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镜
传统的中国镜是铜镜，以圆形居多，方形镜较少。当然，也有少数铁镜。镜面平整光滑；镜背有反映中国文化特色的纹饰图案、文字，并铸有钮，以便悬挂或插植。钮镜不仅是中国，而且是整个东方文化的传统，它区别于古埃及和欧洲的柄镜。
在谈及古铜镜之前，我们先要述及周代及其之前，许多遗存至今的称为“监”的器物。它或者是陶制，或者是铜制，除了花纹、器形和提耳有变化之外，它们本质上就是一个盛水的盆。镜史上最原始的“镜”，当为池沼湖泊的平静水面。原始社会，美的观念曾使人们面水寻影、梳妆打扮。陶器出现之后，就有了“水监”。只要在陶盆里盛上清水，并将陶盆置于明亮之处，它就形成了一面相当好的水镜。甲骨文中“监”字的造形，就是描摹一个人对盆水寻影。当金属镜发明之后，也就是有了铜镜以后，西周金文中有了带“金”字旁的“鑑”或“鉴”字。而今日通用的“镜”字可能出现于战国后期。当然，在铜镜发明并使用很长的时间之后，“水监”还在被使用。“贫家女无以为镜，每以瓦盆之水而镜之。”⑨
据考古发现，铜镜的问世比铜器时代的出现要早得多。约公元前2000—前1900年的齐家文化时期已有铜镜，如1975年甘肃广河齐家坪出土的素镜（背面无纹饰），1977年青海贵南尕马台出土的七角星纹镜，以及甘肃临夏出土的复式多角星纹镜。这时期铜镜镜背均带钮，制作较为粗糙。历史学家称公元前3700—前2000年为铜石并用时期，或许还可指望更早的铜镜问世。进入铜器时代后，商代铜镜增多，据统计，21世纪前共出土九枚，以河南安阳出土居多，其次为陕西扶风。但也有流布于新疆哈密地区的商代铜镜。已出土的西周镜数量相对商代成倍增加，它们分别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浚县辛村，陕西宝鸡、凤翔、扶风、淳化，内蒙古宁城，以及新疆哈密等地。其中绝大部分是素镜，只有一枚镜的背面铸有鸟兽纹。春秋战国时期，不但是制铜技术有极大提高的阶段，而且是我国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的历史阶段。考古发掘此时期铜镜约千枚，其分布地区广，品种多，制作精细，花纹繁缛。入汉以后，铜镜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又大大超过战国时期。仅1957—1958年，在洛阳西部发掘的217座汉墓中出土的铜镜就达175枚。随着历代铜镜的大量发掘，以铜镜为对象的研究也日渐兴盛。研究者们编制历代铜镜图录，从镜背纹饰与图案中研究其文化价值，探讨中国古代与其他各国的文化交流，还从科学技术方面着手研究它的历史变迁，对它的结构成分进行化学分析和模拟实验，等等。可以说，形成了一门中国古代铜镜学。
由于铜镜的镜面必须平整光滑，以便照人，镜背又有文字、图案——这显示其文化价值与时代特征，因此，有关镜的文物报道与著作，往往将其背面制图拍照，告示读者。后来，文物工作者又从科技的角度，除报道文字作详细说明外，或拍照铜镜的侧面，或绘制其横断面图，以示其曲率等情形。它们为研究铜镜的科学或光学特征提供了较全面的素材。如图2-12所示，它是在河南偃师杏园村北魏墓出土的一枚铜镜。其中心白亮圆环为镜钮，不同半径的同心圆将镜背分成几个环带，每个环带画有精美的图案。在显著的内环带上，以四乳（四个白色双圆）将镜分成四部分，内绘跪坐着的仙人，其两胁下飘带飞舞，四乳间盘卧狮虎状瑞兽。在其外的一层环带上，绘12个半圆涡纹，涡纹间均为一个四字方枚，字体缺笔不清。在此环带外，还有三层绘画环带。镜面微凸，直径为15.1厘米。考古工作者精心复原绘图，又绘横断面图，读者一眼即可知该镜的面貌和可能的光学特征。
图2-12 河南偃师杏园北魏铜镜
我们再看看在浙江龙游东华山发掘的八枚铜镜（见图2-13），它们分别是西汉初至东汉中期的遗物。其中，①为云雷纹镜，直径14.2厘米，镜面微凸。②为方格规矩镜，直径16.8厘米，镜面微凸，主纹为规矩纹，间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其间还有鸟、兽等图案以及八乳钉纹。方格座内有铭文“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每字间以乳钉纹。此外，在外环带上也有铭文。这种带有地支铭文的铜镜与我国罗盘方位的起源极有关系。③为昭明镜，直径10.8厘米，铭文环带书“内清昭以日月，光以章”，镜面微凸。④也是昭明镜，直径8.6厘米，镜面略有微凸。⑤是蟠螭纹镜，直径10.4厘米，镜面平。⑥为昭明镜，直径7.8厘米，镜面略有微凸。⑦为日光镜，直径7.1厘米，铭文环书“见日之光，天下大明”，镜面略有微凸。⑧也是日光镜，其铭文与⑦同，直径8.6厘米，镜面微凸。在这八枚铜镜中，绝大多数是凸面镜，其中①、②、③和⑧镜面凸起明显；④、⑥和⑦，虽不明显，但略微凸起；只有⑤是一枚真正的平面镜。浙江龙游的这八枚铜镜，是从西汉初至东汉中期这一阶段镜面状况的一个很好的反映。
图2-13 浙江龙游东华山汉代铜镜
在已发掘的从齐家文化到商周之际的早期铜镜中，只有四枚镜的镜面微凸：前述齐家文化甘肃广河齐家坪素镜，1934年在安阳侯家庄出土的殷商时期扇纹和平行纹镜，1976年在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弦纹辐射纹镜，以及1979年在陕西凤翔发现的商周之际素镜。可见，其时人们对于镜面要求不高，光学知识也掌握不多。其中，曲率最大的是殷商时期扇纹和平行纹镜，该镜凸起3.5毫米，从镜边至中心形成一个平滑弧面。据粗略统计，在西汉初至东汉中期，凸面镜数量增加，曲率稍有增大；在东汉晚期至六朝，凸面镜数量和曲率值明显增大；隋唐五代，平面镜多，凸面镜曲率也稍降低；宋代及其后，凸面镜数量及曲率值又趋回升。
我们不妨先欣赏三张历史上的绘画，以证实上述统计结果的真实性，然后再讨论凸面镜相对于平面镜的一些优点。图2-14为晋代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局部，画面为一侍女帮助女主人梳头，其前面为插植于镜杆上的铜镜。从画面中女主人与镜的距离，女主人脸部大小与镜大小之比较，可约略估计该镜是一微凸的镜子。图2-15为唐代周昉绘《纨扇仕女图》之局部，显然，侍者所执之镜面大于梳妆照镜者之脸面，这镜无疑是平面镜。图2-16为宋人绘《半闲秋兴图》的局部，照镜者远离镜案与镜台，而镜内的虚像清楚且绰绰有余地将照镜者全部脸面反映出来了，这无疑是一个微凸的平面镜。这三幅画的时代及其所反映的镜面特征与上述统计结果几相吻合。
图2-14 晋代顾恺之绘《女史箴图》（局部）
对于平面镜和凸面镜的区别，早在战国时期，《墨经》已对它的成像情形做了科学的讨论。《墨经》认为，平面镜的成像是对称的，凸面镜是缩小的正像。以镜照人脸容，整肃衣冠，平面镜不得小于人脸。否则，按照对称性原理，就照不全脸面。若将镜面做成微凸，则镜子就可以小些，且节省了制镜原料。对此，宋代沈括做了极好的解释。他在《梦溪笔谈·器用》中写道：
古人铸鉴，鉴大则平，鉴小则凸。凡鉴洼，则照人面大，凸则照人面小。小鉴不能全纳人面，故令微凸，收人面令小，则鉴虽小而能全纳人面。仍复量鉴之小大，增损高下，常令人面与鉴大小相若。此工之巧智。
沈括在此比较了平面镜、凹面镜（“鉴洼”）和凸面镜三者成像情形。平面镜若小，则“不能全纳人面”，而凸面镜“虽小而能全纳人面”。他进一步指出，在镜的粗坯制成后，“复量鉴之小大”，在镜面上“增损高下”，即改变其曲率半径，从而可使“人面与鉴大小相若”。这是极符合光学原理的叙述。因为球面镜的像距U、放大率M、曲率半径R有以下关系：
M=RU /（2U-R）
当像距U取一定值后，则M = f（R），这就是说，放大率M仅仅与曲率半径R相关。这时，改变曲率半径就可以增大放大率，从而使小镜“全纳人面”。
出土文物中，许多铜镜的镜面做成微凸形状，其道理就在于此。隋唐五代时，平面镜较多，因而镜要铸造得大些。比较图2-14至图2-16，我们自然感觉到图2-15中唐代绘画的镜子要比其余的镜子大，以至于令侍者端镜，而并非将镜安插于小巧的镜架或镜台上。当然，图2-15描绘的是富庶的王公贵族的家庭生活。对于平民百姓而言，有一面小小的铜镜，甚至有一个陶鉴就满足了。
图2-15 唐代周昉绘《纨扇仕女图》（局部）
图2-16 宋人绘《半闲秋兴图》（局部）
顺此，我们谈谈铸造铜镜的合金成分。据《考工记·栗氏》载：“金有六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这里，“金”即指铜。它表明，春秋战国之时铸镜工规定的镜的合金成分为：或铜一分，锡一分；或铜一分，锡半分。今人对“金锡半”的理解，以后者较为接近文物实测的分析结果。铸镜的工艺程序大致是：首先选料、配料，配料中涉及合金成分的比例，除铜、锡外，还掺有少量的铅；其次是熔烧、铸造，包括预先制好镜模；再次是热处理加工，刮削，研磨；最后是所谓的“开镜”，即外镀并打光。经过这些工艺过程之后，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说：“鬓眉微豪可得而察。”其中的“磨镜”工艺，在宋代京城是遍布街巷的“小经纪”之一。
古埃及的铜镜产生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其铜镜制作技术一直不佳，镜面粗糙。青铜镜在古代西方相对少些，而玻璃镜得以发展。《圣经·出埃及记》述及青铜镜的铜锡比为38∶8，《圣经·约伯记》则记为37∶18。后者与《考工记》的记述类似，但其记述此事的时代显然比《考工记》晚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