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少年》
《少年》
1875年冬天，《祖国纪事》刊载了《少年》的最后几章。即便说最为严苛的批评家兴许过度夸张了它的缺陷，这部在《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之间写就的充满奇趣的混合体小说也的确远未达到另两部作品的艺术高度。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他重要小说相比，《少年》为何有着如此明显的差距？或许原因之一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期间对自己的创造力暗自做了自我审查。
有几条延伸性的注释显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计划在书中写关于三兄弟的故事，当时他很想写一部类似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书，其大体轮廓被记录在其中一条笔记之中，稍加整理就完全符合他之后的作品：“几兄弟中有一个无神论者，满怀绝望，另一个是彻头彻尾的疯子，而第三个是一位新人……还有最年轻一代的孩子们，代表着新一代那鲜活的力量。”（16：16）伊万·卡拉马佐夫愤怒地拒绝了那张基于不公和苦难建立的永恒和谐世界的入场券，而他哥哥身上表现出的桀骜不驯也预示出这一点：“如果这个世界上最肮脏的事物永远出现于最纯洁的地方，那么就让世界毁灭吧，‘我拒绝接受这样一个世界’。”这句宣言后面有一条作者的评论：“他全部的不幸都源于其无神论者的身份，他不相信救赎”——伊万也是如此（16：15）。
同样，让伊万无法接受神秘信仰的“欧几里得式思维”（理性思维）也出现在草稿之中。“客观的事实在任何例子中都优于人类的头脑，这毋庸置疑。有一种说法认为人的头脑是宇宙中的终极限制，这种说法愚蠢透顶，甚至愚蠢过两个小卖铺店主之间下的西洋棋，没有什么能比它更愚蠢了。”伊万·卡拉马佐夫的《宗教大法官》同样源自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韦尔西洛夫和他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对基督的爱之伦理的诠释。他宣称：“（我们）无力去爱那样的人，但我们依然必须去爱他们，因为这是（神命令）我们该做的事。”但是“人们是卑微的，他们的爱来自恨”，所以他相信“不用怀疑，基督必定未曾爱过他们；他让他们受苦，再赐予他们宽恕，但他当然也蔑视他们……对人类的爱必须被理解为对完美的人类的爱，迄今为止这种完美的人类仅仅存在于理想之中，只有神知道这份理想是否终究成为现实”（16：156—157）。
这些注释还包括对《卡拉马佐夫兄弟》情节线索雏形的速记：“（它）在大约20年前的托尔博斯克发生，如同伊林斯基的故事一样。”（17：5—6）伊林斯基曾经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被关押在西伯利亚，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他被控告杀害了自己的父亲。这条补充性的注释与对伊林斯基的回忆显然就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核心（一位无辜的兄长因为弟弟所犯的罪被送往西伯利亚，最终弟弟无法承受自己的罪），预示着此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已如此接近他着手这部小说的时刻。
他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并在他的《作家日记》（1876年1月）中提到此事。他解释说：“当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要我为《祖国纪事》再写一部小说时，我差点就要开始写我的《父与子》，但是谢天谢地我放弃了，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最终我只写了《少年》，那是我第一次试着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要进行这“第一次尝试”的原因。这毕竟是一部要在《祖国纪事》上出版的小说，而米哈伊洛夫斯基在这本杂志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同时对他反对小说中提到敏感事件（比如谋杀）。此外，1873年的公民杂志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刊登的文章表明了他对年轻一代本身及其如何找寻道德价值等问题十分关心，当他们的父辈自己就已道德沦丧至此，这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该从何取得这些价值呢？这些原因可以很好地解释他的做法，比如他为何要对他的“谋杀”主题有所保留，转而选择了更不容易引起问题的场景，并将笔锋转至父辈们那些有害却不致死的罪：他们没有尽到向子孙传授对生活更加有益的道德价值的责任。他将弑父主题弱化为父辈的无责任感，然后以更为无害且幼稚的情敌关系替代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令弗洛伊德心灵震颤的无情的俄狄浦斯冲突。在这部社会心理小说中他决定将冲突限于更小的群体而非在戏剧化中将冲突夸张至反映道德、灵魂等绝对存在的地步，尽管后者才是他一直以来的灵感来源，也成就了他最好的作品。
如果只说民粹主义期刊这个小说载体给《少年》带去了部分缺陷未免不公，它同时也给小说文本的细节增添了许多特殊的趣味。面对充斥着民粹主义的俄罗斯文学新时期所带来的种种挑战，《少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做出的第一次艺术式的回应。的确，故事在青年主人公阿尔卡季进入成年时发生突转，他头脑中渗入民粹主义价值观中那些十分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民粹分子崇拜基督教的道德理想，但他们还不愿意从根本上接受基督教的神圣性。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解读《少年》，它就变成了特洛伊木马，攻进了民粹主义杂志这座敌方的堡垒，瓦解了它的最后一层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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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的回忆录为形式，主角阿尔卡季·多尔戈鲁基，是安德烈·彼得罗维奇·韦尔西洛夫的亲生儿子，曾是一名富裕的贵族，霉运缠身（他已经挥霍掉三份产业）却不放弃在哲学上追寻真理。在事件发生一年后，阿尔卡季对那些给他的生活和性格带来了剧烈变化的事情娓娓道来。这些事发生于他抵达彼得堡后与家人同住的六个月之内，并被压缩进短短的12天，从9月跳至11、12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精心地安排了阿尔卡季叙事顺序之中的“时序混乱”（文中阿尔卡季一直为自己欠缺文学技巧而道歉），看似离题，实际上覆盖了他所有有关的往事，绝佳地安排了回忆录体的叙事时序。虽然阿尔卡季作为叙述人早已知道他所记录的事件结果如何，但出于他对于将“事实”还原回其当时状态的天真执念，陀思妥耶夫斯基保留了故事的悬念。在记述当中，作为叙事者的阿尔卡季还时常对作为故事角色的阿尔卡季发表评论，并在最后写道：“我突然意识到，正是通过回忆与记述的过程，我才重新教育了我自己。”（13：417）
《少年》中无疑包括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最为“慈悲”的方式描写的童年的动人场景，他刻画了一个感人并有着强烈说服力的反叛青年形象。这本书另一个出彩之处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最为恰当、最具有同情心的方式描绘了19世纪40年代的浪漫理想主义者一代中普通的一员，生动地摹写出了何谓无病呻吟，但是其中过于煽情的部分（比如藏起来的信件，为了遗产诉诸法庭和试图敲诈的情节）显得牵强而肤浅。他在描绘这类老掉牙的情节时情节过长，这使得读者自然而真实的情感升华完全被抑制住了。书中主要的故事情节和韦尔西洛夫与19岁的阿尔卡季有关，后者带着一封被托付的信件前去与家人（他未婚的母亲索菲亚与他的妹妹丽莎，两个人都不识字）团聚，这封信被他封在自己的上衣口袋里，且这封信会给卡捷琳娜·阿赫马科娃带去麻烦。卡捷琳娜是一位曾经嫁给将军的公主，这封信的内容中包含着考虑是否要将她的老父——公爵索克利斯基——送往治疗精神衰弱的病院的想法。卡捷琳娜担心自己会因为这封信而被从遗嘱上除名，因此她和韦尔西洛夫都在找这封信，他们合理地怀疑到了阿尔卡季身上。
书中另有两条暗线，分别讲述韦尔西洛夫的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是他已故的第一个妻子生下的合法女儿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这个女儿盯上了神志不清的索克利斯基公爵。这名极端富裕的公爵此时沉溺于年轻女性的可爱外貌，但对女性们并无所害。安娜成功俘获了比自己年长得多的公爵，想要以身相许，确保将来衣食无忧。而另一条暗线的主人公则是阿尔卡季的妹妹丽莎，这条故事线讲述了她如何与年轻的公爵索克利斯基有染并怀上身孕。索克利斯基年轻而心怀善意，但同时也是一名轻浮并缺乏担当的贵族后代。
所有这些情节都刻画着俄国社会、特别是俄罗斯上层社会中道德混乱的状况；每一条剧情线都揭露了一些普通家庭结构中的矛盾裂痕、两性之间的道德迷失。同时，它们全都呈现出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风格，各自以改变着或是通过对比突出着主线剧情的含义。阿尔卡季后来疯狂地迷恋上美丽的卡捷琳娜，苦恼于自身的性冲动，最终像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所做的一样以那封信胁迫高傲的卡捷琳娜顺从于他的性要求。韦尔西洛夫和两位索克利斯基公爵之间都有着性平等方面的相同弱点，但是由于韦尔西洛夫个人的种种失败，他在这方面远比其他人走得更远，已经进入了道德—哲学的维度。但与此同时，相较于身为各种股票公司董事会成员的老公爵和受控于肆无忌惮地伪造股票的骗子斯捷别利科夫的小公爵，他对金钱却表现出非常随意的鄙夷之态。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被米哈伊洛夫斯基批评没能在《群魔》中写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他并不想再次受到同样的职责牵累，但同时他也不想放弃自己在民粹主义价值中作为一名异类的影响力。老公爵索克利斯基曾在自己的笔记中如此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自己……已经变成了一名无神论者”——这样才与“他与生俱来的良好的西化主义”相合。比如他“充满小聪明”的关于神的谈话，就揭露了他笔下角色的本质：“而且在最后，若是一切如你所说，就证明给我看看吧，让我直接看到它，或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感受到它。好吧，如果它（神）与我们同在，又并不以灵魂出窍或是其他什么形式（我必须承认灵魂出窍更让我难以理解），那它穿着什么？有多高？别生气亲爱的，我当然有询问这些的权利，因为它是神，拟人化的神，那么它就是一个人，所以它有多高？以及最重要的，它住在哪里？”（16：25—26）陀思妥耶夫斯基就用这样的方式，把那种小丑般的愚蠢自满的无神论者，与更加认真的、像韦尔西洛夫一样由于自己无力相信神而受着精神煎熬的人并列在一起，这也预示了他后来会用费尧多尔·卡拉马佐夫这个人物向超自然现象进行更加讽刺的文学提问。
阿尔卡季是全书的核心人物，他“只因自己的好恶”而离开，却在道德上无处可去，得不到引导和支持。在一份写于1874年7月23日的笔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草构了一个将会保持不变的为人子的形象：“这名年轻人因受辱而不安，他渴求复仇，爱慕虚荣，计划成为罗特希尔德那样的巨富（他的秘密）”（16：24）。这种“受辱”指的是阿尔卡季在他的整个人生初期从父亲那里受到的不负责任的种种对待，而他的虚荣心则体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频繁出现的“想要成为罗特希尔德（那样的巨富）”之中。
阿尔卡季的身上有着多种不同的气质，他有着愤怒的理由，几乎毫不压抑自己的怒气，也有稍显滑稽的对自我的标榜、对权力的渴望。他是一种身处青春期的地底人。阿尔卡季这个角色能够引起读者同情，而非行为乖张、没有血肉、仅仅为了讽刺俄国激进的意识形态而出现的空洞角色。他决定要成为一名利己主义者，彻底地从社会孤立出来。他希望累积一笔能够让他“成为一名巨富”的财富，一旦得到这笔财富，他就有了绝对的力量去支配这个世界——或者，他其实需要的是“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力量。这种自我标榜的意识来源于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而这不过是因为他自己是一名受人忽视的穷学生，感觉自我十分渺小，时常因为他那与自己表现不符的父母而感到羞辱，所以才会有这种心理补偿的梦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这样的方式表现出阿尔卡季内心深处的隐秘冲动，将他的行为放在了“博爱”的、社会心理学的背景之中，从而让其行为变得更为合理、更值得原谅。阿尔卡季对世界的爱与恨，是用一种扭曲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这位坦率而高傲的年轻人因为自己的个性而饱受羞辱。
阿尔卡季的年轻无知，一方面在他天真的热情与过于夸张的叙述方式中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几个事件将其天真刻画得更加明显。即使是他决心要成为一名巨富时，他也依旧会自发地用自己的积蓄去照料放在他家门槛上的女婴。此外，他在“意识形态上”表达自己的利己主义时，却也也表示出自己宽宏大量的一面。阿尔卡季只是因为渴求巨大的财富所能带给他的那种想象中的力量而希望成为一名巨富，这很像是地底人在他“卓越而美妙”的时期把大量财富捐献给人民的做法：“我会把我的几百万钱财统统交给他人，就让一群人去瓜分我的全部财富吧，而我——我又重新混迹于渺小的人物之中！”（13：76）陀思妥耶夫斯基努力只让阿尔卡季以“荣誉”的方法赚钱。阿尔卡季可以只靠黑面包、茶和一点点汤来生活，在他从监护人那里得来的微不足道的收入中存下一半，迫使自己“过着修士一般的生活，遵守着修道院一般的戒律”。我们在阿尔卡季的父亲韦尔西洛夫身上也可以看到这种理想主义与自我中心的利己主义混杂在一起，但是与那充满冲动的青春期相比，这些特征在疲于算计的韦尔西洛夫的贵族生活中表现的方式是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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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西洛夫是全书当中最有趣的一个角色，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在第一部之后让他占据了大量篇幅。第一部中发生的事件目的在于让阿尔卡季改观，认识到自己的父亲远远不只如自己所想的那般是一个恶棍。但是那些事件虽然显示了韦尔西洛夫的正直，却同时显示出他的正直永远是为了“站在雕像的基座上”（13：210），他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占据道德的制高点，但他又去诱引阿尔卡季的貌美的农妇母亲嫁给一个比她老得多的丈夫。这些事让韦尔西洛夫与其他角色产生关系的同时表现了他不同的性格面——比如他的性格和道德感中存在的不稳定性。在第一章中韦尔西洛夫与阿尔卡季展开的那段长篇大论的谈话最能体现出韦尔西洛夫的性格：那段谈话成功地向我们展现了他那充满魅力与智慧、饱经世事、有强大吸引力的性格。但那些话同时也揭示了韦尔西洛夫某种幻灭的态度，那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无法认真对待自己（或其他事物）的态度，这说明他其实从本质上是缺乏道德感的。
在阿尔卡季与他的父亲逐渐亲密起来之后，他对这种残缺的内在如此评论：“他对我有特别的吸引力。他和我一起讪笑，然而……他的身上有一种奇怪的矛盾感。”（13：18）我们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在韦尔西洛夫第一次提到阿尔卡季的母亲那身为农民的丈夫时，他满怀尊敬，但是紧接着他就以他的灰白色头发为题做了一个轻浮的暗示。“韦尔西洛夫有一个非常令人反感的贵族式的小伎俩，每当他（无法自制地）发表一些聪明而优秀的意见之后，他总会用一种极为愚蠢的方式对其收尾……而且听起来他似乎是认真的。在讲话的过程中他总是会刻意摆出一个姿态，并且同样刻意地笑”（13：109）。在传达韦尔西洛夫内涵的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同时刻画了他略带讽刺的做作感，这种矛盾感很好地表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叙事功力，并且它在《少年》中曾多次出现。
韦尔西洛夫的历史渐渐浮出水面，他无法掌控自己内心深处自我贬损的自嘲感，并为此感到绝望。虽然他是一个“有观念”的人，但他总是带着某种含有讽刺的距离感去看待自己的“观念”；那些“观念”并没有真正进入他的内心，它们对他而言只是一种“转化为感情的观念”。在这方面，他和年轻人克拉夫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用自杀阐明了当这种强烈的“转化为感情的观念”受到损伤的后果。阿尔卡季在前往探访杰尔加乔夫与其同伴时见到了克拉夫特，后者在几个月后为了某种所谓爱国的绝望感而自杀。克拉夫特开始坚信“俄国人注定是二等种族……他们无法在人类的历史上写下独立的一笔”，受这种幻灭感的影响，他再也无法“为了共同的事业”（杰尔加乔夫的宣传口号）努力奋斗。此前他坚信他的人民将会有一个辉煌的未来，而这种信仰如今被完全摧毁，就像《群魔》中基里洛夫对基督的信仰被彻底毁掉那样，最后一切都以自杀告终（虽然基里洛夫相信他的死会有正面意义）。
克拉夫特与阿尔卡季在杰尔加乔夫的讨论中凸显了“转化为感情的观念”中内嵌价值的重要性，也强调出这种转化为感情的观念绝不可能被如同“未来不可知的人民”之类的空洞概念所取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认为人类需要一种非理性的信仰——例如对基督、灵魂不朽、救赎等产生的信仰。他认为这种非理性的信仰是道德价值的唯一坚实后盾。
面对杰尔加乔夫家里几名成员对克拉夫特展开的攻击，阿尔卡季以一段富有激情的长篇大论为他辩护。阿尔卡季对于成为罗斯希尔德那样的人的执念正如同克拉夫特所掌握的对于俄罗斯的转化为感情的观念一样；没有任何抽象的观点可以改变克拉夫特对于自我的怨恨，其观念中的思想感情已经根深蒂固。阿尔卡季正在寻找一种新的理想和信仰以压制他对于复仇和权力的渴求，但他在那些和他对谈的人们身上只能看到阿尔卡季对自身人格弃之不顾。阿尔卡季和“地底人”的长篇大论经常被放在一起比较，两者同样都表现出自我膨胀的激情，要反对那想象中的“有兵营式的组织，公共住宅，最低水准的必需品（stricte nécessaire），无神论和不生育孩子的公共妻子”（13：50）的社会主义社会。
但是阿尔卡季为了保护他的自我主义，提出了一个更为相关的论点——他直接攻击说，民粹主义者们不肯接受宗教信仰“思想感情”的必要性。“我干吗要去关心一千年以后你们那个人类会怎么样？因为按照你们的准则，我为此既得不到爱，又过不上未来的生活，甚至我的英雄行为也得不到承认！”不久之后，他在指责中援引了基督教中对于末日的说法，认为地球将变成一颗寒冷的行星，而在这颗行星上——根据最新发现并且正值流行的热力学第二法则——人类生命将完全消失。“再说，我又干吗非得爱我的邻人，或者爱你们那个未来的人类呢？”阿尔卡季大叫。“我永远都见不到这个人类，他们也不会知道我，他们照样会化为灰烬，不留下任何痕迹和记忆（时间在这儿毫无意义）。即使是地球，照样会变成冰石，伴随着数不胜数的同样的冰石，在没有大气的空间飞行”（13：48—49）。阿尔卡季在这里精准地表示出在不相信灵魂不朽的同时为理想献身是什么状态，支撑这种理想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这样的方式告知他的民粹主义读者们，只有一个世俗的利他主义价值观并不足以永远支撑他们，他们还将可能像克拉夫特一样被逼向绝望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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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卡季和韦尔西洛夫在第一部中的邂逅十分感人，因为这些邂逅是由基本的父子关系而生，当时这种关系还没有被复杂的阴谋所扭曲。第二部分中，剧情在短暂的两个月后走上正轨，阿尔卡季已经在这段时间中变成了一个时髦的纨绔子弟，并且在一系列奇遇后一脚踏入社交生活的漩涡之中。年轻的谢尔盖·索克利斯基公爵资助了阿尔卡季，让他住在自己家中，并用自己的钱装点他。阿尔卡季经历着一个又一个令人幻灭的打击，这些打击过于严重，使得他逐渐被这种破坏的力量所击垮，变得自暴自弃。
在整个第二部小说中，所有阿尔卡季的不幸都可以被看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口中“普通的俄罗斯命运”（13：247）。这个词对一切上层人士也同样适用。他们所有人身上都展现出一种令人绝望的，道德上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让他们在极端压力下解体，个性也变得病态而分裂。索克利斯基公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一方面有着非常高贵的观念，认为他有义务维持那僵化死板的个人荣誉，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为那些侵犯自己原则的、可鄙而不忠诚的行为而深深内疚。
比起韦尔西洛夫和阿尔卡季的关系之间发生的事而言，后者这种幻灭感又算不得什么严重的问题了。韦尔西洛夫灵魂上的提升使他对“俄罗斯命运”的易感性更加恼人。在第二部分的开头处，韦尔西洛夫就被表现为一位深深地忧虑着当时至关重要的时代问题、推行着最为崇高的思想的人。但是他的智慧和洞见之中一直都存在着一丝无力感。他高傲地指责现代社会的“物质主义”，并向阿尔卡季预言社会终将在“整体破产”之下彻底解体，导致“乞丐们”和“股东、债权人”之间的阶级战争。人们的良心蛰伏不出，因为他们知道对任何事都无能为力。（13：172）
与之相似的是，阿尔卡季完全无法从韦尔西洛夫关于人类本性和生活的大道理中汲取任何积极的道德指引。“要爱自己的邻居，不鄙夷他，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韦尔西洛夫这么告诉自己的儿子。“‘爱人类’这句话，应该理解为只爱你在自己心中创造的人类（换句话说，你自己创造了自己，爱的也是你自己），所以这样的人类实际上永远不会出现。”但是在韦尔西洛夫对阿尔卡季所讲的另一段对话中，他反驳了自己这段充满幻灭感的话：“把石头变成食物——这就是伟大的思想”，但“不是最伟大”。因为“人一旦吃饱以后就在也想不起前事”，人类会问：“瞧，我吃饱啦，现在该干什么？”这是一个对生命的意义以及人类最终的命运提出的问题，它超越了物质需求的满足，但是韦尔西洛夫无法对其做出回答（13：174—175）。他的话一直以来都混合着厌世感与崇高的渴望。
当第二部中的阴谋逐渐展开后，这些存在于韦尔西洛夫身上的矛盾就不再通过这些道德与哲学的对话展示出来，而是开始被他戏剧性的行为所揭露。韦尔西洛夫分裂的个性表现出来，他莫名其妙地任性（比如他毫无理由地对年轻的公爵发出决斗挑战，又在一个小时后反悔），有时还背地里算计自己的儿子。当阿尔卡季吐露出他对卡捷琳娜充满迷恋这个小秘密时，他的父亲带着他彻底敞开了心扉，但在鼓励他一诉衷肠的同时又期盼着能得到关于那封信的消息，来跟卡捷琳娜作对。韦尔西洛夫最终给卡捷琳娜写了一封信去侮辱她，要她停止“引诱”这个无辜的小伙子以来达成她肮脏的目的，而阿尔卡季在他所憧憬的女性眼中，就这样被他的父亲羞辱和背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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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部的结尾，阿尔卡季终于在经受种种痛苦之后，性格发生了一些改变。他性格的改变，是由于他终于和书中三位正面角色之一发生了接触（另两位是阿尔卡季的母亲和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后者牺牲自我、保护家庭。她只用自己的积蓄支撑了韦尔西洛夫和他那不合法的家庭的开销）。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多尔戈鲁基，这是迄今为止出现的最重要角色，他是阿尔卡季“在法律意义上”的父亲，同时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出现的唯一一位重要的农民角色（除去《死屋手记》中那名农民罪犯以外）。这位农民角色在书中出现，其原因当然可以说是民粹主义思迫切想要在农民身上汲取文学资本；但同时毫无疑问，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下这名农民角色，也是因为他想与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一书中的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一争高下。
在阿尔卡季眼中，韦尔西洛夫实际上是一个从未对自己的信条真正投注信念的人，而马卡尔身上却有一种阿尔卡季从未见过的镇静与坚定。这位宗教上的“流浪者”被描述为一个富有尊严、内心纯洁的人，无论对韦尔西洛夫或是他那不忠诚的妻子都没有恶意，反而对她的生活状况满怀关心，并且想办法保证他死后索菲亚有钱可花。与此强烈对比的是那些满怀心机的受教育阶层角色们，他们被自我主义的野心所支配。此外，在这位老人的话语中，他是带着一种镇定而喜悦的精神平静、带着对基督的毫不动摇的信仰来等待死亡，这使阿尔卡季得到了他终生苦苦追寻的精神鼓舞。
一开始，在陀思妥耶夫的眼中，这部小说被“解体感”所主宰，“在各个地方都有所表现，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在解体之中，不仅仅是俄罗斯的家庭之中，甚至在人与人之间也不存在什么维系之物，连孩子们都彼此疏离”（16：16）。书中很多地方都表现出了这种“解体感”，而他甚至曾经考虑将这本书起名为《混乱》；但后来，随着马卡尔和他的法定妻子索菲亚的加入，这对谦卑、饱受蹂躏却又如圣人般坚定的夫妇，给了他在混乱当中得以稳定精神的中心。这样一个中心，对这部作品的主题来说不可或缺：一名性格反叛而快速成熟的青年，年少时任性而为、青年时身处“不幸的家庭”，却想要学着自我接受、获得某种社会责任感。
阿尔卡季在马卡尔身上找到了坚定的信仰，坚信是上帝创造了终极的善，并深深地敬畏着人类的存在、敬畏着超越生死的生命秘密：“小鸟儿会唱歌，无数星星一到夜间就会在天空闪烁——这全是秘密，同样是天机。而最大的秘密就是，人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里是什么样子。”（13：287）马卡尔对生命之美的喜乐享受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是平凡的，这源于一种对死亡的清晰认知。但是对于马卡尔而言，死亡并不像《白痴》中那不信神的角色伊波利特·特伦切夫所描绘的一样，是一段绝望而刺人的痛苦，死亡应该是将贡献给上帝的生命自然地走完的过程，抗拒生命的终结是“有罪”的，生命和世间万物都联系在一起。“忘了（我）就忘了吧，亲爱的人们，”马卡尔说，“可我即使躺在坟墓里还依旧爱你们。”在确认了这一点之后，深受感动的阿尔卡季对他说：“他们没有好人品……我绝不追随他们，我不知道我该去哪儿，我要跟您走。”
（13：290—291）虽然阿尔卡季决定“跟随”马卡尔、或许将成为“一名流浪者”的决心并不能被完全认真对待，但是马卡尔在他心中留下的印象将永不磨灭。
阿尔卡季得到的道德启示，就是他需要放弃自我，追寻更高的理想，而这更高的理想只能来自宗教信仰的“思想观念”。令人钦佩的是，马卡尔就是用这种理想让自己充实起来。而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则草稿里，他再次展示了这种理想的出处。这种理想出自涅克拉索夫那句众所周知的诗《Vlas》：“暗色的轮廓，又高又直。”（16：175）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这样在涅克拉索夫自己的杂志中，聪明地引入了基于涅克拉索夫自己著名艺术创作之上造出的角色——这个角色一方面迎合了激进派民粹主义分子对农民的尊敬，另一方面又鲜明地强调出令他们如此钦佩的农民美德的宗教源头何在。
阿尔卡季与马卡尔的对话贯穿了整个第三部分的前五章，并且其中还对韦尔西洛夫在第二部分开始时进行的演讲进行了评述。这在马卡尔讲述的彼得·瓦列里扬内齐的故事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这位受过教育的贵族和僧侣一起住在沙漠之中，但这无法削弱他的“理解”。这些故事的目的是为了显示韦尔西洛夫的内心挣扎，同时更使为了点出俄罗斯的受教育阶层心中存在的道德挣扎。
在马卡尔庄重而不失尊严的死亡片段之后，出现了阴谋的一幕，阿尔卡季受到了迄今为止最为强烈的诱惑。他在学校里多年的伙伴兰伯特终于以恶魔墨菲斯托的身份登场了。在草稿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个角色丝毫不吝惜辞藻：“兰伯特——血肉，物质，恐怖，等等”（16：28）。他是抛弃了灵魂、沉沦于肉欲的无耻典型，他的到来打动了阿尔卡季淫荡的渴望，使阿尔卡季开始计划用那封信勒索卡捷琳娜，让她乖乖就范。阿尔卡季在“好人品”和无耻肉欲之间的挣扎，让他感觉自己被放在那构成“俄罗斯命运”的相反两面之物的全面冲突之下。他以叙事者的身份写道：“这种对‘好人品’的渴望极其强烈……对我来说这是个秘密。而且始终是秘密，我曾千百次地对人的这种本领（看来俄国人在这方面的本领更大）感到纳闷：居然在自己的灵魂里能同时容纳最崇高的理想和最卑鄙的欲念，而且这两者都完全是真诚的。”（13：307）阿尔卡季陷在他那种对卡捷琳娜既视为女神，又视为诱惑之源的爱恨交加的状态之中不可自拔，这种状态跟他的父亲颇为相似。他对自己这种状态的认知，让他得以理解、掌控那全书高潮时一系列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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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的数页中包含着韦尔西洛夫冗长的忏悔演说，而那正是小说中最高潮的部分。马卡尔的死让韦尔西洛夫的性格暂时发生变化，他突如其来地吐露出了真实的自我，最终向阿尔卡季吐露了给自己带来启迪的那个“思想”。为了描述这个其实是“观点”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他的素材库之中找出了黄金时代之谜的典故，这个素材原先是准备在未发表的章节中用在斯塔夫罗金的忏悔上的。然而在韦尔西洛夫的版本之中，他的忏悔并不从道德—心理层面，而是从历史——哲学层面上出发；它勾画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身对欧洲文化未来的观念，以及这种观念和俄罗斯之间的联系。同时，在《少年》的意识形态结构中，韦尔西洛夫的幻想和马卡尔的幻想是并行的，并且前者原本就是对后者的增补，这揭示了俄罗斯精神本质上是统一的。韦尔西洛夫在欧洲历史的层面上所表达的东西，也正是马卡尔在俄罗斯宗教性的层面上所表述的东西。
韦尔西洛夫的梦想中出现了“希腊群岛的一角……蔚蓝色的温柔海浪，岛屿和岩崖……这儿曾经是人类的世间乐园”。“诸神从天而降，跟人类亲如一家”，这种视野中无瑕的美在他的心中填入“对全人类的爱”；这就是“欧洲文明诞生之初”——这种“对全人类的爱”正是这个文化之中最为美妙的部分，它让韦尔西洛夫的眼中留下了拥抱万物的温柔泪滴。“这儿曾经生活过十分完美的人！他们起床和入睡时心里只有幸福感，没有负罪感……他们把过剩的无穷精力都用于爱情和天真无邪的乐事上。”但是当沉睡结束之时，他又跳回了历史的轮回之中：“我梦中所见的欧洲文明诞生之初的落日，在我大梦醒来回到现实之际，对我而言，顿时变作了欧洲文明衰落之时的落日！特别在那时，在欧洲的上空，似乎已响起了丧钟。”（13：375）
这丧钟之所以敲响，是因为最近发生了普法战争、短暂建立的巴黎公社、杜伊勒里宫烧毁、之后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以控制城市为目标的争斗。在这场牵涉到一切的混乱之中，只有他作为“一个欧洲的俄罗斯人”无法将自己调和于最终的崩溃之中。然而，在甚至连自由派俄罗斯观点都对杜伊勒里宫的毁灭深恶痛绝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段当时引人注目的话中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片面的解释，说杜伊勒里宫之所以会烧毁，是在欧洲社会那极端醒目的社会不公下所产生的合理结果。韦尔西洛夫如此宣称：“唯独我，处在所有的保守者复仇党中间，能够对复仇者说，焚毁杜伊勒里宫虽说是犯罪，但毕竟合乎逻辑。”（13：375—376）
韦尔西洛夫在一次与马卡尔之间进行的引人入胜却而不太合理的对比中说，马卡尔是一位在俄罗斯当宗教朝圣者的流浪者，而他自己则是一名身处欧洲的“孤独的流浪者”。韦尔西洛夫也像马卡尔一样，传播基督之爱统治的实现与神之国度的到来。他宣称：“我国［俄罗斯］经历了许多世纪，才造就了一批高级的文化人，这类人任何地方都没见过，在全世界绝无仅有——这类人心怀天下，关怀所有的人。”（13：376—377）这名俄罗斯贵族以“未来的人”为原型，而他的角色也恰好是为了超越国家之间破坏性的差别而存在。这位欧洲的俄罗斯人就这样在历史的层面上实现了基督的爱之律令；他的存在法则就是完全利己、拒绝他人。在此，俄罗斯的农民——朝圣者马卡尔和身处欧洲的俄罗斯人韦尔西洛夫各自被自己的基督信仰所启发，而他们的视野共同指向了新的基督式黄金时代。
但是韦尔西洛夫与马卡尔之间一直存在着方向上的偏差，韦尔西洛夫一直惊人地向往着没有对基督的信仰的无神世界——也就是欧洲那无可救药的自毁进程中最后的结果：“只要伟大的永生思想一旦消亡，就会不得不以别样的思想来代替它，于是大家就会把早先大量倾注于不朽的那种爱，转而投向了大自然，投向现世，投向人们和一草一木……孤独无依的人们将会立刻开始更紧密、更相爱地互相依靠”（13：378—379）。他就这样描绘出了那预想中的被玷污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中没有灵魂不朽，只有一种令人刺痛的痛苦与忧愁。这种被安置在没有神的世界之上的“忧愁”——甚至是一个自我感觉已经实现了基督那关于彼此有爱的理想的世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最为崇高的社会主义俗世理想所给出的艺术式的回答。
韦尔西洛夫最后终止了他的演说，他承认“这一切都是幻想，甚至是最不可思议的幻想”，然而“我这辈子缺了它就没法活下去”。他将自己定义为一名“自然神论者，哲学上的自然神论者”而非一名无神主义者，这大概意味着他认为宗教情感是抽象的，而不是切身地将人类与神圣世界联系在一起。韦尔西洛夫无法彻底压制自己对一种与马卡尔的信仰更为相似的信仰需求，他吐露说：“我缺了基督不行，而且我无法不想象他将出现在孤独的人群中间，他走到人们跟前，向人们伸出双手……人人顿时都心眼明亮，响起了伟大的欢乐圣歌，赞美新的、最后一次的复活。”（13：379）
这一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为经典的段落之一。它展示了那费尔巴哈式的黄金时代中辉煌而感人的世界，世俗世界的人们并非冷落了对超自然世界的爱，而是将这份爱用在了人类自己身上。这一段和拉斯科尼科夫在《罪与罚》中梦到瘟疫的那一段在尖锐程度上并驾齐驱，除此之外你很难再找到哪个片段来与它相比。而小说在此之后的段落甚至相比之下显得有些尴尬，因为韦尔西洛夫后来的阴谋算计本要显示他性格中的摇摆不定，但是性格反差过于巨大。
刨去阴谋的种种细节不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马卡尔的死亡为韦尔西洛夫在道德上带来的治愈作用很快就失效了，所有最为尖刻的“俄罗斯命运”的症状立刻出现在韦尔西洛夫身上。他就此分裂成了两个人格：一个对他自己古怪而出格的行为后悔不迭，另一个却在“第二自我”那无法控制的影响下继续做着最为不雅的举动。“您要知道，我觉得我整个儿人仿佛正在分裂为两个。”韦尔西洛夫这么说，“真的，我在精神上正在分裂为两个人，我对此害怕极了。”就在说完这些话之后，他就在“第二自我”那无法抗拒的破坏性力量的驱使下，砸碎了马卡尔的遗物的那个象征未来的圣像；虽然他紧接着喊道：“你别以为这有什么寓意，索尼娅。”但稍后他还是承认了这样做的意义：“不过，即使你认为这有寓意也没关系，这是在所难免的！”（13：408—409）无论这名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的在欧洲的俄罗斯“流浪者”精神被提升到哪个层次，他最终还是无法肩负起那沉重的十字架——与俄罗斯人民重聚的“寓意”。从剧情中更为直观的层次来讲，韦尔西洛夫最终也没有迎娶阿尔卡季的母亲，尽管在法律上他完全有这样的自由。
在这一片段的尾声中，阿尔卡季对韦尔西洛夫的疯狂行为产生了猜疑，但我们对此无须期待，这名不成熟的年轻人完全无法就他的父亲心理上的扭曲进行深刻的分析。阿尔卡季无法得出任何确凿的结论，也无法变得成熟。作为他的叙事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此冒着巨大的风险将韦尔西洛夫变成了一个过于明显的病态范例，这样一来平时那些攻击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心理健全抱持着不健康执着的人就更加有话可谈了。一般而言，心理混乱一直被当作由深刻的道德灵魂危机产生的，而这种想用纯粹的心理术语来“解释”心理混乱的行为被嗤之以鼻。
韦尔西洛夫从原先的左右逢源变得无助而几近疯癫，完全依靠索菲亚和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过活。阿尔卡季对此评论道，“他的头脑和道德标准都没有任何变化，可他对理想的渴求更加强烈了。”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让自己《群魔》中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死前床头的一幕重演，他让韦尔西洛夫显得老迈而反复无常。他先是说自己想去观察东正教堂的大斋期并参与斋戒，又在两天之后因为“突然由于什么事情生气了，照他谈笑时的说法，是由于一种‘滑稽的反差’”而放弃了继续斋戒的念头。“‘我的朋友们，我是很爱上帝的。’他说道，‘但我干不了这一套’”；这位“哲学上的自然神论者”并没有与东正教的仪式成功结合（13：446—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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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年》的草稿当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暗暗引用了许多欧洲和俄罗斯的作家，特别是普希金和狄更斯，但其中他最为频繁地提到的还属托尔斯泰。他通过对这些一流作家的对照，完成了其他作家们无法完成的艺术目标。如同在他三年前写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只是创造了“富农阶层”的文学，这些作品把所有该写的东西都写了（列夫·托尔斯泰在这方面格外优秀）……但是并没有一个可以替换掉富农阶层的新词。在大众对《安娜·卡列尼娜》的称赞声中，他那希望能够摘得文学桂冠的希望变得更加膨胀了。
就算他本来无心与托尔斯泰进行一场更为公开的对决，他在自己发表的作品前几章之后，也一定在被公众大肆攻击时萌生了这样的想法。某位文学评论家批评他过分使用“自然主义”——如此极端的自然主义是触犯艺术规则的，感觉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意引发读者对那些他所描绘之事的参与感，无论那些事多么令人畏惧、具有威胁，读者都必须参与其中。在之前刊载过他作品的杂志《俄国导报》上出现了两篇攻击性的文章，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过于“没有道德观”，将读者“绑在地下世界发臭的背景之中……这让读者的感觉变得迟钝，并且适应了他所描写的发臭的地下世界”。
在他1875年3月22日的笔记中，他吐露说自己最早的冲动就是要在这本书日后结集出版的序言当中对这些讽刺给出答复。他在这份序言的草稿中，写到了自己对自身艺术使命所下的最具启发性的自我定义。他的目标便是描述这种“缺乏基础”的社会会对人们的道德精神造成什么结果，并且事实上“这里并没有什么生活的规则，因为确实没有什么生活可言”。这个社会经历了“一次巨大的震颤——所有的东西都停滞不前，下坠不止，并且像是从未存在过一般被推翻。并且如同在西方那样，这并不仅仅发生在外部，社会同时从内部和道德上（被动摇了）。”此时“我们最有天赋的作家们［他提到了托尔斯泰和冈察洛夫］都在描述中上层社会的生活”，并相信这就是“大多数人的生活”。这其实是一种幻觉，他们所表现的生活只是“特例，而我写的则是一般情况之下的生活”（16：329）。
陀思妥耶夫斯基谈到了“市民的感情”，他曾有一段时间“带着对自己童年梦想的救赎之念”（其中包括他对贤者谢尔盖和圣吉洪的尊敬），受此引导，想要加入泛斯拉夫主义。但是他创作了地底人这样的角色，并正在为其遭受羞辱。他桀骜地宣称说：“我非常自豪，这是我第一次将俄罗斯大多数人的真正形象揭露出来……并看到它畸形而悲惨的一面。悲剧就在于人们意识到了自己的畸形生活。”他列举了其他作家所创作的角色们（包括《战争与和平》的包尔康斯基公爵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并认为他们只会有“琐屑的自爱”，他们可以根据固定的社会准则来随意调整那不变的道德社会秩序。而只有他自己才曾挖掘出“底层人士的悲剧，其中包括苦难、自我放逐，意识到更好的生活却求而不得……那些确实希望提升自身生活的人们靠什么来支撑自己呢？奖励？信仰？你得不到任何奖励，而且在那些人中谁又能保有信仰？你从这个位置前行了一步，然后你就踏进了道德的极度腐化和犯罪（谋杀）之中。这真是一个谜”（16：329）。
对他而言，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是信仰的丧失；他相信通过他的行为，可以通过艺术的方式写出失去道德信仰的社会之后果，他将比那些富农阶级作家们更加深刻地描摹出俄罗斯人民的内心。那些作者不过是接受了这个建立已久的社会固有的价值观和其对于良好行为的定义。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冲击并没有产生畏惧，而是对自身的道德艺术视野产生了自豪感：“底层，底层，底层的诗人，我们的花边故事作家们一直以来重复着这一句，仿佛这是对我的贬低一样。愚蠢的人们，这是属于我的荣誉，因为那就是真理所在之处”（16：329）。
最终在故事的尾声，陀思妥耶夫斯基借由阿尔卡季高中时代的收养人尼古拉·谢苗诺维奇之口吐露了对自己的辩解。他还用这位角色引导读者、让读者能够读到他小说中更为博大的社会文化意义。这名书中的角色是也是在间接影射托尔斯泰，当他确认一名小说家的目的是要留下一个高雅的印象时，他说他“只能写历史小说之类的作品，因为美的典型在我们当代已经不复存在……甚至可以把读者迷得神魂颠倒，以至于把历史的画面当作现在还可能重现的情景”。这一段无疑讽刺了《战争与和平》，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那个世界的美丽不过是一场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幻景而已。谢苗诺维奇带着对《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角色列文的含蓄影射，补充说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画面描写了中上等文明阶层的俄国家族，接连写了三代，写出了他们与俄国历史的联系——可是写到这些主人公的孙子时，也即写到这些祖先的后裔时，因为是当代人物，就不能不写成一个有点儿厌世、孤僻且无疑是忧郁的形象”。换句话说，列文试着要背负起传统，却郁闷地发现那不过是“一场幻景”（13：454）。
如果对这样一个贵族家庭的后代而言尚且如此，阿尔卡季·多尔戈鲁基这样的人岂不是更为不堪？他是一个农妇和身为贵族后代的男人所生的私生子！“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您就是偶合家庭的成员，您跟我们前不久出现的贵族的典型不同，他们的童年和少年跟您有天壤之别（也就是在托尔斯泰的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中所描绘的主人公）。”韦尔西洛夫身上也表现出一系列矛盾的特质。“他既是这远古世系的一名贵族，又是巴黎公社的社员；他是真正沉湎于幻想的人，他热爱俄国，可又全然否定俄国；他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可又几乎甘愿为某种尚不明确的东西而献身，他连这种东西的名称也叫不出，但是却狂热地信奉它，就像俄国历史上彼得堡时期那许多传播欧洲文明的俄国人一样”。在这种被矛盾所折磨的情况下，韦尔西洛夫能给孩子们留下些什么传统和道德—文化的遗产呢？谢苗诺维奇坦承说，“坦率地说，我可不愿当一个描写来自偶合家庭的主人公的小说家……可能会出现重大的失误，可能夸大其词或疏忽……可是，对于一个不愿只采取历史体裁写作、苦苦要写出眼前事的作家来说，他又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去推测和……出错了”（13：455）。
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相信自己“出错了”，他在这里确实含蓄地对所有批评者进行了回应——在这些批评者当中还有一些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他们用托尔斯泰所写更令人安心的世界为尺度，来对他笔下的世界进行评价。然而，就算以他自己的标准而言，《少年》也绝不算是一部比他的前三部作品更为优秀的小说。事实上，如果说《少年》的缺陷证明了什么，那么它证明的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发挥他的天赋的前提，是他允许自己那末日审判论的想象力自由地奔驰。他已经发自内心地学习了这艺术方面的一课，并且在三年之后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他也确实表现出了这一点。
此处译文来自《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3卷，第730页，陆肇明译，必要处根据俄语版做出了修正。——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3卷，第117页，陆肇明译，必要处根据俄语版做出了修正。——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3卷），陆肇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73页。必要处根据俄语版全集（出处为正文括号内页码）做出修正。——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3卷），陆肇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72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3卷），陆肇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76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3卷），陆肇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78—282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3卷），陆肇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66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3卷），陆肇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72页。——译注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草稿本中将这个农民的世界展现得比他任何写过世界都要宽广。在一则草稿中，他表现出对旧信徒的神学观十分熟悉。其他的笔记中包括很多有关“浑身发臭的黎萨维塔”的故事，她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当中会得到更为详尽的描写。她并不只是一名不会说话的痴呆人，而且还被自己的信仰之火所点燃。“浑身发臭的黎萨维塔。‘不要把我这浑身发臭的人送到那明亮的天堂中去，而是要把我送到无尽的黑暗中取。即使在那里，在烈火和痛苦中，我仍然会向您（神）发出声音：神圣的，您是神圣的，然后我将别无所爱。”
此处译文来自《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3卷），陆肇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500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3卷），陆肇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14—615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3卷），陆肇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15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3卷），陆肇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16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3卷），陆肇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20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3卷），陆肇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21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3卷），陆肇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68—669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3卷），陆肇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729页。——译注
PSS，29/Bk. 1：216 n.21；December 2/14，1870.
引自PSS，17：347。
引自PSS，第740—741页。——译注
引自PSS，第741—743页。——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