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巴德埃姆斯

第48章
巴德埃姆斯

1874年4月，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公民》杂志辞职，那之前不久曾经发生了一件事：陀思妥耶夫斯基邀请了尼克拉索夫来参加他的研究，而尼克拉索夫叫上了他之前的朋友。安娜对他们之间最近的疏远非常在意，不禁偷听了他们的谈话。在谈话中尼克拉索夫给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在明年的《祖国纪事》上刊登他的新小说，“稿酬是每页250卢布，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此前的单页稿酬只有150卢布。”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去找安娜商量此事的时候，安娜在他提问之前便直截了当地要他接受这个邀约，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决定，先去莫斯科问问卡柯夫（忠实地支持了他很久）是否有意向在《俄国导报》上刊登他的小说。卡柯夫接受了这个更高的稿酬，但是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进一步要价，而就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摆脱了所有债务。

与此同时，俄罗斯专家科什拉科夫教授曾建议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巴德埃姆斯温泉待上6个礼拜，以减轻他的肺气肿症状，那里的矿泉水非常有利于治疗。六月初，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了离开旧鲁萨前往彼得堡的建议，并在出行前几天处理了手边的紧急事务。这其中有件事与其已故的姨妈的资产有关：1864年，富裕的A. F.库玛尼纳曾赠予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兄弟米哈伊尔各一万卢布，并将他们从自己的遗嘱上除名。米哈伊尔的遗孀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不愿意接受这个决定。在那一个月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给自己的弟弟尼古拉每月的通信中对其施压，要他签署一份协议：作为继承人之一，他不准染指本应给兄弟们的财产。“否则，以后你就跟我断绝来往。”而尼古拉对此顺从地照做了。

《公民》杂志的办公室同时也充当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版公司的仓库，而他的《白痴》在这里仅仅卖出了两份，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感到非常失望。但他在一名叫作M. P.纳杰因的出版商身上找到了安慰。他在对安娜的信中写道：“纳杰因向我保证他可以为我的作品出版全集……而且只要百分之五的版税。当我的作品被结集成册之后，整个版权都属于我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他的文学影响力已经大大上升，因为“书商们渐渐开始因为奥罗斯特·米勒在《周刊》（Nedelya）上所写的关于我的文章而兴奋起来，那篇文章对我大加赞赏。”这些文章来自《果戈理之后的俄罗斯文学》的一卷，而《周刊》是一本同时面向民粹主义者和斯拉夫主义者两种读者的刊物。纳杰因与一些民粹主义激进派的领军人物私交很好，而他肯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印制全集，就说明意识形态的界限现在已被重新改写了。如同A. S.多利宁所评论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公民》杂志担任编辑一事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名声，而米勒的文章则稍微改善了这一点。

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可以平心静气地继续任由他的读者对其政治经济立场做出诠释，他的老同志们就无法这么无动于衷了。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斯特拉霍夫家中遇到老朋友马伊可夫时，他告诉安娜“马伊可夫有点冷淡”。马伊可夫是一名散播小道消息成癖的人，他带来了一个不太受欢迎的新闻：“屠格涅夫吹嘘他将在俄国待一整年，写一部描写了‘所有反动派’（其中包括我）的小说。”实际上，屠格涅夫只在俄国待了两个月，并且他的下一部小说《处女地》中也完全没有这类讽刺出现。这封信同时也让我们得以一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家庭中的亲密关系，信中接下来还写了几行字，安娜后来曾经想抹掉它们：“亲爱的安娜。”她的丈夫写道：“请悉心照料［我们的孩子］，我知道你爱他们。不用对他们大吼大叫，把他们弄得干干净净就好。”他还暗示安娜应该好好规矩仆人们，用强硬的手段让他们更符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要求。“还有，对保姆好一点儿。”他这么说。

去柏林的夜车十分折磨人，这不仅是因为气温太低，也因为它意味着一段直坐而无法睡眠的旅程。从柏林到巴德埃姆斯则是另一段令人难以忍受的折磨（“我们当时就像是桶子里的鲱鱼”）。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旅游旺季抵达了目的地，“价格十分恐怖”，远远超出了他和安娜对这次旅行的细心预算。他搜遍镇子，最终租下了两个房间并安排好了那里的伙食。他急切地想见到医生，在检查之后希望医生向他保证他没有肺结核的症状。他因“突然发作的结膜炎”而呼吸困难，而医生对他的指导是要喝泉水。

通常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在寂静的深夜写作，但在埃姆斯他要适应治疗的日程，这就意味着他不能再晚睡了。他解释说：“埃姆斯的所有人都在早上6点钟起床（我也不例外），6点半就已有几千名病人聚集在两眼泉水那里。一般来说他们会先唱一首无聊至极的路德圣歌：没有什么比这更加病态和做作的事了。”医生给他开出的处方内容是，在7点钟喝一杯治疗性泉水，徒步行走一小时，再喝一杯泉水，回到家喝一杯咖啡。他试着在早上喝过咖啡之后工作，但是“我刚读过普希金，然后陶醉在快乐之中。我每天都会发现一些新东西，但关于我的小说却一字未动”。

埃姆斯人满为患，他在这些人当中听到有人说俄语，然而他觉得绝大多数的同胞都如同某一位女士一般令人难以忍受——一位在新切尔卡斯克某机构工作的女医生——他向安娜提到过：“世界上从未出现过这么蠢的蠢材，他们一半是世界主义者，另一半是无神论者，在崇拜沙皇的同时厌恶着自己的祖国。我遵循着社会上的礼节，认真地走过去笑着告诉她我无法忍受她，因为她什么都不懂。”当他对埃姆斯美好的印象褪尽后，他的信中开始充满连篇累牍的抱怨。气候难以捉摸，肺气肿也令他心神不定。“我开始痛恨这里所有的建筑跟灌木……我变得敏感易怒（特别是早上），将Kranchen［泉水］那里聚集的每个人视为敌人，并且乐于跟他们建立敌对关系。”

在这段痛苦的时光中，他唯一的慰藉就是从安娜那里得到的新消息。他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她的信件，以此舒缓他令人恼怒的孤独。她殷勤地写信，但这些信件从未按时到达他的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抱怨。俄罗斯缓慢的邮政速度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信件被秘密警察拆开阅读，而安娜一年后才发现了这一点。他为孩子们的消息而高兴，他对孩子们的关心也从未止歇。“孩子们的消息对我而言是必需品。”他对安娜如是说，“即使远在这里，我也无法冷静地看待孩子们，一旦我听见他们的哭叫，就会陷入焦虑与紧张之中。”信件中还提到，虽然在他与安娜的婚姻中两人相差20岁，但这段婚姻（至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仍然有着激情和性方面的吸引力。“我有时会在春梦中梦见你，”他对安娜吐露，“你会梦到我吗？……你说可能在出国之后我就会对其他女性展开追求，但是亲爱的，自从我来到这里以后还从未考虑过思念你之外的任何人……而且这里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在这方面比得上我的安涅契卡……我希望你不会让任何人看到这封信。”在这封信的注释中，有人猜测安娜也曾吐露过自己“有不体面的梦”，而他对此动情地引用了果戈理的一句著名之语：“没什么，没什么……别说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安娜描述自己下一部小说的进展，但其进展速度奇慢无比。“我为这部小说准备了两份大纲，而我苦恼最终该用哪一份……8月末我就会沉下心来写作，而你知道我在担心什么：我是否还有精力用这副身躯去写如此困难的东西……我曾写过一些小说，可总体来说正是它们毁了我的健康。”他同时为现实和艺术而担忧：“白天我会思考很多令我不安的事，比如我们秋天的安排和资金来源（我没法再去向尼克拉索夫要钱了，而且他大概也不会再给我任何支援）。他不是卡柯夫，而是从雅罗斯拉夫尔来的人。”并且他为杂志写作这件事直接阻碍了他的灵感，他无法肆意发挥。“事实上，我不认为自己的某些观点能够在《祖国纪事》上大胆刊出，这让我束手束脚。”

他在回到俄国的前一周写道：“虽然我的身体状况确实好转了，比如……干咳减少了，呼吸更加通畅等等……但是我并没有痊愈，我的胸腔里还有些没有康复的地方。”然而“在所有其他方面，我都比原先感觉健康得多：精力，睡眠，食欲——（它们的改善）真是太棒了”。7月27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了巴德埃姆斯，然后根据安娜的描述：“他去为我们的大女儿索尼娅扫墓的时候都没能抵抗睡意，他去了日内瓦，两次参访了孩子们在Plein Palais的公墓，还在索尼娅的坟前给了我捎来了几枝柏树枝，这种植物六年中逐渐装点起了我们女儿的墓碑。”

——※·※——

8月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了旧鲁萨，然后立刻扑进了《少年》的剧情编写之中。安娜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为什么他们要回到彼得堡去过冬呢？他们宁可在春天回到乡下，一方面为了孩子们的健康，另一方面也为了大幅减少他们的生活开支。她的丈夫不愿意为彼得堡的社会生活而分心，在那里“每到冬天费尧多尔·米哈伊诺维奇就不怎么属于自己的家庭了”，而安娜自己也得担负起社交重任。在这些现实性的事务方面，安娜一如既往地知道该如何处理，夫妇俩立刻租下了镇子中一栋别墅的顶楼，其中有一间屋子专门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单独写作，而且为了熟悉文学场景他也同意冬天回到彼得堡两三次。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给在《公民》杂志接替了自己主编职位的维克多·普齐科维奇，以索取“关于道尔古辛审判的材料和报纸报道”，他需要一些对这个激进群体的公审细节（这是一个以其领袖亚历山大·道尔古辛为名的组织），来对《少年》一书中的虚构群体杰尔加乔夫小组进行简单的描述。道尔古辛组织中很多人都曾和涅查耶夫有联系，虽然他们完全没有参与涅查耶夫的行动，但他们确实都因涅查耶夫而被监禁。实际上，他们现在已经转而尊敬身为社会主义者的基督，并且尊敬那些对民粹主义者来说很典型的基督理想。他们的宣传政策来自V. V.博维—弗列罗夫斯基的主张。V. V.博维—弗列罗夫斯基是一名经济学家，他写于1869年的《工人阶级在俄罗斯的状况》曾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这部作品和那些被拉夫罗夫和米哈伊洛夫斯基所提到过的文章一起鼓励了民粹主义运动。安德烈·瓦列茨基写道：“博维—弗列罗夫斯基曾经对农业中引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后农民中渐渐增长的贫困趋势描绘过一幅逼真的图景，他给出的结论是应该想尽一些办法来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建立农民工社。”《白夜》中曾经出现过关于博维—弗列罗夫斯基思想的讨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努力研读博维—弗列罗夫斯基的思想。

道尔古辛组织共有三份宣言文件，其中之一是一本缩减版的小册子，那是由博维—弗列罗夫斯基为他们写的一份半押韵体的东西，《关于烈士尼古拉，以及人类应该如何依照自然与公义的法则生存》。另一份宣言文件中以圣马太的墓志铭为装点，文字风格模仿教堂中所使用的仪式性语言。道尔古辛组织的所有宣言都建立于道德呼吁之上。如同一位科学院编辑对《少年》所做出的评论那样：“虽然道尔古辛组织反对基督教，但是其渴望的‘正义’的伦理本质……在客观上与基督教的教谕完全相符……‘平等的宗教’是他们奋斗的源头和目标，这一点贯穿了他们所有的宣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小说上努力写作，却被他的继子帕维尔·艾萨耶夫所寄来的几封信轻易打断了。帕维尔曾经再婚并且与妻子生下孩子。11月，帕维尔的妻子在给安娜的信中坦言她对帕维尔的行踪一无所知，同时她还希望安娜能帮她找一个孤儿院，以将她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寄养进去。他们最终找到了帕维尔，并且“因为你现在过得这么糟”，陀思妥耶夫斯基还给他寄去了25卢布，同时他劝告帕维尔“你可以试试把钱都交给马奇纳·尼古拉耶夫娜［帕维尔的妻子］”。安娜不顾礼节上的情面，向他的妻子直言她非常无法认同帕维尔的行为。帕维尔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他把钱寄还给他的继父，并抱怨安娜对自己为人的攻击已经完全超越了“礼节的边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法接受这个针对安娜的谴责，他回复说：“如果只看你对待自己孩子的模样（并且我也不站在你那边），任何人都会为此感到愤慨。我不知道你是否理解孤儿院是什么样的地方，而让一名芬兰女人照顾你的孩子又意味着什么。她冷漠而肮脏，会掐你的孩子，甚至用拳头揍他，一旦你的孩子被送到那种地方他就死定了……毕竟，就算你只是我的继子，我也没有把你送到那种只能让你成长为一个鞋匠的地方。”

那个冬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从彼得堡前往旧鲁萨，但是安娜去了。安娜在12月中旬去监督陀思妥耶夫斯基授权的《死屋手记》出版，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一切关于他监狱回忆录的多余要求都阴郁以对，安娜还是成功地将这本书的印量定在了七百份，并在回家时赚了一笔小钱。她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仆人的帮助下照料孩子，他对其中一位老奶奶很是赞赏。他在给安娜的信中显示出一副积极的家长模样，饶有兴趣地对他的孩子们进行观察。他给安娜写信说：“昨天，在我抽烟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名老烟枪，抽自己卷的烟卷），他们跳起了舞，费迪亚发明了一个新舞步：让莉莉娅站在镜子前，费迪亚站在她的对面，然后两人走向对方（并且莉莉娅走得非常优雅）；在他们相遇时（这需要一段时间），费迪亚给莉莉娅一个亲吻并彼此分开。”

他在这个时候已经将《少年》的前几章寄给了《祖国纪事》，但是至今都杳无音信。两天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公民》杂志的一篇报道中发现卡柯夫用每页500卢布的价码买下了《安娜·卡列尼娜》的版权。“在我向他们提出250卢布的稿酬时他们都不能立刻给我答复，”他怨恨地说，“但是面对列夫·托尔斯泰他们却立刻开出了500卢布的价格！”更让他的文学自尊心受伤的是：“如果我写出的东西跟他们的指点有所出入，尼克拉索夫完全可能正跟我继续讨价还价……但就算让我们上街去讨要救济金过活，我也无法接受对自己的小说有一字一句的改动！”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个月后前往彼得堡。他终于向涅克拉索夫写信，说下一部分的小说即将寄出；但涅克拉索夫依然不对作品中的任何观点表示赞赏。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对此感到烦恼，他在作品中对杰尔加乔夫小组的描写已经引发了一些敌意，但是他高兴地告知安娜，尼克拉索夫对小说“极端满意，尽管他还没开始看第二部分”。此外，副编辑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曾经跟陀思妥耶夫斯基激烈论战，但他也对“［我的小说］高度赞赏”。这位对他小说大家讽刺的人的观点，随着小说的新片段出现而发生了戏剧般的反转，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简直疯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家读了尼克拉索夫所做的部分校对，然后将剩下的部分带回了旅馆。因为他觉得自己需要陪伴，他邀请马伊可夫一起，并在那里遇到了斯特拉霍夫。马伊可夫“向我打招呼，看起来明显满怀感激”，他给安娜写。“但是……对我的小说他不置一词，并且这明显是由于他不愿刺伤我。他们同时还讨论了托尔斯泰新写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激动得眉飞色舞，这简直就是荒唐。我开始质疑如果托尔斯泰在《祖国纪事》出版的话，他们为什么还要对我进行批评，可马伊可夫皱着眉岔开了话题，我也没有坚持问下去。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不太对劲，此前我跟你说过，我觉得马伊可夫在散布我的坏话”［马伊可夫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背叛了他自己之前的信仰和承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的“一口钟下”读了《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部分，那正是他接受肺气肿的压缩空气治疗的地方。他对安娜说托尔斯泰的小说“很是无聊，不过如此，我简直无法理解他们都在兴奋什么”。他在彼得堡的第四天，尼克拉索夫突然到访，他对此惊喜万分，并对安娜自豪地说：“他读了我的［《少年》的］第一部分，并表示了他的喜悦之情。‘我读得如痴如醉，整夜未眠，一口气看完了它……亲爱的朋友，你写得最出彩的部分……就是那种难以在我们这个年龄之中寻见的新鲜感，没有其他哪位作者能带来这样的新鲜感。列夫·托尔斯泰最新的小说也只是重复着我之前从他的作品中所读到的东西，只是他对此表达得比从前更好罢了。’（尼克拉索夫这么说）。”

对于自己的作品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两部小说之间的意外竞争，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非常不安。在《圣彼得堡时事报》上，弗谢沃洛德·索洛维约夫（以假名）刊载了一篇文章，对《少年》的前几章大加赞赏。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去看望他时，索洛维约夫觉得这位小说家“处于一种高度敏感的状态，而且心情非常沉闷。‘告诉我，老实地告诉我——你是不是觉得我嫉妒列夫·托尔斯泰？’他在向我打招呼后直接吼出了这串话，然后热忱地盯着我的眼睛”。这让索洛维约夫吓坏了，他几乎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最终他笨拙地回应说他和托尔斯泰两位作家实在太过不同，因此他完全无法想象陀思妥耶夫斯基会去嫉妒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大吼：“他们都说我嫉妒！都有谁？我的老朋友们，我认识了20年的老朋友们！”他口中的老朋友只可能是马伊可夫和斯特拉霍夫。他瘫坐在椅子中，然后突然猛跳起来抓着索洛维约夫痛苦地喊道：

“你知道，没错，我确实是嫉妒他，但并不是像他们所想的那种，完全不是。我嫉妒的是他的境况，特别是现在……对我来说工作和急切都是一种痛苦……天啊！我的生活！……你看，我最近读了自己写的《白痴》，但是现在它被我忘得一干二净……我就好像是……第一次读到它……有几章还不错……场景也很好……你还记得阿格拉娅和公爵在长凳上见面的那一幕吗？……但是在我眼中还有其他东西，那些没写完的部分，那些匆匆收尾的段落……而且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现在《祖国纪事》编辑部已经需要监督我……你得提前……把那些段落删掉……然后再抢先一步……而且这一切没有终结！……而他现在却衣食无忧，可以放心将每部作品都雕琢得干干净净，完全不需要为明天的生活忧虑。”

即使在表面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和斯特拉霍夫言归于好并保持着在外人眼中的朋友关系，这段私怨却从未止歇。在陀思妥耶夫斯基1876—1877年的笔记中，他曾经吐露过斯特拉霍夫究竟有多么深重的愤怒与鄙夷之情。他讥笑斯特拉霍夫过着谄媚而糜烂的生活，形容他“喜欢吃火鸡肉，并且尤其喜欢在别人的桌子而非自己的桌子上吃”（斯特拉霍夫经常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家里吃饭），以及用“身兼两个公职”一事提升他的自我满足感——“完全是神学院的败类”。此外，他还说斯特拉霍夫没有任何“文明感与责任感”，所以“为了一些令人恶心的粗野的奢侈品，他可以出卖任何人、任何东西……并且这并不是因为他不相信自己的理想，而是由于他身上那层肥厚的脂肪蔽塞了他的一切感觉”。这种极尽侮辱的描述从未被公开过，但是有人猜想在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传记的时候斯特拉霍夫肯定看到了这段话。

这种与老朋友之间的疏离感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加希望抓住与尼克拉索夫修好的机会，并且如同熊一般恶名昭彰的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或许也在其目标之中。但是他最近重读了小说《白痴》，反映出他肯定还没忘记在19世纪60年代发生的那段伤人的相互攻击的经历。虽然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期待的那样，没有迹象表明他受到了任何来自编辑方的压力，但一篇出自米哈伊洛夫斯基之手的文章依旧就此提出了疑问。这篇文章刊载在《祖国纪事》的1月号上，正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新作的前几章相邻。很显然，无论是在杂志那民粹主义的阅读群体中还是在他自己的文学圈里，人们都感到大吃一惊，而米哈伊洛夫斯基认为他有必要对此做出一定解释。“首先，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们最有天赋的纯文学作者，其次……在杰尔加乔夫的一幕……只有一个多次出现的角色。如果这部小说基于这样的主题进行创作（就像《群魔》一样），《祖国纪事》将不得不放弃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创作者所带来的荣誉，即使他以作家而言是一位天才。”相对于杰尔加乔夫主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记中所占的巨大篇幅，它在小说中所扮演的仅仅是辅助性角色，这似乎是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在终稿中避开与编辑部的冲突。

在劳累的两周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了旧鲁萨。为了在处理文学事务的同时还能接受压缩空气治疗，他将出版公司的事务分成了若干部分，还探访了为他处理关于库玛尼纳不动产诉讼的律师和为他修理假牙的牙医。之后，他还挨个看望了自己的亲朋好友们。他几乎挤不出睡觉的时间，并且还有更糟的事——因为没有办理国内的护照，他收到了警察的传唤。尽管他对此抗议说“在彼得堡有两万人没有护照，而你们一定要抓这位人人皆知的人”，警察却回复说即使他“名震俄罗斯”，也依然要服从法律。几天后，他办了一张居住证，之后便被告知无须再为此事担心。他在彼得堡写的最后一封信中说：“今天我四处游荡，仿佛生活在地狱之中……至于明天还有多少事需要操心，只有恶魔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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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中旬，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彼得堡重读校对，并需要再次前往埃姆斯，这和第一次去一样让他觉得反感。他像以前一样抱怨说他需要一边写《少年》的第三部分，一边在埃姆斯忍受各种令人不安的状况接受治疗，这对他来说并非易事。“我亲爱的安娜，我一直恐惧于我所承担的责任。虽然我努力地尝试，但我依然觉得我在这里不可能挤出写作的时间。”

在他的往来信件中，也可以看出他正在准备故事的剧情。他告诉安娜说：“我读到了以利亚的故事和《以诺书》（很棒）以及别索诺夫的《我们的时代》。”这大概是在为书中的人物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寻找灵感。这位俄国的农民流浪者（strannik）在第三部分中露面，代表了理想中的笃信基督的农民形象（别索诺夫的书就是一本俄罗斯历史上的民俗诗歌集）。他同时还兴奋于另一个旧约中的文本，他在文字中不仅让我们得以窥视他的童年记忆，更展露出了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创作倾向：“我正在读《约伯记》，它给我带来一种痛苦的狂喜状态：我放下书，在屋里踱步，几乎为之哭泣。我本来应该更加喜悦，但译者的注释实在太差了。亲爱的安娜，那本书真是太奇妙了，在我的生命当中那是第一本让我眼前一亮的书。我现在只是一个孩子！”

他阅读俄罗斯的报纸、《公民》杂志最近的几期中刊载评论，比如“波列茨基已经彻底倒向了托尔斯泰”。当时，一位名为彼得·特卡切夫的激进评论家质疑《安娜·卡列尼娜》不值一看，其主题愚蠢而腐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老朋友亚历山大·波列茨基对此愤怒地为《安娜·卡列尼娜》展开辩护。而与此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正在被某些杂志攻击，他尖酸地觉得没有任何人为他自己辩白。“当然，整个文学界都在与我作对……我会对他们手下留情的。”对《彼得堡日志》认为《少年》第二章中“il n'a a rien de saillant（毫无亮点）”的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毫不妥协地展开了回击，并未就此气馁：“我不会失去追寻未来的力量——你们就继续如此吧，我的朋友们，我们总会想出办法处理此事的。”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埃姆斯发出的所有信件中，只有一封信没有写给他的妻子而是写给了艾莲娜·帕夫洛夫娜·伊万诺娃，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妻子家的远亲，曾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熟。1868年夏天，艾莲娜的丈夫病魔缠身，时日无多，而陀思妥耶夫斯基问她是否愿意考虑在成为寡妇后嫁给他。信中他向艾莲娜打听行踪不定的帕维尔的去向，并为了一则针对他自己的流言表示遗憾。这个流言说他承认自己拥有库玛尼纳一部分不动产，而在他打官司反对将这处不动产分给亲戚们时这个流言显得更为恶毒。他最喜欢的外甥女索菲亚·伊万诺娃因此再也不给他写信了。

经过不到五周的治疗，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了埃姆斯。医生告诉他“胸腔的状况很好，一切病症都痊愈了，但是还会有一点气喘和呼吸困难，他可以不用管这些”。回到彼得堡的时候他极度缺钱，只能从朋友那里借，他急切地向安娜解释了原因：“我在路上遇到了皮谢姆斯基和帕维尔·安年科夫，他们从巴登巴登（译注：德国地名，位于德国西南部）（屠格涅夫和萨尔蒂科夫在那里）前往彼得堡。我无法自制地给了安年科夫50塔勒的钱（译注：1塔勒为标准的1盎司重的白银）（这笔钱之后到了屠格涅夫手里），然后我就没钱了。皮谢姆斯基和安年科夫待我太好了，我必须这么做，这关乎我的尊严。”

Anna Dostoevsky，Reminiscences，trans. and ed. Beatrice Stillman（New York，1975），228.

PSS，29/Bk. 1：319；May 5，1874.

Ibid.，321；June 6，1874.

参见ibid.，531。

Ibid.，322；June 6，1874.

Ibid.，323—324.

Ibid.，328.

Ibid.，331；June 16/28，1874.

Ibid.

Ibid.，346；July5/17，1874.

Ibid.，344.

Ibid.，333；June 16/24，1874.

Ibid.，338；June 23/July5，1874.

果戈理《狂人日记》中11月8日的一句话，描述自己动情的心境。——译注

Ibid.，360.

Ibid.，338.

Ibid.，354；July14/26，1874.

Ibid.，352，353.

Reminiscences，233—234.

Ibid.，235.

PSS，29/Bk. 1：361；July20/August 1，1874.

Andrzej Walicki，A History of Russian Thought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Marxism，trans. Hilda Andrews -Rusiecka（Stanford，1979），224.

PSS，17：302.

PSS，29/Bk. 1：364；November 4，1874.

Ibid.，366—367；December 11，1874.

Ibid.，370—371；December 20，1874.

Ibid.，370；December 30，1874.

Ibid.

Ibid.，2：8；February 6，1875. See also ibid.，194.

Ibid.，9；February 4，1875.

Ibid.，11；February 1，1875.

Ibid.，13；February 9，1875.

DVS，2：214—215.

LN83（Moscow，1971），619—620.

斯特拉霍夫很可能曾在1883年中给托尔斯泰的信中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报复，他当时说自己正在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竭力抵抗自己“对此日渐增加的排斥，要将自己心中丑恶的感情压下去”。他说自己得到消息，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吹嘘说……他的女主人曾经为他在澡堂里送来一个小姑娘（来发泄他的肉欲）”，参见Reminiscences，371—382。

引自PSS，17：346.

PSS，29/Bk. 2：10；February 7，1875.

Ibid.，20；February 14，1875.

Ibid.，36；June 4/16，1875.

Ibid.，43；June 10/22，1875.

Ibid.，49；June 15/27，1875.

Ibid.，46—47；June 13/25，1875.

Ibid.，37—39；June 5/17，1875.

Ibid.，58；June 23/July5，1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