天。犯人们在营房里洗衣服，水溅得到处都是。就连转个身的空间都没有。从早到晚，不可能过得不像猪那样，因为毕竟“我们是活人”。我们睡在光木板上，只有一个枕头。我们把羊皮大衣盖在身上，总是整晚露着脚。整个晚上，我们都瑟瑟发抖。跳蚤、虱子和蟑螂可以用斗来装。冬天，我们穿着羊皮短袄，常常是质量最差的那种，几乎无法保暖，脚上穿着短筒皮靴——试试穿着它们在天寒地冻中走走看吧。

他们给我们的食物是面包和白菜汤，汤里有四分之一磅牛肉，但肉被剁得很碎，我从没看到过。放假时会供应几乎没有油水的稀粥。斋戒日几乎只有煮白菜。我罹患无法忍受的消化不良，病了好几次。你可以想想如果没有钱我们是否还能过活，如果没钱，我应该肯定会死的；没有人，没有犯人，无论是谁都不可能在没有钱的情况下忍受这种生活。但所有人都会做点东西并卖掉，换得一两个戈比。我喝茶，有时还买一块肉吃，这救了我的命。不吸烟也是不可能的，否则在那种氛围中将会窒息。这一切都是偷偷摸摸进行的。

我时常生病住院。神经紊乱导致我患上癫痫，但很少发作。我的双腿还得了风湿。此外，我觉得自己很健康。除去这些快乐的事，我们还几乎完全不可能拥有书本（如果有的话也只能偷偷地读），周围永远是敌视和吵架，争执、呼喝、喧哗和嘈杂，总是被人监视，从不能有机会独处，这一切在四年间一成不变——真的，说处境很糟毫不过分。除了这些，惩罚的威胁永远高悬在我们头上，还有镣铐和灵魂的彻底窒息，你可以想见我的生活了吧。

随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幅修改了对罪犯的描绘，最初他觉得他们是可恨的生物，几乎属于另一种物种。

不过，人到了哪里都是人。在监狱的四年里，我终于在犯人中找到了一些人。相信我，他们拥有深沉、坚毅和美好的性格，在粗粝而坚硬的表面下发现金子多么让人愉快。不止一两个，而是有好几个。不可能不对其中的一些肃然起敬，有的棒极了。我曾教一个年轻的切尔克斯人（因为拦路抢劫被罚做苦役）俄语读写。他对我多么感激！另一个罪犯在和我分别时哭了。我给过他钱——但这算得了什么呢？反过来，他的感激却是无价的。与此同时，我自己的性格却变坏了；我喜怒无常，对他们缺乏耐心。他们尊重我的精神状况，毫无怨言地忍受着一切。顺便说一句：我从苦役营收获了多么丰富的人物类型和性格啊！……足以写满整卷整卷的书！多么神奇的人啊。

比起直接取材于苦役营岁月的《死屋手记》后来在审查制度下所能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更加诚实地回忆了囹圄生涯的物质状况。他对其他犯人看似矛盾的两种看法反映了从苦役生涯开始到结束之间的发现过程——他最终成功地穿过让人震惊和可憎的表面，理解了心理和道德的深刻。事实上，从一种到另一种看法的转变已经为他后来编排狱中回忆提供了基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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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鄂木斯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看到了可怕的克里夫佐夫少校。他在信中写道：“他首先严厉地咒骂我们俩，因为我们的罪行而指责杜罗夫和我是蠢蛋，还发誓……一有过错就体罚我们。”后来，《死屋手记》中叙述了此事：“他恶毒和长满疙瘩的紫色脸庞让人觉得十分压抑：仿佛有只恶毒的蜘蛛跑出来扑向落入它网中的可怜苍蝇。”下令给新来的犯人剃了光头并没收了他们的全部财产和个人衣物后（出于某种原因，白色内衣除外），他最后威胁说：“给我学乖点！别让我听见你们犯事！不然……就要体罚。最小的过错也要挨鞭子！”（4：214）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曾被鞭笞是个不断引起猜测的话题。他本人在提到克里夫佐夫时表示：“上帝让我免遭他的毒手。”根据马尔季扬诺夫（P. K. Martyanov）的回忆录中对某次事件的叙述——那是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囹圄岁月的少数可靠信息之一——克里夫佐夫的确曾下令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施以鞭刑。一次临时巡查牢房时（犯人们送给他“八只眼”的绰号，因为他似乎能看到和知晓发生的一切），克里夫佐夫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躺在营房的草垫子上，当时他本该在劳动。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生病而被允许休息一天，执勤的军士对克里夫佐夫做了这样的解释——此人来自一个前海军士官生组成的团体，他们都出身体面，因为轻微的抗命行为而遭到降级，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作为惩罚。但克里夫佐夫气得脸色铁青，怒吼说有人在包庇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求马上对其施以鞭刑。正当人们准备执行命令时，要塞指挥官德·格拉维将军（General de Grave）匆匆赶到。那个前海军士官生派人送信请来将军，和同伴们一样，他对犯人们很仁慈，特别是对政治犯。将军不仅当场推翻了克里夫佐夫的命令，还公开斥责其试图违法惩罚生病的犯人。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假死刑开始的整个一系列事件，包括后来在苦役营中遭受日晒雨淋，再加上不断面对克里夫佐夫发酒疯的恐怖，这些无疑导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癫痫发作。就我们所知，第一次真正的发作出现在1850年的某个时候，七年后的一份医学报告描述说，发作时有尖叫、意识丧失、脸部和四肢的抽搐、口吐白沫、呼吸粗重，以及脉搏微弱、急促和不规则。这份报告还指出，1853年出现了类似的复发；此后平均每月发作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米哈伊尔的信是唯一可以找到的第一手材料，他在信中将癫痫说成是自己老毛病（“神经失调”）的一个全新阶段——最早的症状可能在彼得堡就出现了，但随着情况的恶化，直到西伯利亚才发展成癫痫。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暗示，在西伯利亚的发作是他从未体验过的痛苦。

克里夫佐夫少校无疑只是为了显示权威而热衷折磨犯人。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叙述的和一同被关押的波兰人西蒙·托卡热夫斯基（Szymon Tokarzewski）所证实的，他经常在夜间突袭营房，叫醒一天辛苦劳动后精疲力竭的犯人们，因为他们朝右躺着，而他规定的睡姿只允许朝左。托卡热夫斯基写道：“无论谁……朝右躺着都会被鞭笞。［克里夫佐夫］对这种惩罚的理由是，基督总是朝左躺着，因此所有人都要效法。”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装病，让他更加大发雷霆的是，他意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受到“庇护”。安年科娃的女婿康斯坦丁·伊万诺夫（Konstantin Ivanov）是工程兵团将军的副官，他尽可能地安排陀思妥耶夫斯基做最轻的工作：粉刷、开车床、打石膏和铲雪。

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艰苦的户外劳动对于抵抗营房疫气的毒害必不可少，他在一段时间后发现了这点。他在《死屋手记》中写道：“我一直待在户外，每天劳动到累了为止，学会了搬重物——无论如何我都要救自己。我想：如果我让自己强壮，我就能健康、充满活力、精力充沛和朝气蓬勃地离开监狱。我没有想错；劳动和锻炼对我大有裨益。”（4：80）反过来，谢尔盖·杜罗夫显然在逃避体力劳动，尽管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大不了多少，但四年后他已经成了体弱多病的老头，几乎都站不稳。

不管怎样，若非要塞医院的院长特洛伊茨基大夫（Dr. Troitsky）对政治犯的仁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健康很可能会受到更大摧残。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入院可能是因为癫痫发作，或者因为他在铲雪时累倒，但后来他经常住院，疾病并没有任何具体的症状。特洛伊茨基会通过前海军士官生传话，通知有空床位。然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会以“康复”为由登记入院，从营房不断的噪音和喧嚣中获得喘息。医院向他提供了相对的安宁的奢侈的床，还有来自医院配给或是医生厨房的有营养的食物、茶和酒。克里夫佐夫无疑知道特洛伊茨基对“政治犯”的偏袒，但由于医院是军队设施，而非监狱的一部分，他几乎无能为力。此外，虽然工程兵团的将领和德·格拉维将军都很清楚大夫在执行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的惩罚时眼开眼闭，他们更愿意对这种渎职视而不见，只是警告大夫要小心。

此类警告绝非多余；医院的一个内科大夫最终写信给彼得堡，揭发了上级对政治犯的偏袒。当局下令调查，从托博尔斯克派来一名官员负责此事。但由于没有得到地方当局的支持，告密者无法为他的指控找到证人。调查官束手无策，决定搜查犯人的住所。这样做需要得到指挥官的许可，因此德·格拉维将军有时间秘密给犯人们传话，后者忙着处理了一切违法和被禁的东西，并体贴地留下几件来犒赏搜查者。搜查者找到了一罐发油、一瓶古龙水、女士袜子和一些儿童玩具。不过，让他如获至宝的是几张稿纸，他一把抓过，希望最终找到了作为罪证的被禁文学创作。事实上，稿纸上的确有文学作品——但并非他所期待的那种。这只是一篇写给上帝的祈祷文，请求神明帮助驱除撒旦，后者以克里夫佐夫的形象从地狱回到了人间。在这种绞刑架下的幽默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才能不太可能没有发挥作用。

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医院里藏了一本笔记，上面记录了犯人们生动有趣的农民语言中典型的用语和表达。他把这些珍贵的纸页交给医师助手伊万诺夫（A. I. Ivanov）保管。陀思妥耶夫斯基亲手把这些草草的记录装订成一小本笔记，直到生命的最后都保存着它。除了记录成语和谚语，他还保存了歌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直接取材于苦役营岁月的书中充分利用了这些材料，他的许多小说中也加入了最初在西伯利亚记录下来的惯用语，使得作品更加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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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笔记》的存在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有朝一日重新开始文学生涯的坚定决心。从苦役营获释后，他写信给朋友阿波罗·迈科夫（Apollon Maikov）说：“我不知道如何向你表达，我因为无法写作而遭受了什么折磨。”在那些年里，当他唯一一次有机会可以自由地同来自大都市的人交谈时，他最急于打听的是文学圈的情况，他被如此粗暴地从那里拖走。对话发生在1853年冬天，对方是一个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家的儿子叶甫盖尼·雅库什金（Evgeny Yakushkin），在俄国完成学业后回到西伯利亚担任土地勘察员。

途径鄂木斯克时，雅库什金让一位军官朋友安排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会面。多年后，雅库什金写道：“我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外貌给我留下了非常痛苦的印象，他走进房间时身穿囚服，戴着镣铐，病恹恹的脸上带有重病的痕迹。”最初的那个时刻过后，两人很快熟络起来，热情地谈起“俄国正在发生什么，现在的俄国文学如何。他向我打听了一些崭露头角的新作家，谈到他在劳改营的艰难处境”。雅库什金塞给他一小笔钱，还很乐意地答应把他当场所写的一封信交给米哈伊尔。这番关心和同情让昔日的作家相信自己并未被遗忘，没有像他的《穷人》中的女主人公那样毫无痕迹地消失在大草原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苦役营的最后两年足够痛苦，但不像前两年那么艰难。克里夫佐夫少校被捕了，因为行为不端而受审，被迫辞去公职，他所建立的恐怖统治也随之瓦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心满意足地在城里看到了这位前少校，“一个穿着破烂外套，帽子上别着帽章的平民”（4：218）。克里夫佐夫离开后，“所有人似乎都能更自由地呼吸，变得更加自信”（4：219）。戈恰科夫总督同样失宠和被取代，他的情妇（一位获得大量补偿的将军的妻子）曾无耻地大肆收贿。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写道：“我在囹圄岁月的最后比在初期享有了更多特权。我在城里服役的官员中发现了一些熟人，甚至是我的昔日同窗……通过他们的善意斡旋，我得到了更多的钱，甚至拥有了书。”（4：229）除了俄文版的《匹克威克外传》和《大卫·科波菲尔》，我们不清楚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还拥有了什么书。多年后，他将把匹克威克先生视作他的梅什金公爵的前辈之一，“一个完美的好人”，代表了被世人嘲笑的基督教道德理想。最重要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与一些农民犯人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在一个完全被敌意和仇恨包围的世界里，这为生活的压抑感提供了可喜的宽慰。

1854年2月，他被从监狱释放——然后作为低级列兵在俄军服役，期限不定。无论如何，对未来艰难的预感无法抑制期待已久的获释所带来的巨大欢乐。多年来，他每晚都绕着苦役营的栅栏独自散步，每天多数一根木桩，用来记录刑期的渐满；伟大的时刻终于到来！他在《死屋手记》中写道：“镣铐脱落，我把它们捡起来，我想把它们拿在手里，最后一次看着它们。我似乎已经开始怀疑，一分钟前它们还在我的脚上。犯人们用沙哑而急切的声音说‘啊，蒙主之恩，蒙主之恩！’，但语气中带着喜悦。是的，蒙主之恩！自由、新生、死而复生……多么光辉的时刻！”（4：232）

Pis’ma，1：134；1854年2月22日。

Ibid.，135.

Miller，Biografiya，126.

Ibid.

Ibid.，126—127.

DW（1873），9.

M. D. Frantseva，“Vospominaniya，”Istorichesky Vestnik6（1886），628—629.

ZT，66.

俄寸（вершок），相当于4.445厘米。——译注

原文作четвериками，俄国度量单位，相当于26.2升。——译注

俄磅（фунт），相当于409.5克。——译注

快乐的事（приятностям），反讽的说法。——译注

Pis’ma，1：135—137.

Ibid.，138—139.

Ibid.，135.

Ibid.

P. K. Martyanov，“V perelome veka，”Istorichesky Vestnik 10—11（1895），11：453.

Szymon Tokarzewski，Siedem lat katorgi（Warsaw，1907），127.

Pis’ma，1：166；January 13，1856.

这封信收录在V. Lyubimova -Dorotovskaya，“Dostoevsky v Siberii，”Ogonek46—47（1946），2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