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公民》

第46章
《公民》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曾艰难地靠卡柯夫那里得到的钱来度日，在《群魔》完稿后，这条经济来源也随之断绝。安娜此时决定，帮助她的丈夫提升家庭收入，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去找出版社协商独立出版《群魔》一事时，机会出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期望《群魔》能够带给他一笔可观的收入，但是他的小说引起的如潮恶评影响了《群魔》的商业价值，所得到的金钱回报之少，对于一位著名作家的大著而言简直可笑。［vw1］于是他和安娜决定自行出版这本书——这至少可以实现陀思妥耶夫斯基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就开始孕育的梦想。这件事情有很大的财政风险，而且或许会使他们在债务中陷得更深，但它潜在的利益也巨大到令人难以拒绝。

安娜带着理所应当的自豪，在她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她如何［vw2］小心翼翼地掩藏自己真正的动机，假装天真地向出版商和印刷商打探开销、折扣等，由此掌握了贸易中的种种秘诀。基于这些消息，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随后以个人之力出版了《群魔》，他们自行购买纸张，安排印刷和装订，搞出了一个印数3500的版本，并为此建立了一个出版公司。安娜负责跟买家们一一进行协商。她在回忆录中满意地写道：这是“我们合作出版活动的基石，即使在他过世以后，这个出版公司仍然维持了38年。”他们在首版书售罄之时，已经赚到了四千卢布的利润。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梦想着有朝一日成为一名出版商之前很久，他便考虑过其他赚钱的方法，来摆脱他与编辑、出版商之间那尴尬的劳资关系。他在写往国外的信件中数次提到，他想撰写一本新的新闻刊物，并且甚至将这个理念写进了《群魔》的文本之中。丽莎·德罗兹多娃希望自己能够对国家“有用”，她告诉沙托夫自己计划写一本年鉴，用能传达“一种意愿，一个想法，启发所有人”的方法，选摘一些有关俄罗斯的时事（10：104）。事实上早在1864到1865年间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曾为一部名叫《记事本》（Zapisnye knizhki）的半月刊草拟了书稿，这些书稿明显是他后来《作家日记》的蓝本，而且他的妻子告诉我们他当时确实想动笔出版这样的刊物，但却因为顾忌过高的经济风险而却步不前。

尽管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因身处米歇尔斯基的文学—政治圈之中，这促使他提议丽莎·德罗兹多娃所提到的一种年鉴可以作为米歇尔斯基《公民》杂志的副刊［vw3］发表。随后，开设这样一份副刊的公告在10月出现。此外，他还在公爵家举行的周三晚间聚会期间，参与对米歇尔斯基所写文章的校改，这使他得以渐渐介入而成为杂志编委会的一员。所以当1872到1873年冬一场编辑危机发生时——时逢格拉多夫斯基，一位稍有自由派嫌疑的编辑因不满公爵对杂志事务干涉过多而辞职——这位刚刚从自己在小说方面的重压中解脱出来的著名作家，便顺理成章地在他们亟须用人之时成了全盘接手的不二人选。

在得到了出版社高层的同意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2月20日正式成为《公民》杂志的主编，而他文学生涯的新阶段也就此展开。他的意识形态在他这仅剩的七年生命中惊人剧变，让他的朋［vw4］友和敌人们纷纷大吃一惊。3000卢布的年底薪对他而言并不高，但他为杂志进行的写作还要按字给酬。安娜估计，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整个文学生涯中第一次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时他还可以在此之外进行《作家日记》的写作试验。在与俄罗斯文学圈漫长的隔绝之后，他格外珍惜这次机会，这让他在这个动荡国度遭逢的所有社会—文化事件中得以声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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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现在《公民》杂志的编辑办公室中那一幕，是在他人的回忆录中写到他的最精彩的片段之一。23岁的瓦尔瓦拉·季莫菲耶娃当时正在为《星火》杂志的社会文化专栏写作，同时在生产《公民》的印刷厂做校对工作。1904年，基于她的回忆与笔记，季莫菲耶娃为我们提供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或可谓为他所生活时代的意识形态形貌之间关联的引人注目的画面。她自己的评论也有助于我们判定当时的社会文化气氛。

陀思妥耶夫斯基即将成为下一任《公民》杂志主编的消息已经在印刷厂里传开，季莫菲耶娃几乎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此时此刻，我们将在这里迎来《穷人》与《死屋手记》的著名作者，拉斯柯尔尼科夫和白痴（译注：梅什金公爵）的塑造者——他要来了，这对我而言会是卓越而崭新的一页。”但是她实际看到的，却是一名“非常疲惫并且可能染疾在身”的中年男性。他站在那里，“紧绷的面部肌肉在他的脸上留下深深的富有张力的沟壑，像网一样覆盖着他阴沉而疲惫的脸色。他脸颊深陷，额头突出，每一条肌肉都像是有自己的生命、感觉、和思想；这些感觉和思想蠢蠢欲动，呼之欲出，却在这名肩膀宽阔而厚重，安静而阴郁的男人如钢铁般的意志力面前被挡了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进行了正式的自我介绍之后和他的校对握手并微微鞠了一躬。“他的手干枯而冰冷，毫无生气。没错，那天他的一切看起来都死气沉沉……（他的）声音几不可闻，无神的双眼像两个不可转动的点一样集中在我身上。”他在自己的桌子前安静地读了一个小时的校对稿，一言未发；甚至当他对稿件校正时钢笔划在纸面上都好像毫无声响。

根据大家所言，在季莫菲耶娃那样的年轻一辈知识分子面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沉默寡言、不露声色的人。在激进派、革新派的媒体贬低了他的《群魔》之后，他几乎可以确定激进阶层对他的态度是多么充满厌恶，而这一点在季莫菲耶娃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在革新派文学圈和我更熟悉一些的年轻学生之中，他不幸地被称为‘疯子’，或是较为隐晦地被称为‘神秘人’‘不正常的人’（在那个时代，这跟‘疯子’是一个意思）。那时涅恰耶夫审判的喧嚣刚刚退去，《群魔》和《俄国导报》刚刚出版，我们这些年轻人读过了在《声音》杂志和《圣彼得堡新闻》中著名律师的演讲后，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看作一部令人生厌的讽刺漫画，一个充满神秘幻想和心理疾病的噩梦……同时，在《群魔》的作者出任《公民》杂志的总编之后，很多他原先的朋友和仰慕者也都与他彻底地反目成仇。”

即使抛开这些意识形态层面的暗流不提，仅仅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一名总编，他在工作上也显得非常苛责。他向大家明言，希望大家完全无条件服从他的命令，即使这些命令不合理或无法实行也是一样。季莫菲耶娃写道：“我无法彻底习惯他颐指气使的语气，无法彻底适应他吹毛求疵的评论，也无法彻底接受他对用错的标点大惊小怪的态度。这些都不符合我心中的作家形象：一个人，一个受苦的人，一个观察人心的人。”有一天，负责版面设计的米哈尔·亚历山德罗夫，在编写文章时没有在最后关头做一个校对上的改动，并为此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出了完全合理的解释，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大发雷霆，“像一个地主一样”（Pro-barski）喊叫着，逼迫他完成校对，这让季莫菲耶娃吓得不轻。季莫菲耶娃回忆说：“他脸色死灰，抽动着痉挛的嘴角对亚历山德罗夫尖叫，‘墙上也好，天花板上也好，总之我要印出来（这份东西）’，而亚历山德罗夫则回答说他没能力完成这种奇迹。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种尖酸的讽刺回以暴怒，说他只需要一些‘忠诚得像狗一样’的人（这个词激怒了季莫菲耶娃），并当场写下一张便条递给了完全惊呆的季莫菲耶娃让她送走，便条上要求将亚历山德罗夫就地解职。”但是最终，文章还是没有改动，亚历山德罗夫也并没有被解职。1875年，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准备独立出版他的《作家日记》时，他挣扎许久，还是让亚历山德罗夫成了这份杂志的印刷负责人。

瓦尔瓦拉·季莫菲耶娃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冷漠态度的敌意日渐减轻，而他们的关系在后来的某个夜晚终于破冰。编辑们正在校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彼得堡的某个艺术展览写下的文章，而他对一幅名为《一个神秘的夜晚》的作品进行了分析。这幅画由一位名为N. N. Ge的艺术家所创作，内容仿若是现代的《最后的晚餐》（“图中所有的门徒都仿佛是当代的‘社会主义者’”），这使得这幅画在当时的激进派中很受欢迎。陀思妥耶夫斯基批评了这种将伟大的基督教主题矮化为俄罗斯激进派话题的行为，而季莫菲耶娃引用他的话写道：“弥赛亚何在？救世主何在？——基督何在？”她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雄辩所折服，就像19世纪70年代大多数年轻的激进分子一样，对基督教的道德价值重拾信心。她想起了儿时母亲对基督那灼热的虔敬。她回忆说：“不知为何，我的目光突然被他吸引……费尧多尔·米哈伊诺维奇对我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已经看了我很久，正等着我的回应。”虽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前，这名年轻女性依然什么都没说，但她的脸色已经彻底出卖了她。那天，午夜的钟声已经响过很久之后，她起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道别。陀思妥耶夫斯基站起身来握着她的手将她送到门口，语气温柔地对她说：“你今天一定累坏了，快回家好好睡上一觉，愿基督与你同在！”季莫菲耶娃欢欣鼓舞地回到家，觉得自己终于触碰到了真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并被他的思想和感受的深度所指引。

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被自己的心境所左右，但每当他以真实的自我出现，他和季莫菲耶娃的关系就会更进一步。她用她最喜爱的尼古拉·奥格辽夫所写的诗句描绘他：当诗人随手翻开《圣经》时，希望“那先知的生命，悲恸，死亡，全都因我的命运而来。”接下来，季莫菲耶娃继续写道：“然后费尧多尔·米哈伊诺维奇站起来走到屋子中间，眼神因受到了鼓舞而闪闪发亮——他就像是一位站在隐形祭坛前的牧师，为我们背诵普希金与莱蒙托夫的《先知》。”这些诗对季莫菲耶娃来说：“就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白。直至今日，我依然能听见他是如何重复着：‘我只感觉到——再见了！再见了！’”

尽管这位年轻的激进分子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感有所上升，但她仍然觉得他的部分发言欠妥。他即兴攻击俄国受到的欧洲事物的影响说：“我们的人民比那里的人民更加神圣……在罗马，在那不勒斯，我会在上街购物时受到羞辱——青年人，几乎是孩子（译注：童妓招揽生意）。那些反胃的不自然的罪行就在所有人面前公然发生，却没有任何人在乎。让这种事在这里发生看看！我们的人民一定会谴责这种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在这里罪以致死，但是在那里——那只是一种简单的深入习俗的个人癖好而已！”当季莫菲耶娃对此进行反对，认为崇拜西方的人们并非要模仿欧洲文化的这些方面时，他暴跳如雷地表示“他们没有别的东西”，“罗马就是因为学习希腊才会分崩离析；先是奢侈品，时尚，随之而来的就会是科学和艺术，最后一切都在罪恶和腐败中灭亡”。

如果说季莫菲耶娃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极端的反西化思想只是反对的话，那么对于他断定西方将会因为近日的政治事件而彻底灭亡的预言，她简直就是无法接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篇评论普鲁士、俾斯麦和教皇的文章中说：“他们（激进分子）从没想过一切事物都会很快迎来终结——所有的‘发展’和他们的废话！他们对伪基督的诞生全然不知，而它就要来了——”季莫菲耶娃描述他“对我讲述上面这段话的时候，他的表情和声音就像是在宣告一个恐怖而巨大的秘密”，当她小心翼翼地对此表达出一点怀疑时，他用拳头敲着桌子，“像是高塔中的巫师那样高喊：‘伪基督来啦！它来啦！世界末日就要到了——比他们以为得更快！’”。对此，虽然事后不免略显尴尬，但季莫菲耶娃承认她当时情不自禁地想起她的民粹主义同志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暴怒，癫痫，幻觉……为他的观点而狂热。”

季莫菲耶娃对他们另一个关于宗教事务的对话则并没有抱持这些负面情绪。陀思妥耶夫斯基问：“你对福音派是如何理解的？”她头一次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然后回答说：“就是在我们的世界、生命和科学中实现基督的教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个答案表示出十分的不满（“就这些？”）后，她又想了想，回答：“不……并不是所有的一切都会在我们的世界结束……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生命只是对其他存在而言的一环……”“到其他的世界去！”他充满胜利感地向着打开的窗户振臂高呼，窗外是六月的明亮天空。

这段启示性的对话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纪70年代时的艺术意识形态核心——一方面是世俗世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在不接受神的存在的前提下接受基督教的道德，另一方面是基于神学启蒙、在信神的前提下接受基督教的道德，二者之间的剧烈冲突。紧随其后的是一些尖酸之语：“‘这是多么美好但又悲惨的任务啊——（我们）要将其告之于人民——’他继续说着，抬手短暂地遮住自己的眼睛——‘之所以美好而又悲惨，是因为这里有着如此之多的苦痛。有如此之多的苦痛，但是然后——也有与之相应的辉煌！……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任何其他著作中，我们都找不出类似的文字，来如此简单而自发地阐述他对自己的创造任务、对神的核心价值如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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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与季莫菲耶娃之间进行的亲切对话，加上公众中流传的民粹主义观点，共同影响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新的激进一代的认识，并逐渐软化着他在《群魔》中表现出的那种简单粗暴的判断。他从她的反应中意识到他在19世纪60年代全力维护的基督教的道德信条与民粹主义者的道德信条之间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他的观点在新一代人当中依然能够得到回应，这一点在弗谢沃洛德索洛维约夫（著名历史学家S. M.索洛维约夫之子）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一封信中得到了证实。

后来成了一名著名历史小说家的弗谢沃洛德·索洛维约夫，当时刚刚开始他的记者工作。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阐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对自己宗教观的形成起到了多么大的帮助，他用这个宗教观，去和学校中的抱持虚无主义无神论流行教条的朋友们争论。此外，他向陀思妥耶夫斯基保证，尽管这些朋友们和他并非志同道合，这些朋友们仍然“将《罪与罚》看作最好的作品之一——是的，但是俄罗斯社会依旧不懂你的价值，没能以困惑与沮丧之心仔细聆听你所说的话”。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这段称赞所打动，几天后他约见了这名年轻的仰慕者，并留给他自己的名片。索洛维约夫在探访陀思妥耶夫斯基归来后立刻成了他的朋友和文学上的门徒，在日后的俄罗斯评论界中，索洛维约夫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坚定不移的支持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季莫菲耶娃和索洛维约夫身上认识到自己并没有从新一代人之中被彻底隔绝，他依然对说服年轻一代不要走上社会革命的自毁道路报以期望。

与此同时，弗谢沃洛德的弟弟弗拉基米尔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着书信往来，他后来成了俄罗斯世纪之交最重要的哲学家。作为一个诗人兼哲学家，弗拉基米尔是一个任性、无常、并且富有吸引力的人，他有一种奇怪的幽默感——他是一个高度智慧、属灵的圣洁愚者，这在俄罗斯文化中就意味着他与宗教和圣灵有关。弗拉基米尔曾在1873年向《公民》杂志投稿，稿件中附带了一封信，满怀崇拜地称赞了这份杂志因为拒收俄罗斯文化中对“反基督文化的基础”，而展示出的“迷信的虔敬”，因为这份“迷信的虔敬”会导致人们无法“独立自由地判断反基督文化基础的价值”。陀思妥耶夫斯基拒发了弗拉基米尔的第一篇文章，但是在一年后，他收到了弗拉基米尔的硕士论文《西方哲学的危机》并刊发了这一篇。这份才华横溢的作品辉煌的风格引起了骚动。它对哲学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并对时下普遍的半科学实证主义展开了攻击，同时还顺便攻击了基督教道德价值的世俗化。他认为西方的理性主义已然破产，而西方哲学最近的发展——叔本华与当时比较流行的爱德华·哈特曼的《无意识哲学》——正在向着与东方宗教，特别是东正教中保留的与真理融合的方向前进。

跟作为兄长的弗谢沃洛德一样，弗拉基米尔也曾在皮萨列夫的影响下度过了一段非常激进的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曾是帮助兄弟二人战胜他们青春期时的虚无主义的良药。弗拉基米尔曾经评论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之中，他最为崇拜的是《群魔》之中的几个段落，在那些段落当中基里洛夫用极端的方言表达出他用人—神来替代神—人的想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示出了不受约束的利己主义所能带来的致命危险，而这一点对索洛维约夫的思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总是强调在从过去的宗教羁绊中释放出来的完全孤立的自我和重新出现的绝对道德价值的源头之间，人们需要寻找一种新的调和（之道）。

安娜告诉我们，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喜欢这位年轻的崇拜者兼哲学家，在1873年，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家中的常客。这位青年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朋友伊万·辛德罗夫斯基，那是一位内心饱受折磨、情感丰富汹涌的人，不断地寻找着神，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人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次告诉弗拉基米尔：“你从性格到外表都和他如此相像，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的灵魂与你同在。”索洛维约夫有着一张苍白、憔悴、棱角分明的面孔，大大的黑眼睛时常凝视着远方，头发披散在他佝偻的肩上。他的形象曾经被拿来与俄罗斯常常出现的基督形象做比较，而农民们经常将他认作一个牧师，对他跪拜以期获得祝福。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更喜欢用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中的形象与索洛维约夫）进行比对，认为索洛维约夫长得像是他在画廊博物馆（德语：Dresden Gemäldegalerie）中的最喜欢的作品，卡拉齐所作的《青年基督像》。

1875年6月，索洛维约夫离开俄国去国外学习，在大英博物馆接触了神智学与犹太教灵学的作品。或许是受这些作品的启发，他突然去了埃及旅行。他坚信自己在冥冥中得到了启示，能够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见到永恒智慧的女性化身圣索菲亚。某一天，当他得知一个沙漠部落之中保存着古代犹太灵学的作品后，他决定穿着自己平时的欧式黑色服装前往拜访。当地的贝都因人将他当成恶灵，他只得从当地人手中仓皇逃命。1876年7月，索洛维约夫毫发无伤地回到俄国，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命中最后的几年里跟他往来甚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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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公民》杂志总编的责任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象的更重。这一方面是由于他自己的文学标准定得过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米歇尔斯基的过度干预就像之前的格拉多夫斯基一样令他心烦意乱。米歇尔斯基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公然宣称“有必要给基础改革［由亚历山大二世在1861年发起的农奴解放运动］画上句号了”，在那之后，他在激进派的圈子里就被讽刺为“句号公爵”。

米歇尔斯基对待俄罗斯政府对新闻媒体的政策时表现出的无伤大雅的马虎，也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编辑职位上碰到了麻烦。1873年1月，《市民》杂志出版了一篇由公爵执笔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直接引用了亚历山大二世对一名吉尔吉斯代表的询问，内容是这名代表是否会说俄语。在当时，要引用如此尊贵的发言必须经过特殊的批准，而对此毫不关心的公爵早已习惯了跟贵族们进行直接交流，忘记了遵守这条规矩。承担这个法律责任的人并不是作者而是负责出版的编辑，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此被罚款25卢布并在拘留所被羁押两天。他的律师告诉他不要认罪，而他则在后来对律师给自己的法律建议大加讽刺，因为他犯的罪实在太过明显（但他确实没有认罪）。

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总编还不满一个月，就向他的外甥女索菲亚·伊万诺娃坦承：“我的时间现在被搅得乱七八糟，我只能怪我自己当时突发奇想接下了这个总编的位置。”他向米歇尔斯基保证他会给周刊写一个政治评论专栏，而他向安娜写的信件（当时安娜带着他的孩子去旧鲁萨避暑）中说到，为了写这个政治专栏“我得把一打一打的报纸全部读完”。这也难怪他会说：“当时一想到我还要被总编的职位捆上至少一年，我就觉得压抑和沮丧的情绪简直庞大得要将我压出病来。”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米哈伊尔约稿（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钦佩他大胆的爱国主义写作）的时候，他抱怨说周刊里没有可以处理日常事务的秘书，而且“我的焦虑情绪主要来源于我自己想写的题目太多”。“我还有很多话要说，我最开始要加入杂志是因为……这是我的目标和想法：社会主义……已经侵蚀了整整一代……我们需要战斗，因为一切都已经被感染。我认为社会主义和基督教之间相互排斥。我要在我的一系列作品中表达这样的主题，但与此同时我还完全没动笔。”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1873年的夏天格外难熬。他的编辑工作要求他必须待在彼得堡，不能和他在旧鲁萨的家人相聚。他的信件里满是他对悲哀和孤独的抱怨，他在梦中（有时是噩梦）经常看见自己的孩子们，同时出现的还有他对安娜身体状况的担忧，还有过于紧张、没法抽时间前往乡村的日程表。在描述一个噩梦（在噩梦里他的儿子费迪亚从四层楼高的窗台上坠落）的时候，他对安娜说：“尽快写信给我，告诉我费迪亚是不是出事了……我相信预感，而且这个预感太过真实，在看到你的回信之前我无法让自己冷静下来。”

即使当时有了一笔能够支配的收入，陀思妥耶夫斯基依然经常会在给他死去的兄弟米哈尔还债时陷入经济上的困境。为了交纳7月末到期的一笔欠款，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迫典当了自己的手表。但是，与波别多诺斯采夫共度的夜晚让他得到了安慰。尽管发烧一个星期，他仍欣然接受了波别多诺斯采夫的邀请。他感激地告诉安娜，波别多诺斯采夫的招待非常周到：“他给我裹上一床毯子；……为我送行的时候他下了三级楼梯，手中拿着烛台，一直送我到楼门口。”更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感激的是，他听波别多诺斯采夫说，读《罪与罚》是“受了某个人的推荐，那个人是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仰慕者，而你（安娜）也非常熟悉这个人，他就是陪这个人去了英国”。那时，波别多诺斯采夫刚刚与到英国皇室做客的亚历山大太子从怀特岛度假归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所以，事情其实还没那么糟糕（亲爱的安涅契卡，请不要出去乱说这件事）。”

1873年的8月末，安娜带着孩子回到了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回归了他渴望已久的平静日常家庭生活，但是每周被任务所迫的生活却没有片刻停止。如果说米歇尔斯基因为编辑工作上的盛气凌人常常引起摩擦，那么他们在社会文化事务方面的冲突则严重得多。有一次，《公民》与《圣彼得堡新闻》发生争执，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公爵都在为此撰写回复。米歇尔斯基提到了海外学生中传递的传单里流传着革命宣言一事；并且表示如果有关部门对学生宿舍进行监管，便可以避开这种“干扰”。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反对提高学生的居住条件，但是他在一份给公爵的解释笔记中阐明了，自己为何会急忙把“关于政府监管社会的目标”的7行文字删除掉。“我有作为作家的名声，”陀思妥耶夫斯基强调说：“我还有孩子，我不想把自己毁掉。”接下来的句子曾经被从原文中删除，但仍然被解析出来：“你我观点截然相反，你的观点让我心中充满屈辱。”最后的这句话明显对疯狂反革命派的句号公爵太过不敬，他反驳说：“我想你并非在说学生应该逍遥法外。”虽然这个挑衅并没有得到回应，但是那份糟糕的，一旦印出就会永远毁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声，并让他看起来像是警察和国家走狗的“关于政府监管社会的目标”的文件，最终还是没有付梓印刷。

他显然没有因任何政府公开文件而折中自己的观点，其独立性与国家审查制度再次冲突。在1873—1874年发生的一场遍及俄罗斯若干省份的饥荒之后，他发表了几篇文章来批评政府的救灾措施，特别是撒玛利亚省政府。这些文章让负责监管媒体的人暴跳如雷，封禁了那一期的《公民》杂志。当时只有杂志的订购者才能得到周刊，杂志的收入锐减。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杂志的高层人员写了一封求情信，请这位权威人士去接触国内事务部，一个月后禁令方才解除。

1874年初，编辑《公民》杂志的压力开始影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健康。安娜曾经悲伤地提到：“每期杂志出版之前，费奥多尔·米哈伊诺维奇都必须不顾各种天气离开家，在闷不透风的校对室里一坐便是几个小时。他常常感冒。”结果“他起初轻微的咳嗽急剧恶化，甚至出现了短时窒息的症状”——这正是最终导致他亡故的肺气肿的初期症状。他的医生为他开出了“压缩空气治疗”的处方，为此“费奥多尔·米哈伊诺维奇要在大钟［在他头顶的一组机械］下每次坐上两个小时，一周三次。”虽然“诊疗非常有效”，但这同时也使得“他更加难以完成编辑的工作”。

1874年3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完成了他那“拘留两日”的处罚。他的崇拜者A.F.科尼是司法部中的一名官员，他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安排了一个方便的服刑时间。拘留所位于彼得堡的中央，安娜为她的丈夫带了一个行李箱，里面装着“过夜的必需品”。“他问我孩子们有没有想念他，并希望让我给他们一些安慰，告诉孩子们他去莫斯科买玩具了。”第二天，安娜和马伊可夫去探望陀思妥耶夫斯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联系了弗谢沃洛德·索洛维约夫，后者也来探访他。索洛维约夫发现这个被拘禁的人坐在一张小桌子前读着从季莫菲耶娃手中借来的雨果的《悲惨世界》，屋子“宽敞，干净，里面还有茶。他正在卷烟、抽烟”。

这次拘禁明显唤醒了他大约25年前被关在彼得保罗堡垒的记忆。两人最近都没有见面的机会，年轻人抱怨着他现在已经失去了应有的痛感，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坚持说最好的药方是命运强加给他的——突然的，新环境所带来的变化，以及对适应新环境的需要。“当我发现自己身处堡垒，我觉得自己完了，我觉得自己连三天都熬不过去。然后——我突然冷静了下来……哦，那对我而言真是至高的欢愉：西伯利亚和强制劳役。人们说：恐怖，怨恨——他们居然为怨恨找正当理由！这是多么糟糕的废话！只有在那里我才真正过上了健康快乐的生活，亲爱的朋友，我就在那里自我理解……我理解了基督……我理解了俄罗斯人，并且觉得自己在那里就是个俄罗斯人，我就是众多俄罗斯人之一。”

这些话完全无法充分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捕后那几年的狱中生活。但是这些话传达出了一种凌驾于那些他被迫接受的生活困境之上的胜利感，传达出了一种自那时起的个性的变化、信仰的转变。他从被模拟处刑的折磨中体会到了生命的无限价值，而当他与索洛维约夫交谈时他回忆起了这个顿悟的瞬间。“啊，生命是多么美好啊……在每件事，每样实体，每个词之中，都有着如此之多的欢愉！”在最后，他要他的仰慕者去探访安娜，并向她保证他的精神状态良好。他告诫索洛维约夫在说这件事时要放轻声响。如果仆人们听到主人被捕的消息，他们可能会推论说他或许犯了偷窃罪。

1874年4月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辞去编辑职位，这次风波必然是其原因之一，总编工作造成的内心问题日积月累，也导致他最终辞职。“如果你问我在做什么，”在1873年11月给波戈金的信中他说，“我一直在疾病和暴怒中度过，并对此无能为力。在上任总编一年之后，我觉得我或许会变得更独立。”同时，他不能为杂志之外写任何作品，这对他也是一种持续性的折磨。在他刚刚就任编辑时，他曾经告诉波戈金：“很多故事和小说在我的脑中成型，占据着我的心灵……我明白，我的时间彻底被杂志占据了……而我现在能做的只有懊悔和绝望。”而此外让他更加绝望的，是当时的人们对《公民》杂志普遍抱有的敌意。弗谢沃洛德·索洛维约夫解释说，当时所有其他杂志都用尖刻甚至粗野的语言批评《公民》杂志。“针对这位新的总编的愚蠢而粗野的嘲讽从天而降，《罪与罚》和《死屋手记》的作者被称为疯子、狂热分子、背叛者、叛徒；公众甚至被邀请到艺术馆去集体欣赏佩罗夫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肖像，来证明还有这么一个疯子，占据了总编的位置。”人们不难想象他当时多么渴望逃离这毫无止歇的指责。

然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年半的总编生涯中，他并非毫无建树。季莫菲耶娃曾经提到过当时公众的观点发生了变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她说自己打算辞职，并且要写一部新的小说。他建议她去问问她民粹主义的朋友们来年是否能接受一部像是《祖国纪事》这样的小说。《群魔》的作者在最负盛名的左翼杂志上出版作品——即使这止步于一个想法，也会显示出文学界前沿的惊人变化。当季莫菲耶娃向G. Z.叶利谢耶夫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名同样激进的，曾经攻击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诽谤俄罗斯学生的公共知识分子“用最为友善的声音”回答说：“当然了，让他送过来吧，我们一定会发表这样一部作品的。”就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下一部小说《少年》（Podrostok）成了《祖国纪事》的连载作品之一——所有人都对此大吃一惊，甚至有许多他最亲密的，交往最久的朋友们都对此表示了不满。

Anna Dostoevsky，Reminiscences，trans. and ed. Beatrice Stillman（New York，1975），220.

DVS，2：139.

Ibid.，141.

Ibid.，140.

Ibid.，142.

Ibid.，163—164.

Ibid.，144.

Ibid.

Ibid.，145—146.

莱蒙托夫的《先知》是拜伦《再会》的俄文版翻译，于1859年首次刊发。DVS，2：517.

DVS，2：184—185.

Ibid.，179—180.

Ibid.，180—181.

Ibid.，161—162.

Ibid.

Pis’ma，3：229.

引用于LN 83（Moscow，1871），331.

Reminiscences，223.

DVS，2：512.

PSS，29/Bk. 1：258—259；January 31，1873.

Ibid.，281—282；July23，1873.

Ibid.，262；February 26，1873.

Ibid.，282；July26，1873.

Ibid.，284.

Ibid.，307；November 12，1873.

Ibid.，519.

Reminiscences，226.

Ibid.，227.

DVS，2：211—213.

Ibid.

Ibid.，213.

PSS，29/Bk. 1：308；November 12，1873.

Ibid.，262；February 26，1873.

DVS，2：209.

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