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对于基金行业来说，无疑是个具有“拐点”特征的年份：规模、结构、风格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居民资产配置发展阶段演化的必然结果—和基金“长大以后”的烦恼类似，居民财富总量快速增长，但是安全稳定的投资标的并不多，基金成为“你别无选择”的选择。
在之前第二章和第五章的讨论中，我们知道，近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期里），资本的回报率大于经济增长率、劳动收入增长率。这意味着，拥有资产比拥有劳动力要更容易实现财富积累，拉开财富差距。这件事的负面效果当然是社会财富分化加大。但自70年代以来，美国因为养老基金、退休计划等制度的推行，几乎没有储蓄的美国穷人（家庭）也得以间接参与美国股市，分享到了美国企业增长的红利，基金像是这些个体家庭的“白衣骑士”。
在中国，房产在家庭财富中占据了决定性地位，金融资产一直是从属地位。随着2020年城市房价的分化，城市房产限购的推进，货币基金利率水平的快速下降，“基金”等金融资产在中产家庭财富中的重要性开始凸显。我们的调研数据显示，疫情冲击下，在那些大城市、高学历、高认知的个体家庭中，49.2%的家庭加大了在股票和基金上的配置比例，41.8%的家庭维持仓位不动。这波操作也让他们的金融资产平均增值20.4万，家庭总资产在疫情后有了3%的提高。
从投资决策的角度来说，个体选择千人千面，不能一言以蔽之，任何说自己能预测未来涨跌的大多是话术或者骗局。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去摸索“规律”——未来5年甚至10年，基金选择上我们是否有可用的方法论？为了避免讨论过于枯燥，我们不妨用两个最知名的明星基金经理来做分析。
王亚伟是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基金市场上的超级明星，从2005年到2012年，王亚伟旗下的“华夏大盘精选”两度成为市场冠军基金，累积回报率接近1200%，年化收益率达到50%，和巴菲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业绩堪有一比。张坤则是最近这10年基金行业“定海神针”般的存在，他的代表作“易方达中小盘”从2012年到2020年第3季度，8年间累积回报率800%，年化收益率接近30%，考虑到过去10年整个市场的低迷状态，张坤确实在稳健和高收益间取得了很好的均衡——如果以2012年为界，王亚伟和张坤是中国股票投资界的两个标志性人物，他们的投资风格和中国的增长模式及市场价值结构有很强的相关性。
我们对王亚伟和张坤管理的两个代表性基金的收益进行了拆解，发现两个人的业绩来源非常不同：王亚伟的超额收益主要来自行业配置，93%的超额收益都可以被行业配置收益所解释。这个从华夏大盘重仓股的组合上也可以看出端倪——王亚伟很少配置市场上最热门的股票，他的持仓和整个行业的重仓有强烈反差。像2006年行业大热门是银行股，但是王亚伟始终没有配置银行股，而是挖掘冷门，上半年配置新能源、军工、食品饮料，下半年则减持估值已经偏高的食品、军工，增持有色、传媒、机械等行业——这些准确的判断使华夏大盘基金当年以154.49%的收益率名列前茅。
张坤的风格非常不一样，他旗下基金的超额收益率中，行业配置和个股选择的贡献率分别为59%和63%，个股选择的占比甚至更高。这和现实中我们的体感非常一致：张坤近年来在上涨幅度很大的食品饮料、医药行业上配置比较多。但是除了选对“赛道”外，他对个股的选择也非常精准，以白酒行业为例，张坤的重仓股有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洋河股份、山西汾酒、水井坊。这些股票都是白酒中的一线股票和热点二线股票，收益率都非常可观。
王亚伟更倾向于换手，而张坤则更像巴菲特的忠实信徒——看中企业实际业绩，并毫不犹豫地长期持有。
这种投资风格和基金经理的个人经历、风险偏好不无相关。但深究一步，这里面其实反映了我们国家增长方式和股权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以2012年为分水岭，我们的增长速度从高增长转入中高增长，增速放缓。高增长年代的经济内生动力很强，政策调控节奏比较频繁，反映在股票市场上，就是“普涨普跌”，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股市之前的R2非常高，95个股信息得不到有效反映的原因。所以王亚伟的“行业赛道”策略是奏效的。
但是到了中高速甚至中速增长年代，那种驱动整个行业普涨的动力减弱，个体企业能力开始分化凸显，反映在股票市场上，就是行业赛道竞争逐渐转向企业竞争。这个时期的投资策略，就需要更多关注“个体”——张坤式的策略在这个阶段的突出表现，则与这个大背景相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纸上讨论了十多年的巴菲特式的“价值投资”后，中国股市终于开始逐渐演进到这个阶段。对于个体投资者来说，不管是选择个股还是选择基金，可能需要对这个趋势加以注意。
一个人的命运，当然是靠个人的奋斗，但是也和历史的进程密切相关。一个市场的演进，一个投资标的的选择，何尝又不是如此呢？