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生、杨登山、颇贵、牛伯英四将从稷山撤出以后，先是来到稷山北部的振威，之后又一路北遁，于黄昏时分赶到振威北部的水原，这里是明军最前线的阵地。坐镇王京的提督麻贵见势不好，为了防止日军渡过天险汉江直取王京，立即出动明军各营，扼守汉江。生死存亡关头，朝鲜朝廷调动平安、黄海、京畿、咸镜四道的1万兵力，听凭经理杨镐、提督麻贵调遣，协同明军共同防守汉江诸滩。
同时，麻贵担心日军一路北上，很快就从稷山打到水原，又下令大同游击摆赛抄领2500精兵迎击日军于通往水原的大路。（《宣祖昭敬大王实录》）据《象村稿》记载，摆赛“与颇贵、解生、杨登山俱是鞑将，而赛最勇”，是宣大骑兵中的一名骁勇战士。在得到摆赛的支援以后，前线明军的兵力达到了4000人左右。但在那之后，日军有没有打到水原附近，明军有没有和日军再次交战，在史料上成了一个谜。
因为，无论是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还是明朝官方史料《明神宗实录》，都只提到明军与日军在九月七日爆发的稷山之战，之后就没有在附近地区交战的记录。但在后来成书的朝鲜史料中，出现了明军与日军在稷山北部的金乌坪（素沙坪）交战的记载，并且往往和稷山之战相混淆。
在目前已知的史料中，朝鲜人赵庆男的《乱中杂录》（1618年成书），最早出现了明军在稷山北部的金乌坪大战日军的记录：
（九月五日）天兵左协出柳浦，右协发灵通，大军直从坦途。锣响三成，喊声四合。连放大炮，万旗齐飐。铁马云腾，枪剑奋飞。驰突乱斫，贼尸遍野。一日六合，贼势披靡……翌日（九月六日）平明，贼兵齐放连炮，张鹤翼以进。白刃交挥，杀气连天。奇形异状，惊惑人眼。天兵应炮突起，铁鞭之下，贼不措手。合战未几，贼兵败遁，向木川、清州而走。
与朝鲜、明朝的官方记录不同，《乱中杂录》并没有记载发生在九月七日的稷山之战，只记录了金乌坪之战，而且还称金乌坪之战前后打了两次，时间分别是九月五日和六日。在两天的战斗中，明军皆以骑兵打败日军，最后迫使其南遁木川、清州。但显然，这一说法得不到明朝、朝鲜官方实录的支持。因为在两国的官方实录中，只有发生在九月七日的稷山之战，没有发生在九月五日、六日的金乌坪之战。
之后成书的《象村稿》（1621年成书）与《乱中杂录》一样，也称明军与日军在稷山附近发生了两次战斗，但是时间、地点稍有不同。根据《象村稿》的记载，第一次战斗发生在九月七日，交战地点在天安、稷山之间的地区（可以明确就是明朝、朝鲜官方实录都记载的九月七日的稷山之战）；第二次战斗发生在九月八日，交战地点在稷山、振威之间的地区（地点大致就是稷山北部的金乌坪，但是没有明确提到地名）。关于九月八日的战斗，《象村稿》记载道：
经理（杨镐）发各营兵，出阵于江上，又遣摆赛将二千骑为继援。赛疾驰，遇贼于振威、稷山之界，与四将合势击破之，斩六十四级。射贼将，中之，贼皆卷退。
也就是说，明军与日军在九月七日的稷山之战结束后，又于九月八日在稷山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在第二次战斗中，解生、颇贵、牛伯英、杨登山四将得到了摆赛率领的2000骑兵的支援，从而打败日军，斩首64级。从内容上分析，《象村稿》可能参考了《乱中杂录》前后发生两战的记载，但是修正了交战时间、地点与其他方面的细节。
成书更晚的《宣庙中兴志》（1649年成书），对《乱中杂录》《象村稿》的记录明显做了融合处理，此书同样记录明军与日军在稷山附近发生两次战斗。第一次战斗发生在九月七日，交战地点在稷山、天安之间的地区，也就是稷山之战。第二次战斗，发生在九月八日，交战地点是在稷山北部的素沙坪。此书说解生四将得到摆赛的支援后，在素沙坪完败日军，迫使其举军而逃：
又遣游击将军摆赛将二千骑为后援。赛驰至振威，与四将合兵进，与清正大战于素沙坪。部下劲骑皆出入如飞，清正遂举军而遁，斩其骁将叶一枝。
《宣庙中兴志》不仅修正了《乱中杂录》里关于此战的时间，还将地名从金乌坪改为了素沙坪。但是日军主将的名字，《宣庙中兴志》却搞错了，误以为是加藤清正，实际上应该是黑田长政、毛利秀元。
再后来成书的《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1657年成书），则只提到明军与日军战于素沙坪（九月八日），而对于稷山之战（九月七日）却全然没有提及：
解生等伏兵于稷山之素沙坪，乘贼未及成列，纵突骑击之，贼披靡而走，死者甚多。又遣游击摆赛将二千骑继之，与四将合势追击，又破之。
素沙坪（金乌坪）之战在朝鲜文献中诞生的时间很晚，且越往后的文献，朝鲜人赋予它的意义也越大，认为经由此战，明军狠狠教训了北上的日寇，迫使其举军南遁。但是，如此重要的一战，在《明神宗实录》《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当中却完全没有记录，实在是很可疑。
不过，笔者认为素沙坪（金乌坪）之战还是有可能存在的。亲历丁酉再乱的朝鲜人吴希文著有《琐尾录》一书，他在书中记录了一场与素沙坪（金乌坪）之战高度相似的战争，说日军先锋曾经伪装成朝鲜人，在京畿道阳城与振威交界处与明军游击颇贵相遇，结果被颇贵尽数击杀：
贼奇则顷者先锋来到阳城、振威之境，与颇游击相逢。贼着我国人服混杂，而唐将觉其伪，击杀殆尽。故贼退阵于稷山，而一枝则向竹山之路云。
素沙坪（金乌坪）正是在阳城、振威境内（即《象村稿》说的振威、稷山之界），在稷山西北方向。而竹山，则是在稷山的东北方向。也就是说，日军在稷山之战后分别往西北、东北两个方向进兵，并在西北方向再次与明军接战。《琐尾录》的记载，可以视作素沙坪（金乌坪）之战确实发生过的证据之一。
其次，对照明朝、朝鲜官方史料，可以发现一些素沙坪（金乌坪）之战存在的痕迹。明朝御倭经略邢玠在奏疏集《经略御倭奏议》中，记录摆赛曾参与稷山之战，与日军搏战：
……（摆赛）与原任副将解生等统兵堵截，大战稷山……
……其战稷山也，当狼奔豕突之势，而奋勇冲锋，使狂夷不敢长驱而深入……
……顷稷山、蔚山前后累捷，所在著名，众推其（摆赛）勇……
……摆赛出身降虏，夙号骁雄……其在东征也，无战不先。最吃紧者，稷山冲锋之役……
而根据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摆赛并没有参与九月七日的稷山之战，他是在解生等四将从稷山逃回水原以后，才被麻贵下令抄领2500人迎击日军于通往水原的大路上，之后就没有了下文。但既然邢玠在《经略御倭奏议》中提到摆赛参与稷山之战，那可知在九月七日的稷山之战后，明军应该再度与日军在稷山附近发生过冲突，而摆赛也参与了战斗。这样一来，摆赛参与的很可能就是九月八日发生在稷山西北方向的素沙坪（金乌坪）之战。
假使素沙坪（金乌坪）之战是存在的，那为何《明神宗实录》《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全然没有提及？可能是因为此战事实上只是非常小的一次冲突，因此明朝方面甚至都没有相关的报告，于是就忽略掉了。
素沙坪（金乌坪）之战的真相，应是九月七日的稷山之战后，一小股日军部队伪装成朝鲜人，往西北方向进军，但是被明军击退了。由于规模非常小，当时无论哪一方都没引起足够重视，直到后来才被较晚成书的一些朝鲜史料给大张旗鼓地宣传了出来，并做了夸张的描述。
以朝鲜史料《象村稿》为例，该书记载，明军在稷山之战中斩首日军31级，在素沙坪（金乌坪）之战中斩首日军64级，后一场战争取得的战果远远胜过前一场。但《明神宗实录》只记载明军在稷山之战中斩首29级，对素沙坪（金乌坪）之战则丝毫没有提及。如果素沙坪（金乌坪）之战真的有那么重要，当时的明军各级将官怎么可能不大肆宣传？又怎么可能在明人文献中几乎找不到记载？显然，即便素沙坪（金乌坪）之战真的存在，在当时明军将官的认知中，也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场小战而已。
尽管如此，成书较晚的各种朝鲜野史并没有放过对素沙坪（金乌坪）之战进行再创作的机会，不停地对这一场本来无人瞩目的小战进行夸张的加工。以《无名子集》为例，此书声称，在素沙坪之战中，明军先是使用了一种叫作“弄猿”的神奇生物，使数百“弄猿”骑着马冲入日军阵中，将日军打得措手不及，然后明军骑兵亲自突阵，一举击败日军。原文对此记载道：
鞑将解生、颇贵、摆赛、杨登山等四人率铁骑四千、挟弄猿数百骑，狙伏于素沙桥下，望见倭自稷山如林而北。未至百余步，先纵弄猿。猿骑马执鞭，鞭马突阵。倭国本无猿，始见猿似人非人，咸疑怪，驻阵眄望。既逼，猿即下马入阵中。倭欲擒击，猿善躲避，贯穿一阵，阵乱。解生等急纵铁骑蹂之，倭不及施一铳矢，而大崩溃南走，伏尸蔽野。
所谓“弄猿”，其实就是猿猴。尽管这些朝鲜野史对明军操纵猴子打败日军的战术描写得绘声绘色，可说到底稗官野史不足为信。这些说法，可能是后世的朝鲜人为了美化明军在稷山之战中无法击退日军的行为，而刻意虚构出来的。说到后来，他们开始深信自己创作的历史，反而把真实的历史细节给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