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应昌、李如松私自许婚
就在谢用梓、徐一贯渡海去日本名护屋的时候，滞留在釜山的沈惟敬与小西行长做出约定，由沈惟敬带领小西行长的家臣内藤如安（明代、朝鲜文献称之为“小西飞”）直赴北京，面见兵部尚书石星，商讨议和之事，之后再派遣明朝大官来朝鲜。小西行长与沈惟敬商定好以后，将此事上报给了丰臣秀吉，得到了丰臣秀吉的允许。（《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经过与明方的多次接触，小西行长已经了解到明朝在程序上要先实施册封，才能允许通贡，所以他要内藤如安出使明朝谈判的是封、贡两项条件，不再只是通贡。为此，他制定了一份乞封名单，让内藤如安带去大明，希望在名单上的日本人能够得到大明册封，被授予相应的官爵。名单上的人分别是：
此外，小西行长还让内藤如安带去了一个特殊要求，那就是希望大明能够册封小西行长“加世西海道，永与天朝治海藩篱，与朝鲜世世修好”。根据日本学者鸟津亮二的研究，这一个要求体现了小西行长的野心，他的目的在于通过明朝的册封，获得西海道（九州岛）以及东亚海域的统治权。
六月二十日，沈惟敬带着内藤如安从釜山动身，前往明军大部队在朝鲜的驻地王京。值得注意的是，小西行长没有要求内藤如安带着丰臣秀吉的七个议和条件去和明朝谈判，而是先按照他的想法和明朝进行和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丰臣秀吉制定的《大明日本和平条件》，在六月二十九日才由增田长盛等人从日本名护屋发船带回朝鲜，由于时间差，小西行长此时还没有收到。
七月二日，沈惟敬领着内藤如安，带着几箱子金银钱物，抵达王京。同时带来的，还有一封日本人的奏本。这封奏本起草者不明，应该是小西行长让他麾下懂汉文的禅僧起草的。原本宋应昌令沈惟敬讨来关白降书，方可允许封贡，但是沈惟敬带来的却是日方措辞强硬的乞贡文书。该文书把日本和明朝摆在对等的位置上，俨然是逼迫明朝就犯，上面这样写着：
盖闻治世，五帝禅宗，岂中华而有主焉？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则诸邦有分守。尧舜有德，四海来宾。汤武施仁，八方拱手。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经略之倭、偏僻之国，城池未满六尺，封疆未足千里，常怀知足之心。故知足者，常知足者也。陛下作中华之主、万乘之君，至尊也，常怀不足之心，而行灭施之意，率起尽之兵，来侵臣境，是以水来压降之至将迎。自古军无常胜，将无常败。臣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上既不慈，下以不孝，如贺蓝山前，略而不甚者，有何慎武？不如罢刀兵，而讲和为上，霸战为下计。年年来进，岁岁来朝，惜人民之艰辛，免生灵之涂炭。今差首将哈哩吗，斋本赴奏，谨表奏闻。（《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此外，内藤如安传达小西行长的要求，开出了几个苛刻的议和条件给宋应昌：
一、允许日本每年与明朝通贡三次。
二、割让朝鲜的全罗道给日本。
三、赔偿日本二万两银子。
四、实现以上条件后，方可释放朝鲜王子与陪臣。
从这些要求可以看出，即便小西行长因为平壤战败，退据沿海，但仍坚持实现部分割地要求，哪怕只有朝鲜一道。宋应昌得知小西行长的这些要求以后大吃一惊，表示：“全罗乃朝鲜祖宗地方，银二万两又何给之？若不先还王子，则亦不可许贡也。”（《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由于宋应昌坚持，不愿在割让全罗道、赔偿二万两银子上让步，只同意封贡，小西行长的这些无理要求也就不了了之了。
七月十五日，由宋应昌派出的伪敕使谢用梓、徐一贯，在增田长盛的陪伴之下，乘船渡过对马海峡，回到釜山浦。同时被他们带回的，还有丰臣秀吉提出的《大明日本和平条件》，石田三成、大谷吉继、小西行长三人因此了解到丰臣秀吉的谈判条件。
七月二十二日，日军遵照《大明日本和平条件》中的第六条，释放了俘虏的两位朝鲜王子（临海君、顺和君）与一干朝鲜大臣，在为他们践行以后，由谢用梓、徐一贯带着他们，从釜山浦启程，回到王京。（《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明代史料和后来的史学专著，对谢用梓、徐一贯回到朝鲜以后，是否将丰臣秀吉提出的七个条件向宋应昌报告，都语焉不详，没有进行细致的说明。而这一点，却是影响到以后明朝与日本进行谈判的重要环节，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根据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谢、徐两人为了促成议和，伪造盖有皇印的公文，答应了日方提出的七个议和条件中的四个——纳质、通商、割地、联姻，并将伪造的公文交给了日方。
再看《经略复国要编》收录的宋应昌上奏朝廷的奏疏：“先遣二使徐一贯、谢用梓，自日本回至釜山，云已面见关白。关白极其恭谨礼待，愿顺天朝。”按照这一说法，宋应昌似乎并不知道丰臣秀吉提出的那些苛刻的议和条件，他从徐一贯、谢用梓那里得到的消息是丰臣秀吉很恭敬，愿归顺明朝。再综合《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看，似乎是徐、谢二人为了完成任务，伪造盖有皇印的公文答应了日方的条件，又对宋应昌上报关白恭顺，将宋应昌蒙在鼓里。
然而，在日本史料中，丝毫没有谢用梓、徐一贯私自答应日方条件的记载。如果有的话，日方之后自然会以此为依据，强迫明朝履行承诺，而不会与明朝反复交涉。事实上，在名护屋会谈期间，谢用梓、徐一贯一再向日方表示，由于日方所提条件过于苛刻，他们需要先回到大明，向宋经略、大明天子禀报，不敢擅自做主，丰臣秀吉对此表示同意。而且，他们二人不过是被宋应昌临时任命的伪官，没有权力在如此重大的事情上做出决断。由此判断，《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这一记载，可信度不高。
根据日本学者北岛万次在《加藤清正：朝鲜侵略的实像》一书中的指摘，谢用梓、徐一贯回到朝鲜以后，将丰臣秀吉提出的七个议和条件报告给了他们的上司宋应昌，而沈惟敬等特定人物也通过他们知道了这七个议和条件。但由于谢、徐二人只是宋应昌派出的伪敕使，而不是真正的使者，所以他们没有直接将情报报告给明朝朝廷。从北岛万次的指摘来看，谢、徐必然是报告给了宋应昌的。日本学者三木晴男的《小西行长与沈惟敬》一书，也持相同观点。
显然，经过谢用梓、徐一贯的报告，宋应昌已经知道丰臣秀吉提出的议和条件数目繁多且非常苛刻，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小西行长等人此前反复恳请的通贡。至于宋应昌的反应，则非常耐人寻味。朝鲜史料《乱中杂录》记载：
宋应昌、李如松，因沈惟敬与倭讲约许婚，欲以常家女代送。且奏天朝曰：“倭奴已尽渡海，只有一二阵留在釜山，以待封王准贡之命。经乱之邦，士马难久留，请撤还辽阳，以待缓急。”
根据这一记载，宋应昌、李如松二人，在得知丰臣秀吉的七个要求后，第一反应不是强烈地拒不妥协，反而是竭力向明廷隐瞒事实，甚至想通过沈惟敬与日本人讲定婚约，准备找一个民间女子冒充大明公主，送到日本去，以便尽快议和。另一方面，宋应昌、李如松又向明廷进行伪报，声称日军已经尽数渡海撤回日本，只有一两支军队还留在釜山，等待明朝的封王准贡之命。在此基础上，宋、李又请求明廷，要求从朝鲜撤兵，回到辽东。
对于《乱中杂录》的这条记载，笔者认为真实性还是比较高的。因为宋应昌、李如松在知道了丰臣秀吉提出的七个议和条件后，立即着手处理许婚这一要求，而这一要求正是日方与谢用梓、徐一贯在名护屋会谈时透露的底线。此前宋应昌敢让谢用梓、徐一贯这两个小官冒充敕使渡海去日本议和，这次就想故伎重施，挑选一个民间女子冒充大明公主送到日本去，也没什么好奇怪的。[8]从宋应昌、李如松二人的反应来看，他们非常急于与日本议和，早早结束战争，以致变得毫无底线，在暗地里耍弄这种手段，欺瞒朝廷。
事实上，早在谢用梓、徐一贯回到王京之前的七月二十八日，宋应昌就已写信给兵部尚书石星，伪称日军已经全部渡海回国了：
李提督因倭住釜山，未有归着，而将倭、沈惟敬且来，深加切责。小西飞（内藤如安）俯首伏罪，提督因命小西飞差小倭一名、沈惟敬差家人一名、提督亦差家人一名，于七月初九日前往釜山，晓谕诸倭归岛。今去人已还，亲见诸倭俱已上船，王子、陪臣，送还在路。既各上船，渡海有日，此社稷之福，台下洪猷所致也。先此驰报，少舒尊怀，俟有出关的期，再当奏闻。此系提督差人所报，谅不虚也，余不敢赘。（《经略复国要编》）
从这封信来看，是李如松派往釜山敦促日军退兵的使者，先把日军已全部撤回日本的消息伪报给李如松，李如松报告给宋应昌，宋应昌再报告给石星的。换言之，是由于前线使者的误报，才让经略、提督做出了误判，认为日军全部撤回国内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李如松的使者根本不可能在这么大的事情上进行欺瞒。宋应昌、李如松两人在这件事情上，必然是串通好的。信中，宋应昌特别强调他是从李如松那里听来的消息，他之所以强调这点，恐怕是担心实情败露以后，直接问责自己，所以把第一责任推到了李如松身上。
在写给朝廷的奏疏中，宋应昌同样上报说，日军已经全部渡海回国，只有小西行长带领少量倭众在海中西生浦，等待前往大明乞求封贡的使者内藤如安的回音。奏文摘录如下：
大众倭奴，俱乘船浮海，离釜山远去。惟行长量带倭众，亦远在海中西生浦暂住，以待小西飞回音。属国尽复……（《经略复国要编》）
为了使日军撤兵显得顺理成章，宋应昌、李如松还伪报说明军在碧蹄馆打了大胜仗，日军因此非常畏惧明军，向明朝乞和。宋应昌依据这一“事实”，代日军向明廷力求封贡，希望以此结束战争，早日回朝叙功。
明廷收到宋应昌、李如松二人传来的伪报以后，很快向他们发来了从朝鲜撤兵的指令。八月十日，李如松领兵离开王京，准备回到辽东。宋应昌也准备在十四日从定州启程，回到辽东。
然而，宋、李二人报告的消息毕竟不是真的，日军尚且屯聚在庆尚道沿海地区不退，朝鲜人为此非常紧张，朝鲜礼曹参议吴亿龄、司掌府掌令李尚毅急忙发咨文挽留宋应昌。他们情绪激动，责备宋应昌“如此而举众引还，盖无是理”，请求他能够“指挥南下，进薄海澨”，使用武力手段将日军驱逐出朝鲜。但是他们的咨文不但没能挽留宋应昌，反而彻底激怒了他。
八月十八日，李如松与副总兵杨元招来朝鲜经略接伴使尹根寿，将宋应昌对两份咨文的批示拿给他看，直言宋应昌非常生气。因为礼曹参议吴亿龄在咨文中提到日军仍然遍布朝鲜沿海八城，戳破了宋应昌、李如松诡称的日军已全部撤退回国的谎言，杨元就此诘问尹根寿：“倭贼在釜山者及他处贼，并皆还去。其未去者，自釜山尽归西平浦（西生浦），此云遍满八城者，何耶？”
尹根寿理直气壮地辩解道：“西平亦我国连陆之地，与釜山何异？”
李如松对尹根寿说：“西平即上船之所，求贡而将尽过海去矣。且老爷虽欲留兵你国，每告无粮。安有无粮，而赴战者乎？尔退而思之。”（以上对话出自《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虽然李如松强行狡辩，但是他提到明军缺乏粮食，而朝鲜人难以提供，导致明军无法进取这一情况也属事实。因此尹根寿听了，哑口无言，只好告退。
九月十三日，宋应昌、李如松如愿以偿地从朝鲜退兵，渡过鸭绿江，回到了辽东。小西行长派往大明的使者内藤如安，也被带回了辽东。宋应昌、李如松只留下16100人继续驻守在全罗道、庆尚道，其中刘领川兵5000人，吴惟忠领南兵2000人，骆尚志领南兵600人，戚金领蓟兵3000人，谷燧领兵1100人，宋大斌领兵1100人，张应种领兵1100人，邓永和领兵1000人，陆承恩领兵700人，刘崇正领兵500人。（《经略复国要编》）
另一方面，朝鲜国王李昖在宋、李二人撤兵以后，也于十月一日从碧蹄馆出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朝鲜都城王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